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说：“这是诚意，而非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然遵循天理，也不能再添加一分故意。因此，有一丝忿恨与欢乐，心就不能中正。必须大公无私，方是心之本体。明白这些，就能明白未发之中。”
【故事】明代五朝廉吏王翱
王翱是明朝永乐年间的进士，他历仕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宪宗、景帝五朝。在他七十岁时，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历时十五年，直到去世。他身居官场几十年，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始终保持公正、廉洁的品质。
王翱身居“铨衡重地”，却能用贤治国，深知官贤与否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他深知一事得人则一事理、一邑得人则一邑安的道理，所以他对选拔官吏极为慎重。在封建官场上请托之风十分盛行，吏部更是钻营的重点对象。但王翱却“以用贤报国为己任”，决不拿手中的权力作交易。对权势者的嘱托，他一向严词拒绝。为了防止别人登门拜谒，他在公务之外的时间常宿于官署，很少回家。所以在他任职期间，少有因个人私事登门造访的事情发生，也没有托人办事的风气。
王翱不但为官清正，而且治家有方。他身居朝堂，手握重权，但对自己要求却很严，经常穿破旧衣服。一次，明英宗召见王翱后，王翱转身走时，英宗看见他的衣服破损，便问他为何不叫家人补一补。王翱说是当天偶尔穿了这件衣服，刚才接到召命没有来得及换衣。对于钱财王翱更是“淡然无欲”，他曾与某监军太监共事，两人关系很好，后来王翱改任两广总督，临行前，太监要赠给他四颗西洋明珠，王翱坚决不收。太监哭着说：“这些明珠不是受贿所得，而是先皇将郑和所购得的西洋明珠赐给身边侍臣，我得了八颗，现将其中一半相赠作为纪念。”王翱只好收下，但却把这四颗西洋明珠缝在袄中。后来王翱奉命回到朝廷掌管吏部，此时这个太监已经去世了，王翱就找到这个太监的两个侄子，了解到他们生活困难后，便将从未动过的四个明珠珠转赠给了他们。
王翱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他的一个孙子因恩荫而入太学。一年秋试，这位才华平庸的孙子也想一试科场，企图金榜题名。于是他拿着从有关部门弄到的试卷告诉了王翱，王翱坚决反对，说：“如果你确有才华，我当然不阻止你一试身手；如果让你一个平庸之辈中选，势必埋没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你却强所不能，仅仅为了博取功名。”说完就撕了考卷扔进了火炉。
在原则面前，王翱对家属是寸步不让。王翱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翱夫人十分喜爱这个女儿，经常接女儿回家省亲。每当妻子临行前，贾杰就在她面前埋怨，“岳父把我调回京城，易如反掌，还哪里有这么多麻烦。”女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一次，王翱夫人乘王翱开怀畅饮之际，婉转请求将女婿调入京城。谁知王翱大怒，拿起案上物打伤了夫人脸面。到王翱去世，贾杰也没有被调回京城。
同朝的大学士李贤曾经对人说：“《尚书·皋陶谟》称，为政者有九种品德，王翱就具备了五种：头绪纷繁而能专心致志，遇上扰乱更加坚毅，生活俭朴廉洁奉公，性格刚强充实，好强而合乎道义。”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原文】
4．8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
伯生（人名）说：“先生讲‘草有所妨碍，理应拔除’，但为什么又说是从形体上着眼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在自己心中加以体会。你若要除草，是安的什么样的心？周茂叔不除窗前之草，他安的又是什么样的心？”
【原文】
4．9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能。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求学的人说：“做学问必须有个主宰，如此功夫才有着落。即使不能无间断，应该像船的舵，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否则，虽然是做学问，但也只是‘义袭而取’，只能行而不明、习而不察，不是大本达道。”先生接着又说：“有了主宰，横说直讲都正确。如果此处畅通，别处不通，只是因为没有主宰。”
【原文】
4．10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译文】
有人问：“为了父母而做学问，不免有科举之累。”
先生说：“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侍奉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先辈认为‘惟患夺志’，只是担心为学的志向不真切。”
【原文】
4．11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故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兮。’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崇一问：“平时，心意多忙乱，有事时固然忙，无事时也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的大气，本来没有瞬息中断过。但有了一个主宰，就能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主宰是一成不变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主宰安定，如同天地运行一样永无停息，即使不断变化，也经常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有气在四处奔流，怎会不忙呢？”
【原文】
4．12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人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口十五十而无闻’。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安肯以此望人？”
【译文】
