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目力是洞察力。
——马尔科姆·福布斯
1970年9月，东姑阿都·拉曼辞去首相职务，继任者是敦·阿都·拉萨·本·侯赛因（Tun Abdul Razak bin Hussein1922—1976）。如果说“拿督”基本上相当于马来西亚头衔中的“爵士”的话，那么非皇室称呼中最高级别的“敦”就是“超级爵士”。而这正是聪颖机智、精力旺盛、严厉冷酷、令人敬畏的敦·拉萨留给所有见过他的人的准确印象。就连思维缜密的李光耀也在他的《新加坡故事》中对敦·拉萨的思维称赞有加。
敦·拉萨中等个子，一对浓郁的眉毛，浅灰色的脸，是个典型的武吉士马来人形象。他的祖先可能是望加锡一个被废黜的王子，敦·拉萨的父亲在1930年被封为贵族，当上了彭亨苏丹的拿督沙赫班达（Shahbandar）。
因此，跟东姑一样，敦·拉萨的出身是马来贵族，虽然他的家族败落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只是略微夸张地把他描写成“赤脚学者”，零用钱只有“大约每星期4分钱”。他用政府的奖学金就读于瓜拉江沙的马来学院（Malay College），成了学生会的男生会长（Head Boy），担任学校的第11届足球队的副队长。事实上，在我开始认识敦·拉萨的时候，他的身体还显得像是个年轻的运动员。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宽前额，因为发际退后而显得愈加突出。他那双凌厉的眼睛像是两把尖刀，在他那副沉重的黑边眼镜后面更显锋利。一张能够在欢笑时咧得很开的大嘴因为很少笑而看上去更加严厉。
敦·阿都·拉萨（后左）和一个球童在寻找一只不见踪影的高尔夫球。我正站在水泥桥上，新加坡当年的副总理吴庆瑞（Goh Keng Swee）在一旁注视着。
我在本书第七章里，说过东姑退位后我仍然在他身边的事。有些人私下议论说，因为我继续跟一个陨落的偶像人物保持密切关系，在新的格局中就会没有我的位置。没有了跟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的晚宴、亲密会谈和打高尔夫球，我将成为一个方砌块，无法嵌入内部圈子。
也许我也对此有过恐惧感。不管怎么说，我一定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早晨跟担任副首相的敦·拉萨打18洞的高尔夫球，傍晚时分跟马来西亚国王丁加奴苏丹打9洞的高尔夫球，晚上7：30时跟任国内事务部（Home Affairs）部长的敦·伊士迈·阿都·拉曼博士会面——所有这些活动之后，一天结束，我再到东姑的住处吃晚饭、打扑克。（当我前往新加坡去建设香格里拉的时候，他们都很想念我！）
说到这里，我想小小地撒一下谎：我根本不在意自己会不会融入那个圈子里，而且我已经超越了世俗的想法，自己已经什么都不缺了。但是，本回忆录的读者也许会嗤之以鼻！事实上，人生乐趣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成为年轻的商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念头。当然，我希望自己身处事件中心的那些日子不要突然结束，让我退到边缘。
这种日子没有结束。
敦·拉萨选择我为他固定的高尔夫球玩伴——在多数的周末打18洞。他在18差点指数附近徘徊。有一天下午，在槟榔，敦·拉萨打得非常出色，达到了规定击球次数12杆以上的成绩。除了我之外，当时还有其他人在一起打球，包括乔·林（Joe Lim）和邱崇英（Khoo Chong Eng）。换句话说，有证人在场，而敦·拉萨希望后代知道，他拥有一些运动员的敏捷身手。“振南，”他说，“你必须确保我的记分卡能进入国家档案馆。”他签了字，在场的其他人也签了字。那张记分卡直到今天可能还待在某个文件夹里，等待未来某个勤奋的历史学家去破译上面潦草的签名。
打高尔夫球对于敦·拉萨来说非常重要。他跟许多在巨大压力下工作的人们一样，把高尔夫球当作在新鲜空气里实现的一种乐趣。高尔夫球比赛有两个值得称道的地方：首先是打球本身。开始的时候，敦·拉萨在18洞中让我两三杆。我进步后，开始让他2杆。有一次，我提出要多让几杆。他回答说：“振南，如果你多让我几杆，而我赢了，我就没有乐趣了。”第二，是一个聚精会神的时机。透过宏观大局来看内阁会议和政治聚会中的细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高尔夫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在别人偷听不到的非正式场合里思考、谈论敏感话题。
我为敦·拉萨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来回传达政治信息。我成了一个活动的耳目，一种人体电报线——不是什么令人兴奋的工作，但总得有人去做。我记得东姑给了敦·拉萨一封密封的信，其中的内容是不需要我知道的。至于敦·拉萨发出的信息，他可以指望我会如实转达，相信我会忠实地重复他的话，不会改变声调，也不会淡化着重点。正如他在我的一次铿锵发言之后所说的：“嘴巴不好，但心是好的。”
