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山洋在查考上细致入微，显出日本人特有的坐功，而解读能力似偏低。例如，石河干明在《福泽谕吉传》说日清战争时福泽斗志昂扬，天天上班，亲自写论说，平山洋予以否定，理由是福泽自言“去年来忙里偷闲执笔”（《福翁百话》），哪里顾得上连篇累牍地煽动战争呢？堂堂文学博士竟然读不明白这里的忙与闲，“百话”要偷闲来写，那么，他忙的是什么呢？不正是石河说的，忙着天天上班搞煽动吗？福泽谕吉向来讨厌捐款，但是“为文明开进而战，再困难也不后退一步，直至全国四千万人绝种”，慨然解囊，捐出一万元以资军费。此金额仅次于祖上食禄百万石的毛利元德公爵，与其他三人同列全国第二位。这个“绝不是疯了”的行动足以表明他支持侵略战争的狂热，胜过千言万语。
福泽谕吉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思想庞杂，倡导市民自由主义与鼓吹占领朝鲜、瓜分中国并存也不足为奇。历史的乃至现行的福泽谕吉不免被误读，例如《劝学篇》开篇第一句“有云，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本来是从美国独立宣言里拿来的，一直被奉为他的至理名言。平山洋所下功夫，从全集编辑学的角度来看不无意义，用来为福泽谕吉开脱却徒劳，他不过把福泽思想用简单化加以纯洁罢了，可那么一来，这位明治政府的老师高踞万元大钞的价值也大大减少了。
时当深秋，和几位朋友驱车去伊豆半岛游玩，途经下田，特意停车拍了几张“黑船”的照片。之所以特意，是因为日前在东京刚看过两个展览：葡萄牙——荣光的五百年、日本交流的曙光——黑船来航。
点燃一支香烟，烟雾缭绕，照片上的黑船就仿佛航行在1853年7月八日拂晓。海雾蒙蒙，驶入江户湾，直抵江户（今东京）的鼻尖浦贺。出海打鱼的渔民仓皇报告给官府。其实，去年秋天幕府就得到情报，明年三月美国使节率舰队叩关。情报来源之一是“荷兰风说”，就是向长崎的荷兰商馆和船长打探国际动态。名为“风说”，不免将信将疑，正要放下心来，两艘蒸汽机船和两只帆船真的“来航”了。船腹涂得黢黑，所以俗称黑船；大如山，快如飞，咚咚放号炮，直吓得百姓赶紧卷铺盖。这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的远征日本舰队，五月二十六日从冲绳的那霸开过来。
此时手握国柄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正卧病在床。将军手下有五位老臣料理国务，处事柔软的阿部正弘为首席。幕府召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出山，他是主战派首领。就接受国书一事，主战派和主和派僵持不下。警备船跑来跑去，不是取缔黑船，而是驱赶日本武士——眼看着黑船的小艇自由自在地游弋，趾高气扬，他们已忍无可忍。主战派不把“蛮夷”放在眼里，对海防信心十足。据日本记录，美国人送给日本两面白旗，发出最后通牒：开战后如有急事，竖起白旗，就停止炮击。黑船在湾内威慑，幕府看看自己的几门大炮，不敢动武。
阿部正弘作出决断：作为特例（下不为例），接受国书，但回答必须在长崎交付（否则，城下之盟，丢尽了面子）。黑船之前也来过美国船、英国船，都被日本人给说走了，可佩里这家伙耀武扬威，不像是省油的灯，不同意怎么办？德川齐昭出一奇招：来一个鸿门宴，佩里不接受就把他逮起来。孰料，佩里在久里滨上陆——如今那里树立着佩里上陆纪念碑——带了四百名陆战兵，完全是大军压境的架势。在临时小房里，日本代表接过美国总统的信函，只说了一句“收下了，尔等返航吧”。鸿门宴落空，连一顿酒饭都不管，佩里大为不满，叫战舰喷烟扬波，示了一通威。幕府也做了迎战准备，但武士过惯了太平日子，只是让刀枪铠甲店大发国难财。
佩里扬长而去，幕府赶紧加强军备，德川齐昭还起草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决战大号令案”。新年（1854）伊始，佩里又闯入江户湾，带来了七艘战舰。这回百姓像赶庙会一样涌来，商贩卖起了佩里和黑船的浮世绘，渔船改作游览船，往来如梭，据说这就是日本人所独具的好奇心，看上去颇有点不知“耻”。阿部正弘不顾攘夷派叫嚣，在不足百户的渔村横滨摆出谈判桌，缔结“日美和亲条约”，开放下田、箱馆二港。此后，英国、俄国接踵而来。1856年8月哈里斯作为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来到下田，这时他才知道日本还有一个“天皇”。幕府之所以不开放离京都不远的神户港，可能怕天皇和朝臣一下子见亮光发晕。领悟了落后挨打，幕府要加强海防，命江户百姓捐钱，并布告全国，毁钟铸炮（因和尚反对，未果），购置军舰，采用洋式大炮，进行洋式训练。再后来就有了战争之举，我大清一败涂地。
