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来说说早期玉柴的人才观，依然以谭绍昌为代表。前面说过早期玉柴有整整10年时间没有一个有身份的工程师和技术员，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个地处祖国西南边地的小厂制造了它的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煤气机、第一台柴油机、第一台汽车，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奇迹就是在不可能中发生的。其实就在上文所描述的那个身陷囹圄的郎中，出于一个并不怎么高尚的动机，为早期玉柴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谋生之道的时候，另一个身穿囚服的电气技术员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为早期玉柴画出了第一张图纸。无论这以后的玉柴在全国机械行业的地位如何显要，也无论今天的玉柴机器在国际国内如何领先，这张或许并不规范的图纸却是一个机械制造企业的最早的蓝图。绘制这个蓝图的人叫何士典。
我所掌握的何士典的故事来自很多老玉柴的讲述。其中包括老科长宁国治、第一任书记杨学池、谭绍昌遗孀冯彦珍、何士典之女何丽燕等。我采访这些高龄老人一般没有任何导向，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对何士典的记忆有惊人的一致性。我历来尊重老年人的思维方式，老年人的思维有一条既定的河床，它不习惯于人为的疏导，也没有“择善而流”的习惯，他们的记忆经过时间之流的反复淘洗，剩下的信息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了一种稳态结构，这是一种自然流动的思维，不容易被切断，一旦被切断就找不着接口，那样一切讲述就得从头再来。所以任何想通过阻止和引导来达到某种先入为主的采访目的，使采访者的某一个观点得到印证的企图都是难于实现的。我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一年我为了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录片走遍全国，采访了30多位老红军，这些90多岁的高龄老人，他们的记忆就像一条绵延不断的古老的河流，永远不会中断，也永远不会被人导入一个事先划定的流域。你只能陪他们在河滩上漫步，在河水里漂流，偶尔发现一串生动的脚印，悄悄捕捉几朵闪光的浪花。也正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一个老人就是一部历史的真正含义，那意思是说，每个老人心中都有一部历史，这是经过他们自己演绎的历史，也是一种不容修改的历史，因为他们的记忆是凝固的、封闭的、稳定的。这种口述历史一方面给我们全面了解历史真相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却也为我们在考察历史事件时难于避免的主观臆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设置了一重天然的屏障。所以两相比较，积极意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对于何士典，直到我在2009年早春那个洒满阳光的上午踏进玉柴老年活动中心的门槛之前，我还一无所知。但自从那个上午的采访完成之后，何士典的名字就经常在我耳边响起，那段时间，凡是了解玉柴历史的老人，谈起玉柴早期的艰难起步都要提到这个名字，这时我才预感到要说玉柴的历史，何士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当然和陈善文一样，何士典当年也是戴罪之人，这可能给我的叙述多少带来一些麻烦，但人既是生产关系的载体，也是生产资料的类型，从企业的角度看，人的人力资源属性远胜于他的政治属性，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实现人力资源利用的合理化与最大化是企业家的天职。所以对于玉柴早期的历史叙述，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我是从谭绍昌遗孀冯彦珍口中第一次听到何士典的名字的，而且是在无意之中。讲述人向我提到这个人也纯粹出于无心。因为我当时的采访动机只是向一个未亡人了解过世多年的谭绍昌的工作生活情况。时隔多年之后重提旧事，我们的谈话是在一种缅怀的氛围中进行的，冯彦珍多少有些伤感，所以讲述中不自觉地将当年有关的人和事都牵涉进来了。冯彦珍的谈话从她和谭绍昌的家庭生活开始，她说：“谭绍昌不光是一个好厂长，还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他从来没打过孩子，对我也很好，我生病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经常给我洗脚。他的人缘好，里里外外的人都喜欢他。毛病就是爱喝点酒。他比我大9岁，我们的婚姻是组织上安排的。那时我刚从博白中学毕业，参加土改工作队不久，被送到玉林参加一个法院组织的土改培训班，后来才知道这个培训班还有另一个目的。当时公安和法院系统有一批就地安置的南下干部，因为战争一直没有结婚，或者原来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年龄都很大了，组织上决定出面为他们创造一些条件。培训班结束后，我本来是要回博白的，走的前一天，组织上找到我说，有两个革命干部看上了我，让我自己挑一个，这两个人我都有印象，其中一个人已经40多岁，头发都白了，我肯定不会同意，另一个也比我大9岁。我说太老了，组织上说：你这种想法就不对了，人家为了解放全中国什么都不要了，还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都无怨无悔，我们算什么？被组织上的人这么一说，我当时就蒙了。我说那我该怎么办？组织上说二选一，你挑一个吧，我说那我就要这个年轻一些的。组织上说行，你就别回博白了。”
