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读简体字长大的。年轻的时候友人认得繁体字，而练过书法的，还写得来，很是佩服。后来读一点古籍，渐渐也“识繁”，但前些年给台湾《中国时报》写专栏，用繁体字写，一个简体字要应对好几个繁体字，体认到看着容易写来难。在东京也时而为华文报纸写小稿，本来是“写简”，被报社变换为繁体字，为什么偏要多此一举呢？想来不少国人都和我相差无几，认识繁体字充其量是读过几本港台武侠小说的水平。而且，署名也给改成繁体，有违名随主人的古训。事关民主，若是日本人，就要不满以至抗议。前几年有个叫吉目木晴彦的，获得芥川文学奖，报纸广为报道，过了几天，吉字改为上横短，下横长，因为本人说他是这么姓的。后来又改回上横长，下横短，大概本人又觉得从众为好了。日本的汉字，例如富字，有写宝字盖儿的，也有写秃宝字盖儿的，岛字的山不单坐在腚下，还有压在顶上或立在旁边的，须照写无误，他们才真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中国简体字至少已教育两代人，以后渡海而来的，也只认得简体字，大家不可能走出国门，拍拍屁股就把简体字都留在大陆，到日本这个广阔天地来接受华文报纸的繁体字再教育。听说日本已办起两所孔子学院，冠以孔子之名，恐怕学与用也是简体字。在日本成长的华裔子弟将来回大陆就学或做事，除了在学校掌握的日本汉字，在华文报纸上混个眼熟的不伦不类的繁体字，还不得不三学汉字——中国简体字。汉字归属，文化定位，意识认同，说起来兹事体大，华文报纸不是“弃垃圾”（广告纸），既为公器，却像捡了宝贝一般，苟延早就该过时的汉字环境，似乎以永远把简体字封闭在大陆之内为能事，而后快，到底何所思，何所忆呢？
批评汉字简化的人往往拿阻碍与海外华人交流说事，实际上，而今海外华人的主体已经是简体字造就的人群。汉字简化本来由国民党政府开头，后来是敌人拥护的就反对的意识作祟，在台湾非坚持字体之繁不可。两岸交流日见其盛，台湾也势必多用简体字，因为避繁就简是人的自然心向。或许渐渐像日本一样繁简并行，从而混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字体也说不定。简体字难免有不如人意之处，固然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也不可以一条道跑到黑，起码小、中学课本应该用繁体字教授古诗文，以弥补简体字的过失与不足。
国人往往误以为日本一如既往地使用繁体字，把字写繁了就能够“笔谈”沟通，这是高估了他们现今的汉字教养。19世纪后半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惊见字母，从此汉字就成了替罪羊，负载着东方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罪。明治政府的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而打算让日本改换门庭，跟随欧美说英语，反倒是美国佬告诫他，这可是牵扯到种族的大事，万勿妄动。这个“国语问题”，辞典也列为词条，不单是字数限制，字体简化，还有狗尾续貂似的假名跟汉字搭配，比我们的问题更繁难。
战后，日本人说战后，相当于我们说解放后，解放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日本战后被美国占领——占领者认为，汉字用得多，文盲多，就容易发动战争，便怂恿日本废了汉字，据说这才是百废待举，1946年却匆匆公布“当用汉字表”的背景。字数限定1850个，没有了侦字，侦探小说从此改称推理小说。1981年又公布“常用汉字表”，字数为1945个，读完初中会写一千个汉字。日语汉字的特点是一字多音（如生字有十多种念法），同音多字（如高度、光度、硬度听来都一样），减少了汉字使用，不少词汇或者被丢掉，或者被改动，如灌木不叫灌木叫低木，渎职不说渎职说污职。当初魅字也没有入表，魅力写起来一半假名一半汉字，作家山本有三说：要是没了魅字，日语的魅力也就没了。
不过，日本关于语言文字的规定不是硬性的，基本以康熙字典为准，个人仍不妨我行我素。作家如丸谷才一照旧用过去的方式遣词造句，随笔写得好，却毕竟给习惯于新式用法的读者添乱。我们中国人被书同文、车同轨练成大一统禀性，讲究中规中矩，就觉着日本把汉字用得乱糟糟。例如证字，有的证券公司不用右边简化为正的字，用繁体，右边是登，股市攀登而上，但说不定也暗含不正才能发的歹意。短腿男演员武田铁矢写矢字小心翼翼，唯恐一出头就变成失，前面的铁字已经失了金。铁道公司苦于赤字，把招牌上的铁字写成金与矢，射金，附近的小学生照着学，被老师打叉。
