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教科书基本是这么写的，网野也曾这么教学生，但上世纪80年代他省悟了这种“常识性日本史模样”不过是基于偏见的“虚像”。那么，单一民族的“虚像”，或者称之为“神话”，产生于何时，怎么产生的呢？他不曾当作问题来追究。起初小熊英二也理所当然地认定，单一民族神话是国家意识形态、天皇制重要支柱，应该在明治初年即初具原型，殖民地统治和十五年战争更使之强化。或许日本政治思想史家神岛二郎1982年说的话启发了他，是这么说的：“在战前的日本，谁都说大和民族是杂种民族，混合民族。就是在最提倡日本主义的时候也这样认为。可是到了战后，居然古怪得很，进步文化人带头嚷嚷起了日本是单一民族。简直没根据。简直没根据的说法横行。”小熊便作了一番历史学调查，并加以社会学分析，洋洋洒洒写成一部书，叫《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把日本人这个自画像的来龙去脉描述得一清二楚。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19世纪末叶产生了民族混合说（土著、天神子孙、后来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人）和单一民族说（太古以来列岛只有“日本人”，虾夷不是异族，而是不服从天皇的叛徒的总称），此后的论说从未超出这两个基本框架，只是每当日本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就摇来摆去而已。战前，日本霸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鼓吹的是与朝鲜半岛同祖，天皇身上流着朝鲜人的血，在中国也开办同文书院，以尽同文同种之义务，极力张扬大日本帝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是诸民族混血、融合而成的，国定教科书上也明记总人口的三成不属于大和民族。但战争失败，丧失了朝鲜、中国台湾，四下里一看好像战后列岛只剩下“日本人”，如日本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946年便提出“日本国家由可以叫日本民族的一个民族构成，不是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历史学家井上清1957年宣说“同一的日本人种两千年来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到了1960年代终于形成了单一民族观大合唱。影响所致，华裔小说家陈舜臣也写随笔强调日本与中国并不是同文同种，后来他自觉有偏颇。政治家拿来“失言”，大概总理中曾根康弘是头一个，1986年说日本是单一民族，从此好像就成了政治家们抒发情怀的惯用句之一。
举国上下信奉单一民族神话，却也一分为二。三岛由纪夫可代表保守的单一民族论，说“由于战败，被压缩在现有领土上的日本几乎国内没有异族问题”，要复活“作为文化概念的天皇”。相对，批判日本的人也总是从单一民族论挖掘问题的根源，如中根千枝认为“日本列岛被压倒多数的同一民族所占据，共有基本文化”，“在一切方面有乡巴佬倾向”，“没有国际性这一点很严重”。其实，许多人谈论日本民族的历史，不过是在讲自己的世界观或潜在意识的投影。
石原慎太郎最体现日本人见风使舵秉性，1968年高谈“大体可说是单一民族的国民说的是跟其他国家完全不通的单一的国语，长年形成了完全独自的文化，这是绝无仅有的”，1994年却阔论“有一种日本是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说法，完全是扯淡”，“日本人是全亚洲系统的混交民族”。原来境未迁而时过，日本经济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形势变化了，而且出生率下降，人口减少，要更加开放门户，招进劳动力，自1970年代后半日本人重新为自己画像。例如哲学家梅原猛探求民族起源，1979年开诚布公：“我最近放弃了日本民族是单一民族的观点”，“日本文化的根底有一种把不同人种的人同一化的非常了不得的本事”。然而，混合民族也好，混血民族也好，似乎只是又一个神话。诚如小熊英二所言，要和不同的人共存，不需要神话，需要的是一点点的强大和睿智。
小熊生于1962年，东京大学农学系毕业，在岩波书店当了六年编辑，回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读博”，专攻国际社会学。现为庆应大学助教授，研究课题是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网页上有照片，抱着个吉他，自道进出版社以后才开始读书。他是主张今后日本必须走多民族国家之路。
织田信长密码
《信长之棺》，当初在书店里看见这个书名便觉得有意思，但书带上醒目地印上小泉首相也爱读，不由得反感。这固然是早年在中国被所谓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云云造成了逆反心理，可小泉并非书评家，恐怕阅读水平也未必高，终归是在作政治秀，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固然惹些人爱屋及乌，却也可能把天生丽质抹上钢管舞女郎的粉黛。不过，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加藤广生于1930年，此出版于2005年的历史推理小说竟然是老先生的处女作。年过七十写小说，很有点逾矩，但读来真觉得他已经从心所欲。
