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在利用自身资源和技术上，有些融合了汉地技术，有些则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武威是当时的西夏陪都，甘肃武威发现的象棋，正反两面分别刻着汉字和西夏文，从中可以看出，中原地区的诸多文体娱乐用品，不仅传入西夏，而且被赋予了鲜明的西夏特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让我选择一个中国的朝代来居住的话，我一定会选宋朝。”宋王朝长期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域，甚至用礼物和岁币的方式讨好契丹、党项政权签订停战协议，用金钱换取和平。这些协议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并没有使宋朝受到实质性的损失，尽管它将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让给辽和西夏控制，但宋朝控制下的地域大致和不包括俄罗斯的欧洲一样辽阔，拥有大约1亿人口。宋朝依靠南方地区的科技水平充实着帝国的内部经济活力，使宋朝很快就进入当时世界上生产力最高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行列。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学习这个王朝的先进科技、军事装备、政治制度、法律文献、科举形式甚至生活方式，西夏更是不例外。
对于10世纪的中国北方游牧族群来说，“西索温洛，东镇齐鲁，北依燕赵，南控江淮”的开封，不仅是一个地理和军事意义上的重心之地，而且，也是一个令那些整日在草原或戈壁、沙漠地带的游牧部族首领们无法想象其生活场景的“人间天堂”（即便是到南宋，柳永笔下的杭州美景，让女真人的领袖看了后，赞叹之余就想图谋这座人间天堂）。随着西夏国力经由弱小变为强大再至衰落的历史演进，开封也开始了作为亚洲枢纽中心的兴衰历程。这个历程的完成，不仅影响了中原王朝和中国南部的关系，甚至也和今天的越南、朝鲜发生了不同角度的关系。这里发出的一条条政令、军令，显示着一个亚洲王朝的威严和屈辱、光荣和失落。对这一切的解读，还有一个重要的通道，那就是来自北方草原上的契丹、党项、女真、回鹘、吐蕃、蒙古等族群。以今天的中国版图作参考，以公元10世纪前后的开封作支点，从东北的契丹、女真到西北的党项、回鹘、吐蕃，正好是个扇形，中国10世纪前后政治格局呈现在一个扇面上。
一幅带有理想色彩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民众生活幸福指数颇高的北宋都城生活场景。这时的开封城里已经居住着百万人口，发达的漕运连接发达的海运，使开封一度成为亚洲的枢纽。开封城里上至君主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西夏这样的北方游牧部族向往的。西夏的国王不仅派出使者、间谍、僧侣、工匠、商人进入开封，开展政治外交、宗教学习、商贸往来。同时，连宋朝宫廷释放的宫女，也高价购进，以了解宋朝宫廷内的生活情况。
开封不仅以北宋王朝的行政中心的面孔出现，也以商业中心和制造业中心出现在世人视野中。这个时候的北宋生产的铁和金属制品，比欧洲18世纪生产的总和还要多，用煤取暖比欧洲早了7个世纪，这些成就也是当时中国北部的一些草原王国所无法想象的。李继迁到开封时，就被当时开封城的繁华所迷醉；李德明也一度派人到开封学习；元昊多次派人到开封索求汉地儒家或佛家典籍并翻译成西夏文；金朝也让人把《论语》等典籍翻译成女真文。
西夏向宋朝或周边政权打开的学习之门，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从衣食住行看。立国前的西夏就开始学习宋朝的服饰制度，正式规定文武官员的衣着。借鉴唐、宋官员的服装特色，以文职官员穿紫色或红色官服；普通民众穿青色或绿色服装来区别贵贱。武官则头戴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穿着紫色战袍，这明显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宋朝曾经要求那些穿党项羌族服装的西夏使臣更换衣服，西夏的使者说：“我们是奉本国的君命来见你们的，头可断，衣服和头冠不能更换。”结果被开封方面遣回去。另有一次，西夏使者出使宋朝，同样遭到开封方面的拒绝，使者在开封东华门脱去了党项羌的服装，换上宋朝服饰后才被允许进入开封城觐见宋朝皇帝。由于西夏前期在皇帝更迭时出现学习汉礼和恢复蕃礼之间的争执，也就出现了西夏朝廷或民间服装之间的变化，但一个总的趋势是：原来的皮毛服装逐渐改成了纺织品，富裕的人穿起了绸缎，一般平民穿起了布衣。
西夏中期后，服饰更加效法中原王朝。进入乾祐年间后，西夏的官修典籍中，对皇帝、太后、太子等皇室人物的法服、朝服和常服有着明确的规定。《天盛律令》中对民间服饰的颜色有着严格的限制和禁令。对皇帝专用的衣服颜色、特殊的装饰花样和贵重的饰物的使用有着明确的禁止范围，违者会被处罚；对妇女的穿戴也有专项限制。虽然地处西北内陆，但西夏和宋朝的交往，使宋朝内地的男女饰物也出现在了西夏人的身上，政府机构中还专门设有制作首饰的、属于末等司的首饰院。《天盛律令》中还规定了婚服、嫁妆、丧服以及军服的色彩、制式、适用范围等等。
在饮食方面。除了前章所描述的茶、酒之外，西夏百姓的饮食生活最初比较简单。农业区的人们主要以粮食、蔬菜为主，肉食兼有；牧区则以乳品和肉品为主。后来，宋朝的大量饮食品流入西夏的高层和民间，北宋的饮食习俗逐渐在西夏蔓延流布。
居室方面。西夏由游牧时期的帐篷时代到定居时代的住房建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都城兴庆府毁于战火，我们无法更多地了解西夏皇城内的建筑结构和特色，从一些离宫里的建筑材料分析，那时的西夏皇家建筑在用材及技术上，大量汲取了宋朝的经验技术，甚至在王陵的建筑上也大量借鉴内地风格。而普通的党项居民，在唐朝时期及宋朝初期，居住着帐篷。西夏立国后，普通民居的帐篷被规定为帐上的盖头是青色，下部为白色，不准使用只有青天般的青色或党项羌的崇拜色白色。