有时，敦·拉萨的私人信息很轻松（仅仅是问候东姑），而有时他的信息则措辞严厉、充满威胁，但总是有一个界限，是敦·拉萨在法制下的马来西亚从来不曾逾越的。在经过了1969年5月13日的骚乱事件后，他可能拥有了接近专制的权力，作为行动局长（Director of Operations），通过法令来进行统治——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标题中他被称做“马来西亚强硬派人物”（Malaysian Strongman）——但是他是最不愿意独裁的。他知道权力是如何走向腐败的，因而即便在他自己处于被监督的位置时，他也坚决支持权力的监督和平衡。
“如果你想服务于人民，”敦·拉萨在一次讲话中了一段被威廉·肖（William Shaw）引用到《敦·拉萨的一生和他的时代》（Tun Razak：His Life and Times）里的话：“权力过多不好。因为即便你本意不想用错权力，你还是可能在粗心大意中出错……你不能凡事都自我监督。你也许很真诚，可是你能确保以你的名义做事的所有官员都很真诚吗？现在的政府官僚体制中，首先你有议会和州议会（State Assemblies）来约束你；然后，你还有反对党，如果开始出错的话，他们就会公开谴责。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每过几年，你就不得不面对选民，他们会要你负责。”
鉴于敦·拉萨在学生时期的左翼倾向，他关于权力的担忧更加显著。在学生时期，跟他一生中所有阶段一样，的确都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他不仅完成了在伦敦的法律学习（只用了李光耀所说的18个月“创记录时间”），而且他一头扎进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事件。他是英国马来学会（Malay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的秘书，东姑是会长。后来，他成立了马来亚论坛（Malayan Forum）——用他的话说，是一个辩论团体，旨在“把所有马来亚学生不分种族地集中在一起”。辩论常常十分激烈，而该论坛的成员之一是一个名叫哈里·李（Harry Lee）的年轻华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李光耀。敦·拉萨加入了英国劳工党（British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费边社（Fabian Society），聆听过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激进分子的讲课。
敦·拉萨通过我转达的许多信息都是给东姑的。尽管政治上关系紧张，但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密切。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敦·拉萨请我支付东姑的一部分所得税——在后者不再担任首相职务以后。而且我至今都确信，他是悄悄支付东姑的豪华寿宴费用的几个人之一。无论如何，他们两人同时在英国学习法律，而且断断续续用了25年才拿到学位的东姑曾经明确表示是年轻的拉萨帮助他学习的。在1951年拿督翁惹化辞去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领导人职务而出现的危机时刻，东姑请敦·拉萨（当时只有29岁）担任该机构的新主席，因为他相信他的朋友更加胜任。但是敦·拉萨因为年龄缘故表示反对，而是反过来敦促东姑接任。
在东姑身处最高职位的那些年里，敦·拉萨受托处理最艰难的工作。1955年，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写出了有关教育问题的拉萨报告（Razak Report），后来又接管了农村发展署（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建立了一个部队风格的行动计划室系统，包括系列地图和，能够显示政府项目的进展，并且能让他和其他部长们评估成功和失败的责任。敦·拉萨相信国家应当大力介入经济发展，那是他当学生时学到的一堂课。从1957年到1970年，他一直是东姑的副首相，是他的忠实的、需要时强硬的得力助手。
东姑在敦·拉萨当了首相之后还是一起打高尔夫球。他们笑谈东姑已经开始为《星报》撰写的常常是十分坦率的文章，包括东姑嘲弄使用“bumiputra”（马来语“大地之子”的意思）一词的文章。东姑相信，这个词对马来西亚人的划分是马来人和其他种族。
1975年8月的一天，敦·拉萨对我说：“振南，东姑可以是前首相，可以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秘书长，但他必须让《星报》降温，否则我就要关闭它。他会成为笑料的。所以请你告诉他控制一下。”我照办了，而他也照办了（稍许）。
