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一个清代官员在家乡休养时，无意间发现一个古碑，打开了一个死亡文字的解密渠道。1904年，一个俄国探险家在偏僻的黑城发现了具有字典性质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使西夏文字的解读有了新的历史开端。如今，整个中国识读西夏文字者不足10人。那6000多个西夏文字，无疑是破解西夏王朝历史的一把钥匙。
张澍（1776～1847年），出生于凉州府（今甘肃省武威市），清代著名学者，致力于西北史的研究。1804年，在家乡养病的张澍与友人共游当地清应寺，见寺内有一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得严严实实。张澍一时好奇心切，请寺内的和尚拆封，但和尚不答应。原来当地久有传闻，此碑亭不能拆封，若拆封当有风雹之灾。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责任。碍于张澍的情面，和尚只得答应了。拆开碑亭砌封砖后，出现一个250厘米高、90厘米宽的石碑，上面刻的文字形体方正，共计28行，每行65个字。乍一看，好像都能认识，细看却没有一个字可认识。张澍认定碑后一定另有文字，又令拆除后面封砖，果然见到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第一行就写着“大白高国境凉州感通塔之碑铭”，碑的建碑年款是“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正月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崇宗乾顺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文字为西夏文字。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于1837年在《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张澍因此成为近代中国学界中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第一人。
张澍的这一惊人发现，不仅使“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这一重要文物重现于世，也使元明之际被人遗忘的西夏文字，经历数百年的尘封匿迹之后，开始为世人所知。
发现西夏文碑的第二年，即1805年，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又发现了一处西夏钱币窖藏。在此之前，人们只知西夏有“天盛”钱，这次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西夏除天盛钱外，还有元德、乾祐、天庆、皇建、光定等铸有汉字的钱，完全证实西夏从乾顺时期开始，逐渐铸造汉字钱币的历史。
《番汉合时掌中珠》被认知则到了20世纪初，是一个俄国军官在遥远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的西夏废城之中发掘出的。
19世纪末，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从中国旅行回去后，在他的一本传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黑城的地方。在他的笔下，黑城是财富的代名词，那里藏有许多的珍宝和见证一个神秘王国的文书与经卷。波塔宁的描述给西方带来了新奇、探寻、征服、获取等各种心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最早开始准备向黑城进军的工作，他们组织了一个“文化远征军”，委托一个叫科兹洛夫的军官带领有关人员去发掘那个“神秘王国的见证之物”。
1908年3月19日，科兹洛夫带着他的探险队从甘肃张掖出发，踩着厚厚的积雪连续行走了3天。那茫茫积雪后面隐藏的神秘的“东方黑城”对他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严寒、迷路、饥饿带来的各种困难。1908年的3月，中国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因为沙漠气候与人烟罕至而成为国运衰败时的一个死角。死角的最深处，是被历史和风沙双重掩埋的所在：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黑城，一个西夏版图中重要的军事概念和地理概念。西夏时期，这里有个党项语的名字“亦集乃”，后来，蒙古军队从党项人手中夺回这个对蒙古人消灭西夏王朝有着重要地位的军事重镇后，沿用了党项人的叫法，这种叫法在几百年的历史中被口头演变为现在的“额济纳”。800多年里，它就像一尊名贵的瓷瓶，一天天忍受着风沙吹过，不曾有人为它擦拭。到了1908年，它迎来的是一场探险名义下的发掘，就在科兹洛夫的探险队筋疲力竭之际，一座在沙漠里显得高大突兀的古塔跃入了他们的视线。那是一座典型的中国西夏时期的古塔。科兹洛夫和随从终于到了梦幻般的黑城，他在日记里如此记录看见古塔时的激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在一种巨大的狂喜中对古塔发出了“真是一座伟大的塔”的赞叹。
那座古塔不仅因在茫茫沙海与雪原中给他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成就了他在西方探险史上的地位。第一次步入黑城，他没动那座古塔，而是在黑城遗址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地就挖出了10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经过13天的挖掘，他们发现了这个古城既不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建筑，也和沿途进入中亚地区的那些古城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那些介乎这两者之间的神秘以及那些稀奇古怪得连当地向导也无法辨认的文字，使他们欣喜若狂。由于不认识那些经卷上的文字，不懂那些精美的绘画作品，科兹洛夫以为这是一个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地带上一个小的城邦而已，加上带的经费与给养已经不够，天气的寒冷使那些雇佣来的中国民工逐渐逃离。3月31日，科兹洛夫带着随从匆忙离开了这里，他们将在古城的各处翻找出的认为有价值的遗物，如书册、信函、钱币、装饰品、家具、佛像画像等打包后寄回了俄国。然后，他开始准备取道青海省去四川省，继续寻找波塔宁笔下的“黑城”，他并不知道自己呆了13天并进行挖掘的地方就是那个古老的黑水古城。
两个月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了科兹洛夫从酒泉寄出的那批文物，打开时，在场的人都被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和佛像画像、帛画、工艺品吸引了。经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出自一个能充分体现中国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汇融水平的王朝。皇家地理学会立即发出电报，要科兹洛夫一行返回发现这些文物的地方，继续挖掘。科兹洛夫正行进在青藏高原的东缘，接到让他返回的信息时，已经是6月了，科兹洛夫仅用了9天时间就重返黑城，开始对黑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挖掘。这次，天气热了，雇佣的民工也多了，自己带的给养也充分了，他把眼光开始瞄向城外后来被他称为“伟大的塔”。当尘封的古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面对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他们把挖掘的范围扩大到那个已经变成一片废墟的古城四周，几乎是见塔就挖，黑城周围70%～80%的塔被彻底毁了。这次，他们又发现了各类文书40驮24000多册，佛画500多幅。这些文物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直至1909年秋，才运抵俄国圣彼得堡地理学会所在地，共编了8000多个编号。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历史之谜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史料。
