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爵士乐，英国有披头士，而日本正走向世界的大众文化是漫画（包括漫画和连环画，主要是后者）。鹤见俊辅说：漫画是“日本对世界能有自信的富有创造力的大众文化”。那么，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发展着经济的中国呢？这个泱泱大国会把什么样的大众文化流行于世界呢？我总是想到自行车。
自行车，风风雨雨骑了多少年，我们也该把自行车骑出点文化感觉来了。自行车文化，几乎能涉及艺术、文学、影视等一切领域。如世界达达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迪尚的“自行车车轮”，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不朽名作《偷自行车的人》，海明威描写过自行车比赛，萨特爱骑车，罗素骑车曾和萧伯纳相撞，托尔斯泰为疗慰失子的痛苦，六十七岁时练车。自行车之于当代中国作家，更别有一番滋味。要是以自行车为题举行文学比赛，获奖的必是中国作家吧。
末代皇帝在紫禁城里锯掉门槛骑洋车的年代，自行车在日本也是富家子弟的摩登，后来普及了，便涂上贫穷的色彩，像小说家黑井千次描写的那样。然而，今夕何夕，自行车又奢华起来。防震自行车骑起来当然更舒适。欧美人追求六轮，四个轮子（汽车）跑路，两个轮子（自行车）运动、休闲。从自行车到汽车，并不是拾级而上的文明阶梯。日本人已不把汽车视为富裕的标志，我们也未必非重复20年代新大陆的汽车热不可。经济起飞，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构造、生活意识都发生剧变，流行、娱乐、余暇活动等文化表层的变化尤为显著。现今自行车依然是极好的交通工具，并且愈来愈变成娱乐、运动及消闲的器具。新兴的自行车运动，攀越、腾跃，更出色展示人的力量与技巧。日本人骑车游中国的运河、三峡，中国人骑车周游世界。车轮滚滚，不限于城市，也驰骋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不正可以创造更新更好的大众文化么？
日本出版有几种自行车杂志，但只有商业性，和一点娱乐性、休闲性。锻炼、休闲、亲近自然等现代意识使日本自行车大增。想来我国今后自行车也不会是减少，在成为汽车王国之前，何妨先成为文化的自行车王国，那或许才真是中国特色。人类与环境共生，自行车不排废气，没有噪音，远远优于汽车。地球温暖化的原因是CO2不要把欧洲“不坐汽车的周末”运动当作事不关己的笑话，让自行车的洪流继续浩浩荡荡。当年曾令人垂涎的凤凰啦、永久啦，不知今日如何了？最近在东京观赏了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展览，其中有一幅作品：布满画面的自行车车轮透视地重叠，远处展现着城市的空间，高楼、行人。倘若果真能写出一部“自行车大众文化”来，用这帧照片作封面可真好。
日本人从哪里来
北大教授在东大讲学，给国内写道：近期多次跟日本朋友讲，日本人是云南人的后裔，他们大多很“受惊”。不过日本人面对新知识，普遍都能冷静听取，仔细追问，认真记录。
根据我的经验，教授所面对的日本人或许有一种情况，即不以实对，这是中国人早在唐代就领教的。初来日本时勉强寒暄两三句，他们就惊叹：你的日语可真好。此话若当真，不妨飘飘然。侨居日本二十年，结交了好些酒友，酒后吐真言，却没人再夸我日语说得好，虽然我觉得远远比当年跟他们能沟通。中国人喜欢强不知以为知，而日本人知也装作不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似乎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取其一，合在一起才是知也。日本人提问不叫提问叫“质问”，听说有译者像“品质”、“人气”一样随口照搬，叫中国人来气，其实他们的提问或追问有时也含有质询、质问的意思，但说得客气，好像中国人听不大出来。
日本人很爱问自己从哪里来。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话倒像是骂人，谁不知道中国人从北京周口店来。据说，从江户末年来日本的德国人医生希尔伯特算起，日本研究此问题几近二百年。距今一万年以前日本列岛上遍地火山灰，没有人居住，当初是考古学界的常识，1949年一个爱好考古的年轻人在行商路上发现了用黑曜石打制的锐利石片，这才认定日本列岛上也有过旧石器时代，至晚一万至三万五千年前就有人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历史进一步改写，高中课本上印着日本挖出六十万年至十五万年以前的石器，但2000年石破天惊，这些石器都是一个叫藤村新一的人偷偷埋下的。清除捏造，换历史以本来面目，岛上有人迹还是一万多年。
旧石器时代后期地球上遭逢最后的冰河期，海面甚至下降百来米，日本列岛可能与大陆有相连之处，人就从大陆走过来，大概不是北方的山顶洞人，而是比山顶洞人更原始的南方柳江人。一万三千年前冰河期结束，海水上涨，把日本列岛孤悬海外，与大陆隔绝上万年。岛上的人很会用泥土烧制坛坛罐罐，史称绳纹时代。青铜器很让我们中国人自豪，而日本独特的是土器，并用来划分历史时期。
两千三百年前进入弥生时代，这回是东北亚地域的大陆人逃避战乱或天灾，一船又一船渡海而来，被称作渡来人，带来了稻作、金属等。在西南部上岸的渡来人跟土著混血，同化，人丁兴旺，可能就拿出大陆的习性与作法向东扩张，还留下了神武东征的传说。绳纹人来自东南亚，弥生人来自东北亚，这就是有人主张的日本人二重构造说。
