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一方面在贺兰山下完成着都城的建设，一方面开始武力征伐。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沙漠、戈壁、雪山、河谷、绿洲上，闪现着党项羌的骑影，一股巨大的党项旋风卷过中国北方的天幕，利剑过处，成就了元昊时期大白高国的帝国版图。
1001年，宋朝兵部尚书张齐贤上言宋真宗：“以今日西鄙事势言之，穷讨则不足，防遏则有余，其计无他，在激励自来与继迁有仇蕃部，招诱远处大族首领，若山西蕃部响应，远处族帐倾心，则凶丑之势减矣。若缘边兵得及五万余，更诱蕃部，逾十万，但彼出则我归，东备则西击，使其奔命不暇，矧更能外侵哉。”（见《长编》卷四十八）出任宰相后，张齐贤又上书真宗曰：“蕃部中族盛兵众可以牵制继迁者，唯西凉而已。”“真宗依其议，俾犄角攻讨。”（见《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八）张齐贤的两次上书被采纳，可以看出当时宋朝采取的是联合党项羌周围的游牧部族政权来牵制党项政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与河西吐蕃等游牧部族政权形成了联盟，曾取得了击毙李继迁的胜利。所以，从报祖仇的个人私利出发也好，从整个帝国大业出发也好，谋夺凉州成了元昊志在必得的一件大事。正如吴广成在他的《西夏纪》（卷七）中所言：“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腰，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根固。”也就是说，在未夺取凉州之前，党项羌的势力已经形成了一条初具形态的龙：陕北黄土高原、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为龙头，灵州为龙身，凉州为龙尾。稳住灵州的话，龙头就能有伸张的活力和后援；有了凉州，那么这条龙就根基稳固了。
中世纪时期，取决于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战马，祁连山东麓800里河西走廊和祁连山西侧的河湟谷地一度是大宋王朝的军马供应基地。元昊和李继迁一样，一直图谋攻占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力图掐断这两处中原战马的供应源。根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统计，从961年～1026年，河西地区先后39次向宋朝贡马，其中有数目记载的11次，共贡马12430匹。从战马的需求来看，攻占河西走廊和河湟谷地，成了西夏立国前必须完成的功课。
宋朝在李德明执政期间，为了购买马匹，在西北边地设置了不少榷场。同时，吐蕃和党项两个当时都处于上升势头的西北地方政权，双方的边界互相接壤，宋朝不惜给予丰厚的爵禄和赏赐来拉拢吐蕃，使之成为从后方钳制党项的力量。
9世纪中叶，雄踞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盛极而衰，原吐蕃辖区除其本部（今西藏）外，其他地区则形成许多割据势力，其中以凉州六谷吐蕃、河湟厮吐蕃与熙河吐蕃最为有名。占据青唐（今青海省西宁一带）的就是河湟厮吐蕃。厮，一作嘉勒斯赉，为藏语音译，意为佛子。《宋史·吐蕃传》说：“厮者，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犹赞普也，羌语讹为。”可以看出，宋书对吐蕃王朝的这一记载还是从羌语中来的。1015年9月，“厮聚众数十万，请讨平夏人以自效”，当时的吐蕃是以和平夏党项羌作战并战胜为自豪的。1034年，厮迁都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从此青唐成为河湟吐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青唐是在中世纪时期经过了3件具有飞跃性质的事件才发展起来的：一是王莽汉政权的重视；二是厮时期的迁都西宁事件；三是后来党项羌军队占据河西走廊后对西域和汉政权经济往来的割断，导致汉地和西域往来经由青唐来完成。这3次事件分别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给青唐的发展注入了3次新鲜血液，为这个草原上的小城郭发展成青藏高地上最大的城市奠定了基础。
处于河湟谷地核心的青唐一带发达的畜牧业自然也就成了党项羌图谋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青唐录》载，“海西地皆平衍，无垄断，其人逐善水草，以牧放射猎为生，多不粒食”，又“牛城在青唐北五十余里，其野产牛”。这一带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羊、马、牦牛，间有骆驼、牛。马排在畜牧业发展中的第一位，所产青海马又称“青海神驹”或“青海骢”，是吐谷浑时期的鲜卑人用中亚波斯马与当地良马杂交培育而成的良种马。牛是土著牦牛与黄牛杂交的优良品种。清代《丹噶尔厅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牛，牡者用以驮运，牝者资以取乳，乳最多而且佳。”羊在畜牧业中次之。宋哲宗元祐年间，青唐向宋朝进贡牛、羊，其中产于青海柴达木的大尾羊最为著名。对于以畜牧业为主的党项羌来说，对青唐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没有理由去忽略的。