日本报纸上使用频率最高的十个字是日、一、国、十、大、会、人、年、二、本，字体都完全和中国简体字一样。传闻我国简化这个国，当初囗里面是王，但人民当家作主，岂容王其间，一位大人物就让加一点，但日本国里早就写作玉。又听说卫的简体来自日本片假名。反对语言文字改革，日本百余年来代不乏人，如十年前去世的评论家福田恒存，指斥所谓改革绕来绕去是想用假名或罗马字把日语表音化。近年高岛俊男谈论日本人与汉字，惋叹日本拿来汉字，是因为偏巧在中国旁边，倘若旁边是英国，拿来的早就是英文。可是，万一处在现今尚未走出热带雨林的民族旁边呢？日本拿来汉字或许是不幸，但好像这种拿来主义的心态更不幸。高岛专攻中国语言文学，认为日语是畸形的语言，但已经成熟，改也不可能，所以汉字该用还得用，唉，尽可能少用吧。这可真叫没法子。
“中国结”好像是上世纪末晚流行起来的，不仅外国人惊奇，像我这样“予生也晚”的中国人也这才知道中国还有这般漂亮的手艺。要说结，小时候学会系鞋带，上学后戴上红领巾，“文化大革命”前女生还可以美美蝴蝶结，下乡学会猪蹄扣，虽然终于不曾在猪蹄上实施，大半生结来结去，但总的来说，循蹈毛式辩证法，不破不立，生活向上，打结的事物越来越少，几乎只剩下西装革履，扎扎系系很洋气。所谓“中国结”，基本是用于装饰的。
结在日本生活中也趋于减少，但日常仍在用，不免因我国少见而对它多怪，或说保持着传统，或说落后于时代。例如在温泉乡宿泊，不以星评级的和式旅馆有别于洋式饭店，备有轻薄的单和服，用一条宽布带子缠腰，可以在馆内乃至街上游走。若罩上外褂御寒，也是系短绦，绦所用布料与外褂相同。如果穿谷崎润一郎写过的“半袖”还得里外结两道，左襟一道，右襟一道。
参观博物馆，原始时代的石斧被想象为绑缚在木棍上，而绑缚的方法似并非基于研究，很有点随意。钓钩、配饰等必然用绳线结缀。在人类生活史上，火和结是两大发现，如果说火还具有自然性，那么，结就完全是人的创造。结等于工具的一部分，是使用工具所必需的技术。譬如挑担，不用绳索，不会打结，东西是挑不起来的。结也用于祷咒祝祭，器物图案不少应该是结的象征。源自结的语言概念在现代犹至为重要。有人类学家说，“结的威力在蛮荒时代超过今日原子能”。
据唐初编修的《隋书》记载，5、6世纪的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遣使朝贡，国书却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隋炀帝恼怒，但毕竟有大国风度，还是派出了文林郎裴清前往倭国答礼。裴清携带的礼品用红白两色的麻绳捆扎，以求海路平安，这就是日本送礼用“水引”做装饰性包扎的缘起。“水引”即纸绳，喜事用红白、金银之色，丧事用黑白或蓝白、黄白。结法多样，有诸多流派，各有说道，如小笠原流、伊势流。日本爱送礼，如今遇有红白喜事送贺仪或奠仪都无须自己动手，去商店买来现成的封筒把钱装进去即可。所谓传统，实质上惨遭商业破坏，却又靠商业维持着表面的热闹。
女性裹一身和服，袅袅娜娜，堪为日本第一美。做和服几乎不量体裁衣，穿在身上，用折迭、掖挽、系结等方法成型，以线条为美。江户时代身份秩序很森严，一般庶民不许穿用红、紫等颜色，但幕府对青楼妓馆、歌舞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艺人和妓女领导新潮流。17世纪初，和服带子还是细细的，长也不过六尺五寸，只一种结法，但到了末叶，有一个走红的男旦把带子加长到丈二，世上效尤，从此和服带子追求长大、奢华，在背后打成各式各样的结。完全是一种装饰，我们看着却好像背了个包袱。
日本还使用包袱皮，时见大学生用包袱皮包上几本书上学。包法也是有讲究，譬如结婚送礼，包袱皮不能打结，因为人家要解开，对于婚姻不吉祥。古装影视剧上常见，武士戴兜鍪好像马戴笼头似的，带子系得颇复杂。江户时代武士腰间两把刀，一大一小，系刀的带子打结，从结的样式能看出他属于哪个诸侯国。武士厮杀，妇女干活，都要用带子把宽大的衣袖束起来。如今庙会上也常见头上缠抹额，胯下系犊鼻裈。相扑力士腰间一条兜裆布，结打得结实，拽不开，扯不掉，好似马拴在桩上，船系在岸边。到庙里抽签，自觉投币，一签一百元，若抽到凶，就把它结在庙里备好的地方，别把坏运气带了走。看过的报纸积成堆，丢放垃圾站，日本人也会捆扎好。最近翻阅了一本《结法图典》，其中也教人如何捆扎废报刊。学会了扎领带，也该学学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