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死亡文字”的西夏文字，通行、兴盛到式微，走过了近600年的历程。这期间，西夏文本身的书写难度造就了它的死亡宿命。而西夏亡国后，整体族群的消失与蒙元政权对西夏文化的剿灭政策，也加速了西夏文字快速消亡的进程。
1345年，在北京城外居庸关的一座古塔里面，出现了西夏文字。西夏亡国后，西夏文字怎么能出现距离王都1000多公里之外的这个关口处呢？创造和使用西夏文字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已经从历史的视野里消失很久了，这些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王朝湮灭上百年后的时间里呢？这里距消灭西夏的元政府的国都（今北京市）如此近，在它的心脏之地出现了这些文字，是归附的西夏人的怀旧，还是蒙古政权的一种默许？
1688年，有几个欧洲人经过居庸关，其中一个叫格尔比龙的神父在经过这里时，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这个村庄可以认为是一个小城镇。入口处的大门很像一座凯旋门，门全用大理石建成，厚约三十英尺，向上直到起券处都带有浮雕的纹饰。”1820年，赴北京的俄国使团随员在这里停留了一夜，率领俄国使团的基姆科夫斯基，在他后来出版的《穿蒙古至北京之旅》一文中这样描述：“路在这里开始非常难走，坐马车尤为艰难，直到大约5俄里远的首要防御工事居庸关都是如此。中间那座门的内壁饰有浮雕的人物造像。”
显然，外国人最早关注的是这里的浮雕和建筑，他们并未考虑到券洞内的铭文的重要价值。而对村里甚至周围的村民来说，那些奇怪的浮雕和文字，与他们的生活更是没一点关系，谁会留意它们呢。这些奇怪的文字就这样一直默默地躺在居庸关的一个小城镇里。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伟烈（1815耀1887年）是最早关注这些奇怪文字的欧洲人。1863年9月，伟烈作为大英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第二次告别家乡，踏上通往遥远东方的漫漫征途。这次他选择了陆路，由伦敦出发，经法国、比利时、德国、俄国进入中国境内，历时68天，最后到达北京，其中就经过了居庸关。当时，19世纪来华传教士、英国著名汉学家艾约瑟在北京。艾约瑟打算从北京出发去蒙古草原迎接伟烈，可惜早去了两个星期，没接到人。他在张家口留言（伟烈后来并未见到），告诉伟烈过居庸关时留意一下拱门上的铭文。对中国金石研究很有兴趣的伟烈，早在1858年就读过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从中知道居庸关拱门上有6种文字的佛教铭文。这次路过居庸关时看到拱门两侧的铭文，其中梵文和藏文是横刻的，在最上面；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和一种伟烈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则是竖刻的。伟烈在拱门西侧拓印一部分铭文带回上海，在上海召开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上首次展出了这张拓片，并在《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铭文作了说明，他把这些奇怪的文字当成了女真文。
12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判定此种文字不是女真文，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宴台碑的女真文不同。又过了13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难决断。为考证这种未知文字是何文种，英、法学者竟打了近20多年的笔墨官司。
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后，才撰文确认居庸关6种文字石刻上的那种神秘的文字就是西夏文。英、法学者关于西夏文字确认的20年笔墨不了情就此画上了句号，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居庸关6种文字中的西夏文字刻写是在1345年，这时正是元代最末的一个皇帝统治时期，整个元代政权处于风雨飘摇时期，距离西夏亡国已经118年了。
1345年，担任元朝御史大夫的党项裔高纳麟上奏朝廷：修建居庸关。高纳麟是元世祖时的名臣党项人高智耀的孙子。高智耀的曾祖父高逸曾经担任西夏的大都督府令，在1209年抵抗蒙古军队的战斗中出任副元帅，在战争中被俘，不屈而死。高智耀的祖父高良惠曾担任西夏的右丞相，高智耀曾登西夏国的进士第，担任过签判这样的一个官职。在居庸关修复工程结束后，工匠们在云台门洞石壁上刻写了6体文碑，其中有林普贤撰写的西夏文陀尼经共77行，由党项人智妙弥逋负责书写于石壁上。不难看出，高纳麟在奏请这项工程后带着浓郁的民族情感，在6种文体的书写中，将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字命人刻在上面。
居庸关的这一段西夏文字，告诉我们这样4条信息。一是西夏宗教的影响力到元朝时依然具备其魅力，从发愿文中出现的“观世音”“菩萨”“常修梵行”等字眼能看出西夏佛教的影子，党项僧人的活动范围也在此地。二是西夏文字到这个时候依然存在，并没有消失。三是无论是手握相当权力者还是手刻这些西夏文字的匠人，他们中不乏西夏遗民。《元史》卷九十九的《兵之二》中就记载着把唐兀卫军派往居庸关南北口一带屯驻的事实，《元史》卷八十六的《百官之二》也记载留在京师的“唐兀卫”，带领河西军3000人以备征讨。其中有个叫暗伯的党项人及其子孙亦怜真班，就担任过“唐兀卫”的亲军都指挥使。四是这段和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等文字一并出现在距离元朝都城不远处的重要军事要塞上的文字，其撰写和书写者都是党项人，证明党项人在那时还依然活跃在蒙元的政治视野中，并未彻底消亡。
除了居庸关发现的西夏文字外，在华北地区的河北保定也有西夏文字出现。197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史金波先生和白滨先生听说在河北保定北郊韩庄村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奇怪文字。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八棱经幢石刻上的文字，确凿无误是西夏文。白滨先生用了9天的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研究。在翻译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后，从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结论。同年12月，白滨先生又和史金波先生重返保定寻找经幢出土的地点，发现经幢上的题记显示，这座经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人名中不乏党项人姓氏，说明在距离西夏亡国276年后的明代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
20世纪早期，陈寅恪先生为王静如《西夏研究》作的序中称，他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看到馆藏之明朝万历年间（1573耀1620年）藏文《甘珠尔经》上面写有西夏文字。这就明确了西夏文字出现的下限年份是明代万历年间，这种被称为“死亡的文字”存活历史近6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