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东姑拥有很多美德。本章已经描写了他的勇气、诚实、正派、仁慈、政治洞察力，总的来说，是描写了一个伟大的好人。但是，他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而不是所有时代的人。他是马来西亚的东姑华盛顿，是他的国家的国父。仅此而已。
跟乔治·华盛顿不同的是，东姑不知道什么时候退下来。敦·拉萨意识到，五一三骚乱的爆发正在酝酿之中，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希望能够更早地接班。在另一方面，东姑自称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总理”。问题在于，许多马来人并不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东姑没有能够预见到因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财富差距而导致的一场政治动乱。
东姑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中说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马来人无法跟华人竞争，因为他们情愿坐在椰子树下歇息。”他的哲理引申一下就是：马来人控制政府，组织军队，收取赋税，向报价最高的人出售许可；华人做生意。这种观点不会让任何一方高兴，而且这种观点（一个民族拥有机关枪，另一个民族拥有万贯家产）不会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
我记得在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社交场合中，东姑当着敦·伊士迈和敦·拉萨这样的一流头脑的人的面严厉斥责马来人的知识素养。后者常常大笑，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傻笑。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完成了他在英国的法律考试，所用的时间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华人所需时间的一半。
正如东姑艾哈迈德曾经跟我说的那样，把各个民族分门别类（华人经商、马来人从事公职、印度人待在植物园），对于英国人来说十分方便。从某种程度上说，东姑陷入了这种思维，也许因为这种思维散发出等级制的味道——这种味道对这个皇室后嗣很有吸引力。他还同意（虽然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许多马来同胞的观念，认为公职安全可靠，经商腐败、庸俗。然而，东姑在进入这个类别之前（酷爱吃喝玩乐的封建主义者、油嘴滑舌的超级灯笼裤傻子），他的确推出了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Five-Year Development Plan），支持成立了土著银行（Bank Bumiputra）、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玛拉（MARA）、全马伊斯兰发展局（PERKIM）以及其他机构，以便尽快促使马来人进入市场，并改善穆斯林的生活。
事实上，东姑支持这种变革。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他参加了自由运动，常常因为反对殖民当局而招致英国人的不悦。早在1934年的一次纪念活动中，他坐在讲台上宣称：“我相当骄傲地承认。”而当时的印度民族主义鼓动家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正在巴特沃思的运动场（padang）发表演讲。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不再是变革的问题，而是变革的速度问题了。
而东姑跟不上步子。
在马来人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马来人希望能够闯入城市的劳动市场，闯入各公司的各阶层，闯入证券市场的资本领域，而且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帮助他们。当东姑回答说，“我向来主张，政府不应当沉溺于商业”，而商业“应当留给商业界”的时候，他的言下之意其实是，马来人总的说来应当关注对政府的控制、维护他们传统的统治地位。即便在他离任之后，东姑总是用充满魅力的笔锋描写“起早贪黑的勤奋的”华人、“土壤和大海的子孙”、“纯朴而满足的民族”马来人。
马来人以及马来西亚的未来并不是东姑所想像的那样。令马来人激动的是一种“我们也行”的新思想。据说该思想不可思议地源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即出生于东姑的家乡吉打邦的马哈迪·穆罕默德。敦·拉萨也许可以成为“马来西亚也行”（Malaysia Boleh！）的先驱——用实用的政治语言解释，就是“马来人也能工作”！然而，坚定地将我们国家从古老的封闭中解脱出来的是敦·马哈迪，也就是1981—2003年的首相。
