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知其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天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
——《中论·观四谛品》
1.各有千秋的佛教诸家宗派
中国佛教共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三是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四是华严宗，又名贤首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这就是通常听说的性、相、台、贤、禅、净、律、密八大宗派。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与民族传统文化的长期相互冲撞、相互交融和相互适应的过程，终于在隋唐时期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诸宗派。
隋代产生的佛教宗派有三论宗和天台宗，唐代产生的宗派主要有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和密宗等。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在直接继承南北朝多派师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个别宗派的形成与当时新传入的印度佛教经典密切相关。
各宗派的创始人大都得到统治阶级，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和扶植。隋唐时期宽松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为佛教诸宗派的萌生和成长，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各宗派都有相对稳定的传法基地，一般以一处或数处大寺院为中心，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各宗派内部都有师徒继承关系，尤其是单丝孤线形的祖师传承系列。有些派别深受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逐步编制出严格明晰且获得公认的传法世系，上溯印度，下接中国历代祖师。各派均有比较固定的僧俗信徒，这是它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群众基础。各派都有相对完整的教理体系，其理论既有承袭印度佛教的成分，又有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因素，更有结合两种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后的创新内容。
佛教诸宗派的发展极不平衡，有些早已衰亡，有些至今还流传，反映出它们适应中国社会变化的能力有差别。隋唐之后，佛教各宗派的兴衰消长，构成了中国佛教的动态外观。佛教一些宗派在不同时期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成为汉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标志着中国佛教已经成为北传佛教的一个中心。不少佛教宗派的教义渗透到道教、儒家的学说体系中，对它们的发展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表明佛教水乳交融般地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青藏创立的三论宗
三论宗依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等三论立宗，故而得名。三论宗初祖龙树，是释迦牟尼入灭后第一个重要的大乘佛教学者。其《中论》、《十二门论》，发挥了缘起性空的学说，为大乘佛学建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龙树将其学说传给弟子提婆，提婆深得其要领，辩才无碍，在与异派学者辩论中多次获胜，并著有《百论》和《四百论》，大大地发扬了龙树学说。提婆之后，大乘“空宗”经罗喉罗、青目传至西域莎车国王须利耶苏摩。
鸠摩罗什师承须利耶苏摩，专弘般若性空的理论，为四方学者所崇敬。约在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来到长安，被以国师之礼相待。据说，当时四方沙门闻风而至者有800余人，著名学者不下数十人，唯有僧肇精纯守一，得罗什之真传。罗什之后的传承如下：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后，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公元549～623年），完成了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后，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日趋衰退。
吉藏，俗姓安，祖籍安息，生于金陵。7岁随法朗出家，学习经论，19岁即代法朗复讲经论。在陈末社会动乱中，吉藏勤于搜集保存各种佛教注疏之作，研究多种佛教经典，涉猎甚广。隋朝平定今浙江、福建一带后，他住会稽嘉祥寺，讲《百论》、《中论》、《十二门论》等，听者常千余人，后世敬称其为“嘉祥大师”。
