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崇尚酒的民族，它是中国历史上对饮酒地点、酒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专门规定的王朝。如果西方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的考证正确，那么，西夏是世界上最早酿制蒸馏酒的王朝。一旦让毫无节制的酒风漫漶整个王朝内脏时，酒就成了浇软帝国躯体的催化剂，也成了迷乱整个帝国心智的一剂迷药。
一个游牧族群是无法离开酒香的，一个善于征战的族群更是离不开酒香，一个在漫漫迁徙途中唱着悲壮流歌的族群，更无法避却酒香。党项羌的历史，就是一部酒香四溢的历史。漫漫历史淹沉了他们的酒瓮，也逐渐在破坏着这个族群肢体内的各种功能。在“有灵魂的水”的浇灌下，党项羌从青藏高原上起步，在一曲曲酒歌里完成了长途迁徙，一坛坛美酒为一批批军人充斥着血性和战力，为一个个党项女子添加妩媚和妖娆；西夏疆域扩张过程中，一个个遍布西夏帝国境内的酒坊飘溢出的酒香，为征杀的将士送去了战斗中的硬气和勇气；建立帝国后，帝王们在兴庆府的皇宫里或贺兰山的行宫里饮乐时，也是一樽樽西夏美酒成就着帝王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在销蚀着一个帝国的活力与战斗力；帝国被粉碎后，那些逃亡的皇室成员，在仓皇奔途中，也是一杯杯酒在给他们壮胆，将他们送到逃亡的各个落脚地。
早在唐代时，杜佑在他的《通典》（卷一九〇《边防六·党项》）中指出，迁徙到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党项人往往“求大麦于他界，酿以为酒”。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在他的《隆平卷》卷二〇中记载，党项人在复仇前，要集聚邻居亲朋，烹煮牛羊，饮酒盟誓。进入黄土高原后，游牧时代的酒歌已经飘散在党项人的背后。随着农耕的出现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之与外界的广泛交流，进入宁夏平原地区后，和宋代的交往以及在农业地区进行的农业生产，为西夏酿酒业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酿酒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生机。《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就出现了“取乐饮酒”的词语，《宋史·夏国传》说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
宋代的酒楼已经作为一个都市的代表性建筑，开封城内，众多的酒楼成为文人笔下的描写对象，《水浒传》中第三十八回就描写了宋江等3人到浔阳江畔的琵琶亭和浔阳楼饮酒的情景。王安石在《登丰乐楼》中也描写了当时开封城最大的酒楼的盛况：“日边高拥瑞云端，万井喧阗正下临。金碧楼台虽禁御，烟霞洞中却山林。巍然适构钱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歧路部容寻。”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凤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馐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这首来自《赵伯升茶肆遇仁宗》的《鹧鸪天》，是宋仁宗微服私访开封城时，看到当时开封城中著名的酒楼樊楼发出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皇帝视角下的酒楼在当时宋代都城开封的特殊地位。那时的宋代酒楼，在日本学者加藤繁博士所著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里，“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宋代以前的高楼，大多是建在皇宫内府，很少有建在大街上供市民饮酒作乐、专事盈利的高大楼房。宋代，酒楼作为一座城市繁荣的象征，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这种奢华的生活成了宋朝邻邦羡慕和仿学的对象，女真人就曾仿效开封酒楼在燕山建立起一座秦楼，西夏王朝自然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也开始引进宋朝的酒楼建筑风格、开封城的酒风酒歌。宋仁宗私访开封城时看到的酒楼建制及酒风，不久就在兴庆府内出现了，西夏王朝甚至一度还公开引进宋朝皇室中善饮善歌的宫女。
