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敦·伊士迈博士在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的一个时期里关系变得十分密切。他回到了政府，从1970年到1973年担任副首相，以帮助处理该危机，因而牺牲了他作为Guthrie Group of Companies负责人的位置。他小小的个子，略微有些肥胖，一头卷发，醒目地蓄着八字胡，戴一副牛角眼镜，一只烟斗从不离身。
如果说在政治界有人能够像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St。Francis of Assisi）那样纯洁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敦·伊士迈博士。他不仅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诚实、最坦率的领导人，而且还拥有始终良好的判断力。他是马来西亚第一任驻美国大使，还担任过外交部长和内务部长。虽然看上去很温和、学究气很浓，但他的脾气却叫人发怵，就连东姑作为首相、他名义上的老板，也躲着他。
我们时不时地在高尔夫球场会面。敦·伊士迈博士对高尔夫球痴迷得发狂，超过了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政界和商界领导人。他的差点指数为14，能够打败我们任何一个人。总体来说他是个十分镇定的人。有一次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他离开政界重新开始行医后遇到的第一个病人。他已经多年没有从医，而那个病人（一个地产工人）需要打针。“振南，”他说，“我和那个地产工人都在发抖。”但是，他把针扎了进去，病人活了下来，结果两人都很高兴。
有一天，我冷不丁地问敦·伊士迈博士，有没有办法阻止政府与界之间的腐败问题。他回答说，如果敦·伊士迈·本·穆罕默德·阿里（Tun Ismail bin Mohamed Ali）——著名的国家银行首任马来西亚行长，以前的1958年到1960年曾经在马来西亚的华盛顿使馆工作——能够早些从美国回来的话，那么原本是可以采取些措施的。
“现在已经太晚了，”敦·伊士迈博士说。这就是他无情的回答，而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马来西亚的未来。
敦·伊士迈博士于1973年死于心脏病。跟敦·拉萨的健康状况不同（具体病情并不十分清楚）我们都十分明白敦·伊士迈博士的病情十分严重。这里有一个故事，能够活画出我的这位朋友、马来西亚政坛上的小个子大人物的形象。
读者看到的我那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一杆，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早晨，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俱乐部的杰作。马来西亚当年的国王、现已去世的拉惹·玻璃市曾经哄笑道：“嘿，振南，你那一杆打成那样，我怎么能不笑。对不起，不过，哈哈哈哈。”
1965年在与新加坡分手的时候，东姑阿都·拉曼在他的府邸召开了一次半夜会议。不知恐惧的敦·伊士迈博士跟一个身体方面远比他有优势的对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者发出挑战，要到外面打上一架。正如东姑后来叙述的那样：“小个子博士站起身，冲向块头比他大、身体比他壮的阿齐兹·艾沙克（Aziz Ishak）。眼看唾沫战打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而且知道伊士迈博士的心脏有问题，我呵斥阿齐兹·艾沙克，让他坐下，要么就离开我家。”
你瞧，一个心脏不好的人要跟身体比他棒的对手打架。可见敦·伊士迈博士的确了不起。
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华裔商人，除了贫穷和苦干之外没有任何社会背景，我为什么能够得到政府领导人的友情和以诚相待？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是（其中包含了事实，虽然不是全部事实）：我时常敢于相当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此外的事实是，我总是让唐突跟一个外交式的微笑结合起来。
在一次乘车从金马仑高原南下前往吉隆坡的路上，我告诉现已去世的拉惹·玻璃市（当时他是马来西亚国王）：他应该像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小说《王子与贫民》（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里写的那样进行微服私访，以便了解99.9%的人与国王的生活有什么不同。“那样对你会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直截了当地说。
跟所有国王一样，那位国王经常向我报复。有一天下午，在我把高尔夫球打飞了的时候，他朝我哈哈大笑。我实实在在地说：“这场球我输了一大把钱，我会努力想点办法的。”他丝毫不为所动。“嘿，振南，”他嘘叫道，“你那一杆打成那样，我怎么能不笑？对不起，不过……哈哈哈哈。”
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那都是个极具人情味的时刻。
跟另外一位国王在一起的时刻同样人情味十足，虽然内容完全不同。丁加奴州的苏丹（他后来授予我Datuk Paduka Mahkota Trangganu和Seri Paduka Mahkota Trengganu的头衔）跟我坦白地说：“我的州太穷了，我花不起钱到处旅游。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旅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