就这样冯彦珍就留在玉林和那个年轻一些的人结了婚。那个人就是谭绍昌。冯彦珍至今还记得他们结婚的日期，是1951年12月15日，同时也记得另一个日子，1989年9月23日，这是谭绍昌去世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老人在谈话中不经意透露给我的，由此可以看出和谭绍昌携手走过的这38年在老人心中的分量。冯彦珍说老谭是一个好人，不管对什么人都很好。我理解这里的人是有多重含义的，包括家里的人，外面的人，也包括何士典这样一般人不敢对其示好的人。冯彦珍说那时厂里没有技术人才，只有懂一点技术的犯人。有一个叫何士典的犯人，读过大学，懂机械，因为不是政治犯，老谭就把他当成技术人员用，经常带他出去开会考察，还去过机械部。老谭没有文化，但他很尊重有文化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对何士典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人有很深的交情。
这就是何士典在我的采访中第一次出场。现在我仔细翻检我的采访笔记，在冯彦珍的谈话里，关于何士典的记录就这么寥寥几行。在这几行里，何士典像一个影子，闪身一现之后就不见了。但就是这几行字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其中至少有两个方向的轨迹是值得探究的，一是为了早期玉柴的发展，在何士典的问题上，谭绍昌等人究竟做了怎样的努力？其二，作为一个有罪的知识分子，何士典在沦为阶下囚期间受到重用，如此知遇之恩是否构成他潜心工作的全部动力？当然这还得先了解何士典其人。关于何士典出现在玉柴历史上的背景情况，杨学池告诉我说，1958年，他来玉柴以后，这时候厂里就有了三个大学生，其中两个是他们家的，就是他们夫妇，另一个叫邱秀珉。后来他们选了几个高中生送出去培养。此前技术问题都靠犯人和刑满释放人员，他们有些原来是工程师和技术员，何士典就是其中之一。谭绍昌很重用他。他是岭南大学毕业的，学电气的，解放前在玉林电厂当过技术员、副厂长。解放时厂长去了香港，他就当厂长了，后来有工人举报他，说他压迫工人，还贪污，据说贪污了几十万元，相当于人民币几十块钱，1951年被判刑，判了5年。何士典被送到泉塘工业社以后，因为懂电气，一下成了工业社的宝贝，当时所有带电的玩意儿都靠他，直到后来厂里技术上的问题都离不开他了，有时碰到一些业务上的会议还得带他出去参加。后来可能是谭绍昌觉得这样很不方便，就向上边请示把他提前释放了，成了就业人员，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当技术人员用了。那时像这样的情况比较多，人犯了罪，知识没有罪啊，完全可以利用。所以当时的泉塘工业社，把有点文化的犯人都调动起来了，比如任彩章，捕前是搞工程的，懂得绘图看图；还有吴民起，读过大学，学数学的，还当过老师；韦来琰是高级电工，也有当过土匪的；像吕绘新，做过国民党的乡长，参加过土匪；梁志明也参加过土匪，人很聪明，劳改时学会了开机床，又懂工艺加工，这些人当时都被安排在技术岗位上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杨学池来了以后，1959年，公安部搞一个劳改产品展览，他去北京时带的还是何士典。1960年全国机械工作会议在苏州开，他带的是梁志明。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些陌生的名字如实地写在这里有两个意图，一是不想让后来的人忘记玉柴起步的忧患与艰辛，二是提醒今天的研究者们注意，无论是研究政治还是研究经济，抑或研究一个企业，都不要无视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更低贱、更卑微的人的劳绩。任何时候我们的眼中，我们的笔下，我们的主流话语里，都不应该只有领导、代表、委员、教授、企业家，也不应该满足于空洞抽象、随时可以被赋予特殊内涵的人民，历史的进步是靠全人类推动的，包括反对过和阻碍过甚至打击过这种进步的人。一个企业的进步是靠每一个用他们的肢体和大脑参加劳动的人推动的，自然也包括那些并非自愿劳动的人们。
人类文明的成果永远是开放在所有人头顶上的花朵，欣赏花朵的人，不可以忘记鲜艳的花瓣下面那些美丽或并不美丽的根须。我知道这很难实现。话语权是一种霸权，很多真实的历史只能依赖口口相传。
九
有关何士典提前释放就业的情节也有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前面说的技术方面的原因，另一种说法是与何士典的孩子有关。当年何士典养育了8个孩子，3男5女，儿子帅气，女儿漂亮，个个长得出众，其中大女儿何丽芬被誉为“玉林一枝花”，后来在一次文艺演出活动中被一位领导相中，欲与何家结秦晋之好，但得知何士典正在服刑后，有些举棋不定，于是派人细探根由，不曾想此事来得正巧，厂里此时已有请示上级提前释放何氏之意，于是乎几个部门一合计，来了个顺水推舟，减了何士典的刑期。这个说法有点马路消息的色彩，但即便是此种说法成立，谭绍昌等人此举也是功莫大焉，一来厂里得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工程师，二来成全了一桩美好的人间姻缘，一举两得，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得到这个版本是在采访玉柴老人的计划完成之后，为了弄清楚其中的一些真相，我又临时增加了一个玉柴老人的采访，这位老人就是何士典的女儿之一何丽燕。