隋开皇年（公元581—600年）末，吉藏受杨广之请，先后住扬州慧日寺和长安日严寺。在长安期间，他著书立说，完成了三论宗的理论体系。唐朝建立，吉藏被征为统辖全国僧侣的十大德之一。晚年先后住长安的实际寺、定水寺和延兴寺。吉藏传教五十余年，弟子众多，其中高丽僧慧灌把三论宗传入日本，并成为该宗在日本的祖师。再传弟子中有元康较为知名，此后本派衰落。
吉藏治学广博。平生讲“三论”、《法华》、《大品般若》、《大智度论》、《华严》、《维摩》等经典多遍，并分别有注疏及论文。他的著述共计约40余种，现存尚有26部，主要著作有《中论疏》、《十二门疏》、《三论玄义》、《二谛论》、《大乘玄义》等。吉藏博闻强记，善于辩论，擅长围绕当时佛学界的热点问题在批判别派见解中阐发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体系在论战中形成，并通过论战表达出来，素以驳杂多端著称。但是，他全力弘扬“三论”思想是突出的。他的“二谛论”、“八不中道论”构成了该宗学说的核心内容。
（1）真俗二谛
“谛”是真实不虚之理。佛教认为，因缘所生诸法，自性皆空，而世上却有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误认其为真实。此种世俗以为正确的道理，称为“俗谛”。与此相对应的是，佛教圣贤大德发现世俗认识的这种“颠倒”，懂得缘起性空的道理，并以这种道理为真实，便称之为“真谛”。对此，《中论·观四谛品》中说：“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知其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
“真谛”与“俗谛”即谓为佛家所讲之二谛。此二谛虽有高下之分，但对佛教来说，均是缺一不可的“真理”。《中论》：“第一义（谛）皆因言说（方得显示）；言说是世俗（谛）。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则不可说。”
对于大乘而言，主要是借助“二谛”来调和出世与世间的对立，在以世俗世界和世俗认识虚幻性的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肯定它们的真实性，从而为佛教能够深入世俗社会提供了根据。
（2）八不中道
亦称“八不缘起”、“八不正观”等。所谓“八不”，主要在于揭示世俗认识的矛盾，而“中道”则着重提倡不执著、无所得。龙树《中论·观因缘品》卷首：“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是为“八不”。此为中观派和三论宗对世界和人生所作的概要说明。意思是宇宙万法，皆由因缘聚散而有生灭等现象发生，实则无生无灭。认为如果说有生或有灭，则偏颇一边。而离此两边，说不生不灭，则为“中道”之理。
3.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
玄奘和弟子窥基是法相宗（唯识宗）的创立者，因他们曾常住长安大慈恩寺，此宗也被称为“慈恩宗”。
玄奘（600—664，事迹见前）在唐贞观元年（627）赴印求法，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520夹，657部。唐太宗请其住长安弘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此后二十年间，玄奘主要从事译经工作。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75部，1335卷，主要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大般若经》等。唐太宗为他的译籍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所译的重点是瑜伽行派和说一切有部的论著，最后是对般若类经典的系统编纂。玄奘兼通梵汉，把古代佛经翻译水平提到新的高度。他的译文精练、准确、优美，既保持了原本的文采，又具有汉文的典雅。据说他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传入印度。他还把西行求法历时19年的见闻撰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跟从玄奘学习过的弟子有几千人，著名者有窥基、圆测、普光、法空、神泰、靖迈等。
窥基（632—682）俗姓尉迟，字洪道，是唐右金吾卫将军尉迟敬宗之子，长安人。17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先住广福寺，后移住大慈恩寺，跟从玄奘学梵文和佛教经论。25岁参加玄奘译场，参与了多部佛典的翻译，任笔受。窥基著述甚多，有“百部疏主”之称。重要的著作有《成唯识论述记》、《瑜伽师地论略纂》、《杂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金刚般若经会释》、《法华经玄赞》、《大乘法苑义林章》等。弟子有慧沼、智通、智达等。其中智通、智达把法相宗传到了日本。
玄奘和窥基的法相宗主要继承了印度瑜伽行派的思想，所依据的经典被归纳为“六经十一论”，其中最主要的经典是《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
法相宗的核心思想是八识学说。“八识”是根据认识主体的八种功能而划分出的八类识体（属于精神现象），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八识学说”是法相宗承袭印度瑜伽行派的理论，用以论证“唯识无境”的中心教理。所谓“唯识无境”，指世界万物均为内心（识）所变现，在心识之外没有独立的客观实在，整个世界是心的产物。
