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大。谁不让老百姓活命，谁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初，广西连年闹灾，广大贫苦农民大都被活活饿死了。而且，广西地广人稀，历届上任的县官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都捞不着多少油水，根本没把为百姓谋福利放在首位，只想着平安地混上几年后，再找人托关系调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也没把造反的刁民放在心上。这些发展迅猛的农民起义，都被地方官掩饰过去了，清政府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等纸里包不住火的时候，这些地方官才慌张上报，可是已经错过了镇压的最佳时机。
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帝刚刚登上宝座。他是道光帝钦命的接班人，虽然新旧权利的交接还算顺利，但君臣需要时间进行磨合。这就好比是一台新机器，只有运转几次后，才发挥最好的性能，这无疑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刚刚继位的咸丰帝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不是庸才，很快就沉着下来，采纳了大臣提出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所以才有了后来让太平军闻风丧胆的湘军。
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看着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咸丰帝忧心忡忡，曾国藩更是着急万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奏章，皇帝要不置之不理，要不以“不要乱发议论”不了了之，最可气的是他竟然还下一旨空文，敷衍了事。
曾国藩“为国藩篱”的梦想就是要使腐败没落的清政府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可摊上这么一位君主，他要想实现这宏大的梦想就没那么容易了。
曾国藩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再也坐不住了。
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同年五月，曾国藩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
这次上疏的内容非比寻常，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直揭皇帝的短。内容大致是：批评咸丰帝不仅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还不求实际，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怕这篇上疏像上几篇那样石沉大海，便想了个办法：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他以为把声势造大，咸丰帝就不会不了了之了，怎么也得处理一下。可是被“为国藩篱”冲昏头脑的曾国藩忘记了一点——“伴君如伴虎”，戳到了老虎的痛处，老虎不会像狗一样只咬人，它还要吃人。
中国古代明确规定了大臣的责任，“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所以，大臣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处理每日的繁琐公务，而是把他的智慧与经验贡献给朝廷，使皇帝成为造福天下万民的圣君。当然，这只是儒家期望的一种理想状态，高度的集权的君主制现实根本无法实现这种理想。任何人都不喜欢被说教，即使是一个三岁的小孩也喜欢由着性子玩耍，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帝王。所以高度集中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皇帝乐于独断专行，听不进大臣不同的意见。只有当形势危及到他的统治时，才会采纳大臣的建议。而咸丰帝也未能脱俗，也是这样一位君主。
结果可想而知，咸丰帝大喝：“狂悖！该当何罪！”
这声怒喝把曾国藩惊醒了，他急忙跪倒在地：“臣有罪，臣有罪。”
可见，曾国藩并不是像魏征那样死谏，不过，在没落的大清王朝，他能走出这一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咸丰帝毕竟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摸了老虎屁股的曾国藩希望用退让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项上人头。
眼看曾国藩就要被治罪，文武大臣们都跪下为他求情，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视皇帝为舜尧，望免其罪。好一通拍马，咸丰这才没有加罪于曾国藩。
可见，曾国藩的人缘还是不错的，如果这伙大臣中有几个他的死对头，谗言几句，在气头上的咸丰帝没台阶可下，曾国藩没准就会因为直谏而丢掉性命，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第一名臣”和让太平军闻风丧胆的湘军了。
虽然因为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曾国藩差点丢了脑袋，但事情传出后，他在京师，尤其是在乡里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都说他是魏征再世，是大清的福星。
一道犯颜直谏的上疏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这要从当时报喜不报忧的官场风气说起。
康雍乾三朝，为了巩固大清的统治，除了不断加强皇权和笼络汉族士大夫外，朝廷也对不驯服者实行思想言论上的镇压，即文字狱。结果，高度集权的后果是臣子主动性的丧失，文化学术也没有了生机，还催生了政治的腐败。四面八方一派歌功颂德，但却听不到真话，这就是政治腐败的重要特征。乾隆末世与嘉庆、道光两朝，朝廷上盛行的就是这么一种风气。
中枢如此，地方官场的风气不用脑袋想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只能随波逐流，很难有所作为。曾国藩的京宦生涯也是这么过来的。他升任侍郎后，大都是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的公事，他甚至对朋友们戏称自己像只寄生于官场的虱子。这种庸庸碌碌的无为生活和他心中的大志相差得越来越远，再加上顽癣等病痛的折磨，一度使他灰心丧气，好几次都想辞官而去。
曾国藩的所为为自己博得了朝野内外的赞誉，咸丰帝也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就没有因为曾国藩的直谏而处罚他，反而加派他兼署刑部侍郎，但是咸丰帝的这种“赏赐”丝毫不能焐热曾国藩已经冰冷的心。
经过这次直谏风波后，曾国藩学乖了。他虽然还曾就国事上疏，但都是就事论事，再也没有犯颜直谏了。毕竟，曾国藩也只有一颗脑袋，他再也不愿意拿自己的脑袋来开这种玩笑了，所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是曾国藩犯颜直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之后不久，曾国藩因为母亲病逝回乡，不久就奉旨帮办团练，直到咸丰病逝，君臣之间再没有见过一面，这当然是后话了。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一是银价太高，赋税难纳；二是盗贼太多，民众生活没有安全感；三是冤狱太多，正气难以伸张。这三个方面都是目前最紧要的事务，其中盗贼太多、冤狱太多两项，请皇上反复告诫外省，严厉责令督抚，一定要想出改变的办法。否则民心涣散，国家就危险了。至于银价太高一条，可以采用平价的办法。第二天，他又续陈《平银价疏》，提出平银价的六条具体措施。
在这里，曾国藩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号。这个“民”他主要是指中小地主阶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客观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疾苦实情。他还很重视“民心”向背的思想，比那些浑浑噩噩的满清贵族显宦们强得不是一点半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