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晏平都多次提到李勤，这不仅仅因为李勤是排放方面的专家，更多的还因为二人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共识。李勤很欣赏晏平的绿色理念，2006年以后晏平实施“再造玉柴”战略，把绿色理念上升为企业的核心理念，使“绿色发展”这个企业的理念获得了政治范畴的意义，获得了引领一个时代工业文明与社会进步潮流的力量。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玉柴以外的人，在玉柴看到“绿色发展”四个大字，可能更多的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动力企业的发展理念来看的，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普适性特征。实际上，对玉柴来说这个口号是有其特殊的内涵的，这个特殊内涵也是玉柴奠定在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的一枚最重要的砝码。虽然它的出现有些让人感到惊讶，感到这个企业有些卓尔不群，但只要我们重温一下前文论及的玉柴“先人一步”的战略，就会更透彻地理解绿色这个关键词无论是作为产品研发理念还是作为企业发展战略，为什么会在玉柴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企业里率先诞生。玉柴股份公司现任总工程师沈捷说，排放问题和国内同行比较起来，我们做得比一般的要早，我们做国0的时候，全国的发动机行业还没有这个概念。不过这种前沿技术跟踪起来很快，后来全国都开始做了，但我们已经领先一步了，所以后来一直领先。我们的国2大批量做的时候，其他厂家才开始做，后来每次升级情况都是这样。所以在北京投标城市公交的时候，就只有康明斯同我们竞标，它是外国品牌，排放做得比较好，但我们进去之后把价格拉下来了，也就有了优势。国4后来进得很快，因为做国3的时候已经兼顾了国4，有了技术储备。现在已经做好了国5的技术储备，国6也在做技术分析。这已经超出国家进度一大截，欧洲现在都还没大面积推行欧6标准。但我们必须早做准备，我们的地域不好，人才引进困难，不做特色，不抢占先机就没法跟别人比，所以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2007年12月，中国首台国5发动机在玉柴研发成功。“领先”、“适用”，这个口号始终逼迫我们超前发展，始终保持这个时间差，也就是“快赢一步”的战略，它是我们克服地域和人才劣势的有效办法。沈捷的话使我再一次想起玉柴的历史，想起玉柴的边地意识和谷地战略，身处边地的玉柴永远保有异样的清醒与警觉。这是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单从企业竞争策略上来理解玉柴的绿色理念，我以为是对玉柴文化的一种误读。
对玉柴的绿色理念，不知内情的人有多种误读，这里先说说我在采访玉柴的过程中的一段心路历程。我对玉柴的采访有一个从外围到核心、从历史到现实的过程，对玉柴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这符合一般认识事物的规律。我在这个“娓娓道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企业有一些感动人的地方，其中有那么几个点，是我的思维一度盘桓并流连忘返的，这些地方就是我所说的感动点。比如企业口号，这是每个企业都有的，我也见得不少，一般都很难打动我。但玉柴就有感动人的口号：“做中国最大活动污染源的控制者”，这句话和前面说到的50多年前的那幅广告画有异曲同工之妙。50年前，一个蛰居西南一隅的手工业作坊式的小厂，把自己通过简单手工艺生产出来的几种外用药放在祖国“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来观照，那种自信与单纯、善良与质朴着实令我感动。50多年后，这家企业今非昔比，成了“中国最大的内燃机生产基地”，但它依然身居祖国的西南边陲，依然是一个与欠发达的本土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企业，但就是这家企业，地偏未敢忘忧国，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喊出了这个振聋发聩的声音！
我一直在想，当今之中国，论规模，论效益，论地位，论资历，论影响，论荣誉，比玉柴更强劲更威猛更牛的企业实在不在少数，有谁有这个担当，有谁敢站出来，在一片无人的荒野上发出这旷世绝响般的金石之音？没有。后来我又想到了一个人，想到了一个企业，那几乎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也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回声，这个人是王进喜，这个企业是大庆油田，在祖国最需要男子汉的时候，发出过雄性吼声的唯一的人和唯一的企业。自从那群立志要让地球抖动的人远离我们而去之后，我们就很少听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声音了。当然我丝毫没有想把一种完美的人生境界的实现寄望于大而无当的政治乌托邦式的心理治疗，我只是在想这个被效益、速度、GDP拥堵得水泄不通的世界，看到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出来，面对一片恶意和非恶意的打斗过后留下的一地鸡毛，拍一下胸脯说一声：我买单！
无论这笔单最后由谁来买，但历史就是这样，在关键时刻是需要这样无私无畏的长子的。
