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后发制人的处世智慧。暂时的退让与放弃，是一种厚积薄发，人生处世中，经常需要以谋求妥协，来实现人生的转机。
“妥协”就其词义来说，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暂时交出或放弃，是在这一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以求扭转乾坤、东山再起。
《老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后人把老子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取予之计”。
东周时期，在著名的“三家分晋”之战中，魏国国君等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当时正值春秋末期，晋国的命运掌握在智、韩、赵、魏“四家”手中，其中智伯最强。他不满四家共享的局面，而欲独占晋国。于是，智伯打着加强公室的幌子，要三家各拿出一部分土地和庶民给晋君，实则是扩充自己的地盘。他先去威逼韩国国君康子。康子本想拒绝，宰相段规说：“智伯贪得无厌，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将借以罪我，不如与之。”段规建议，接受智伯的要求，割地后见机而行。智伯又袭用逼韩之法，向魏国索要土地。魏君桓子认为他欺人太甚，欲加拒绝，宰相任章劝说道：“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邻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结果正如任章所料，智伯终被韩、魏、赵三家所灭。
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条件不具备时，要想夺取或保存某种东西，必须暂时交出或放弃它，在“交出”或“放弃”的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最后再把它夺回来。这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屡被后代兵家所推崇。
当军事上准备不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历史上不乏先例。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恢复、蓄养国力、兵力，等到汉武帝强盛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代父皇李渊做主，与突厥议和，等到兵马齐备，军队训练有素时，才派李靖北伐，大败突厥犯敌。（顺便提及，二战史上，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因某种需要而暂时妥协者也有实例。）同是妥协议和，秦桧与前金的议和，同诸葛亮与孙权周瑜的议和，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屈膝投降，而后者是暂时退让，是为将来的进攻做战略上的准备。
的确，有进攻必有退守，有冲突也应有妥协。大至军国之重，小至家务琐屑之争，带兵打仗，为官从政，做人处世，必要的妥协往往是不可少的。如果说三国分晋还偏于军事韬略的话，韩信受胯下之辱的事则更为直接地给我们以处世为人的启示。
话还得从头说起。
《史记·淮阴侯列传》上记载，韩信年轻时，家里很穷，自己不会谋生，时常四处漂流，向人讨饭吃。一天，韩信在街上闲逛，被一个杀猪佬的儿子瞧见了。这小子看韩信贫寒的样子，就存心欺侮人。他来到韩信面前，故意挑衅说：“你这么大的个子，腰里还挎着刀剑，有多大能耐！我看你是表面上强壮，实际上虚弱，胆子没有兔子大！”这小子一吵吵，很多人便围上来看热闹，于是他更来劲了。他当众侮辱韩信说：“如果你有本事，不怕死，就用你那宝剑把我杀了；若胆小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说着还真的叉开双腿，露出一副街头小流氓的无赖相。韩信看看这小子，摇摇头，叹口气，就俯下身子，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围观的人哄堂大笑，都以为韩信是个胆小鬼。
后来，韩信受到刘邦重用，拜为大将军，带领千军万马向北进攻。在和赵王的决战中，韩信只有几万人，而赵王有二十万大军，但韩信毫无惧色，背水一战，结果以少胜多，把敌人打得大败，不久便灭了赵国。韩信屡建战功，被刘邦先封为齐王，又封为楚王。路过家乡时，韩信派人把那个杀猪佬的儿子找来。那小子吓得魂不附体，以为必死无疑，可韩信不但没有杀他，还给了他一个小官。韩信对手下的将官说：“我不但现在可以杀这个人，当年我也可以杀死他。但我想，杀了他我就要偿命，怎么建立大丈夫的丰功伟业呢？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就忍下这口气。不然，怎么会有今天呢！”
小不忍，则乱大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古往今来多少人的人生经验的总结。韩信忍小辱而终成大器。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来说，隐忍、妥协，有时并不意味着胆小、怯懦。忍辱妥协，既要战胜自我，消除受辱的复仇心理，又要战胜别人，不顾世俗的猜疑、歧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战阵之前往往是这样：慷慨就义易，委曲求全难；拼死抵抗易，迂回求和难。岳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宁死不屈，天下皆赞其忠；杨家将为拒外敌，男女老少齐上阵，世人皆知其勇，一代名将，满门忠烈，何其光荣！然而晋文公退避三舍，战胜强楚，更显其智。而韩信能忍胯下之辱，也是令人敬佩的。看来，暂时的妥协，必要的妥协，的确是一种重要的为政之道、军事之道、人生之道。大道通了，至于邻里纠纷、兄弟失和、夫妻斗嘴之类的日常矛盾，便不难用“妥协”来化解了。学会妥协，学会放弃，实则是人生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