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史称战国三雄，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信长布武天下，秀吉统一天下，家康太平天下，一个接一个应时而出，各逞本性，尽施手段，推动了历史演进。自1467年应仁之乱，长约一世纪群雄割据，即战国时代，最终被自称第六天魔王的织田信长收拾了动乱。他也算死得其所，不然，再多活二十年，或许用怀抱给他焐草履的羽柴秀吉不会被朝廷赐姓丰臣，一犯难就爱咬指甲的德川家康不会打关原之战，天下能否及早统一而太平不好说。但信长死不见尸，也留下一个千古之谜。所谓千古，乃中国形容词，织田信长死于1582年，时当明万历十年——黄仁宇蜚声海内外的著书是《万历十五年》，再顺便说一句，日本人向来也欠缺黄氏所鼓吹的“大历史观”——风骚未及五百年。
他死在本能寺。
1582年，即天平十年，织田信长进京（京都），住在本能寺。据近年考古发掘，这本能寺不是一般寺庙，周围有石垣、护渠等，虽称不上城堡，却也具备了防御功能。六月二日，信长一早被吵醒，得知明智光秀造反，率军围攻，说了一句“没奈何”，持弓执枪迎战，但兵马都派出征讨，身边只有为数不多的随从，抵不住万余叛军。身负枪伤，退入庙堂，命近侍森兰丸（史上有名的娈童）放火，在烈焰中自刃。本能寺焚毁，现今的旅游景点本能寺并非重建于原址。明智光秀的女婿明智左马助在废墟中搜寻数日，终不见信长残骸。十月，丰臣秀吉在大德寺为织田信长举行葬礼，没有尸骨，只下葬一口空棺。
史学家今谷明说：天平十年六月二日，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是极富魅力的一天，简直像喷泉一般产生作品素材。
加藤广也是写这一天，令人叫绝的是他把太田牛一拉来当“侦探”，追查织田信长遗体，实在是最佳的历史人选。太田牛一，史有其人，生于1527年，活了八十多岁。善射，人到中年成为织田信长的近臣，职司起居录，他留在安土城而逃过本能寺一劫。信长死后，仕丰臣秀吉及秀赖。秀吉预感死到临头，1598年春在京都醍醐寺举行盛大赏花宴，派他护卫爱妾。太田长于笔墨，所撰《信长公记》为后世留下织田信长1568年至1582年的事迹，也写过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的军记。如果说《信长公记》相当于史料翔实的《三国志》，那么小濑甫庵据之敷演的《信长记》则类似《三国演义》，江户年间曾广为流传。
本能寺之变的最大谜团是明智光秀。
他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屡建战功，成为坂本城主。有儒将之风，在所撰《明智家法》中明言信长恩重如山，一族乃至子孙不可忘尽忠，却为何弃义叛主呢？
关于他谋反的因由，历来诸说纷纭。其一是怨恨说，说他经常受信长凌辱，如在酒筵上辱骂他秃头（光秀二字的儿与禾，合为秃字），由怨生变。或说有取代信长的野心，证据是命他增援丰臣秀吉，驻军不前，五月二十七日在爱宕山跟连歌师里村绍巴等人你来我往地连句，他起头的一句，意思是时当五月我来治天下，反意昭然。还有说是朝廷唆使光秀翦除有篡夺皇位之虞的信长，《信长之棺》即演义此说，把光秀滞留爱宕山解释为候领旨意，直捣本能寺。先于加藤广，安部龙太郎的小说《信长燃烧》即采用朝廷黑幕说，编排了一个信长近侍，为编写军记故事而探究主君被杀的原委，原型也正是太田牛一。
本能寺之变的最大受益者是丰臣秀吉。
毛利氏独霸一方，秀吉奉织田之命率军征讨。六月三日得知明智光秀兵变，他封锁消息，跟毛利氏媾和，以每天三四十公里的速度回师京都。按照加藤广的想法，秀吉早已掌握了光秀的谋划。信长在本能寺与距离不远的南蛮寺（受信长保护的基督教堂）之间挖掘了一条秘密通道，以备不测，而一脸猴相的秀吉要借刀杀人，事先用栅栏隔断了地道，使逃出本能寺的信长走进死胡同，烟熏火烤，憋死在里面。明智左马助在地面的灰烬中当然找不到遗体。信长的弟弟清玉上人暗中把遗体搬到阿弥陀寺（织田家庙）埋葬。秀吉的大军势如破竹，光秀兵败山崎，被土人杀害，以致有只坐了三日天下的说法。信长死后天下便落入秀吉之手，好似天上掉馅饼，历史的疑点自然也落到他头上。
加藤广效仿黑泽明电影《罗生门》的手法，从三个角度追寻一个谜，《信长之棺》之后又接连创作《秀吉之枷》（2006年刊）《明智左马助之恋》（2007年刊），分别从明智一族和丰臣秀吉的角度写信长，写全了死者、胜者、败者，构成《本能寺三部曲》。他要写败者之美，胜者之哀，那么，本能寺之变的胜者哀在哪里呢？秀吉妻妾成群，惟有侧室茶茶生下二子，但他们果真是自己的亲骨肉吗？这让他苦恼不堪。关于丰臣秀吉戴绿帽子，他在世时人们就窃窃私议了。
加藤广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按部就班做上班族三十年，自1980年代后半从事经营顾问。搞这个行当大概很善于开导、游说、演讲，随手把逸事、传闻或他人作品的只言词组拿来当材料，夸夸其谈。他五十岁时动笔写经济书，出版有十几本。自道经济书只能卖三五千册，为卖得更多，改为写小说。打算再写七八本历史推理，然后要转向现代推理小说。2007年把一本最自珍的经济书《丰富的探求》加上副题《信长之棺》工作论重新上市，倡导不要把人生放进工作里。他推崇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的游戏论，游戏比文化更古老，游戏创造了秩序，游戏的人先于制造的人，人是游戏的存在，武士道也展开于游戏之中。利休之所以被丰臣秀吉赐死，《秀吉之枷》中举出的原因是秀吉已取得天下，需要游戏性闲情逸致，而利休犹宁死把茶道当作送武士上战场的“一期一会”的赴死仪式，悖逆了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