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苏联公民都具有两个共同性（общность）：归属本民族（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своемународу）和归属国民社会（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гражданскомусообществу）。要使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共同性发展没有冲突，需要国家管理的艺术。［12］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有着复杂民族关系和联邦制结构的国家来说，需要有一条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也需要有对搞民族分裂的势力施加威慑的力量。统一的苏联人民的神话和苏联生活方式的标准化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削弱了民族地方的独特性。［13］（127—129）在过去，由于苏联当局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和联盟中央的集权统治，族际关系一般表现平稳，相安无事。而戈尔巴乔夫在尚未找到可以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时，放松甚至抛弃了苏共这条纽带，导致“诸侯”四起，国家权力失控。［14］（21—27）四、民族性格的极端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而构建成的。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内在要素结构，决定了历史时间特殊性与世界时间普世性的斗争具有绵亘的文化张力与灵活的形式置换能力。［15］（223）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内在的矛盾性、断裂性和悖论性特征，别尔嘉耶夫阐述得更为具体生动：“在俄罗斯人身上，各种矛盾的特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与善良、人道、柔顺，保守的宗教仪式与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与普世主义、全人类性，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与造反行动。”［16］这种矛盾性格显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对上帝的绝对服从意识等对俄罗斯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层影响却是最为根本的。俄罗斯民族的矛盾性格在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忽视对外来文化的吸收，盲目排外；在发展受到挫折的条件下，又忽视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崇西媚外。
俄罗斯人干什么都喜欢追求极端。这一点从人们对俄罗斯的最初印象中就可获得：俄罗斯庞大的建筑物，俄罗斯农民对沙皇达到极致的信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道精神，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斯大林主义的残暴都是使常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所有这些都正如阿·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Толстой）描写的那样此首诗是阿·托尔斯泰1854年所写。《Кольлюбить，такбезрассудку...》Кольлюбить，такбезрассудку，Кольгрозить，такненашутку，Кольругнуть，таксгоряча，Кольрубнуть，такужсплеча！Колиспорить，такужсмело，Колькарать，такужзадело，Кольпростить，таквсейдушой，Колипир，такпиргорой！：
要爱就爱得发狂，
要怒就决非儿戏一场，
要骂便骂到火冒三丈，
要打则冒失鲁莽不思量！
要吵就无所顾忌，
要罚则总有凭据，
要求就全心全意，
要吃就大摆筵席！
俄罗斯民族好走极端的个性，使得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民众往往选择与现行社会政策截然相反的道路，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俄罗斯钟摆性发展推向极致。在苏联时期，俄罗斯人与西方对抗多年，势不两立。而在苏联解体后又不顾一切地倒向西方，恨不得和西方融为一体。这种民族性格，使得俄罗斯人成为难以预料的人，俄罗斯历史成为难以预料的历史。缺乏弹性的社会结构为极端的民族性格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土壤。对意识形态的强烈依赖，使得苏联的政治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善恶二元论色彩。刚性的意识形态使人们形成了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单向思维方式和坚持绝对性的逻辑准则。［17］（126）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的历史，主张实行多党制，打开了文化专制主义的藩篱，从文化专制主义的极端走上了不分良莠的全方位文化开放的另一个极端。
五、文化归属的摇摆
亨廷顿（Huntington）认为，俄罗斯是“无所适从的国家”［18］（146）。俄罗斯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个介乎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国家，命定要进行文化的选择。正如同处在两个大星体之间的天体，同时受到两个引力场的牵引。［19］（59—70）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往往受到所处地域的深刻影响。千百年来，欧亚文化、东西文明在这里冲突、碰撞、交织和融会。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个地理位置特殊的文明总是对外部文明有着暧昧的态度——既有吸收和接受，也有反对和抵制——俄罗斯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辩论就表现出这种暧昧，而这种态度却又反映出在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痛苦选择。［20］（73—75）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轻易地接受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俄罗斯人民已为此付出了大部分精力。俄罗斯国家的规模赋予了俄罗斯人民几乎难以承受的重任，使他们处于过度的紧张状态中……俄罗斯无边的空间依然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着它。由此，俄罗斯人的精神能量就向内转，走向直觉，走向内省。俄罗斯的惰性、满不在乎、缺乏首创精神、责任感薄弱，都与此有关。恰恰是俄罗斯大地统治着俄罗斯人，而不是他统治着它。”［16］（5）因此，广袤的空间造成俄罗斯特殊的文化性格。
拜占庭帝国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对于存续、扩展欧洲古典文明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拜占庭文化并未随着帝国灭亡而消失，而是为西欧文化复兴提供了思想营养，为斯拉夫文明提供了精神文化。拜占庭文化因其独特的文化地理区位优势，兼具欧洲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特点。它是西方文明的同质性中的异类。这个古老的帝国不但保存了欧洲古典文明，而且还对其有所发展和创造，并打上了自己的鲜明烙印，直接影响了东欧斯拉夫文明的历史走向。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作为拜占庭的精神魂魄，显示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宗教派别差异对各国的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东正教既是俄罗斯特殊性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又是这种特殊性普世化的神圣基因。［15］（139—147）“罗斯受洗”之后，俄罗斯认为，他们已经步入了基督教的文明世界，但是，还是不被整个天主教世界所接受，在文化史学家看来，“罗斯受洗”对俄罗斯来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如果没有接受基督教，那俄罗斯就有可能还只是西方文明边缘的一个部落。