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中，小人到处都有。很多人就是因此而丧失了接近成功的机会。防范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最有效的方法是不要轻易表露真心。
明朝庞尚鹏曾说：
“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这是古人谨慎待人避免以言取祸的经验之谈。
对于心怀叵测、不苟言谈的人，暂时不要表露真心实意；对于固执己见，一味争胜之人，应注意防止失言。交浅而言深，你倾吐的真诚却换来颠倒黑白的诽谤，这是自古以来都应引以为戒的。
结交朋友一定要选择好人，未经充分了解，不可推心置腹。
议论别人只应称赞别人的优点长处，而对别人的短处应简略地一笔带过，切不可张扬别人的过失。这不仅可以修身养德，而且还可以少招怨恨，消弭灾祸。
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为人处世，说话最忌讳毫不保留，聪明最忌讳全部显露，好事最忌讳样样占尽。上述三件事如不留有余地，旁人便要侧目而视了。
如果想规劝别人，也只能委婉地对他讲，不能做得太过分了。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慈禧太后的势力。作为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和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只要皇上下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诡计多端善于看风使舵的人，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早和慈禧太后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太后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太后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有关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
变脸的小人不可使用，但不可不知。他们惯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人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袁世凯这类奸雄式小人，为邀功请赏，飞黄腾达，更不惜让人掉脑袋，可见小人之心险同刀子，不得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