“八识”分为三类，叫“三能变”，即三类能够产生（变现）一切现象的识体。法相宗对三类识的性质、作用和功能有烦琐论证和说明，其代表作是《成唯识论述记》。三能变识第一是“异熟”能变，第二是“思量”能变，第三是“了境”能变。
（1）“异熟”能变
指第八阿赖耶识，它是八识中最重要的。它的性质、作用和功能可以从其不同别名中反映出来。此识体含藏着产生世界一切现象或事物的种子，其性质有染有净。杂染种子为轮回三界的依据，无漏净种子为出世解脱的依据，所以此识又名“藏识”或“种子识”。它所含藏的种子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又被称为“无没识”。此识能按照前世所做的善恶等行为（业）引发出后世的相应报应，保证精神主体永恒相续，并且以不同形体和身份生存于特定环境之中，所以又叫“异熟识”（产生果报的识体）。这样，阿赖耶识既是物质和人自身的本源，又是人们生死轮回的精神主体和解脱的依据。在与其他识体的关系方面，阿赖耶识能生起其余七识，是后者存在与活动的根据。
（2）“思量”能变
指第七末那识。因为此识体总是不停顿地起思虑作用，故名。此识一方面以阿赖耶识为其存在和活动的依据，另一方面又与阿赖耶识共同作为其余六识发生的依据。它以阿赖耶识为“所缘”（认识对象），即攀缘阿赖耶识的“见分”（认识主体的一面）作为“自内我”（相当于灵魂）。在未成佛果之前，此识体具有把阿赖耶识思量为“我”的作用，但达到一定的修行阶位，此识体又具有思量“无我”的作用。因此，人的“我执”错误认识来源于末那识的作用，而人的错误认识（我执）转变为正确认识（无我），也表现在末那识作用的转变上。
（3）“了境”能变
指前六识，它们均以第八和第七识为依据发生作用。就这六识的认识功能讲，是分别思量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大体相当于今天讲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和意识。
八识学说强调的是“无境有识”，只承认作为主观精神的“识”的实在，把“识”作为世界的本体。八识都有变现认识对象的功能，外在世界都是“识”的产物。因此，这里所说的“识”对外在世界（境）的认识，本质上是讲人的自我认识。
4.智颉创立的天台宗
天台宗因其创始人智颉常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其教义主要依据《妙法莲华经》，故也称法华宗。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
天台宗的宗义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
该宗把释迦如来所说的经教，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称为五时教，就是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时的名称都是佛经的名称，主张佛陀所说的经教不出这五个时期的范畴，所以叫五时。
该宗从教理的内容上把佛教分为浅深不同的四个级别，就是藏教、通教、别教、圆教，称为“化法四教”。藏教是声闻小乘教；通教是通大小乘的大乘初级；别教是纯大乘教，但分别诸法各别有碍；圆教是大乘圆融无碍、圆满无缺的法门。藏、通、别、圆就是以从浅至深为次第的四教。此宗又从佛陀说法的机感不同，将佛的教法分为顿、渐、秘密、不定四种，称为“化仪四教”。总共“八教”。
所谓三观，是修行的观法，即空观、假观、中观。此三观可以于一心中获得，名为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真谛、俗谛、中谛；此三谛举一即三，虽三而常一，说三说一是圆融无碍的，所以叫圆融三谛。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是圆教的教义，说明诸法无碍，事理圆融。天台宗以自宗为圆教，别的宗属前三教。此宗总结了以前各派的思想，将佛教教义加以精密的调整，发展了大乘圆教理论，展示了中国独创的大乘思想。
天台宗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元明以后，该宗学者往往兼倡并净土，形成“教在天台，行归净土”之风。该宗虽几经兴衰，但仍延续至今不绝。
公元9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将此宗传到日本，在平安时代（公元784～1192年），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日莲宗。当今，日本天台本宗、日莲宗都很兴旺，而日莲宗在20世纪又分出了几个新兴教派。
智颉（公元538—597年）字德安，俗姓陈，是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他家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年18出家，20岁受具足戒，精研律学，注重禅观。23岁从慧思学习《法华经》，深得赏识。30岁时，慧思南下衡山隐居，嘱其往金陵（今南京）弘法传教。此后三十年间，智颉与陈隋两朝保持较密切的关系，致力于讲经授徒、著书立说和建造佛刹的创宗建派活动。
