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流行的体育文化，一般都受传统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如果说宋代兴起的军队与民间武术活动是由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宋的侵扰这种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习武热潮除受两宋传统的影响外，明代始终存在的边患、倭寇的频繁出没、清代的传统尚武之风、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以及两代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等，就是构成这一习俗的特定条件。
我们知道，中国武术源远流长，是遍布各地的体育习俗，但至明代以前，多应用于军事战争，即以军事武艺为主，虽然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民间使枪弄棒的艺人涌入城市以艺谋生，使单纯的以强身健体、亦具攻防性质、初成套路的武术从军事武艺中分化出来，然只是初露端倪而已，远未占据主要地位。到了明、清时期，商业经济更加繁荣，体育商业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加上这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使武术活动和军事攻防技术起到了互补的作用，特别是火药的发明并广泛应用于军事，更使以前的拳术和兵器武艺普遍应用于娱乐健身，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武术项目。当然，这是对传统武艺的继承和明、清两代自身发展的结果。
明代，游牧于蒙古地区的鞑靼、瓦剌各部与明廷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史·兵志》），为了防御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避免重蹈宋灭于金、元的覆辙，在明初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除加强军队武艺的训练外，而且还取消了禁止民间习武的政策。一方面“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明会要》卷五九引），一方面允许“边民自备器械，团结边防”，使民间习武之风日益兴盛，并形成了武术的地方性特色，所谓“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明史·兵志三》），盖指此而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据《明会要》卷五九《兵二》引《世法录》记载：“东粤俗习技击，习长牌砍刀……河南嵩溪诸县……长于走山，习短兵……山东有长竿手，习长竿。徐州有箭手，善骑射。”而“闽漳、泉习镖牌，水战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击”，“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此外“少林、伏牛、五台”等寺院也有不少研习武术的僧兵（《明史·兵志三》）。这些各有所长的武术技艺，为明代武术的汇成与流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十四至十六世纪，日本的海盗在明朝沿海地区大肆劫掠、走私，给沿海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与沉重的灾难，明政府因此十分重视海防，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明总兵刘江曾大破倭寇于望海癮（今辽宁金县东北），使倭寇之势大衰，但十六世纪时，明军腐化，倭寇活动又愈益猖獗，促使沿海人民奋起抗倭，带动了沿海地区民间习武之风。长江下游沙岛上的沙兵，南汇盐民组织的盐丁，都是民间自发的抗倭组织，曾力战有功。在他们的促进下，明廷决心重振军队武风，遂出现了俞大猷、戚继光等著名爱国将领。他们招募新军，进行严格的军事、武艺训练，经过十年的浴血奋战，彻底解决了倭寇的侵扰问题。这就是明代的御倭战争。