1929年，科兹洛夫第三次来到黑城。上次，在挖掘过程中，他听说这一带流传的西夏著名的军事将领黑将军率军抵抗蒙古军队的故事：黑将军在蒙古军队来临前，将共计80车财宝和自己的女眷埋进一个巨大的坑内，自己则和军士们拼命抵抗，后来，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围。在城外的一片树林里，黑将军和军士们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最终全军覆没。科兹洛夫对这个传说有着很大的兴趣，他第三次进入黑城的最大目标就是黑将军的藏宝。他雇用当地牧民挖掘了两个月，挖到一定深度，便解雇了牧民，由他带的队员挖掘。科兹洛夫在一座藏式佛塔里发现了刻本、抄本书籍2000种以上，并发现300张佛画和大量木制的、青铜镀金的小佛像。另外，他还在一座公主墓中发现了画在丝绸、麻布和纸上的佛教绘画25幅。
科兹洛夫再次把这些文物搬运到了俄国，后来，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文献中发现了那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有了这本西夏文词典，在黑城挖掘出的众多文物上的神秘文字逐渐被俄国学者认知，他们从中知道了这些文物来自一个古老的王朝——西夏王朝。这个字典，成了他们进一步探寻神秘的西夏王朝的一把钥匙。
俄罗斯的学者们至此才明白，科兹洛夫带来的是一个有着190多年历史且突然消失了的王朝的文物，科兹洛夫就这样站在中国的文物上出了名，不久，他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展示了他的伟大发现，而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科兹洛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发现缔造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海外西夏研究从此真正地开始了。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国运衰败的时候，没有人关心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珍贵文物的去向，当地政府和民众也没有出面阻拦这些打着探险旗号的盗窃行为。没有人想到，过了几十年，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时，他们远涉国外，并得到所在国的允许后，才能进入博物馆内参观，却被告知不能拍照、不能外借那些珍贵的文物。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双方的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西夏学”也是一部国学研究中令人心酸的学问。
科兹洛夫的所获引起了国际的关注，使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家”纷纷前往黑城。1911年，英人斯坦因率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前往黑城，掘走了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较多，还有不少水墨图画。斯坦因后来出版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成了鼓动西方探险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探险的兴奋剂。他在英国举办的展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就是这些西方人中的一位，很快，华尔纳就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
1923年冬，在中国最高当局签发的通行令保护下，华尔纳坐的木轮马车上插着具有保护伞性质和炫耀性质的星条旗，在河西走廊坎坷不平的泥泞土道上，再次留下了其作为文化探险者和掠夺者的行踪。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后，金钱再次在中国人身上体现了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穷疯了的当地人在对文化漠视甚至无知的情况下，再次成了毁坏文物的帮凶。他们被华尔纳雇佣，准备了足够的食品和水，马车换成了骆驼，慢慢地进入戈壁荒漠，冒着凛冽的漠风，艰难地向黑城方向移动。华尔纳的挖掘结果是懊恼和沮丧的，整整10天中，在他挖掘的每一处，几乎都能看到曾经被人挖掘过的痕迹，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壁画、木雕，还是塑像、手稿等，都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残片和盗坑的遗迹。他在失望中号叫着，痛骂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是“两头野猪”，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即使这样，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和3只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东西。在雪花飞舞、滴水成冰的严寒袭击下，在野狼嗥叫声中华尔纳撤离了黑城，又向下一个猎获的目标——敦煌莫高窟伸出了魔掌。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城的文物掠夺。1926年9月中旬，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中国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共同担任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来到黑城考察，他们在这里进行测量、绘画、拍照、制图等工作。热衷于追录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赫定博士，在黑城仅停留两个半小时便继续向西北行进。
中国考古界对黑城的真正科学考察时间，比科兹洛夫的挖掘整整晚了67年。直到1976年，中国才对黑城这个西夏的军事和文化重镇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挖掘。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城附近的老高苏木古庙，发现了西夏文重要字典《音同》的一些残片。黑城的发现成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跻身20世纪中国四大文献发现行列。
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尤其是《番汉合时掌中珠》，在西夏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者罗振玉在日本发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他从俄国学者手中借读了这本奇特的书并将它抄录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学者通过它研究西夏文的开端。随后，罗振玉又抄录刊印了另一部在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字典《音同》。20世纪20年代前夕，罗振玉的儿子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利用《凉州碑》《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以及一些传世的西夏文佛经，开始了对西夏文的解读工作。他们先后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类书编》《西夏国书略说》等论著，标志着近代中国西夏学研究的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