修行和传教的主要基地是金陵、天台山和荆州。陈光大元年（567），智颉抵达金陵，受到陈宣帝和上层官僚的礼遇，不久住瓦官寺，讲《法华经》、《大智度论》、《释禅波罗密次第法门》等，前后历时八年。陈大建七年（575），他离金陵入天台山隐居，修习禅观。陈至德三年（585），智颉重返金陵，住灵曜寺。陈少主请其于太极殿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等。两年后移住金陵光宅寺讲《法华经》；其弟子灌顶记录其说，整理成书，名《法华文句》，陈之后，智颉前往庐山。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晋王杨广遣使请其住扬州传戒，次年返回荆州玉泉寺，讲说天台教义，完成《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春，又应杨广之请赴扬州，撰《净名经疏》，同年辞归天台。
智颉平生造寺36所，亲手度僧1万4千余人，传弟子32人。由于有相对稳定的传法基地，数量众多的门徒，再加上陈隋两朝统治者的直接支持，智颉派势力在当时影响最大。
5.法藏创立的华严宗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华严宗又因实际创始人法藏号贤首，也称贤首宗。以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为宗旨，又称法界宗。
华严宗传承为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该宗推戴杜顺为初祖，而实际创始人为法藏。
杜顺原名法顺。雍州万年（今陕西临潼西北）人，曾从因圣寺僧道珍学习禅法，后住终南山宣扬《华严经》。著有《毕严越法界观门》、《华严五教止观》各1卷，为此宗在观行方面的无尽缘起说和判教方面的五阶次第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智俨，今甘肃天水人。师事杜顺，受具足戒后，各方参学，对地论学派慧光经疏中的“别教一乘”说和“无尽缘起”说及《十地经论》中的六相义，别有心得。著有《华严经搜玄记》10卷、《华严一乘十玄门》1卷、《华严五十要问答》2卷、《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4卷等。
法藏依智俨学《华严经》，深通玄旨。28岁以后，开始广事讲说，参加实叉难陀、义净、菩提流支翻译《华严经》、《大乘入楞伽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宝积经》等，并有著述100余卷，详尽发挥智俨的教规新说，正式创立华严宗。
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说。宇宙万法、有为无为、色心缘起时，互相依持，相即相入，圆融无碍，如因陀罗网，重重无尽；并用四法界、六相、十玄等法门，来阐明无尽缘起的意义。
（1）四法界
四法界是指：[1]事法界。指宇宙万有事法，彼此一一差别，各有分歧；[2]理法界。指诸法平等的理性，即真如；[3]理事无碍法界。是说有差别的事法与平等的理性，互相溶融无碍；[4]事事无碍法界。指一切各有差别的事法，由于理性同一，故能一一称性融通，一多相即而重重无尽。
（2）六相
六相是指：[1]总相；[2]别相；[3]同相；[4]异相；[5]成相；[6]坏相。这六相既同时表现在一切事物中，也同时表现在一个事物中。无论在一切事物中或在一个事物中，都是相反相成、同时具足、互融互涉、彼此无碍的，从此可以揭示出法界缘起的道理。
（3）十玄门
十玄门是指：[1]同时具足相应门；[2]因陀罗网境界门；[3]秘密隐显俱成门；[4]微细相容安立门；[5]十世隔法异成门；[6]诸藏纯杂具德门；[7]一多相容不同门；[8]诸法相即自在门；[9]唯心回转善成门；[10]托事显法生解门。这十玄门总的意义是显示华严大教关于一切事物纯杂染净无碍、一多无碍、三世无碍、同时具足、互涉互入、重重无尽的道理。
6.从印度传入的禅宗
一说到禅，人们马上会想到禅宗，好像禅就是禅宗，只有禅宗才可以说禅，其实这是误解了禅的本意，禅不仅是佛教所有，也是与外道所共有的。早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婆罗门教的《夜柔吠陀》中就说到修禅。佛陀在初出家时，即曾随阿逻逻迦蓝与郁头蓝弗，学习无所有处定与非想非非想处定。由此可知，禅并非是佛教的“专利”。不过，佛陀在修禅几年后，发现其他禅的修习，并不能得到身心的最终解脱，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观念禅思，终于在伽耶毕钵罗树下，成为人间的觉者。佛陀的修禅不是枯木死灰般的静坐，也不是顽石般的一无所知，而是运用正确的思维，安然地静中更显出旺盛的生命力。自达摩东来，到六祖慧能，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使得禅宗一枝独秀。
禅是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专一、静虑、思维修等。静虑是止他想，系念专注一境，正审思虑。也就是在修禅时，止息一切不应有的妄念，令心专注于一境，对之正审思虑，成为定慧均等的一种心理状态。