但它在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又提出了自己的一套体系，结果，在自己和整个西方基督教文明世界中间又竖起了一堵墙。如果说东正教起初为俄罗斯融入整个欧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后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俄罗斯与西欧的进一步融合，至少在文化和思想上是这样。就整体而言，东正教将俄罗斯的文化带入了欧洲的主流文化，同时，它又使俄罗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独立性。［21］（3—28）亨廷顿认为，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制机构、个人主义——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18］（72）热衷于自由主义的西方派的根基远没有斯拉夫派那么深厚久远，自由主义始终与俄罗斯本土文化存在距离，不能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形态。别尔嘉耶夫说：“在俄国，自由主义一直很弱，我们俄国从来没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因而，他提出，自由主义“不符合俄罗斯的传统”，“它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与此同时，别尔嘉耶夫认为，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神权政体或社会主义的”。［16］（28）从拜占庭帝国舶来的双头鹰国徽成为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形象标志，作为民族性格的图腾符号，它指引和滋养着其后独特的文明发展。因为，处于东西交汇处的这种地理状况所构成的俄罗斯民族个性，不是定位在东方或西方的某一个点上，它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犹如钟摆那样向两极晃动，而很少会居中停留。历史的发展进程就是如此，俄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西方文化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而在每一次冲击之后，又引起自身东方文化因素的激烈抗争，形成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发展道路的左右摇摆，因而俄罗斯社会常常要面对“向东还是向西”的困惑。俄罗斯联邦国徽上那只向两边张望、徘徊于东西方之间的“双头鹰”正是这种历史命运的形象化体现。俄罗斯历史上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就是这种民族意识冲突的集中体现。
六、结语
俄罗斯社会在完全西化后，多数人受到西方思想意识的冲击。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铁幕的倒塌，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在俄罗斯开始强大起来。消遣性的、没有深度思考的文化作品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取向。众人皆知的广告语“从生活中索取一切”灌输给青年人的观点是，不仅在经济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市场和竞争。人们以为，信息的自由是公民社会的成就，但是，他们渐渐地明白，不负责任的信息自由比检查更可怕。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俄罗斯人是在不同于苏联时期的价值体系下完成的社会化。社会化是在掌握和再创造社会文化过程中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22］（359）现代俄罗斯社会化体系存在着价值危机，主要表现在：反爱国主义和失去对祖国的感情、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对人的冷漠和残酷、文化需求和兴趣的简单化。因此，在寻找俄罗斯自我定位的基础上，普京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作为教育和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石。“俄罗斯新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四个相辅相成的部分。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是全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团结俄罗斯社会、复兴俄罗斯的精神良方。
历史是在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应战互动中发展的。梳理思想家们丰富的论述，审视俄罗斯的历史演变轨迹，剖析俄罗斯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特征，发掘俄罗斯文化模式内核，可以发现，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东正教信仰处于“东方与西方道路选择”和“传统与现代变更”的交叉点上，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等总体上对俄罗斯的命运产生影响。从地缘和文化上看，西方的文化和历史发展道路对俄罗斯产生影响甚至决定其历史道路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但是，俄罗斯在选择社会发展之路时，始终陷入“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抄和模仿西欧之路”的争论怪圈之中不能自拔。尽管有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实践和理论上的西化派和欧亚主义思潮存在，但是，俄罗斯的历史之路从来就不是彻底的西欧之路，也从来没有完全不受西欧影响的自决之路。西方始终是左右俄国的重要“他者”。
在俄罗斯，现代化不是自身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自然结果，而是由深受西方影响的社会上层推动的。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伴随俄罗斯现代化的全部过程，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已经启动的现代化以其自身的逻辑要把俄罗斯拖上西方化的道路，同时要以西方文化改造俄罗斯人的灵魂。文化冲突往往在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上表现出来。俄罗斯文化正是在这种紧张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形成的。文化冲突促使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因为，人总是在和他人的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俄罗斯始终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社会经济状态，并不具有推行西欧民族国家那种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政治实践基础。俄罗斯的发展史实际上是文化整合的历史，而苏联的解体是文化的断裂。由此可以看到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动态传承的过程，谁处理好了这些问题，谁就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主导者。［23］（3）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又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3］（第一卷，416）一个国家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使本民族文化实现现代化，但是，我们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传统断裂，形成文化价值空场，找不到文化的根基和家园，成了精神的放逐者。因此，无视文化的深厚根基，利用异域文化的价值观置换本民族文化的选择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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