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的创立出于一个文臣及其周围的智囊集团之手，这位西夏文臣在西夏立国前两年时就开始了西夏文字的创立。西夏文字有6000多个单字，数量位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王权中通行文字之首。他被元昊封为“官平侯”，被仁宗仁孝皇帝追封为“广惠王”，这是中国历朝中对文字创始者的最高封赏。他就是西夏文字之父野利仁荣。
元昊在建国之前就深知，一个帝国的政令通达必须靠文字；他也深知党项羌千百年来一直奉行口口相传的文化传承，使这个族群许多美好的东西轻轻地飘散在了发展过程中。他需要文字来记录这个族群的耻辱与光荣、流离与团聚，记录这个新兴帝国的兴盛与强大，也记录西夏和周边王朝在经贸、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
用什么文字来记录他所身经的和他以后要发生的一切？这个问题让元昊很为难。大臣们为此开始了激烈争论，有的主张用中原汉文字，有的主张用吐蕃文字，也有人主张用回鹘文或契丹文字，只有他最欣赏的文臣、著名学者野利仁荣语出惊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流浪和征杀，进行的是祖先没有过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文字。于是，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就有了一项新的工作：创造西夏文字。
1036年，野利仁荣受元昊委托亲自主持创制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字——西夏文。在元昊的大力支持下，这位曾经多次深入中原及契丹、吐蕃人生活地区并对其文字很熟悉的党项文化人，奉命开始了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宋史·夏国传》中就有“元昊自制蕃书，并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的记载。野利仁荣受命后根据党项语的特点创制西夏文字，而党项语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著名的西夏史学者吴天墀在他的《西夏史稿》中这样说：“据现代语言学者的研究，它与今四川羌语和敏里雅语很类似，也和今彝族（旧称罗罗）、么些（也叫纳西；些读suo）两种语言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野利仁荣在创造西夏文字的过程中显然更多地参照了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并参阅契丹等其他北方、西域少数族群的文字。他专心研修，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终于创制出6000多个单字。这些字的一些原始字义和语音在今四川省茂县、汶川、理县、松潘等羌人生活地区有着或隐或现的影子。比如羌语中的助词比较丰富，句子成分的基本次序是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代词做定语时在被修饰词之前；形容词、数量词做定语时在被修饰词之后。这种语言现象在今康巴藏区、安多藏区依然存在。我国著名的西夏学者王静如认为，今四川省大金川一带流行的羌语和雅砻江以东、康定西北的敏里雅克山流行的敏里雅（Menia）语，和西夏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我多次深入川西高原、青藏高原东南的安多藏区及青藏高原腹地的康巴藏区调查西夏语源头，尤其是到如今仍被称为“木雅地区”的今四川省康定县、雅江县、九龙县等地区考察，发现当地人至今说的“鬼话”，是不同于周围藏区的神奇语言。而我国著名的藏语研究学者陈庆英则认为，西夏语的源头研究更应该放在今青海一带的安多藏区。美国的学者洛佛（B。Laufer）却认为，近代印度支那语中，以罗罗、么些两种语言与西夏语最为接近，因此他将西夏、罗罗、么些三种语言联为一体，称之为西、罗、么（Si-Lo-Mo）语系。依此来看，如今云南东北部地区的丽江地区的摩梭人、四川省西部的彝族地区的语言更接近西夏语。西夏文创造的主要依据，就这样成了一个至今无法破解的谜团。
在西夏文字的创建中，有一个叫遇乞先的党项人起了核心的作用。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五八中说：“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这个在一幢楼上安心创造蕃书的党项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初步创造出了蕃书，并得到了野利仁荣的修订和许可，也得到了元昊的初步接纳，再由元昊交付野利仁荣演绎并最后完成。由此可以看出，西夏文字的产生是集体创造的。西夏文的创建既是党项族群智慧的体现，也为新兴的西夏政权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西夏文字创建后，不仅用于政府公文，而且还被用来翻译经典著作。西夏文字创制出后，元昊下令遵为“国字”。西夏文颁行之时，群臣上表敬献颂词，举国庆贺。为6000多个单字的创建而举朝欢庆，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为了推广这种文字，野利仁荣派人到西夏境内的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人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很多地方传授、普及文字。元昊还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书、佛经，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在甘肃省博物馆里，收藏有一张发黄的西夏文记录的日历，日历上的年份为1047年，这个时间距文献记载的西夏文字创制的时间仅10年左右，证明野利仁荣创立的西夏文字很快就有了它的广泛的用途，并且已经发挥它的作用。
野利仁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国家的政权机构中设立了对应于“汉字院”的“蕃字院”，那里的工作由野利仁荣主持。在和宋朝往来的文书中，元昊为了宣传推广甚至炫耀西夏文字，在汉字旁边列出西夏文字；在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中，元昊下令一律用西夏文字书写，由“蕃字院”担任撰写。陌生的西夏文传到宋朝，朝廷中的大臣看到这些字画繁杂的文字时，产生了对这种文字创始者的各种猜测。和西夏人长期打交道的沈括认为这是元昊制定的一种“天书”。就在宋廷大臣如此推测并难以认识西夏文字时，在蕃字院中，由野利仁荣主持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翻译为西夏文，为西夏后来“以儒治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野利仁荣还在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授以官职。野利仁荣的这种培养、选拔官吏的办法，对普及西夏文字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西夏文字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契约，都使用西夏文字。西夏文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元昊领导创制西夏文字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突出西夏在外缘关系上的独立性，对内则为了统治需要。但在创制初期就把形体搞得太复杂，违背了文字作为工具必须讲求灵巧便利的规律，尤其是在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西夏内部，这就势必降低了它的实用效率，反而对西夏和宋朝、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其他政权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西夏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从而决定了它在中国文字历史上的短命甚至后来成为难懂的“天书”的命运。
西夏文字的问世，为和西夏交往的其他政权带来了文字上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些障碍，西夏政权自撰一些相当于字典性质的字书，这些字书中现存下来的《音同》和《番汉合时掌中珠》两书最重要。《音同》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是按照汉语音韵学著作《广韵》排列的，这部收藏了6000多个西夏字的字典，是现存最早的西夏字书。
《番汉合时掌中珠》则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在公元1190年编写的一部夏汉、汉夏对译的词典。骨勒茂才在序中说明这本词典的意义在于方便蕃人学习汉语、汉人学习蕃言，以增进宋朝和西夏两国间的友谊。《番汉合时掌中珠》全书虽然仅有50多页，但由于在夏字旁注了汉字释义，汉字旁边也注明了夏字对音，便于检阅，因而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夏文字中的“掌中珠”，也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袖珍本”。
元昊时期独尊夏字，导致西夏文化在对外交流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阻塞，汉学逐渐呈现式微之势。据《西夏纪》卷二十二中记载：“自元昊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夏崇宗乾顺时期，王朝内的一些上层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西夏文字在王朝内“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已经产生了诸多弊端。御史中丞薛元礼给皇帝上言：元昊时期因为当时正需要蕃学方面的人才，因此重西夏文字，现在是太平时期，不注重汉学的话，那么人民则沉湎于贪玩的习气中，兵士也就没了砥砺之心。他的这些建议很快被西夏乾顺皇帝接纳。1100年，夏崇宗开始设立学习汉学为主的“国学”，汉学在西夏境内尤其是被上层漠视的现象开始得到改变。特别是崇宗、仁宗两朝实行的文治国策，汉文化在西夏境内开始和西夏文化产生磨合、融合，乾顺时期开始铸造汉字钱币，就是一个明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