但我们通常所讲的禅宗又不仅仅是禅定的意思，它是衍生于佛教的一支宗派。禅宗的精华与特色，大概就是这么四句话：“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认为凡人与佛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有觉悟与不觉悟之分，迷则佛是众生，悟则众生是佛。每个人都具有与佛一样没有差别的清静、智慧之心，这种清静之心不因为你是凡夫俗子而减少，不因为你是圣贤豪杰而增加。只是凡夫的清静之心为各种欲望和烦恼所掩盖，而不能识别自己的本心，只要识得本心，也就发现了自身的佛性而顿悟成佛了。佛的心灵犹如一汪清澈明净的湖水，照见天光云影，照彻宇宙人生，而众生的心湖则为欲风所吹，浊浪排空，幻象四起。只要息灭各种因声色名利而产生的欲望之风，自己的心湖也会顿时浪息波止，平静如镜，照彻天地万物，如佛一样了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证入佛境。因此，禅宗，不仅是修习禅定、专注一境，使心不散乱，而且讲究的是心与心的印证，心灵与心灵的沟通。这印证、沟通超越语言文字，超越逻辑思维，因为心灵的东西，通过思维，已经走样了，再由思维到语言，由语言至文字，或许已经大异其趣了。故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道理就在这里。
相传禅宗的禅法是在6世纪初由印度的菩提达摩传来的。过去说：禅宗单传心印，不立文字，称为教外别传。但初祖达摩以四卷《楞伽经》传于二祖慧可作为印心的准绳，弘忍、慧能又教人诵持《金刚般若》，这样，《楞伽》、《般若》便是此宗的经典依据。以后更有《六祖坛经》和许多“语录”的出现，可见禅宗也有经典依据。
菩提达摩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合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于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后分为神秀、慧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慧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于中唐后独盛。六祖慧能的弟子有菏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后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该宗和净土宗一样，一直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派。
禅宗是众多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且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派；迄今为止，它仍然代表着中国佛教的主流。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禅宗以其固有生产方式和老庄思想学说为依托，借助大乘经典如来藏佛性理论，提倡心性“本觉”思想，强调主体精神的自觉，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在禅宗广泛传播的历史过程中，其思想学说不仅形成理学中的心学系统，还对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悠久的影响，唐以后的诗歌散文、绘画艺术中可以随处见其踪迹。
7.慧远创立的净土宗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而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之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净土宗，因其始祖慧远曾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往生净土，故又称莲宗。实际创立者为唐代善导。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后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唐玄宗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朱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加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思想源于印度。在东汉时净土经典开始传入中国，支娄迦谶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般舟三昧经》等，后来竺法护译出《弥勒菩萨所问经》、《佛说弥勒下生经》，支谦译出《大阿弥陀经》，畺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经》，于是在中国出现了净土崇拜。大致曾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净土信仰由道安首创，一时盛行于北魏，梁齐间还有所闻，不久即衰。弥陀净土信仰一般认为始于东晋慧远。他于东晋太元十五年（公元390年）在庐山东林寺建莲社（也称白莲社），参加的僧人、居士达123人。他们于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专修念佛，共期往生西方，并令刘遗民著文勒石，以明所誓。此后，有昙鸾于北方专修净业，立难行、易行二道之说，主张以弥陀如来本愿力为根本，为建立净土宗奠定了基础。昙鸾以后有道绰，曾讲《观无量寿经》，以小豆计数近200遍，每日口诵阿弥陀佛。著《安乐集》2卷，立圣道、净土两门，认为只有净土一门是唯一的出离之路。善导先往玄中寺听道绰讲瘦土要旨，后到长安，光明、慈恩等寺弘扬净土教义，继承道绰的传统，著有《观经疏》，正式创立净土宗。
