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之队”成立于2000年，现任的著名“队长”章明基是2001年时才加入的。尽管他是姚明的远房亲戚，管理团队有着明显的家族嫌疑，但这并不妨碍章明基运作姚明的公正性。
章明基为姚明品牌小组设计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组织架构。“姚之队”成员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章明基是“姚之队”的总负责人，陆浩是姚明的中方经纪人，而担任姚明美方经纪人的海金格博士主要负责与NBA球队保持联络，比尔·达菲是顾问，姚明的市场开发工作则由章明基和比尔·桑德斯（达菲手下的工作人员）全权负责。这些成员散布在美国各地，依靠每周一次电话会议进行协调和沟通。
2001年前，姚明只是一个有着优秀潜质的普通篮球运动员，称不上极具商业价值的品牌，但2001年章明基加入之后，一切开始改观。将姚明引进NBA，是“姚之队”进行姚明品牌运作的一项创举。2002年4月30日，姚明从北京转机飞往芝加哥参加选秀前的测试，那次旅行改变了姚明的一生。
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姚明在强手如林的NBA适应需要一段时间，“姚之队”必须努力加强国内外媒体舆论的引导和控制，让姚明在国内国际树立“积极向上，勤奋刻苦的好男孩”形象。同时，更重要的是“姚之队”必须处理好姚明与NBA、姚明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当年的王治郅在国内联赛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但后来王治郅在NBA的表现与姚明有着很大的差距。原因在于，王治郅当年为了在NBA打比赛而两次拒绝回国训练给他此后的职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打击，而姚明这方面却处理得不错，这得益于“姚之队”与中国相关部门的公关与斡旋。
要处理好姚明与政府主管部门、与媒体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初姚明仅仅因为没有接受几大媒体的采访，就遭到了各大媒体“姚明耍大牌”的集体“炮轰”，可姚明接受少数媒体采访之后，又被其他媒体指责“姚明有意制造新闻资源垄断”，于是几经摸索之后，“姚之队”每次面对新闻采访时，都会尽量让采访透明公开，让尽量多的媒体参与。
不可预见的麻烦总是会接踵而至。2003年“姚之队”与可口可乐的侵权官司风波的处理，足见“姚之队”危机公关随机应变的功力。“姚之队”声明要上诉到底，是为了防止以后还有人侵权，但是有趣的是，“姚之队”要求可口可乐作出补偿的仅仅是停止侵权、公开道歉与1元人民币的赔偿金，这样不但彰显了姚明的大气、不拘小节，也很好地维护了与可口可乐等广告客户的客情关系，不至于伤了和气，妨碍后期的继续合作。
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姚之队”，单靠姚明一人，在打篮球之余还要处理一大堆烦心事，纵使“全能”，也难有今天的品牌成就。
二、“姚之队”也有失误
“姚之队”曾委托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新产品战略管理实验室为姚明品牌的商业开发进行广泛的调查和评估。调查结束后，教授们交出了一沓厚厚的研究报告，名为《姚明市场开发策略》。报告对姚明一系列商业市场开发起到了一定指导与理论参考作用，但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姚之队”仍然需要随机应变。
虽然“姚之队”一直宣称，他们采用着一种被称为“决策模型”的计算机软件来有效计算各个品牌与姚明的匹配度，从而为姚明品牌提供最为匹配的决策依据，然而每一个真正实践过的人都知道，所谓“决策模型”只是一通借以粉饰“精确”的虚辞。
个人品牌的商业化是一个很难定量分析的命题，其中影响“匹配度”的因素太多，很难确定哪些因素是主要维度与关键变量。而恰恰因为这种不确定，使得有关姚明品牌匹配度“决策模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值得怀疑。
其实就连“姚之队”队长章明基也不得不承认，迄今姚明代言的一系列商业品牌里，无论是苹果电脑、VISA信用卡、搜狐网、中国联通、百事可乐、MIG手机短信、SORRENT手机游戏，还是锐步球鞋，即使有强大的数据调研支持、决策模型与计算机软件评估，也存在着40%的失误率。
姚明代言SORRENT手机游戏就存在着严重的商业开发方向失误。运动用品、饮料、信用卡、通信电子产品等行业姚明都可以代言，但代言电子游戏对姚明品牌来说分明是一种冒险。
电子游戏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行业，不管是传统的街机、网络游戏还是新潮的手机游戏，都未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的实质性的认可。电子游戏中隐含的道德危机足以伤害任何一个积极正面的代言角色，更何况“姚之队”所塑造的姚明是一个“年轻有为、蓬勃向上、勤奋好学、有责任心的青年形象”！两者在品牌联系上有着严重的冲突。
