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昊即位后，下令改姓、易服、启用自己的年号、修筑都城。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一个个中央官署围宫兴起，一所所学校（蕃学、汉学、内学等）顺势而现，一座座佛塔直插云霄，一间间作坊应市而生，一幢幢酒楼沿街而兴，一院院平房绕宫而建，一个新兴的都城出现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
员园圆园年夏天，李德明将灵州作为党项羌政治文化中心经营时，从黄河对面一个叫怀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小镇传来一种民间说法：镇西侧的贺兰山上有龙出现。一些大臣乘机给李德明说，灵州处于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上，容易受到敌方围攻，而怀远镇西有贺兰山作为天然屏障，东面和南面有黄河能阻挡敌方的进攻，西面可直接打通向河西走廊的通道，不如在那里修建国都。德明采纳了这些大臣的建议，于1020年11月，将党项羌的政治文化中心迁往贺兰山下的怀远镇，并改名为兴州。为了避免来自北面的少数民族骚扰，他又下令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惠农县庙台乡修建省嵬城，作为兴州的北门户。
这次迁都，使党项高层贵族及一些民众彻底告别了游牧生活，从草原戈壁地带来到了水利发达、农业兴旺的银川平原。李德明率领党项羌高层贵族进入兴州后，开始将这个塞上小镇逐渐改变为党项羌政权的军事中心和政治中心，后来又成为了西夏帝国的制造中心、经贸中心和佛教文化中心。
1032年10月，李德明去世。元昊在外有宋朝和辽国的觊觎，内有部落大姓分裂的危险情形下，效法父亲在祖父去世时秘不发丧的做法，对外封锁信息的同时加紧自己登位的进程。他利用一个月时间消除了内部的一切不安稳因素后，于11月继位。随即将父亲的亡讯告诉宋朝，宋朝政府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等。宋朝政府派工部侍郎杨告为旌节官告使、朱允中为副使前往兴州颁布朝廷的任命。杨告一行抵达兴州郊区时，已经有了封王之心的元昊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在正在建设中的兴州城迎接宋朝特使。后来在手下幕僚的劝说下，才答应接见宋朝特使，但会见时又故意距离宋朝派来的使者很远，经过再三催促，才勉强接受了宋朝的诏书。
拜受宋朝诏书后，元昊起立对他的左右僚臣说：“我的父亲错了，我们如此雄厚的实力和作战能力，却还称臣于他们！”按照宋朝的外交惯例，当时的兴州政权仅仅是宋朝境内的地方政权，宋朝特使到达时应该代表朝廷坐在主位上，但在设宴招待杨告一行的宴会上，元昊想独自坐在主位，经杨告的再次劝说才没去坐主位。宴请期间，杨告等人不时听见东屋背后有千百人在打铁、锻铸、磨兵器的声音，吓得问也不敢问，回到朝廷后也不敢上报这件事。
991年，宋朝就赐封李继迁姓赵，而契丹人还对党项羌首领沿用唐朝赐封的李姓姓氏，称元昊的爷爷为李继迁。元昊下令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氏“嵬名”，并且让党项统治氏族中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元昊还自称为“兀卒”，这个来自党项语的词汇相当于皇帝或后来蒙古人中的可汗，意思是“青天之子”。随之，元昊在党项羌统治的区域内，推行一套独立的、具有明显宋朝风格的职官官衔称号，并且所有的职官官衔号都有匹配的党项名称。
为了从外在装束上明显区别于汉地乃至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统辖下的民众，1032年，元昊自己先实行秃发，然后命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仁宗景佑元年十月丁卯条）。元昊这次颁布秃发令，并没有强令被占领地区的汉人实行和他们一样的秃发，而是在没有秃发的党项人中间，效法鲜卑人的秃发习俗。元昊自己先秃发作表率，很快使党项羌领地范围内的民众实行起了秃发（元昊亡后，随着西夏政权的稳固和国力强盛，西夏国民不再是全部秃发，也有披发和辫发者，这在黑城出土的唐卡上的男供养人和武威西夏火葬墓中出土的木版画上的男侍形象上有着体现）。西夏中后期的西夏皇帝和男性贵族很少见秃发形象的，他们往往是戴冠的，这在出土的西夏帝王图、《西夏译经图》中的惠宗秉常、敦煌壁画里的西夏帝王供养人像中，皆有体现。1099年，有西夏人投降宋朝，《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记载他们是“剃发、穿耳、戴环”的形象。从古羌人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脸部的习俗来看，不排除这是元昊超凡脱俗、自尊自立的一种个性体现。