这似乎是一个政治化的寓言。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玉柴的“买单”丝毫没有寓言色彩，而是真真切切的买单，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做中国最大活动污染源的控制者”对玉柴来说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是切切实实地付出了代价的企业行为。2008年5月27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正式复函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接受玉柴集团加入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公民倡议——全球契约，玉柴集团正式成为全球契约组织的一员，就是对玉柴这种敢于对企业、对劳工、对人类生存环境高度负责的精神的肯定。全球契约于2000年由联合国创立，是世界上最大的以自愿为基础的企业公民集合体。它计划号召各公司遵守在人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及反腐方面的十项原则，其中原则7、8、9条明确指出：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主动增强环保责任，鼓励环境友好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这也正是玉柴多年来所一直致力的事业。
晏平有一个观点很朴素很动人，他说：“玉柴一年要向社会输送几十万台发动机，总量有200多万台装载玉柴发动机的汽车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阵容啊！如果最终产品排放有问题，对环境的破坏将是不可估量的。最近我看到有媒体报道假国3问题，感到非常痛心，更感到企业家的良心和责任的重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从自身做起，从企业产品做起，要建立完善的机制来约束自己，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害人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晏平《坚守企业责任底线》，见《责任玉柴》，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编）一个企业的责任精神与企业领导人的道德操守有关，玉柴是一个有责任、有良心、有担当的企业，晏平也是一个有操守、有担当、有恒心的人。他曾讲过几个关于个人生活的细节，晏平说我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这是有故事的。
1975年我父亲在玉柴做党委书记，那时候我们家有一个围墙，有一天，我弟弟就跟副书记的儿子在墙头边抽烟，被老爷子发现了，回来告诉我母亲，母亲问我，我就添油加醋地汇报。那天晚上我母亲大发脾气——我母亲是很严厉的，我这辈子就怕我母亲——母亲在那里一边打我弟弟，我就一边添油加醋，打完以后老爷子心疼啊，但他并没有去给我弟弟护短，洗完澡，老爷子问我，他说：你跟我发誓，你这辈子不沾烟酒行吗？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我说行，我发誓。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刺激，从此不沾烟酒，到现在还是。我到一汽、二汽等汽车集团，客户很豪爽，非得要我喝，这个也不能太扫兴。我就当药，抿一点。实际上，我估计我本身是能喝酒的，因为我哥、我弟都能喝酒。至于烟，你说下过乡的谁不会抽烟啊，那个时候在农村，那么苦闷，不抽不可能，关键是意志。刚才我说了，一个人的意志很重要。承诺了的东西，就一定做到。再就是责任，我对一些社会现象很宽容，也理解。比如说我们一些办事处有些主任离婚了，我就想他们也不容易啊，一年才回家几趟啊，可以理解，但是我讲了，有一条你必须做到，你把老婆安抚好。作为一个男人，你该承担什么责任你要清楚，比方说我作为丈夫，作为女婿，作为父亲，要承担什么我很清楚，这是一种责任。作为企业家你也有一种责任，我作为玉柴集团董事局主席，不管老少病残、劳模退休人员，所有人在我眼里，我告诉大家，你必须要平等对待。在玉柴我每年都要请劳模、知识分子、三八红旗手、离退休人员吃顿饭，而且还要备年货。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给我送箱水果，我可能问都不问，都给忘了，但这箱水果送给普通工人，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可能不在乎，你山珍海味都习以为常了，他们达不到。我们能做到的一定要做到，这是责任，包括一些福利，能做到的，哪怕我们利润少一点，也一定要做到！
四
现在晏平要做到、要兑现的是一个更重大的承诺，这是一个对国家、对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承诺。不过我所为之感动的还不在于一个企业在践行自己的诺言，兑现一种有言在先的盟约，说到底那只是被动的履约行为，是一种法的精神的产物，我所关注的重点还在于这个企业从它的工作理念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物我一体的意识，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我意识，一种舍我其谁的仁者精神，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家风范。晏平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坚持低排放，给国家提供绿色动力，坚持对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承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像我们这种企业，就应该承担振兴民族工业的义务，承担对人类负责的义务，我们有这个能力尽这种义务，这也是一种责任。