出现如此失误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姚之队”只是将研究报告与相关软件作为决策“科学与精确”的幌子，真正决策的时候，主要还是凭借着个人的经验与主观臆断；还有一种就是“姚之队”所作决策的确是出自“决策模型”，可是，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该“决策模型”存在着严格的结构疏漏。
三、品牌评价体系依然有漏洞
有资料表明，“姚之队”所得到的“决策模型”是由五大维度构造成的。
这五大维度是：①商家与公司产品或品牌是否符合姚明本身品牌调性；②公司的社会形象与效益如何；③姚明本人对这些公司以及他们的产品是否有兴趣；④商家如何利用姚明；⑤代言品牌能否与姚明自身的品牌做到相互渗透、相互提高。
这个所谓的“决策模型”其实是一个老套的品牌问题，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老教授们只不过重新换了个包装，瓶内仍然装的是旧酒，也就是“品牌资产”。有关“品牌资产”的评估模型与决策方法国内外已经研究得非常成熟了，在很多行业都应用过，可是在个人品牌的评估上，姚明品牌的“决策模型”是第一个。
“第一个”并不意味着其中有多大的技术难度，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的，构造“品牌资产模型”的主要纬度与指标都没什么大的变化，所要做的就是针对姚明的个人品牌进行一些变通。
一般来说，“品牌资产模型”是由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品牌联想组成的。如果应用于个人品牌模型，则还需要添加一个“品牌信任度”，即该明星所代言的品牌是否是他喜欢或经常使用的。好比刘翔代言香烟一样，让人很难相信有着健康活力形象的刘翔会去抽烟，即使抽烟，他会选择所代言的这种烟吗？显然未必。
商业代言最根本的作用就是通过代言人的现身说法，以他个人积累的品牌信誉向广大受众担保其所代言的产品是值得信赖的，如果代言人与产品之间本身“信任度”的链接都没建立起来，又怎么能说服受众从而推动产品销售呢？
所以刘翔与香烟品牌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个人品牌商业开发失误，但姚明没有这种失误。从“姚之队”的“决策模型”五大维度构造来看，这个低级失误在姚明个人品牌“决策模型”的构造阶段就已经被杜绝掉了。“姚之队”的五大维度中第三个就是对“品牌信任度”的分解，第四个和第五个是对“品牌知名度”的分解，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对品牌美誉度的分解。
可是，“姚之队”的“决策模型”却有两个天然的疏忽。一个是对“品牌忠诚度”的评价，一个是有关“品牌联想”的评价。“姚之队”所委托的研究者没有考虑，商业环境中是否存在着影响姚明商业品牌价值的潜在竞争者，于是耐克与姚明的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签，而是选择了刘翔；研究者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代言品牌与姚明个人品牌定位在“品牌联想”上的一致性，于是便有了诸如SORRENT手机游戏代言的低级错误诞生。
四、学习乔丹，在“精”不在“多”
“姚之队”看似“科学”与“无懈可击”的姚明个人品牌管理方法漏洞与弊端重重，又如何能确保姚明品牌在新的商业环境下保值增值？
“姚之队”确保姚明品牌保值增值的基本运作思想有着明显的问题。它过分迷信“模型”与“数字”，相信软件与程序的严格推导，相信大规模调研的力量，却不明白它所要定义、所要解决的“姚明个人品牌与商业品牌之间的匹配度”是无法清晰地用“模型”和“数字”去定义的。
定性与定量只是方法，任何方法与工具都有其特定适用情景与场合，有其先天的优势，也注定会有难以弥补的缺憾。姚明的品牌管理，必须回归到问题最简单的实质，在方法论上，该以数字为决策参考依据的地方可以实施定量，但在一些难以用数字解释的定性问题上，最好不要让并不确切的“数字”蒙住眼睛。
在“姚之队”的品牌管理构架里，姚明已经确立了一套鲜明的品牌调性系统，有着自己清晰而独特的品牌定位、品牌属性、个性、利益点，以及品牌文化。它代表着“年轻有为、蓬勃向上、勤奋好学、有责任心的青年形象”，也是一个“让美国品牌走进中国，让中国品牌走进美国”的品牌媒介，这种地位在短时间内还无人可以取代。
几年的时间里，“姚之队”一直在不懈尝试着以各种品牌工具为“杠杆”撬动着姚明的品牌价值。不管是公益活动的事件策划与参与，还是“姚明快餐”连锁店的品牌授权传播；不管是状告可口可乐保护姚明品牌权益，还是不断进行品牌代言的商业开发与投资，“姚之队”努力所获得的回报是显而易见的，姚明的个人价值蒸蒸日上，身价已过亿美元。
然而挑战与压力总是无时不在，对于一个体育明星来说，姚明个人品牌积极健康的形象维护固然重要，但个人代言与品牌授权的商业开发才是一个体育明星个人品牌运作的关键所在。比如说乔丹，乔丹个人品牌的商业价值是体育史上的奇迹，可如果没有耐克，乔丹能走上他人生的巅峰吗？相信不会。耐克为乔丹在广告、活动事件策划、乔丹系列产品开发与维护方面所投资的经费和精力，很难在全球再找到第二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