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早期玉柴领导人的职业生涯多少都和这些羁役于玉林这个西南边陲小城一隅的戴罪之人有些关联，这是由早期玉柴的性质决定的。覃茂威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成为玉柴副厂长的，但来玉柴的时间却很长。而且对玉柴各个时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直到现在玉柴上下都还叫他“九叔”。覃九叔和钟二叔不同，不是因为排行。那天我问覃茂威，您在家排行老九吗？覃茂威说不是，他们叫他九叔有两层意思：一是他原来是玉柴篮球队队员，一直穿9号球衣，时间一长就有人叫他老九。二是那时样板戏家喻户晓，《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在座山雕那里被封为老九，还是个执勤官，跟他在厂里的身份差不多，两下里这么一沟通，就把这个外号送给他了，其实他没杨子荣那本事。我说杨子荣那点本事也是在威虎厅跟土匪们学的。覃茂威说其实他们原来的一点本事也是跟土匪学的，犯人中就有当过土匪的啊。
采访之前有人给我说过覃茂威是一个很可爱、很有意思的人，现在经过这样一番谈话我已经感受到他的率真和可爱了。接下来是覃茂威学艺的故事。覃茂威说，他是1957年进厂的，当时厂里有个技术学习班，参加学习的30多个学员都是管理干部，他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管理干部都不懂技术，但犯人干的都是技术活，不懂技术就不能管好犯人，所以要学。有意思的是在学习班讲课的都是犯人。这样他们就向犯人学习，学了一年多。当时讲课的犯人都怕他们给管教干部汇报，所以给他们讲课都很耐心很认真，完全是正正规规地备课上课。他们有的是旧社会的大学生，有的是在旧企业的技术部门工作过的人，课都讲得很好。记得有个叫罗绍章的，上课文质彬彬，谈吐优雅，很有大学教授的风范，我们都很尊敬他。但是按规定我们都不能叫他们老师，只能直呼其名，这是一点不能含糊的。
当时在广西，管教干部向劳改犯学技术很普遍，因为广西的劳改企业特别多，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整个广西的工业就是靠几家劳改企业撑起来的，南宁制造厂、柳州制造厂、桂林制造厂、玉林制造厂四家劳改工厂占据着广西制造业的大半壁江山。这些明厂暗监的制造厂接纳了大量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第一代教员，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看来旧的国家机器可以砸烂，旧的人可以打倒，知识、技术却是可以传承的。对一个劳改企业来说尤其需要这种拿来主义的观念。
除开技术以外，这些企业在体制上也不可以走形而上学的老路。在采访这些老玉柴期间，我曾经做过一个假设，如果这些领导人当年完全拘泥于劳改机构的性质，恪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不是主动而且冒险地把一个劳改场当作企业来经营，让泉塘工业社和后来的玉林新生制造厂永远处在准企业状态，这些领导人与这些戴罪者之间的关联是否还会如此紧密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没有企业利益的驱动和企业机制的保障，他们的关系就永远是管制与被管制、强迫与被强迫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出现企业与人力资源、企业家与专业技术人员的关系，这一切都取决于企业体制的发育。事实上，就全国范围来看，大多数劳改企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走的都是传统的路子。我翻阅过一部《上海财政税务志》，其中“劳改企业财务管理”一节透露：“1953年，上海市的劳改企业经营利润不上缴财政，留给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和发展生产。收不抵支时，差额列入预算，由此看来建国之初的劳改企业似乎都有一点企业的萌芽。1959年，实行统收统支，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财政拨款，让刚露头角的一点企业的萌芽很快死亡。1980年开始，实行定额上缴，一年一定，超收留用，短收不补的财务包干。1982年，改为以收抵支，余额分成的办法，根据当年利润收入，扣除劳改、劳教、老残人员经费，局属事业单位经费，以及弥补劳改农场亏损补贴后，余额部分上缴财政和留给劳改局各50%，后者作为扩大再生产、改善集体福利设施。”直至1984年，劳改企业的收入才不再上缴财政，实行“自收自支，节余留用”的办法。“节余部分主要用于发展生产，改善集体福利事业，适当用于提高职工的奖金”。这表面上似乎具备了企业的性质，但这个政策的上面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的“收入全部留归劳改局”。劳改局是劳改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所以企业自主权并不存在。这实际上是自收自支型事业单位的模式，与真正的企业体制有很大距离。
从一家劳改场成长为大型国有企业，再成功步入现代股份制企业行列，然后向跨国企业集团迈进，玉柴是一个特例。纵观玉柴走过的历史，我看到了它所以如此迅速成长的诸多原因，国家的产业政策、地方的经济策略、行业的结构调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都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关键还是在人，在企业人，在企业人的责任感和首创精神。