御倭战争对明代的习武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使明军武风得到了振奋，促进了沿海地区的习武热潮，更重要的是因之产生了许多带有武术理论的军事著作。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何良臣的《阵纪》、唐顺之的《武编》等。特别是《纪效新书》，更是戚继光抗倭斗争的经验结晶，书中所述的拳法、刀法，枪法、棍法、射法等武艺，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代，由于始终存在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者在全国各地都驻有重兵防范，加上建立政权的满洲人尚武、重骑射的习俗的影响，故清朝军队中的习武活动也十分频繁。《清史稿·兵志十》记载：“为领侍卫府三旗亲军训练之制，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八旗骁营训练之制，每月分期习射六次，都统以下各官亲督之。春秋二季，擐甲习步射，由本旗定期，擐甲习骑射，由部臣定期。”此外如前锋、护卫、健锐诸营皆有习武的制度，即便是火器营也必须“月习步射六次，骑射六次，马上技艺六次”。统治者一再强调“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除传统的骑射训练外，八旗军也以“长矛、藤牌、扁刀、短刀之属，各因其地之宜，以教士卒，咸有成法”。足见统治者对军队武艺活动的重视。
满人入关后，推行民族高压政策，为避免人民反抗而严禁民间习武活动，但事与愿违，此举不但未能遏制人民的反清斗争，而且进一步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民间习武活动或公开或隐蔽，始终浪潮如涌，名手辈出，使武术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甚至有不少文人也受习武之风的熏陶，研习武术，成为文武兼备的学者，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佳话。如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就善于技击，《清史稿·黄宗羲传》说他父亲为魏忠贤阉党杀害，他曾入京复仇，并大获成功。相传他为了学习梨州技击，苦不阶进，“乃伪为受业于门，三年，乃尽传之”。可见他为学习武术所费的苦心及对武术的痴迷程度。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不仅富有学术成就，而且其膂力技击出众，清兵南下时，他还曾举兵进行过抗清活动。此外如王夫之、陆世仪、颜元等，都是当时极具民族气节、文武兼备的著名学者。特别是他们在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纷纷遁迹山林或归田讲学，有的在主持书院期间，还倡导学生习武，更助长了清初大量知识分子习武的热潮。
清代始终存在的民间宗教及秘密结社组织，是清代民间习武活动十分普遍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形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清廷从其入主中原之初，就严禁民间宗教活动，采取过种种镇压措施。但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非常高涨，严厉的镇压并未使他们屈服，宗教与结社组织由公开而秘密，由集中而分散，遍布全国。各地的教首设立支派，发展力量，形成了支派林立、名目繁多的局面。如白莲教的支派比较著名的就有八卦（天理），闻香、混元、无极、无为、先天等等。天地会也有许多分会。这些宗教组织和秘密结社，思想上贯彻的是经典教义，行动上则是习武练拳，伺机进行起义。如山西朔县的善友会，曾于清初举行过起义，其会员都是娴习武艺的人。在《大清世宗宪皇帝圣训》中也有八卦教徒“隶籍于江南之庐、风及河南、山东、直隶、山、陕地方”，其男女会众“皆习拳棒技艺”的记载。此外，神拳、大刀等会的武术活动也都异常活跃，特别是嘉庆以后，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腐化，各种秘密宗教和结社组织的习武活动更趋广泛，许多教首都是著名拳师或其他武术名家，往往通过开场授徒、访友比武等方式，传习武艺，发展教徒或会员，为反清起义作准备。清代的这种情况非常多，故民间的习武活动十分广泛，对武术的传播、发展与拳派的进一步产生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威震武林的少林武功，在明清两代得到了极大发展，武术活动非常活跃，可谓明清习武热潮中的浪尖，也是这一时期尚武习俗的绝好例证。
少林武术始于北魏，扬名于隋末唐初。史载少林寺武僧昙宗、惠癰等十三人，曾协助秦王李世民活捉王仁则，为逼降王世充，建立唐王朝作出了贡献。故唐太宗封昙宗为大将军，并赐少林寺土地四十顷，允许少林寺僧众练拳习武。从此少林寺武风日盛，其武术亦自成体系，逐渐名扬天下。在明、清习武成风的氛围中，以武功见长的少林寺更是出尽了风头，武术活动盛况空前。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少林寺已“以搏名天下”（《宁波府志》），吸引不少名家慕名前往学习、交流、观摩武艺，不仅促进了全国各地的习武活动，同时也使少林武术水平日益提高。少林寺僧常以精湛的武术表演接待香客、游人，明王士祯《嵩游记》云：少林寺僧四百余，“各习武，武艺俱绝”，表演时“拳棍搏击如飞”，有“为猴击者，盘旋踔跃，宛然一猴也”。可见不仅寺中习武人多，而且技艺繁多，套路形象生动而丰富多彩。