元昊后来还大力改革服饰制度，从衣服装饰上突出党项羌的族群特色，他本人在成年后就改变了年轻时戴黑冠的习惯，喜欢戴红里白面的毡冠，后面有红色的绶带。《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中就记载他的冠带是“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黑城出土的西夏后期皇帝画像，是直角高冠，而西夏惠宗秉常戴的则是尖顶冠，敦煌莫高窟中的西夏帝王形象则是头戴白毡尖顶高冠，可见西夏皇帝自元昊之后，其冠饰逐渐多样。同时，从《隆平集》《西夏译经图》、莫高窟第409窟的西夏王妃供养像等形象来看，西夏皇妃也戴有不同形状的凤冠。元昊的服装改革，使西夏境内的官吏中，汉人和番人各有不同的服饰。西夏法律《天盛律令》就明确规定，汉人官吏应当头戴汉式头巾，违背的官员罚马1匹，平民则打13杖。
北宋时期的开封，妇女以头上戴花为装饰时尚，甚至男人也以戴花为美，这个习俗很快也传到了西夏。在西夏，男人和女人在身体某些部位或服装上配上小的装饰物，不仅美化自己，也能显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比如西夏武官的服饰中就有金涂银束带、短刀、装弓矢的袋子、结（读倮ai）锥等。《番汉合时掌中珠》中记载了当时西夏妇女的饰物有耳环、腕钏、珊瑚、琥珀、琉璃、玛瑙、璎珞等。当时尚的饰物逐渐在消费经济中占有一定比例时，西夏政府机构中特意设置了属于末等司的首饰院，就是一个专门负责宫廷需用的高档首饰制作的机构。在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市高油房出土的一对透雕纯金耳坠，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夏王陵出土的鎏金铜扣、葡萄纹金饰、花瓣形金饰、鎏金银饰，内蒙古自治区黑城出土的项链，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村西夏墓出土的多件正面鎏金、背面露银的带饰等，都见证着西夏不同时期贵族或平民的饰物打造水平和审美水平。
李德明时期，曾派一个叫贺承珍的人负责兴州的建筑工作，从灵州征集兵民，构筑宫殿、宗社等。1033年，元昊以避父亲德明的名讳为理由，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这标志着他开始用自己的年号。实行秃发令后的两个月，元昊就升兴州改为兴庆府，并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宫城、殿宇。
由于蒙元铁骑的屠城、废城以及西夏时期的文献对兴庆府的建筑形制没有具体记载，我们只能从明代《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等文献记载中，来判断兴庆府的建筑形制和规模：兴庆府并不像中原都城那样讲求方正，从贺兰山到黄河边的开阔地，加上南北两端多为水域，使得这个城池“东西倍于南北，相传以为人字形……南北各有两门……东西各有一门”（明《弘治宁夏新志》）。同时，又借鉴了诸多中原城市的建筑方法，“从原则和系统上皆以中原都城为成法，甚至一些具体建筑也模仿中原王朝都城，如城门上建城楼，城门名称光化门，和长安光化门同名，南熏门与开封府的南熏门同名”（史金波：《西夏社会》第532页）。
从西夏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疆域规模来看，兴庆府的城市规模已是不小：唐代的长安城周60里，兴庆府城周18里，相当于长安城的1/3；唐宋时期的都城城门都在10个以上，兴庆府的城门有6个。兴庆府的城市设计直接受到唐代长安与北宋东京的布局影响，城内居民估计在20万左右；城呈长方形，周18余里，护城河阔10丈；南北各2门，东西各1门；道路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20余个街坊；皇家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后来又陆续修建了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宗教场所。城中皇家的宫殿园林占有很大面积，有一定规模的宫城，而一般居民则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均为低矮的土屋或土板屋。后来，随着城市建筑向南北扩散，兴庆府的城郭比例逐渐不再是“东西倍于南北”，而是1.6颐1的比例。从兴庆府旧城遗址东端出土的砖瓦构件来看，当时的兴庆府已经完全能够利用黄河的自流水系来保证自己的给、排水系统。元昊在位时就在兴庆府西边地势高处修建了昊王渠，作为兴庆府的重要水源。
在西夏政府造房司的规划与设计中，一座座宫殿拔地而起，一个个中央官署围宫兴起，一所所学校（番学、汉学、大汉太学、内学等）顺势而现，一座座佛塔直插云霄，一间间作坊应市而生，一幢幢酒楼沿街而兴，一院院平房绕宫而建，一个新兴的都城出现在贺兰山下、黄河之滨。就这样，一个贺兰山下的小镇，在西夏时期，很快变成了西夏的国都以及整个西夏王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城市最核心的地方，显然是皇宫所在。西夏《天盛律令》规定：未被允许而冒入皇宫者，依据入宫门深浅判处不同的罪，最轻的是“车门”，其次是“摄智门”，再次是“广寒门”和南北“怀门”。误入皇帝“帐内”要判最重的刑，由此可见西夏皇宫建筑形制之复杂。后来，西夏境内的灵州、凉州、甘州等城市的建筑规模也随着都城的规模而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