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文化价值因素探析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项目《俄罗斯教育改革的历史文化研究》（SGB201001）；黑龙江省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普通本科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国际通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人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对苏联解体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由此得出了见仁见智的结论。拉开时间距离的观照可能更为客观、冷静和超脱。通常，人们从政治和经济视角寻找苏联解体的原因，但是，关注领域也不断从政治和经济向民族、文化、科技以及全球化领域扩展。如果说苏联解体是由于经济原因，那么，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和“文革”期间的中国为什么都没有解体？因此，经济问题本身不会成为一国衰败的原因，只是由于经济困难削弱了国家力量，加强了促使国家崩溃的其他因素的作用。［1］笔者认为，文化是历史反思的重要基础，导致苏联解体的更深层原因是其文化价值因素。政治学家А.С.巴纳林（ПанаринА.С.）指出：“任何社会变革从表面上看都好像是无关于民族特性的社会嬗变，但事实上，在决定将某些革新形式移植到本国文化土壤之前，现代化的推进者绝对不能无视社会文化的深厚根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只要遭遇社会文化的潜在障碍，改革者的努力往往就会付诸东流。”［2］（36）一、文化价值的界定文化价值是一个哲学范畴。人们在使用“文化价值”这个概念时，因角度不同会有不同的界定。马克思认为，文化价值就是谋求“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就是“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3］（215—216）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用文化价值指称一种文化能经常地满足人的需要。在他看来“通过这种装备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看作一种装备（apparantus）。，人才能克服他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特殊的问题”。［4］有学者认为，文化价值归根到底是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意义。［5］（11—17）还有学者把文化价值理解为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确定，特别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终极目标和价值。［6］（240）文化价值是就人的“文化”而言的价值，而文化的本质是“人化”。荷兰哲学家皮尔森（C.A.vonPeursen）强调“文化不是名词，而是动词”，［7］（2）是人使自己及其周围世界“向文而化”、“向人而化”的能动的历史活动，意在突出作为创造活动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对象对主体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具有肯定（或否定）意义的特质。“人”的价值理想渗透在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之中，成为这个民族文化深层的底蕴。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价值是一种民族文化所包含、拥有的价值系统。［8］（44—49）本文中的“文化价值”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系统，或者一种文化体系所体现的价值取向。
二、意识形态的改变
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9］（15）正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国悲剧》一书中所言，我们的悲剧就在于我们丢失了“苏维埃价值”，我们没有把过去的一切正面的东西带到新时期来。非但如此，许多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的教义，也被强加给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国家缺少一种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有瓦解作用的、外来的思想和价值。［9］（19）列宁主义让苏联崛起，但在“斯大林文化模式”影响下，在对待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先是教条主义，后来转向“修正主义”，最后是公开反对和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国家根本价值体系的混乱，导致了国家文化结构的崩溃。列宁主义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般结论，创造性地提出适合俄国革命要求的列宁主义理论，并用来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以“改革”和“公开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思维”，接受了全球一体化、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等思想，其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全面转变了苏联国家意识形态。以前追求的是，社会主义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科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在不断开辟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现在的信念是，苏联的发展之路不是文明发展的正路，“文明国家”才是社会发展的榜样，应该在各方面都追随他们。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给思想以自由”，实际上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苏共自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迎合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迅速泛滥创造了条件。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的丧失，此时的苏联已无力抵御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加之，“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BBC电台”等长期不遗余力地对苏联进行的“思想战争”在冷战时期，美国制定了对苏联的破坏计划。为此花费了大量资金资助第三国的电台。，即信息冲击（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атака），为苏联剧变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暴露的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述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10］苏联是依靠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建立并得以巩固的。然而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当，其所谓“新思维”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加之苏联国家的经济崩溃令苏联人民失去了信心，对苏共失望，从而在民心基础上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社会对于昔日理想的摒弃，证明了人们精神支柱的坍塌”。［11］（2）苏联意识形态路线的放松直接危害了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仅没有挽救苏联，而且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和灭亡。苏联解体是世界史上一个国家不使用武力而摧毁另一个国家的首例。这一事例证明了和平的政治手段具有怎样的破坏力。从这段历史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不能以某种形式控制本国信息空间及信息资源的国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三、民族宗教的矛盾苏联的民族矛盾是深刻的、复杂的，也是历史久远的。由于戈尔巴乔夫过分低估了潜伏的民族主义力量，在改革中实行了错误的政策，使潜伏已久、隐而未发的民族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并且急剧地尖锐化，族际冲突愈演愈烈，引起了联盟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统一的共产党的存在是苏联建立不可缺少的条件，当时共和国之间摩擦不断，少数民族对俄罗斯联邦某些部门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表现也时有怨言。尽管斯大林从形式上强化了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将苏联分成若干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但实际上这些民族自治实体徒有虚名，各联盟主体感觉不到宪法规定给自己的权利。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处境，常引用列宁的话去追求“民族平等”，向中央索权。联盟中央领导人依靠手中的权力对共和国领导人施压，甚至严厉镇压反对者，从而使共和国与中央的关系始终处于“弹簧”状态：中央强硬，共和国就软些；中央一放松，共和国就谋求分立。在苏联存在期间，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存在，在一定条件下，长期积累的不满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苏联民族问题解决了。这样就掩盖了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形成了积怨。戈尔巴乔夫看到了经济的停滞、政治上缺乏民主，并为此提出了改革的设想。但他唯独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因为他当时认为民族问题是“顺遂的”。思想准备不足导致戈尔巴乔夫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步伐混乱。
由于各民族间的历史传统、文化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各不相同，多民族的分散杂居，增加了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的复杂性。特别是俄罗斯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往往把本民族地区的俄罗斯人视为“占领者”、“殖民者”，而俄罗斯人因为受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往往以老大自居，自以为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多的义务，有恩于其他民族，因而对享有某些民族特权心安理得。其他民族彼此之间也是矛盾重重，错综复杂，盘根错节。
地方民族主义是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反抗。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主义的不满情绪，是滋生地方民族主义的深厚土壤。这些民族主义组织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就利用“公开性”和“民主化”大搞民族分裂活动。当他们于1990年后在议会中夺取了大多数席位时，就先后宣布独立或向独立过渡。民族分裂主义严重泛滥使苏联丧失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情绪和分立主义倾向已空前严重，致使苏维埃联盟的存在和发展受到极大的威胁。自加入苏联时起，波罗的海三国就从未停止过要求民族独立的脚步。在1964年到1981年的这段时间里，该地区所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就达七十多起。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随着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逐渐缓和宽松，波罗的海三国的分裂势力看准了“民主化”、“公开性”为口号的新思维改革能够为其实现分裂目的提供重要的契机。因此，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机打着拥护改革的旗号大肆进行民族分离活动。
此外，宗教信仰的复杂性也是苏联民族矛盾和族际冲突的深刻原因之一。三个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族及格鲁吉亚族（除少数信仰伊斯兰教外）信仰东正教，亚美尼亚族和大部分拉脱维亚族人信仰基督教，爱沙尼亚族信仰新教（部分农民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是在7世纪末至10世纪传入俄国的，是俄国的第二大宗教。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维吾尔人等都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是14世纪自德国和波兰传入，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在俄罗斯、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阿塞拜疆等地区也有部分信徒。宗教纷争在苏联历史上时隐时现，或大或小，从未间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