《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世亲的《往生论》为该宗所依经典，称三经一论。善导所著《观无量寿佛经疏》、《往生礼赞》、《观念法门》、《法事赞》、《般舟赞》等，为该宗主要代表作。
该宗教义简单，主要宗旨是以修行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善导把修行的方法分为正行和杂行两类。正行又分为读诵、观察、礼拜、称名、赞叹供养五种，此中又特别把称名作为正业，其他四种为助业，显出正名为最重要。念佛的方法凡有四种：[1]专念佛的名号，称为持名念佛；[2]观佛的塑像与画像，称为观像念佛；[3]观想佛的妙相（包括《观经》十六观门），称为观想念佛；[4]观佛的法身，即谛观实相，称为实相念佛。后世唯持名念佛最为流行，其与善导的大力提倡有直接关系，同时信众认为此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一佛名号，就能往生净土。但因往生者的因行有胜劣，往生之相有等差，往生后见佛成佛有疾缓，从而分有上、中、下的三辈九品。
该宗的特点是简单易行，普能摄受广大群众。修学此宗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行住坐卧皆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信愿具足，一心念佛，始终不怠，临命终时，就可往生净土。当然平时也要持戒诵经，广行众善以作助行。由于法门简便，所以最易普及。别宗的学者，也多兼修此法，因而使净土法门在中国得到特殊广泛的流行。其他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也都兼修念佛法门。同时又很快普及于一般社会，有所谓“家家弥陀佛”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8世纪时，善导的《观经疏》传入日本。12世纪日僧源空依《观经疏》撰《选择本愿念佛集》等，弘传净土念佛法门，创立日本净土宗。
8.道宣创立的律宗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而得名。律宗实际创始人为唐代道宣。因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也称四分律宗。复因道宣住终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山宗之称。
相传释迦住世时，为约束僧众，制定了各种戒律。第一次佛教结集时，由优波离诵出律藏。其后因佛教各派对戒律的理解不尽一致，所传戒律也有所不同。据僧史记载，中国汉地翻译戒律和实行受戒，始于三国魏嘉平（公元249～254年）中。时中印度昙柯迦罗来洛阳，见中国僧人只落发而未受戒，即译出摩诃僧祇部戒本，以为持戒的准绳。又请印度僧立羯磨法（受戒规则）创行受戒。正元（公元254～256年）中，安息国沙门昙谛来洛阳，译出法藏部羯磨，从此中国僧众受戒即依法藏部的做法。
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宗、怀素所开东塔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后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余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律宗的教理分成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戒法是佛所判定的戒律。戒行是戒律的实践。戒相是戒的表现或规定，即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该宗的主要学说是戒体论。戒体是受戒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在自心的法体。即由接受的做法在心理上构成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这是律宗教理的核心理论。戒体，旧译“无作”，新译称“无表”。三家对此有所分歧。古师多依《成实论》，以“无表业”为色法，倡色法戒体论。南山宗道宣说《四分律》通于大乘，依《楞伽经》、《摄大乘论》所说，以阿赖耶识所藏种子为戒体。它和前二说相对，称为心法戒体。
四分律虽属小乘戒，但其文义通于大乘，自古就有“分通大乘”的说法。中国盛行大乘，以大乘教义解释律藏，摄小入大，就是大乘戒的组成部分，出家菩萨三聚净戒中的摄律仪戒就是以声闻戒为基础的。如杀、盗、淫、妄四根本戒，是大小乘共同遵守的。对于律学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善于分辨开、遮、持、犯，就是在出家戒条中，本来是不得触犯的，但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开许，这叫开；在通常情况下又不得违犯的，就叫遮。在某种情况下，本人也不知是持戒还是犯戒，这就需要研究律学，律师根据律藏分辨清楚确定开、遮、持、犯的界限。在声闻戒中除四根本戒杀、盗、淫、妄不得违犯外，其他绝大部分的戒条，在特殊情况和必要情况下是可以开许的。例如“非时食”这一条戒，即通常过午就不许吃东西，而在劳作以后就允许吃东西。但如何开许，要依戒律来判定。可见佛教戒律不完全是死板的，除根本性戒外，也具有灵活性的。
该宗又将佛所制诸戒归纳为“止持”、“作持”两类。“止持”即“诸恶莫做”之意，指比丘、比丘尼二众制止身口不做诸恶的“别解脱戒”；“作持”即“众善奉行”之意，包括安居、说戒、悔过以及衣食坐卧等种种行持规则。《四分律》前半部解释僧尼二众别解脱戒为止持门；后半部解释受戒、说戒等二十犍度（意译为“聚”）为作持门。南山宗五大部内容不出此两类。