先生说：“为学最大的弊病就是好名。”
薛侃说：“自前年起，自感好名的毛病已经减轻许多。最近仔细省察，才发现这个毛病并未彻底除去。好名仅仅是指外争名声吗？只要闻誉而喜、闻毁忧郁，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
先生说：“十分正确。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之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实、渴而求饮，哪来好名之功夫？”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读去声，亦即‘声闻过情，君子耻之’的意思。实与名不相符，活着尚可弥补，死了就来不及了。孔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是指没有闻道，并非指声闻。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他怎么会用声明来对待别人呢？”
【原文】
4．13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悔悟反省。
先生说：“悔悟是去病良药，贵在改正。如果把悔恨留在心里，那又是因药而生病了。”
【原文】
4．14德章曰：“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波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译文】
德章说：“曾听说先生把精金比喻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些喻义很深刻。只是您认为尧舜是万镒，孔子是九千镒，这种说法似乎不恰当。”
先生说：“这是从外形上着眼的，因上替圣人争轻重。不是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的九千镒不为少。尧、舜的万镒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区别。之所以称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人人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足具。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院，不懂得从自身的良知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故事】安贫乐道的陶渊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价值，人尽着自己的力量精神，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这便是明善诚身的事。很多人却不不了解自己，去求其所不能，一味希高慕大，一生不得其所。东晋陶渊明就是位知道自己追求和价值的人，他不为绝不为高官厚禄而折腰，最后回归田园。他安贫乐道的君子形象影响了无数后人。
陶渊明又名陶潜，东晋人。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名将陶侃，虽然做过大官，但不是士族大地主，到陶渊明出生的时候，家道早已衰落。陶渊明的父亲在他八岁时就去世了，剩下孤儿寡母，生活颇为艰难。陶渊明受其做学官的外祖父孟嘉的影响，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儒家经学功底。他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
陶渊明开始以教书为生，他喜欢闲时吟诗作赋，这时他的文才也渐渐地显露出来。一篇《闲情赋》被友人抄去流传开来，传到了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凝之手里。王凝之看了《闲情赋》以后，很欣赏他的文笔，就让他到江州来做别驾祭酒。别驾祭酒管的事情多而繁杂，有人不断向他讨好送礼。陶渊明是个洁身自好、不慕虚荣的人，总是不收人家的贿赂；但整个衙门上上下下一直来收受贿赂，只有陶渊明一个人清正廉洁，大家就都看他不顺眼。陶渊明不愿与府衙的贪官同流合污，觉得自己又不能为百姓造福，于是辞官回了老家。
当地官府听说陶渊明是名将之后，又有文才，就推荐他在刘裕手下做了个参军。但没过多少时候，他就看出官员之间互相倾轧，心里很厌烦，又要求出去做个地方官。上司就把他派到彭泽去当县令。
彭泽原本是个小县，久经战乱后人口更稀少，吏治近乎废弛。陶渊明一上任，二十多天的工夫，就把县衙各方面的事情处理得都有些起色了。当时做个县令，官俸是不高的。陶渊明一不会搜刮，二不懂贪污，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可是陶渊明，安贫乐道，忙完公务，写写诗，与家人共享欢乐，日子过得倒也惬意。
在任彭泽县令还不到三个月，一天早上，手下禀报说三日后郡里要派督邮下来巡视县务，并暗示陶渊明以往县令都是亲自到驿站迎接督邮，还奉送上一份大礼孝敬。陶渊明这时才明白这些脑满肠肥、媚上欺下的官吏都是一样的。陶渊明想：要我卑躬屈膝对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卑躬屈膝，巧颜令色，我怎么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这种事，毁了自己一生的名节？陶渊明主意已定，当即将官服、印绶都挂到屋中大梁上，连同妻儿星夜兼程赶回柴桑老家。经过这段官场波折，陶渊明终于彻悟：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园，才是他生命的最终归宿。一旦明白了今是昨非，他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官场，义无反顾地回归田园。
陶渊明归隐以后的日子虽然非常困苦，有时甚至遭受“旧谷既没，新谷未登”的饥馁之患，但他矢志不渝，再也不想去理会官场上的事，怡然自得地过他的隐士生活。
陶渊明不因困厄而弃追求，不因喧嚣而慕富贵，不因穷达而失气节，其身心恬然自得。从此，中国吏治史上少了一个小吏，文学史上却多了一位大家，成就了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名。
【原文】
4．15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译文】
薛侃问：“先儒说心的静是体，心的动是用，这样讲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