我传达了数条信息，都是有关东姑在《星报》上的文章，其中大部分不很严厉。也许让东姑唯一一次真正皱眉的，是敦·拉萨不赞成他担任赛马博彩管理局主席、赚取当时十分可观的每月3000马来西亚元工资的时候。敦·拉萨让我告诉东姑，他不能在就任伊斯兰教会议总秘书处负责人的同时担任这个职务——其中涉及赌博。敦·拉萨的全名字面上的意思是“善行者的仆人”（上帝）（“the Servant of the Doer of Good”），他严格遵守所有伊斯兰教的戒律。
我还承担了一项任务：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信息传达给已故拿督哈伦·本·哈吉·伊德里斯（Harun bin Haji Idris1925—2003）。他是1964—1976年间雪兰莪州邦务大臣（menteri besar），是全国巫人统一机构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同时还是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的成员。我和拿督哈伦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关系，到了后来那些年他抱怨我不经常去看他的程度。我回答说，我从来不去看东姑或者敦·拉萨，除非他们叫我。
“你叫我，我就来。”我说。
拿督回答说：“问题是我想见的人不来，我不想见的人在我身边有那么多。”
就在这个时候，我引用了这么一首马来诗：“如果针已断/就不要留在盒里/如果我说错了话/就不要放在心里。”从那以后，我们两人经常见面。不过，那是后话。
我的工作是要给拿督哈伦传达一个信息。我告诉他，首相希望他成为马来西亚驻联合国大使。这一邀请被拒绝了。“振南，”他说，“如果我接受了，我就没有权力了。”拿督哈伦后来被控告涉及腐败而受到审判，并被定了罪。
有一次，我跟敦·拉萨就一个即将被控告腐败的商人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借用外交官们常用的措辞。我相当强硬地（而且取得了成功）认定那个人是清白的。我的这种非政治属性至今时不时地冒头，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压制它。在写给新加坡《海峡时报》（2000年5月25日）的一封信里，也就是在王翰明（新闻记者、君子、商人、出色的人）去世后不久，我讥讽地把针对他的一项指控当做特例。“政治？”我首先用了个问号。“年轻的时候，翰明跟所有伟大的新闻记者一样，是名十字军战士。关于他从事‘暗箱操作’的指控——这种指控源自于……他那如今已经歇业的《新加坡先驱报》（Singapore Herald）曾经用来对付政府而采取的强硬路线，在我看来并不显著。”
“真该死！”
除了传达信息之外，我还是个信息来源渠道。一天上午，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打第一个洞的时候，敦·拉萨问起某个商人是否个人人品不可取。我知道他人品不错，可我能怎么回答呢？我们华人的家教让我们这么回答：“我过去见过他。现在，我不常见他。”
敦·拉萨沉默不语，但是看上去怒火中烧。到了第二个洞快结束时，他又问了一遍。我声称不了解那个人，因为我们两人根本就不经常见面。
“真该死！”敦·拉萨吼叫道。其实他用了一个马来词，在这里最好还是不重复。“我知道你知道。你就是不说。”
我笑了，然后他也笑了。
敦·拉萨非常节俭、勤奋。在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突然问能不能到我家去看看。当时我家在嘉炳路。他想看看我的游泳池，问我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他大约2.9万马来西亚元。他说他收到一个报价，大小基本相同的游泳池要7.5万马来西亚元。第二天早上8点，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的两名官员把我叫醒，想知道我的游泳池供应商的名字。我的游泳池是传统的加利福尼亚型号，没有建筑和工程饰边。
有时晚上，我会到敦·拉萨的家里聊天、放松一下。1973年的一个晚上，可能是在胡申翁已经当上了副首相以后，我问敦·拉萨他的内阁里有多少商人。
“马哈迪博士是少有的好商人之一，”他盯着我的眼睛回答说。
那是我第一次同时窥探敦·拉萨和（我当时考虑得很正确）他的副首相的心思。事实上，当胡申翁于1976年1月接任首相职务的时候，他任命马哈蒂尔博士为他的副首相和接班人。
本回忆录没有多少有马哈迪的故事，因为我只能重复别人已经发表的内容：他接受了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忠告，没有让马来西亚的经济崩溃；在他的主持下，经济增长率在大约10年期间里超过了年8%。就像他们说的，这就够了。
可是，还有需要说的。敦·马哈蒂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了，并将重点放在了私有经济上，率领我们的国家走出了敦·拉萨钟爱的社会民主模式。事实上，敦·马哈蒂尔提出的政策，是要把马来农民和村民纳入城市经济，而不是继续强调农村发展。