酒楼不仅成了西夏城市饮食行业的缩影，也开始凝聚一个时代的文明生活，酒楼里的装饰、环境、服务、酿造、烹调、器皿等方面，都体现着当时的生活水准。而衡量酒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里面备的酒。许多没得到特允的酒楼可以卖酒，但不能酿造酒，这和开封城里的大酒楼可以卖酒也可以酿酒不同。这是因为西夏造酒的主要原料是大麦和小麦，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西夏境内的党项等其他游牧部族善饮，但粮食十分紧张，经常出现粮荒。因此，在西夏法典中有允许酿酒、设置酿酒机构管理的规定，也有限制酿酒、惩治私自酿酒的条律。通过这种限制，一方面缓解了国内粮食紧张和国民好饮的矛盾，也可通过政府专酿专卖来增加政府收入。
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酿酒图》中，画面中央画一灶台，上安一套层叠覆压的方形器皿，一人外穿浅色长袍，左臂卷袖，手握吹火筒蹲在灶前添柴烧火，火膛内炉火正旺，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另一人穿深色对襟大领长袍，立于灶台旁，手持陶钵，回头看着烧火的妇女若有所问，像是品尝后评说新酒的优劣。灶旁左侧放置酒壶、贮酒槽、木桶等一应用具。图中二人均为妇女，应是西夏家庭酿酒的写实。中国历史上传世的酿酒图很少，这幅壁画可以看出，西夏家庭酿酒已盛行于农家而且有妇女参与。对于这幅酿酒图中的酿酒器，著名英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和他的助手何丙郁先生考证为蒸馏器，所表现的酿酒技术也是在制造蒸馏酒，即俗称“烧酒”，今称“白酒”的含酒精较高的饮用酒。这一观点也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发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蒸馏酒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汉族文献中，是南宋的《洗冤集录》中用含酒精较浓的烈性烧酒消毒。黑龙江阿城市上京博物馆珍藏的蒸馏酒铜器，经有关专家试验，45分钟可出酒1斤左右，这证实蒸馏酒在金代初期已经成熟。李约瑟先生和何丙郁先生的观点如果成立的话，安西榆林窟第三窟的西夏壁画《酿酒图》上的蒸馏器要远比上京博物馆珍藏的蒸馏酒铜器以及1975年河北承德青龙县发现的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耀1189年）铸造的铜蒸馏锅时间早得多，也更为珍贵。
关于西夏酿酒的技术及所采用原料，在西夏文字典《文海》中有记载：研磨谷物使成面，混以药草为曲，酿酒时撒也。可见党项人喝的酒中有药的成分，相当于今天的药酒。《文海》中还发现了“黄酒”的记载，虽说黄酒生产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但黄酒的名称此前却似乎从未见过，这些充分反映了西夏人对酒制作方法界定的科学性。这是西夏对中国酒文化的另一个补充和完善。
酒是西夏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其境内酒楼、酒店分布较广，都城兴庆府更是酒质上乘、酒具精良、酒风大盛、酒局频繁，成为皇城一大特色。每到岁时节庆，聚会宴饮，不论文人学士、商贩百姓都要用酒助兴，“捧卮酒、大合乐”，有时甚至酩酊大醉。元末名臣余阙在《青阳先生文集》中记载：党项羌性格耿直尚义，平时虽为异姓却好像姻亲一样。逢年过节相互拜访，互致问候。老少相坐，只按年龄辈分而不论官爵高低。席间祝寿拜舞，上下猜拳行令，众人自娱自乐。喝醉后与乡邻亲戚互相道别，大家抱在一起痛哭流涕也是常事。这种飘散在城乡四处的酒风，成了西夏王朝的另一道风景。
饮酒是西夏普遍的社会习俗，饮酒者普遍存在，人们又往往容易饮醉，故西夏法律对酒醉后犯罪从轻发落。西夏法律规定，酒醉时牵走他人牲畜或拿走他人财物，只要酒醒后送还就可以了，也不许别人再举报、告状。但若酒醒后隐匿不报，不送还财物，要按假托醉酒盗持他人财物判罪，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法律中，也是独特的。西夏法典中对喝酒的地方也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在皇宫内御前不能饮酒，在那里饮酒者，如果喝酒但没有乱言语的，是官员则罚马一匹，是平民就打30杖；假如高声乱语，无论官民，一律判1年刑。
酒也是党项羌祭祀、盟誓仪式的必具之物。党项人好复仇，如果仇人没有遇到，必然蓬头垢面、跣足疏食，不杀仇人就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双方怨仇得到和解的时候，要举行一种仪式：将鸡、猪、狗血掺入酒中，用髑髅（死人头骨）盛着，双方同饮，发誓不再报仇，“若复报仇，谷麦无收，男女秃癞，六畜疫死，毒蛇入帐”。西夏祭祀，大凡有四：一曰祀天，二曰祭地，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先圣先师。这与如今的四川西部高原上的羌族人供奉的牌位上的“天、地、君、亲、师”有着很大的相似。他们无论祭天还是敬人鬼，都要准备丰盛的祭品。《天盛律令》载：官牧场有“神迹”的牛马死后，要派一官巫，于“三司内领取三两、一斗酒、三斤酥、原粮一斗……以祭祀”。祀一个牲畜就要如此丰厚的祭品，那祭天祀地用酒就更多了。