农业也是厮政权又一重要的经济来源，《青唐录》对此有生动的记述：“自墨城西，下坡十余里，始得平川，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相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出，由平壤中有（又）行三十里至湟州，城周七里。”这段文字，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当年河湟一带的田园风光。宗歌（今青海省东部地区）是仅次于这里的另一个农业区。川“长百里，宗河行其中，夹岸皆羌人居，间以松篁，宛如荆楚”。厮政权占据这里后，为其政权赢得了农业补充。厮政权的手工业生产也很有特色，除与畜牧业有关的鞣皮、纺毛线、织氆氇、织毛褐、制毛毡、搓绳索、做毡帐、制鞍具外，还有酿酒、金银器加工、兵器制造等，尤其善于锻造甲胄。沈括在《梦溪笔谈》载：“青堂（唐）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皮为旅之，柔薄而韧。镇戎军有一铁甲，匮藏之，相传以为宝器。韩魏公帅泾原，曾取试之。去之五十步，强弩射之不能入。尝有一失贯扎，乃是中其钻空，为钻空所刮，铁皆反卷，其坚如此。凡锻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令（冷）锻之。比元厚三分减二乃成。其末留筋头，许不锻，隐然如瘊子。欲以验未锻时厚薄，如浚河留土也，谓之瘊子甲。”这段文字中暗含了这样的信息：这种利用冷变形提高金属的硬度和韧性，是当时硬化金属的重要方法，它对西夏的冶锻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农牧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商业交换的繁荣，尤其西夏控制河西走廊后，河湟成为西域各地贡使、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厮政权利用这一便利条件，积极发展东西贸易，保护过往商贾的利益，允许客商在青唐城盖屋宇货栈，定居贸易，使青唐成为吐蕃与西域商人交易的中心，这也使正在崛起的党项羌更加坚定了图谋这里的决心。
党项羌占领河西走廊后，丝绸之路上的僧侣、使节、商人等，出兰州后不再往北走传统的丝绸之路，而是向西经由今青海省的西宁市，出柴达木盆地后连接起西域。青唐作为一个新兴的商贸重镇出现了，这使得党项羌试图通过占领河西而获取丝绸之路上的商业利益大打折扣。冷兵器时代，战马的精良与否，往往是一场战争的主要因素。因此，宋朝在失去河西的战马基地后，对青唐的依赖更加明显，加上青唐又是宋朝和党项积极争取的盟友，双方谁能争取到来自青唐地带的支援，谁就能取得更多的胜算。
1035年的年末，元昊按照父亲李德明的授意，再次将指挥党项羌的战刀指向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区。他派得力的大将苏奴儿领兵2.5万人，攻打驻扎在这里的厮政权。战争的结果以党项人的战败而结束，苏奴儿被俘虏。这给准备全力向西发展的元昊很大的刺激。和众多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们一样，越是难以攻克的地区越成了成就他们伟业的元素。于是，元昊亲自带兵攻打牦牛城，连续一个月没有攻下后，机智多谋的元昊用诈和计得以破城，接着攻下了安仁、宗歌等。厮政权的最高首领厮啰命大将安子罗带领10万吐蕃军队截断西夏人的后路，双方在这一地区昼夜激战200多天，元昊终于取得了在青藏高原上的胜利。持续了大半年的“青唐之战”，在那里发生了怎样惨烈的一场争夺，没有任何历史资料提供给我们。若干年后，我因为本书的写作穿行这里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使我深深地感触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任何故事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
从春天到秋天，战争一直延续着，两个生于青藏高原上的古老而强悍的族群，在这里进行着惨烈的较量。终于，安子罗兵败，党项羌军队也因为补给不足，饥饿与冻死者过半。这时，元昊已经带兵抵达河湟一带，那时的青唐城里丰富的给养已经明显地向他和他的军队招手。他下令军队渡过湟水时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事实：来自黄土高原上的党项羌兵士，几乎全是“旱鸭子”。党项军队中的先遣者，在河中最浅的地方插上小旗以表示河水的深浅，而厮啰的部队一边坚守不出，一边暗中使人将夏军插在水中的旗子移到了深水处，随即亮出要迎接战斗的信号，结果党项羌军队在溃败途中缘旗而行，溺死者大半。这是党项羌和吐蕃两个族群中两个杰出的军事家的唯一一次正面交锋，给中国军事史留下了一个特殊的战例。
进攻厮啰的前一年，元昊就曾成功地发兵进攻设在今陕西省府谷县一带的宋朝府州，接着在今甘肃省的环县、庆阳一带打败了宋军。完成对青藏高原上厮啰政权的征伐和对河西走廊回鹘政权的彻底清剿后，元昊又发兵进攻今甘肃省兰州至临洮马衔山一带，并在那里修筑了军事城堡瓦川会，意在拒绝吐蕃和宋朝的往来。
至此，元昊经过长期的征伐攻讨，使东到陕北和山西交界的晋陕黄河大峡谷、北到蒙古高原中的沙漠地带、南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境内的萧关、西到今甘肃省敦煌西边的古玉门关一带这么一片广袤的疆土上，插遍了党项羌胜利的战旗。一个藩镇小政权逐渐变身为拥有广土众民的王国。一个帝国的诞生条件具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