最近上市了一本书，叫《国民的历史》，颇有些人在读。书中谈及的疑问之一是，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航海早八十年，郑和的宝船长一百二十米，几乎比哥伦布的洋船长出四倍，可是，优越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呼啦啦倒地，竟至缔结屈辱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为什么？中国到底为什么如此脆弱？欧洲为什么能够在地球上展开那么残酷而冷酷的方式？所谓“近代世界体系”的秘密究竟是什么？作者西尾干二自问自答：通过册封体制，东亚以中国为中心形成“华夷秩序”，只要中国王朝安定，东亚地区的和平就得以维持。
可是，不管危险怎样临头，中国也永远是自我中心，全然不在意与自己迥异的文明体系的存在。西方则没有中心，是极其多元的。各国为了利益，抑制自己的欲望，与对方缔结协议或条约，形成“国际社会”准则。东亚根本不具备这种现实认识的二重性，欠缺各自孤立的国家之间基于交易原则的利己主义的强有力的调整能力。在东亚，惟其日本是例外，没有加入中华帝国的册封体制（西尾主张日本历史上只有足利义满向明朝屈膝过一次）。它明白那是与中国体系截然不同的文明，能看清欧洲动向，具有及早察觉其军事力量难以抗拒的敏感。不属于中国体系，来去自由，能丢开呆然不动的中国，幕府才得以贯彻自主路线，转换方向，老老实实向欧洲学习。
日本被西尾干二说得像两栖动物，里外不是人，但我觉得事体并没有那么复杂。幕末史料如山，西尾无法像对待《魏书？倭人传》，一脚踢开，就不妨顺嘴胡说，反正那年月的日本是死无对证。从史实中看不出世界上曾有过一个他所说的日本。日本的转向分明是数了数佩里黑船上架了多少门大炮之后屈膝投降。1793年英国乔治三世派使节马戈尔尼来华修好，“天朝”要他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被他拒绝，很有点晏婴齐之习辞者也的气派，但辱了使命。就乾隆年间的世界来说，中国还是有本钱说大话的。那是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的物产，而中国并不需要西方，不需要通商。“加惠远人，抚育四夷”，洋溢着慈善精神。英国人需要茶叶，但中国人不需要毛衣，他只好用银子买。无商不奸，于是他就在印度种鸦片，拿来坑中国人，中国的白银反而外流了。林则徐火烧鸦片，1840年就有了战争。中国有自成体系的文明，当然要维持，要抗争。打了两年多，只留下虎门炮台遗迹，被重点保护着。到底失败了，不是败给坚船利炮，而是败在腐败和内耗。
日本幕府在1825年下令，若有外国船只靠近，二话不说，一律开炮驱逐。但听说大清帝国败了，四岛惶惶然，认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连忙收回成命，重新执行1806年的“薪水给与令”，为外国船只供薪供水供食物。这就是“及早察觉其军事力量难以抗拒的敏感”吧。佩里在《日本远征记》中记述：不是哀求好意的允许，而是作为权利来要求。这种强盗逻辑，即西尾所谓的国际社会准则，日本的确学而时习之。
对于黑船，日本也抵抗来着——美国人是吃牛肉的，幕府就坚决不供
给。当时的《牛肉论书》这样写道：美国人再二三乞求牛肉，但日本人养牛马是为了过日子，负重远行，以助人力。想到牛马的恩德，不吃它们的肉。黑船上需要五谷鱼菜之类，只要我们提供，就予以满足，但牛肉还是请去别的地方要。幕府还发出告示：黑船停泊期间，农民不要套牛运货，不要放牧。佩里在《日本远征记》中述及惨状：由于日本人普遍信奉的佛教和单纯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能弄来吃的动物。除了鱼类和蔬菜得到供应，很长时间只有饼干和咸牛肉吃，所以海龟使舰上的人欢喜若狂，大快朵颐。不过，日本人的抵抗为时不长，当他们敏感地明白了牛肉“是与中国体系截然不同的文明”，便转换方向，江户城里老老实实地吃起“牛锅”（牛肉火锅），那光景可能就像前一阵子北京流行鱼头火锅麻辣烫。
日本的做法并不稀奇，那就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大概美国人从黑船事件取得经验，明白对日本人不威压不行，迄今还使着这一招，且继续有效。因为没有文明体系的负担，没有哲学，一无所有，所以日本人确实比中国人识时务，说转向就转向，结果没挨着打。先威慑，再缔约，这种国际社会准则，中国古时候就叫做城下之盟。西尾之流不以为耻，简直教人闹不清日本的耻文化到底是知耻还是不知耻。看着仿造黑船的游船停泊在下田港湾里，优哉游哉，我真觉得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