其实劳改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在夹缝里求生存的企业。覃茂威回忆说，当年玉柴试制2105的时候，同业中已经有湖南动力机械厂、南昌动力机械厂等多家正规国营企业在生产柴油机，那时同行和国家有关部门根本没把玉林这个劳改企业放在眼里。国家不重视，地方不支持，所以一无人才二无资金，只能自力更生。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劳改企业的干部都受歧视，所以他们出去一般不主动报告自己的工作单位，怕被人家瞧不起。有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也不敢发泄，只有把它埋在心里，回来自己发奋。这种经历和感受是老一辈玉柴干部都有过的。这样一直到了1970年，犯人才分期分批迁走了，玉柴开始逐步转变为工人厂。但由劳改厂转变为工人厂也遇到了麻烦，管理上遇到了挑战。他们的管理干部以前是管犯人的，现在还用管犯人的一套方法来管工人就行不通了。加上新工人是从农村招来的，对按时上下班、遵守工厂规章制度一概不适应。干部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和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农村工人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企业面临全面转轨，为了解决矛盾，1973年到1975年，政府派出了几拨工作组，晏永霖就是这个时期来到玉柴的。
听着覃茂威的谈话，我一直在想，这群老玉柴人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特殊企业的领导者，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和政策条件下，生活上衣食无忧，工作上年年向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依然常有紧迫之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种紧迫感和忧患意识来自何处？换句话说，他们自我加压的动力来自何处呢？时代背景自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建国初期的一代企业领导者都是创建共和国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山河重整，万象更新，强烈的国家意识焕发出来的是崇高的政治热情和主人翁意识及责任感。
七
现在我们来说说谭绍昌的故事。谭绍昌是玉柴具备一些企业基本元素之后在任时间相对较长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早期玉柴企业化的重要推进者和操作者。有人说在早期玉柴众多领导人中，谭绍昌是最早具有企业意识的一个。50多年后，当我们用现代企业的眼光去观照玉柴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谭绍昌当年的一些做法依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比如企业的人才观念、企业的营销策略、企业的发展规划、企业家的人格建设等等，在今天看来都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而且谭绍昌在起用人才上的大胆程度和对人才的信任与尊重程度是今天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望尘莫及的。它使我从中找到了现代企业行为理念的一些源头。
关于谭绍昌的工作与生活我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上世纪50年代干过玉柴财务科长、技术科长和车间主任的退休老人宁国治，一个是谭绍昌之妻冯彦珍。按照宁国治的观点，谭绍昌是玉柴早期，也就是从无到有时期的重要人物。这个人很有个性，经历也很传奇，他是辽宁人，自幼家贫，没读过书，早年随日本劳工到了南方，日军投降后四处流浪，后来就参军了。解放玉林的时候到了玉林，这一来就再也没走。战争结束以后，谭绍昌在医院养伤，组织上派人到医院负责党员登记，谭绍昌向负责党员登记的人报告说自己是党员，负责登记的人说你的介绍人是谁呢？谭绍昌说是某某，但他已经死了。负责登记的人说那不行。谭绍昌说我真是党员。负责登记的人说那也不行，这事儿不能自己说了算。从此谭绍昌成了一个不被组织承认的党员，但工作还是继续干，只是一遇到政治运动就有人说他是假冒党员。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组织上才又安排他重新填表入党，这时候他已经是党委副书记了。这是一段轶闻，听起来很有趣，也很有些历史现场感，从中可见谭绍昌这个人很率真。
还是先说说谭绍昌的热情吧，宁国治说：“谭绍昌的热情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氛围有关。1958年前后，当时全国的建设热情都很高，都在搞‘多快好省’，所以玉柴那几年里也出了一批成果。1958年，我们仿制成功了日本久保田万能手扶拖拉机，试制成功了1140型、2105型煤气机，1959年试制成功了2105型柴油机，一个月后通过省级鉴定投入批产。这是玉柴生产的第一台柴油机。一年以后，也就是1960年，我们又成功试制了‘工农牌’汽车，这一年的7月1日，我们把这台汽车开到南宁报喜，车子差点开不回来了，怎么开不回来？质量有问题啊。