以我的观察，敦·马哈蒂尔最大的成就，是一个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外国人无意之中暗示给我的。这个人提到，特别是马来人，马来西亚人在称呼他和其他白皮肤外国人的时候，总体上不再使用“tuan”这个意思为“主人”的马来词。这种巨大的心理变化（一种民族感情和素养的解放）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人关注。这是最确定无疑的不可逆转的变革信号，这也是另外一个促使我在上一章里把敦·马哈蒂尔描写为“坚定地将我们国家从古老的封闭中解脱出来的人”的原因。
在敦·拉萨担任首相的那些年里，我的服务工作之一是建设马来西亚的第一个低成本住宅项目——位于吉隆坡郊区蕉赖的甘榜共管公寓。每个单元的价格是5000马来西亚元，由此向他证明用这些钱是可以建设像样的住宅的。我还在二级国家协商住宅商会任职，协助一个来自住宅与新村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专家队伍，寻找为低收入贫困人口解决住宅的办法。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胡申翁当上首相后跟我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到了低成本住宅这个话题，我相当传统地表示这是个“头疼的问题”。
“低成本住宅不是个头疼的问题，”胡申决然反驳道，“而是个偏头疼的问题。”
我提供的另一个服务，或者更加精确地说，我几乎已经提供的服务，是我针对敦·拉萨提出的问题而给予的答案。“我们用什么办法，”他问道，“才能比新加坡更加具有优势？”
“你看，”我回答说，“为什么不允许在马来西亚开设瑞士银行账户呢？”读者要注意，很重要的是我的回答是以问题的形式给出的，而不是一种建议。在当时（也就是我还在给盘谷银行当买办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敦·拉萨对这个想法非常激动，虽然他的确向我提出过有关银行系统如何运作的许多问题。
没过多久，在当时的联邦法院院长敦·穆罕默德·苏菲安（Tun Mohamed Suffian）家里举办的一次晚宴上，财政部长陈修信堵住了我。“振南，”他情绪激动地说，“你不应该建议那些事。这种想法行不通。”
我回答说：“你看，我并没有提出这个建议。我被问到用什么办法才能走到新加坡的前面，我给出了一个答案。”
在新加坡采用了瑞士系统后，我和敦·拉萨在Le Coq d’Or一起吃晚饭。那是安邦路上一栋豪华大厦里一间令人难忘的老餐馆，提供经典的英国殖民地肉排和肉丁，上面浇着浓浓的肉汁和奶油酱，配得上来此就餐的许多人。
当我问马来西亚是否也会建立这种系统时，敦·拉萨轻快地回答说：“振南，请不要提这个具体话题。”
后来证明，敦·拉萨不仅仅希望了解我的看法、消息和见解。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有一次听说我因为遭到勒索者的恐吓正住在伦敦，便立刻给我打电话，要我回国，同时派出一个名叫奥斯曼（Osman）的武装保镖保护我的安全。
敦·拉萨的生活丰富多彩。他出身于一个有（贵族）名无实的贫困家庭，从就读于瓜拉江沙安全的殖民地马来学院，到参加极不安全的伦敦经济学院的讲课。他的政治观点也波动颇大，从促进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Zone of Peace，Freedom and Neutrality for Southeast Asia），到鼓励马来人通过联邦土地发展局（该机构为种植橡胶树和棕榈树的马来定居者提供土地）发展企业家精神。
我不知道历史学家最终将如何容忍敦·拉萨的问题，但我很清楚，他最得意的就是他的FELDA和绿色图书计划（Green Book Plan）。正如马新社网站（Bernama。com）最近的一则新闻所描写的那样，绿色图书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农村人民的收入水平，以减小通货膨胀的压力”。总而言之，是为了帮助穷人。
大约1970年，44岁
到了1975年年底，敦·拉萨开始看上去“憔悴而消瘦”——用东姑阿卜杜·拉曼的话说。在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双手显得青筋暴露，还有红色斑点。他显然病了，但我并不知道他正在跟白血病作斗争。这一病魔于1976年1月14日夺去了他53岁的生命。
在《星报》上，东姑写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拉萨热爱工作，总是事事亲力亲为，而现在，这个可怜人已无暇顾及这些了。”但他还进行了更深的阐述，也许是无意识的；他接着写道：“敦·拉萨……总是热情高涨，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用俗话说，就是一个在‘工作上吃苦耐劳的人’。可是，大自然造就的人只能强壮到这个程度，不能过度，如果他超越了自己的身体极限，就会严重地伤害到自己。发生在他身上的就是这种情况。”
我相信，敦·拉萨至死都是个爱国者，为了他热爱的国家鞠躬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