也就是我常常给管理层说的，你必须这样想，在发动机领域，唯我玉柴有这个义务，我不做谁做？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要做，有能力就要承担，要承担你就要投入，投入就要付出你的财力。我提前研发国3、国4、国5，我们是付出了很多代价的，但是我觉得是应该的，必需的。”晏平的话使我想到了一个词——儒商，现代儒商是一代既有现代人文道德、社会责任感，又有现代管理能力、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现代商业社会寻找现代儒商比寻找金子还难，在我采访过的玉柴人物中，有几个人和我谈起过这方面的话题，前面说的李勤是一个，李勤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主张改造企业首先是改造企业的文化而不是技术。技术的更新是很快的，文化的改变却是一桩繁难的工程。同时李勤也有明显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主张通过技术的改造实现技术与文化的双重改造。这使我想起“五四”，想起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想起了那一群后无来者的大师。无独有偶，我在玉柴工程研究院采访的另一个对象——时任院长的卓斌教授——与我有着强烈的共识。卓斌虽然是一个毕生致力技术进步和技术传播的人，但他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我说，我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今天在我心中，能享受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的还是蔡元培那一代人，我们成不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大贤，也许是我们的环境出了问题。但我想身为一个中国有点文化的人，无论是技术文化还是人文文化，儒家的基本修养还是应该有的，我们成不了大家，还可以培养大家，我在玉柴，他们说我有学究味，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境界才对。就你说到的社会责任而言，有一点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的企业家都应该意识到，大企业更应该承担这份责任，因为你造成的危害比小企业更大，你必须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是多高的境界，这是最起码的责任精神。企业家也好，企业领导人也好，都必须懂政治，心里要有国家民族，搞技术的专业人士可以不懂，你不可以不懂。
卓斌的观点很让人感慨。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讲，政治、哲学的作用永远大于技术，而且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企业。卓斌是我在企业里面碰到的为数不多的除了关心技术与经济之外还关心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物之一，这既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也与他的性格学养有关。卓斌是上海交大的资深教授，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做访问学者，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但他说我不是一个安分教书的人，回国后在交大干了两年就到了上海通用公司的研究中心，当时企业与学校协商，让我70%的时间在企业，30%的时间在学校。现在我是95%的时间在企业，在玉柴，5%的时间在学校了。卓斌与广西很有缘分，很小就随父亲支边从上海到广西来了，中学毕业后到广西河池县插队，后来参加工作又在当地开了八年车，恢复高考第一年考进广西大学。这都是与广西的前缘。还有一段今缘，就与玉柴有关了。本科毕业后，考研究生考的是上海交大，本来就是准备通过这个途径回上海的，没想到又回到了广西。卓斌说这一次是我自愿的，一个是在广西大学期间，和玉柴的总经理李天生、总工程师沈捷同窗，有感情，加上毕竟自己的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王建明的诚意。后来新董事长上任以后，我想我可能要走了，也想走了，学校方面也多次要我回去，结果晏平董事长到任的第一个礼拜就找到我谈话，第一个月内就到上海交大去谈判，并且把以前没有解决的一些待遇问题都解决了，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了，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后来学校还是反复要我回去，我说你们怎么不和晏平谈？学校说我们怎么和他谈？他那么咄咄逼人。既然这样我说我都已经62岁了，学校的工作也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也只好默认。让我在学校挂了一个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然后在这边给他们带几个硕博生。现在已经加盟玉柴的三个博士、两个硕士，还有两个工程硕士，都是我的学生。带过来临时做项目的还有十多个，他们说我把半个研究所都搬过来了。我在这里主要是建立玉柴的电控能力，以前玉柴在这方面完全是一张白纸，我来的第二年就推产品了。欧洲的同行都说，我们干了四五年的工作，你们一年就完成了，很不简单。从此以后，欧洲对我们在技术上的合作就放得开多了，这也是行业习惯，你懂得越多，他就和你谈得越深，合作越多，放得越开，现在他们对我们在技术上基本不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