灵州因为辖境内丰富的煤炭资源和烧制技术以及唐朝一度在这里留下的丰富的技术积淀，使这里扮演起了西夏制造业中心的角色，其中陶瓷制造在西夏境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鄂尔多斯，甘肃省的武威塔尔湾，宁夏灵武等地的西夏瓷窑旧址，闪耀着西夏时期制瓷技术的智慧之光。时光掩隐过这一地窑址和那些隐约模糊的西夏瓷，留下一个不公正的事实：中国陶瓷史上，西夏瓷缺席已久。
西夏王朝境内缺少铜、铁等金属原料，而铜、铁等金属被大量使用在钱币铸造和武器制造上，大量生活用品需要别的原料来替代。西夏境内的民众通过和内地的交流，掌握了陶瓷制造工艺，一些地方开始形成规模不同的陶瓷制造基地，以满足当地军民的生活、军事之需。
煤炭，古代叫“石炭”“乌金石”“黑丹”。早在汉代就已经用它作燃料，但在农耕为重的中国封建社会，木炭、木柴仍然是主要燃料。北宋中后期，煤被广泛应用到城镇家庭与手工业生产中。在河北、河南、陕西、山东以及今天的安徽等地，官府设置了专门管理采煤的机构，开展了大规模的煤炭采掘，并且推行了煤炭专卖政策。
1075年，北宋政府在东京燃料市场主要供应的是煤。煤的大量开采，不仅为冶炼工业提供了充足的新燃料，而且提高了冶炼质量。利用煤炭来冶炼钢铁，生产的兵器也十分犀利。西夏的使者冬天到开封时见到取暖用的煤，被这些神奇的“会燃烧的石头”所吸引。后来，西夏境内也开始规模挖掘煤炭，并使之成为制瓷业的主要燃料。
灵州在西夏建国前就是一个北方经济、军事与文化重镇，灵武境内的瓷窑堡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资源；同时，这里的煤矿层中含有充足的石泥岩，是优质的制瓷陶土。窑址旁边的河沟常年流水，为窑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瓷窑堡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了建立瓷窑的基本条件。这里很快成为西夏重要的陶瓷制作中心，和西夏境内的其他制瓷中心，丰富着西夏的陶瓷制造业。
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率领“中亚探险队”，第三次前往黑城挖掘文物时，挖掘出大量西夏瓷器。在《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这样记载：“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并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即当地所产。”可见，远离西夏都城上千公里的黑城一带，就有大量西夏瓷器。由于中国陶瓷专家对宋、辽、金三国的制瓷业有全面了解而缺乏对西夏陶瓷的了解，因此无法确定大型的西夏瓷窑遗址，加上一些国宝级的西夏瓷器罕有走进陶瓷专家的视野，所以，1980年编写出版的大型巨著《中国陶瓷史》，对宋、辽、金的制瓷业进行了记载，西夏瓷史却成为一项空白，西夏瓷器没能在中国陶瓷史中留下记载。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居延汉代烽燧遗址考察过程中，该所研究员马文宽发现了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因缺乏对其作为西夏的实物的例证而苦恼。无意中，他在明朝《嘉靖宁夏新志》中发现了线索。该书记载：“瓷窑山，灵州东北六十里，为陶冶之所。”
这座瓷窑山，在西夏时期是否生产瓷器呢？这座瓷窑遗址究竟在何处？马文宽决定前往灵武揭开这个谜底。1984年6月，在灵武县城以东35公里、距瓷窑堡镇西北4公里处终于找到了瓷窑遗址。在这块当地人称为“瓦罐梁”的地方，发掘出了大量的瓷器、窑具残片，他当即把瓷窑堡遗址作为研究西夏瓷器历史的突破口。
1984耀1986年，马文宽和他所在的考古队对瓷窑堡遗址所在地周围经过3次系统发掘，共清理西夏窑炉3座、西夏瓷器作坊8座、元代瓷器作坊1座、清代窑炉1座，发掘面积约700平方米。出土瓷器、瓷具、窑具共3000余件，同时发掘出大量墨书西夏文瓷片、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的瓷片和西夏钱币。西夏境内出土的陶瓷器以前多被定为北宋或金的产品，瓷窑堡的调查发掘订正了史误。由此确立灵武瓷窑堡瓷窑遗址是西夏的一处古瓷窑遗址，也是宁夏境内古代制瓷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唯一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瓷窑，为研究西夏的物质文化，尤其陶瓷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在瓷窑堡以北约4公里（今回民巷）处，后来也发现了一处西夏瓷窑址。至此，从瓦罐梁到回民巷再到瓷窑堡周围10公里范围内的遗址上，挖掘出大量西夏陶瓷，昭示着这里作为西夏王朝的制瓷中心的规模和作用。从1974年灵武窑的挖掘开始，对西夏瓷器生产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西夏王陵挖掘过程中，出土的建筑物附件中的琉璃鸱吻龙头鱼尾、琉璃摩羯、妙音鸟等，也体现了西夏烧制陶瓷的高超工艺。