少林武术在明代的繁盛，使不少人都慕名前往学习，有不少著名的民间武术大家都曾在少林寺拜师学技，像程宗猷、程云水、程君信、边澄等，无不如此。程宗猷是个武术迷，自小喜爱武术，凡闻名师，再远也要去拜访，后来投少林寺学艺，前后阅十余载，为其日后成名奠定了基础。明正德年间（1506-1521），边澄闻少林寺僧以搏名天下，遂赴少林寺，“甘居炊下者三年”，暗学武艺，“妙悟搏法”，出寺后游行江南一带，莫有敌者（《宁波府志》）。
少林武术不仅对风行全国的习武热起了推动作用，为各地培养了不少武术人才，而且其僧众极具爱国思想，如嘉靖三十二年（1533），正当倭寇活动猖獗之时，少林僧众挟技参加了御倭战争，他们个个“骁勇雄杰”，屡立战功（《吴淞甲乙倭变志》）。顾炎武《日知录》亦载：“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
清兵入关后，少林寺僧众曾参加过反清复明的活动，加上清统治者严禁民间习武，故康熙年间，清廷以少林寺多明朝遗臣为由，焚烧了这座在武林极具影响的寺院，逼迫僧徒出走，殊不知清廷弄巧成拙，本想抑制少林武术在民间的影响，但僧徒的四散，反而更使少林武术向外扩散流传，推动了清代民间武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盛况空前的武术活动，随着两朝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城市里也十分活跃。在明、清首都北京，既有民间团体逢各种庙会而表演的形形色色的武会，也有习武强身以御敌抗暴的武林高手；既有专门以传授武术为业的武林名人，也有以高强武功结伙设局保镖谋生的行业局会；还有一些想从武术中寻觅养生之道的达官贵人。多种多样的武会，也称走会，武术表演娱乐性较强。表演者一边走一边做各种各样的武术动作。如白蜡杆会，是以白木柄矛为器械，“会各数十人，人持一杆，至场赛技，尽诸刺击之法，分合变化，数百杆如一杆，忽左忽右，观者目追瞬之而不能及。”简直是一幅美丽的团体武术操画卷。双石担会，则是“以一大横杠子，两端嵌重数十斤之大磨盘石头……表演时以体壮力大者仰卧地上，双足蹬石，许多人在上协合作势，状极危险，俗谓之‘搭人牌楼’”。此外还有少林棍会、五虎棍会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明、清时期的武术活动热潮，使中国武术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极大发展，其标志一是它的健身、娱乐作用日益显著，逐渐脱离了过去以军事作战为主的框架；二是形成了自身的完整体系，过去形形色色的拳械之术，在这个时期得到综合归并，即所谓的十八般武艺，同时地域和师承的不同，各大类中又有细分，如明代拳法根据不同内容与风格已形成“内家”和“外家”两大流派，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即说：“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像太极拳即内家拳的优秀代表。至清代，两大流派中的拳种更是繁多，仅《清稗类钞·技勇类》记载的就有太祖拳、少林拳、通臂拳、大红拳，小红拳、二郎拳、梅花拳、罗汉拳、地蹚拳等二十余种，此外还有太极、八极、八卦、形意、秘踪等内家拳法。从派系、拳种之多上，也足以反映出当时习武活动的广泛程度。这个时期还形成了完整的武术结构，许多拳械之术有了完整的套路，既具攻防的技击内涵，又有锻炼身体各部位的优美姿态，且行之紧密而连贯，更有利于武术的学习与传播，如《纪效新书·拳经捷要》中，记载有拳法三十二势；《剑经》中有棍法十四势。这些招势由几个动作组成，若干招势又组成了套路。
丰富多彩的武术活动，为武术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之产生了许多总结武术成果的理论著作：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俞大猷的《剑经》、唐顺之的《武编》、程宗猷的《少林棍法阐宗》、《长枪法选》、《单刀法选》、王余佑的《拳术》、《十三刀法》、吴殳《手臂录》、黄百家的《内家拳法》、苌乃周的《苌氏武技书》、王宗岳的《太极拳经》，以及《阴符枪谱》、《六合拳谱》、《拳经拳法备要》、《长拳图谱》、《陈氏拳械谱》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武术理论专著。当然这些书的作者也都是当时著名的武术家。如吴殳就精通枪法、棍法，“好与四方枪师为戏”，并“屡折枪师”；王余佑也精技击，善枪法、刀法。无疑，他们的理论著作，就是对自己及社会上流行的武术经验的总结。
总之，风行明、清的武术活动，推动了武术的长足发展。武术活动的广泛性，反映了人们对体育娱乐文化的追求。由于武术具有综合锻炼身体的作用，且有着攻、防兼备的实用价值，故深受人们的喜爱而长盛不衰，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它都曾起过积极作用。故视武术为国粹或国术，确是合乎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