1986年，我和东姑赶来启动东姑阿都·拉曼基金会（Malam Yayasan Tunku Abdul Rahman）。后面中间位置的是年轻英俊的拿督斯里·阿都·艾哈迈德·巴达维（Dato'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他于2003年当上了马来西亚总理。
我记得，东姑在他84岁诞辰上发言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几乎流了泪。他驼着背（那时他已经驼背了），停顿了片刻，放眼看了看他的朋友们，然后简单地说了句：“我们将永远跟英国友好。”他是回想起了自己的活力，回想起了那些英国的舞厅，回想起了那些欢乐的夜晚。他是在告诉我们，他来自另外一个时代——他于1949年拍了那张非常说明问题的照片：照片里的他刚刚作为执业大律师（Barrister of Law）从伦敦法曹学院（Inns of Court）毕业不久，手里拿着法律书籍，戴着白色假发，穿着黑袍，一副牛角眼镜。没有哪个英国人看上去比他更像英国人。因此，毫不奇怪，他曾经写道，马来西亚永远都不能期望实现西方的那种辉煌。事实上，他的描述是，达不到美国确定的标准的“甚至百分之一”。这就是马哈迪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的想法。不过，他的故事应该另写回忆录，而不是写进我的回忆录。
“动动脑筋，我的朋友！”
我在前面提到有一次东姑高呼：“动动脑筋，我的朋友！”同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又稍稍翻了翻眼睛。他喜欢跟我和其他朋友稍微表演一下，通常表示亲切，虽然有时也出于恼火。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待我很平等。
我记得东姑最后一次如此表演是在他辞去首相职务前不久。在“五一三”之后几个月的逆境中，我一直支持着他。有一次在赛马公会（Turf Club），我就坐在他身旁，还有敦·伊士迈，当时许多人都在躲避他。也许是出于对这种耿耿诚挚的感激之情，或者是因为我们长期的友谊，有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个我假装没有明白的暗示。他一脸懊恼地翻了翻眼睛，询问道：“动动脑筋，我的朋友！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多年来，我没有要求过政府的关照，而现在，东姑主动提了出来。我感到很尴尬，告诉东姑他此时的想法不对。让我们的友谊保持真诚，让它留存在我们两人的记忆之中，作为一种并非建立在他的职位基础之上的情意，让它成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需要请求关照的友谊。
东姑退位后不久，我为他在吉隆坡的湖滨俱乐部组织了一个生日聚会，打算跟大富商罗伯特·郭分摊费用。敦·拉萨和敦·伊士迈都出席了聚会。东姑非常高兴，我也因此很高兴买单。只是我根本没付钱。我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湖滨俱乐部管理方，但一直没有回音。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估计政府的各个部长悄悄地表达了他们对东姑的敬意——他们结了账，并且通过结账，有可能减少些许因为东姑离任的方式而产生的愧疚感。
在他弥留的最后那些年里（当时东姑已经不能经常出门），我四处采购东姑喜爱的马来西亚和西式美味、咖喱和鱼子酱等。当我们在晚间消磨时间的时候，吃着美味，喝着酒水，享受着我们的时光，我不仅回想起许多年前在首相府邸，东姑招待客人时表现出来的了不起的烹饪专长——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那是他最喜欢的美食，他经常吃，而且还在首相府邸厨房里亲自下厨做。
我用“了不得”这个词是经过考虑的。
我在英国吃过的烤牛肉，包括斯特兰德的辛普森餐厅（Simpson’s-in-the-Strand）里烤得很熟的鲜美的阿伯丁牛肉，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东姑的诀窍可能在调汁，虽然他把功劳归于马来亚炽烈的阳光，因为他常常把肉放到太阳底下晒。作为他的非官方的美食品尝家和半官方的切肉工，我可以证明他的烤牛肉味道最浓郁，刀切下去的时候能感觉到令人满足的一种微微的力道。他的约克郡布丁是在一只大平锅里烘制的，然后切成大块，表层很脆爽，中间部分是完美的布丁质地。在我的饮食体验中，它也一直是独一无二的。
东姑对家居式的烹饪和待客细节感到十分骄傲，因为招待客人对于如此热爱生活的人来说，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充满活力。那些家居细节以及首相府邸中其他生活记忆，比如在社交晚会期间我们两人像孩子一般偷偷溜上楼，到他的卧室去吃伊朗国王送给他的罕见的灰色鱼子酱，都是在他晚年，我们在漫漫长夜里谈论的话题。
在新加坡于1942年2月被日本攻陷前不久来到新加坡的英国政治家达夫·库珀给自己的备忘录题名为《老人健忘》（Old Men Forget）。他错了。总的来说，老人们能坐在一起，能够交谈，能够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