因为律宗修成罗汉果之后修习利他之行，道宣认为这便是通向大乘的一个明显证据，由此形成了律宗“由小入大”的认识。
律宗是唐代成型的中国佛教派别。这是一个以研习和传承戒律为主的派别。印度佛教各部派的戒律，传入中国的主要有四部，它们是《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和《摩诃僧祇律》。律宗的主要依据是《四分律》，所以又叫“四分律宗”。
《四分律》原是小乘佛教昙无德部的律典。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被佛教界用大乘教义予以诠释。如南山律宗的开创者道宣，在《四分律羯摩疏》中找出诸种证据来验证《四分律》通大乘。在《四分律》中有记载，一个叫沓婆的比丘，修成罗汉果（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之后，生发了厌弃此身无常之念，发愿修习利他之行，道宣认为这便是通向大乘的一个明显证据，由此形成了律宗“由小入大”的认识。
9.从印度传入后汉化的密宗
印度的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后，才正式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龙树—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密宗因理论教义与修持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颇有差异，因此民间不甚流行，唯在元、明、清之际仍受朝廷护持，今日中国西藏地区乃密教盛行区域。
正纯密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受到了中华古老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并吸收了中华古老文化的部分内容，演变成了发展至今的汉传佛教系统之一，称“汉传密宗”，简称“汉密”或“唐密”。
在汉传佛教密宗中，金胎二界各有传承，密宗的创始者开元三大士所传授的两界密法中，善无畏、一行所传的密宗是以胎藏界为主的密法，主要的教义是《大日经》，而金刚智、不空所授的密宗是以金刚界为主的密法，主要的教义是《金刚顶经》。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善无畏在大兴善寺译出了《大日经》，720年，金刚智同其弟子不空又把《金刚顶经》在此翻译。从此密宗正式在中国安家，并成为中国佛教中修持密法的一个主要宗派。
公元785年，经不空请求，唐肃宗敕建大兴善寺，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灌顶道场。从大兴善寺设立灌顶法坛，由不空大师给第一代弟子灌顶开始，中国佛教汉地密宗便形成了灌顶加持的仪式。
密教之所以有条件汲取了儒教和道教的部分精华，形成以修持密法为主的中国佛教的新宗派，一方面是因为适应唐朝帝国中兴君主玄宗为代表的一些人复兴王室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迎合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正处在只有相融合才能有发展的趋势。而密教僧人在修行的实践中又汲取了中国的传统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之术等许多道教的法术。为了新宗派的发展需要，在原经典的基础上又增补了332部密宗经文。在新增加的这些经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补充《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教义、经轨、密咒的经典。这说明了“汉密”和原杂部密教有本质区别，而且在正纯密宗的理论和实践上又增加新的光彩，变得越来越丰富了。密宗把各种思想的精华吸收过来，又与地方特色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中国佛教神坛的大观。
由于汉密在不断地发展和进化，在汉密教派内部又出现了新的融合思想，原胎藏部和金刚部分为两大部，那么在新的融合思想下，提出了胎金不二的新思想，在新的实践中就逐步形成了“不二法门”。这就是说佛学思想自传入我国之后的数千年，在我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并提出了“不二法门”的新学说，汉密有了独特的观点、思想和修持手段。
密宗金胎两部在汉地的承传，金刚界较盛，胎藏界的承传开始由善无畏入室弟子严智、义林、玄超等，义林传晓顺，晓顺传日本来求法的高僧最澄，最澄回国创立了日本的东密。金刚界自承传从善无畏、金刚智开始，不空跟从二人学得了两部密法，所以不空门下有众多弟子，其中一弟子叫惠果，后惠果传日本高僧空海，后空海回国在日本创立了真言宗。
公元9世纪中叶，唐武宗灭佛。当时密宗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形势急转直下。密教虽然在中国受到重大挫伤，但又迅速东渡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只有一支隐藏于民间，偶入寺院形成历代单传的形势。但至今还保持着原古老汉传密宗的本色，虽历经坎坷，仍是无量清净，正法印仍在我国民间，并没有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