日本人到底从哪里来，迄今无定论，绳纹人和弥生人都来自大陆北方也说不定。
日本的国号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 辨正作《在唐忆本乡》，收在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中。诗前有汉文小传：
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大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入唐判官，到大唐见天子。天子以其父故，特优诏厚赏赐。还至本朝，寻卒。
此诗引人注目之处是“日本”二字。日本宪法定国号为“日本国”，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日本的呢？
“大宝”是文武天皇的年号。公元701年，三田五濑谎称在对马提炼出黄金，天皇大喜，改年号为“大宝”。日本正式采用年号是645年，即孝德天皇的“大化”，此后断断续续，自“大宝”才制度化，以至当今的“平成”。大宝元年，参照中国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从此确立中央集权体制，小帝国像模像样了。信心满满，于是时隔三十三年重新派出遣唐使。翌年六月，遣唐使船从与大陆相通的门户筑紫启航。因为跟朝鲜半岛的新罗打过仗，关系紧张，不能走北路，只好冒更大的风险走南路和南岛路，驶向长江口岸。《续日本纪》里这样记载：
执节使粟田真人一行到了唐国，有人过来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使节？”
“我们是日本国使，这是什么地方呀？”
“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
“原先是大唐，现在叫大周，国号怎么改啦？”
“永淳二年(683年)皇帝驾崩了，皇太后登基，叫圣神皇帝，国号大周。常听说海东有一个大倭国，是君子国，人民活得富足快乐，讲文明，懂礼貌。现在见到你们，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看来真是那么回事哩。”
问话的人聊了几句，“语毕而去”，不会是海关人员。大概他认为改朝换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则，无须问一句“原先是大倭，现在叫日本，国号怎么改啦”，径把大倭国和日本当作一回事。可是，遣唐使到了长安却有点麻烦。据《旧唐书》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对于国号非常重视，但问来问去，日本人支支吾吾。大唐朝廷作出三种揣测，最终认为“日本国”与“倭国”是两回事，以致分别列传，把真人来贡当作日本国第一次通使。虽疑焉，但圣神皇帝也不以为怪，还赐宴德麟殿，吃“中华料理”，并且给粟田真人封了个司膳卿。
《续日本纪》是797年纂修的正史，接续《日本书纪》，记697年至791年之间的史事。从上面引述的文字来看，中国改了国号，日本使臣觉得很奇怪，至于本国的国号，明知中国人如堕雾中却不辩一辞。究其原因，恐怕是那时日本对国号并没有明确的意识。607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国书的抬头写得蛮浪漫：“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没有国号。“多自矜大”，与大隋天子平起平坐，炀帝读后不悦。后世当作摸老虎屁股的壮举，很喜欢渲染此事，但隋炀帝不过对外交部长说了句以后不要再给我看这种无礼的东西而已。小野妹子再度使隋，国书的写法改为“东天皇”、“西皇帝”，还是没有国号。
粟田真人的遣唐使团中有一位山上忆良，日后大大的有名，回国前写了一首和歌，其中有“早日本边”的字样，这个“日本”读着yamato，即“倭”。粟田真人于704年回国。720年编就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是面向国外的史书，书名使用了“日本”。日本人创造“日本”这个汉语词，读音和“倭”字相同，实质上只是改变了对外的汉字表记。可能正因为这一点，日本人不认为国号有变，却教习惯于易姓革命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尽管莫名其妙，但名从主人，大唐很快就叫开了，似乎没有人反感其美称，偏坚持叫倭国或倭奴国。753年以藤原清河为团长的遣唐使团返日，李隆基赋诗送行，题目是“送日本使”。诗云：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此诗见于《全唐诗逸》。江户时代汉诗人市河世宁从日本存留的中国典籍中搜辑唐诗，成《全唐诗逸》三卷，于1804年付梓。其中八十二首是《全唐诗》里没有的，中国在1823年翻刻。“矜尔畏途遥”正是《旧唐书》所谓“太宗矜其道远”——考虑到道远途遥，九死一生，太宗告诉下边管事的，不要叫日本年年来朝进贡，但日本人似乎从古到今也不曾领会这种外交气度。
辨正俗姓秦。据《日本书纪》记载，秦始皇的子孙弓月君率一百二十个县的百姓东渡日本，所以他祖上东渡也有些年头了。辨正在大唐娶妻生子。次子朝元回国报效，赐姓忌寸，受命培养翻译人才。733年他也成为遣唐使的一员，重返中国，那时李隆基早已是大唐天子，念他老爸的旧情，赏赐特别厚。辨正的诗写得挺伤感，好像有家难归、报国无门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