西夏学家称赞这些文物“既是实用的建筑构件，又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可列为中国中世纪陶瓷的代表作，即使把它同现代的优秀瓷制工艺品相比，也毫不逊色”（史金波语）。1982年，甘肃省武威市塔尔湾西夏遗址陆续出土了115件西夏瓷器；在宁夏石嘴山、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等地挖掘出的西夏瓷器，连同灵武窑西夏瓷器，它们和当时鼎盛于世界的宋朝陶瓷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如五朵金花盛开在宋代制陶业版图上，八大窑系遍布全国。与宋朝同时在中国北方并立的三个游牧部族政权——契丹人建立的辽、党项羌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这些王朝都有各自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所生产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点外，明显有受到唐、宋北方诸窑影响的痕迹。灵武窑中的回民巷窑受陕西耀州窑的影响较大，灵武窑中的瓷窑堡窑以盛产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为自己的特色，与山西北部诸窑生产的剔刻花瓷有着明显的联系，可见当时在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陶瓷工艺的传播和流布状况。
宋代定窑白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所谓的“泪痕”。这是上釉过程中，釉浆流淌的痕迹，“泪痕”厚处均有明显的偏黄色。无论是正烧，还是覆烧，“泪痕”流向均是自上往下流淌，这是鉴定定窑瓷器的重要特征。在银川市贺兰县发现的西夏佛像中，其中有7尊流泪的佛像，可能就是宋代定窑影响下的产物。但定窑目前没发现流泪的佛像，西夏佛像中流泪的佛像，给西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灵武一带以及凉州、黑城等地建立的大型瓷窑表明，早在李继迁时期，党项人还从北宋进口瓷器，到西夏立国后，西夏瓷器制作没有经历一个从空白、低级、高级发展的过程，而是突然兴盛起来。这“应是西夏雇佣了熟悉制瓷的汉地匠人，直接利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制瓷技术，使西夏制瓷业一步到位，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史金波：《西夏社会》，第111页）。西夏瓷器也完全见证了西夏和中原王朝在制瓷业上的学习、交流。西夏的瓷器工艺，一方面继承了中原地区的制瓷工艺，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体现了北方游牧部族的艺术气质，这使它缺乏中原地区官窑生产的细腻、柔和、艳丽的特性，从而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在吸纳中原制瓷业过程中的继承和变异，使西夏瓷成为中国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蒙古的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境内的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境内，宁夏考古工作者在贺兰山东麓的缸瓮井、插旗口等地也发现了西夏瓷窑遗址。从鄂尔多斯高原到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东西，从宁夏海原到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境内，都发现了西夏瓷器、窑址。西夏瓷器遍布当时的西夏帝国境内，而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后来走进了“国宝”的行列，完全可以和当时宋朝境内的窑址生产的瓷器媲美。
本章承惠
1援索南多杰编著：《历史的痕迹：祁连县地名文化释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2.陈文德（台湾）：《北宋帝国危机生存》，九州出版社，2006年
3.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周宝珠、陈振：《中国历史·宋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5.《灵武市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7.邓肯（美）：《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