西夏还根据西部游牧民族嗜酒的特点，令部下酿酒引诱宋夏边境的党项人、吐蕃人叛变宋朝投奔西夏。对战功显赫的将士，也往往以宫廷美酒犒劳。宋朝大臣李纲总结西夏人特别能战斗的经验时说：“夏人之法，战胜而得首级者，不过赐酒一杯，酥酪数斤……故其战斗轻首级而不争，乘利逐北，多致大胜。”饮酒不仅是西夏人的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联系部落间的团结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其他物品难以取代的作用。
酒的酿造需要大量的粮食，党项羌在占据了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后，这里悠久的农耕传统和先进的耕作技术为西夏带来了更多的粮食和更高超的酿酒技术。在遥远的帝国西北边境，也很重视水利开发和粮食耕作。从青海最北端的祁连县发端的黑水（古语叫弱水，这条中国著名的第二大内陆河，蜿蜒向北穿越祁连山流经今甘肃省张掖境内，最后注入居延海），浇灌出了当时的黑水城一带的绿洲，使当地的农业技术大为提高，不仅为西夏统治的这一地区提供了粮食，也提供了酿酒原料，这也是安西榆林石窟中能出现西夏酿酒图的一个原因。
随着酿酒工艺的改造，西夏酿酒生产逐渐成为一个行业。到仁孝天盛年间，西夏经济出现了空前的鼎盛，富足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促进了酒业的大发展。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官府依照中原制度，在国内设置“酒务”机构，管理酿酒作坊，发展酿造业。西夏还在宫廷中设置酒库，指派专人负责日常事务，并通过法律形式，相应地制定了酒政与酒法。《天盛律令》中就详细地规定了酒的生产与管理制度：酿酒须经官府批准，并颁发生产许可证。如果无证酿酒，酿酒数量达到百斤的，官员罚马2匹，平民判处3个月徒刑；酿酒数量超过百斤的，不论官民一律判处6个月徒刑。曲，也叫“酒母”，是酿酒所需要的原料。西夏法律规定：酒曲也由官府统一专卖，无论京师还是边地，均设有踏曲库与卖曲库，专门负责酒曲的生产与出售。不准个人私自制造酒曲或从邻地进口酒曲，违反规定要依照情况严厉处罚，最轻处以13杖的体罚，最重可达无期徒刑；如果购买的人知道酒曲属于私人制造也要按律治罪。这些措施不仅给官府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而且对于规范酿酒技艺、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甘洌清醇、芳香沁人的西夏美酒逐渐成为珍贵的馈赠礼品，尤其是向宋、辽朝廷朝贡的主要特产之一，西夏及辽的史料中就多处记载，西夏多次向宋辽献金银制品、酒具、果酒等。北宋陆游在酣醉后就曾挥毫泼墨写下《秋波媚》，称赞西夏美酒“凭高酹酒，此兴悠哉”。酒在西夏境内，几乎成了全民性的消费品，其用途主要体现在帝王赏赐、招待来使、增加收入、婚丧宴用、盟誓复仇、作战鼓气、联络部族、解闷消烦等方面；境内不同地方出现的酒类也不同，大致有麦酒、米酒、葡萄酒、马奶酒、曲酒、咂酒等。
遍布西夏境内城乡的小酒楼，承担了大酒楼不愿承担的经营项目，不仅使西夏的酒楼行业结构更加多元和合理，而且使酒楼出现了独特的现象：一些茶酒店以卖酒为主，兼做卖茶，出现了大量的茶肆，出现了西夏城乡朝野消费中的茶酒并兴的现象。那些从宋朝远途运来的茶，不仅成了西夏和宋朝经济贸易中的重要货物，也催生着城市中的茶文化。西夏历来注重蓄养牲畜，以肉食为主，有着消化肉食辅助作用的茶叶是不可或缺的，而茶叶通过边境贸易或走私从宋朝境内购进。有西夏《文海》记载，李德明时期，宋朝每年赐给李德明的茶叶就达2万斤。元昊执政时期，宋朝赐给西夏的茶叶上升到3万斤。到了宋仁宗时期，元昊向宋朝要求的茶叶数量达到5万斤，致使数斤茶就可以换到1头羊。西夏时期，一旦和宋朝交恶，茶叶贸易就被中断，就会出现西夏国内经济疲困的状况。而西夏的《天盛律令》规定：在每个司中任职的官员，3年期满后，称职的官员或有战功的军官得到的奖励，其中就有茶。西夏的国库中，也专门设立了茶钱库。和宋朝开封府中逐渐精细的品茶方式不同，西夏的饮茶大多是如今藏区依然盛行的喝大茶的方式，即把茶叶放进水中煎煮后加盐或酥油饮用。
酒香弥漫整个西夏王朝的始终，王朝的躯体逐渐被酒香浇软，开国皇帝元昊就是在酒醉后被儿子削去了鼻子流血过多而亡，以后的历代皇帝尤其是王朝晚期的皇帝，更是在酒色中沉迷，丧失的不仅是帝王自身的意志和血性，更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原始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