那天我们从南宁回来之后，看到人都往礼堂里拥，原来厂里在大礼堂准备了几十桌酒席，要庆功，地区还来了不少人，都是一些重要人物，我记得公交部长熊福之也来了。谭绍昌那天很激动，在席间讲话时说：‘现在我们造出了工农牌汽车，今后我们还要造更好的汽车，将来我们还要造飞机！’说完下面一片掌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梦想，但它很鼓舞人，使人听了热血沸腾，很痛快。其实我们那时候走得很艰难，也很辛苦。我记得搞第一台拖拉机的时候，从农业厅要了一台样机，厅里要求我们一个月试制出来，图纸都来不及做，只好照样子打，有些复杂的部分就直接装上原件。谭绍昌特别好胜，说不管怎样一定要搞出来。当时技术骨干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个就是有名的何士典，谭绍昌很相信他。那时候大搞全民炼钢，我们大部分人都要去炼钢，我们炼钢的指标任务是20万吨。所谓炼钢就是在厂里空地上挖一个大坑烧废铁。即便这样，我们也抽了一部分人继续研究拖拉机，所以哪怕宿舍门口就是炼钢炉，宿舍里依然有人在搞拖拉机的图纸。那时候谭绍昌每年冬季都要出去一个多月，跑技术引进。引进技术就必须带工程师，当时我们没有，谭绍昌就带何士典出去，何士典当时是犯人，按规定犯人在服刑期间是不能离开服刑地点的，所以谭绍昌很冒险，弄不好就是政治问题。这种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做法，也只有谭绍昌才做得出来。搞2105柴油机的时候，要到南昌去引进技术，谭绍昌带的是何士典。不久试制成功了，一机部组织质量评比，没想到我们评了个第一名，这回谭绍昌害怕了，不敢要，怕没有技术力量，一旦要我们批产，技术、质量保证不了。当时厂里技术力量的确太差，一个大学生都没有，我记得我们从1958年开始从农村招工，招进来的工人都给犯人当徒弟，但不准叫师傅，直接叫名字。我们的第一代技术工人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直到1961年才开始有大学生进来，钟永芳就是那一年来的。”
谭绍昌是一个很重视质量的人，这一点很有现代企业家的风范。所以宁国治很佩服谭绍昌，尤其佩服他的质量意识。谭绍昌当时提过产品质量是一个厂的生命的口号，这在当时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环境里很不简单。而且在宁国治的记忆里，谭绍昌的质量理念不光只有口号，还有故事。宁国治说：“有一次我去车间检查质量，看到一大批废品，很心疼，回来就给谭绍昌说，怎么检出那么多废品来？有一些还是可以用的，报废了多可惜啊！谭绍昌说不可惜，质量是生命。”宁国治给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还分析了谭绍昌的心态，他说在谭绍昌看来，丢掉几个废品根本不算什么，别把命丢了就行。以宁国治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来看，他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其实谭绍昌所秉持的就是一个企业的长寿之道。企业是一个生命体，和生物意义上的生命一样，也有它的生命周期，有诞生就有死亡，有青春必有暮年。所谓常春藤企业之所以生命周期相对长，产品质量是它重要的营养基。依赖这个营养基，才延长了它的盛年，延缓了它衰老的时间。谭绍昌不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也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企业家，他能从一个企业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在玉柴这个生命的诞生之初就考虑到它的繁衍发展乃至生命的全程，所以既有宏大的愿景，又有务实的原则。这一切都发生在50年前，发生在一个劳改厂里，发生在一种极其特殊的政治语境下，的确显得有些另类，有些超前。
应该说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早期玉柴的成长故事为后来玉柴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从此以后的50多年间，玉柴的经营思想、企业理念一直在变化，在发展，在与时俱进，但从本质上讲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当我们站在一个现代企业的立场来诠释玉柴这个文本，对一个企业的文化源流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就很快发现玉柴这部大书的书写艺术，它有很多伏笔和照应，这个伏笔和照应之间相距50余年的岁月，久远的时间和旷远的空间不但丝毫不影响我们读完玉柴这部鸿篇巨制的长卷的兴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让我们不断产生着发现的快感，从这部长卷里发现的许多互相呼应的思想和精神，都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玉柴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生命体的各种生命符码和体征。
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