在老向导曹叔的帮助下，我在玉柴社区一幢建于六十年代的老房子里找到了何丽燕。何丽燕退休前是玉柴的化验工，在家排行第三，也已经年近七旬。何丽燕告诉我：“事情并非人们传言的那样，我这个姐夫不是一般的正统，简直有些过分，从认识我家大姐到现在，一直没来过我们家。那一年我母亲去世，我们大家都以为他会露个面的，那时候他已经离休了，结果还是没来，我大姐很伤心，我还劝过她，我说他的工作性质和所处的环境都约束了他，我们也要理解。但是后来离休多年以后也不和我们家来往，这有点说不过去。我们的父亲也不是什么政治犯，而且早就是玉柴的职工了，现在你们能来写他，说明他还是玉柴早期的有功之人。有一段时间我们很想去数落他一顿，后来一想算了，他就这么个人，就连喜欢谁也不会给谁好脸色看的，对我姐也是那样。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去找我姐，每次碰到姐夫，他都黑着一张脸，很严肃地说一句你姐在里面，就没话了。吃饭也是，每次姐把饭端上来了，他就知道自己去吃，从来不叫我们吃。”
其实从何丽燕所说的情况来看，我倒觉得这个“姐夫”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执著而且很可爱的人，因为离我的采访主题太远，所以没舍得花太多的时间去探究他。有些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见到当年的“玉林一枝花”，那天我向何丽燕问过何丽芬的情况，何丽燕只说了一句大姐今年已经73岁了，就再没多谈下去。我注意到何丽燕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淡淡的，而且一直顺着，有些不愿再说下去的意思，我只好打住。
这本来就是别人的家务事，不便多提。其实我所以在何士典的复出问题上再做上这样一段文章，意图很明确，既想说明当年的玉柴是怎样在充满忧患的环境里成长的，还想说明当年的玉柴人是在怎样的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工作的。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也无论是管制者还是被管制者，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程度的艰难，冒着同样程度的风险，接受着同样程度的灵与肉的考验。而对于后者，还要多担待的就是人格与尊严的失落。当然，价值并没有随着人格与尊严的跌落而跌落，毫无疑问，何士典一生的辉煌就是在他人生的最低谷完成的。如果说他这一生有功业有建树，这个功业与建树都是在他和他的家人最落魄的时候创造的。这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人类有很多理想之花都只有在生命的绝地上才开放得最为灿烂。
我从何丽燕那里还得到了一些有关其父何士典的工作以及精神情况，在何丽燕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很忙的，一辈子都在忙着。何丽燕说：“解放初的时候，父亲还在电灯厂（电厂）工作，那时候政治学习特别多，父亲很少在家里呆，每次回家吃个饭就走了，每次都说厂里要开会学习。我们兄弟姊妹多，他基本上不管我们。改造期间我们很少见面，母亲有时候来劳改队看一下，说父亲在做技术方面的工作，精神很好，就是忙得很，经常加班。我们听了都很高兴。那时候我们和母亲都住在贵港外婆家，到玉林来一次不简单。1956年我们才来到玉林，母亲在医院工作，那时候父亲已经出来了，但还是一样忙。两年后我进了玉柴，父亲依旧很忙，我们在一个厂上班都很少见面，只有在食堂吃饭才能偶尔见他一面。那时他在技术科上班，我在化验室，相隔很远。下班后我回集体宿舍，他加完班就回家了，也见不着。”
忙碌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是一种价值体现形式。那天我和宣传部李春梅在玉柴食堂吃午饭，要了一碗韭菜肉馅饺子，味道很特别，但不知怎么，吃着吃着就想起何氏父女来了。应该是50年前吧，不知是不是这间食堂（按道理肯定不是），有一对父女，也像我们这样坐着，吃饭，顺便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各自匆匆地走了。父亲回他的技术科，女儿回她的化验室。他们的背后，食堂外的水泥路上不断有人走过，他们三五成群，一个个都步履匆匆。我完全没想到，忽然呈现在我头脑中的这幅画面也正是我眼前的景象。我眼前的景象与50年前的情形已经完全重合了。是什么把我头脑中两种不同政治话语中的情景连接起来，又是什么把我眼前这个企业的两个时代联系起来的呢？我想是人，是那些面对人生深沉的忧患与深刻的危机依然自强不息、努力创造生命的个体价值与群体记忆的人，这样的人在玉柴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50多年来，他们的足迹连成了一条道路，就是这条道路沟通了历史与现实，连接了我所有关于这个企业的思考的空白地带，又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我想象的神经。
顺便说一句，在何丽燕家里，我见到了何士典的照片，照片有些发黄，但照片上的人依旧清晰。何士典高个，清瘦，一身白色衣裤，站得笔直，有些像上世纪30年代的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又有点像五四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