交通建设方面。西夏的交通主要是陆路，经过几朝努力，逐渐形成了以今银川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同时，其境内的祁连山、贺兰山等大山以及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地貌，给交通又带来很大的阻碍。马匹、骆驼、毛驴、牛等成了帝国境内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西夏时期和周围其他政权日益繁忙的经贸往来，加上不停的战争扩张，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更大的需求。西夏专门设置了属于中等司的都转运司，司内设6正、8承旨、8都案、10案头，在各地又设置了10处边中转运司、21个地边城司，形成了西夏交通网络。出没在这些交通网上的人，除了步行外，还有骑乘马、骆驼、车、轿以及牦牛等，最多的是马。西夏境内盛产马，马匹不仅是作战取胜的重要工具，还是普通民众出行的交通工具。西夏文《碎金》中记载“运货骆驼强，驮重毛驴弱”，可见西夏人对骆驼的运输很注重。在交通上，西夏《天盛律令》中专有“桥门道”，规定了对道路、桥梁要及时修整：兴庆府内的唐徕渠、汉延渠等，上面的桥梁、道路如果需要修整时，要上告转运司，转运司派遣人去计量所需要的人工。假如到了应该修造时而不上告，有关官员罚马1匹，平民打13杖。对于巡水的官员听到桥梁损毁而不上告者，同样要判罪，而对于损坏桥梁、道路者，按盗窃罪作出具体处罚。水路交通上，《天盛律令》中记载，西夏境内有24个渡口，国家机构中为此还设立了“渡船门”。渡船也由政府严格控制，水利税收则由国家负责收缴。黄河上的交通工具中，有皇帝出行的御舟，也有平民的木船、木筏、皮筏。
音乐方面。党项民族素有爱好音乐的传统，他们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笛、箫等，以击缶为节。唐僖宗时赐给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全套鼓吹，共有3架，大架用1530人，中架用781人，小架用816人。以金钲、节鼓、搁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呜、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笳、笛为乐器（见《西夏书事》卷十二）。用全套乐器装备起来的乐队俨然是一个人数庞大的乐团，说明党项羌在当时已接受了中原音乐的影响，并且出现阵容较为庞大的乐队。五代时，党项羌常到中原贸易，在市井中“醉则连袂歌其土风”，可见党项人是擅长歌咏的。党项音乐经五代至宋朝，时隔百余年而音节悠扬，声容清厉，仍有唐朝遗风。李德明时期，与北宋关系良好，“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元昊继承王位后，认为中原的音乐不足以效法，并且根据当时的建国需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在国中流行。这是西夏音乐的一次大改革，对西夏前期有着重要的影响，直到100多年以后，才又有了较大的变化。
西夏文化的侧重面往往随着政治的变迁而改易，音乐也不例外。惠宗是一个爱好汉族文化的皇帝，他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那些相当于今天的歌舞小姐、走穴音乐人的乐人，带着宋朝的歌舞，走进西夏境地，说明中原汉地音乐受到西夏统治者的欣赏。崇宗时期也很注重音乐，宗室子弟仁忠、仁礼二人“俱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崇宗晚年亲作《灵芝歌》并与大臣相唱和，完全可以说明当时音乐在西夏之盛。
到西夏仁宗时期，大刀阔斧地推行儒学，音乐的改革就势在必行。仁宗在发展佛教、推进儒学的同时，于1148年命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参照西夏制度，修定乐律。原来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以后，已经不是唐末的遗音了。新乐改成后，赐名《鼎新律》，并为此提升了李元儒等人的官职。这次音乐改革使西夏音乐吸收了更多中原音乐的元素。
西夏音乐不仅受汉地影响，而且有一些西夏人还能直接用汉语唱歌，这和当时不少党项人、汉人能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在西夏交界的陕北，曾作过几十首歌，让士兵传习歌唱。沈括笔下“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可见当时边界地区的党项羌也学会了唱宋朝内地的歌。就连宋朝的皇帝也欣赏当时的西夏音乐，1083年，宋神宗召见宋夏边境米脂寨投降的党项乐人42名，并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
西夏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名为“蕃汉乐人院”，在行政机构中属第五类，可知当时西夏蕃乐和汉乐两种音乐并存。《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所记乐器种类很多，其中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大鼓、丈鼓、拍板等，看来蕃、汉乐所用管、弦、打击乐器已经比较齐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