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弹指一挥间，俄罗斯文学走过了二十年的历史。二十年间，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迁，俄罗斯文学经受了暴风骤雨的考验，在彷徨与低迷中寻求出路，在危机与坎坷中坚持探索，终于走出低谷，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回首往昔，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图景犹如一块被重新翻过的土地，“发生了文学密码的完全转换”，［1］不仅在文学本身、作家角色、读者类型上，而且在创作内容与美学特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既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剧变混乱的解体初期与走向稳定的新世纪十年两个阶段的不同，又遵循文学自身内在的继承与发展规律，存在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与必然性。
一、自由与市场——全新的文学观念
与文学发展要素
随着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问世，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彻底成为历史。从此文化与政权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不再接受国家的订单，国家也不再为文化提供固定保障。正如涅姆泽尔所说：“今天的俄罗斯文学完全在一个新的概念中存在——那就是自由。”［2］这种突然而至的自由，既使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惊慌失措到逐步调整适应的过程，也给他们的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乃至物质生活状态带来极大的分化。一部分在苏联时代受到压抑的作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形势，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从以前的作品被禁、生活难以为继到如今的作品被国内外频频发表和出版，稿费、版税大大提高；另一部分人却对现状非常不满，与现实格格不入，甚至出现了解体之初两位大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和德鲁宁娜自杀的惨况。时至今日，俄罗斯作家与评论家对自由的理解与运用依然各不相同。著名评论家叶尔莫林谈到，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由令人联想起伦敦的海德公园，对于另一些则相反，想到的是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还有一些人只想挖苦嘲笑，不仅嘲笑苏联的，而且嘲笑一切崇高的东西。曾经因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而受到处分的沃伊诺维奇现在却觉得自由太多了，认为文学需要压力，俄罗斯文学中伟大经典的作品都是诞生在有压力的时代，而当代作家令人想起深海里的鱼，一旦把它们弄到水面上，倒是有了自由，却无法呼吸了。言外之意是这样的时代无法产生优秀的作品。巴辛斯基的看法比较实际，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要学会生存，而不是被自由饿死，就要在写作之前考虑自己定位于什么样的读者。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社会和经济的休克中恢复过来的读者开始去书店了，就像去“宜家”一样。如果作家意识不到这就是“人民”，正是他们准备把自己的钱拿出一部分买你的书，那么作家就会因为“不被理解”而痛苦，实际上是他不理解别人。巴辛斯基把20世纪90年代看作自己文学的故乡，是童年和少年生长的地方，而认为21世纪前十年是生活和工作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他长年在《文学报》无偿工作，虽然经济上不宽裕，但是有许多的希望和梦想，许多的浪漫与激情，许多的朋友和敌人，而21世纪前十年可以拿到稿费、可以出书了，但也没有了梦想；生活状况好转，但也变得无趣了；作家振作起来了，却冷淡和无耻多了。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同时带来好坏两个方面。从积极的方面讲，自由使文学生活空前活跃起来。作家摆脱了思想的束缚，他们的工作不再服从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不用顾忌任何时髦的体系和什么团体的价值，而真正成为顺应内心需求的创作，由此而使创作观念、内容和风格都日趋丰富。出版和发表的形式也多样化：除了官方已有的出版社、杂志社以外，出现了很多私营报刊、出版社，如《独立报》、瓦格利乌斯出版社等。此外还有新设立的一些文学奖，如由英国人出资设立、后来赞助商几易其主的“布克小说奖”、德国人出资设立的“普希金文学奖”、俄《独立报》设立的“反布克奖”、俄当代文学研究院设立的“格里高利耶夫奖”等，增进了不同美学流派之间的对话，使作家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并且帮助作家一定程度地解决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作家们坦言，文学没有了书刊相关机关的审查，同时也失去了良心的监督。“市场”这个看不见的魔棒开始积极介入文学的发展进程，在写作、出版、评奖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作用。伊万诺娃承认当大家彼此争斗的时候，来了一群文学商人，把所有人都扫到“过去”里了。在动荡、纷杂的社会条件下，文学创作沉渣泛起，纯文学受到冷遇，俗文学大行其道。出版家不再关注作家的思想倾向、所属派别，而是敏锐地选择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即所谓“有卖点”的作品进行出版，也开始组织写作。
市场成为影响当今文学发展之重要因素的现象已经引起文学家的关注。著名评论家邦达连科发出这样的疑问：“当政府没有文化政策的时候，当文化精英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是零时，当‘厚’杂志如乞丐一般生存时，是那些大出版商在决定着我们国家的文化政策，而他们又将会把我们带向哪里？”［3］而马卡宁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1998年）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它揭示出一个作家在苏联解体前后两种社会情境下所面临的最深层次的困扰：解体前是政治压力，解体后是市场诱惑。小说主人公在苏联时期不愿屈从于克格勃的淫威而违背自己的良心，在解体后不以出卖自己曾经的地下人身份去换取钱财和地位，所以成为一个在两种时代都自愿放弃写作、永远沉默的地下人。不媚上，不媚俗——作家以人物形象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真正含义的思索。
二、“去中心化”与“娱乐化——文学地位
和作用的变化
苏联时期，文学是“我们的一切”——是舞台、是哲学、是社会学、是心理学。文学作为党的喉舌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家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待遇。作家与政治关系紧密，常常出现一部作品引起全国讨论的局面。苏联解体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也不再处于社会需求的中心，不再是俄罗斯文化的同义语。虽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挣扎和论争，但是文学中心主义时代依然不可避免地呈现大势已去的态势，甚至出现了文学已经死亡的论调。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评论家拉蒂宁娜和作家加尔科夫斯基。拉蒂宁娜在2001年总结前十年的文学时用了《文学的黄昏》这样的标题。她从“文学期刊订阅量的锐减”及“没有出现一部可以名留史册的大作”这两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加尔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无尽头的死胡同》中表达了对文学作为一种神话、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和掌握世界的方式正在消失的遗憾。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两位文学家的观点，虽然有些偏激，却也道出了文学地位的根本变化。对于少部分人来讲，文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文学则是一种“不太必须的休闲”。买书已经属于“文化购物”的一种，“读者文学”关系有了私人化、个性化特点。作家的文学观念与意识同样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坚守文学的社会使命，依然认可作家的预言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角色，继承俄罗斯文学透视心灵、感知人性的优秀传统，在整个社会旧有的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标准缺失、个人生存意义迷失的状况下，担负起摆脱文化危机、重建民族同一性的重任。另一部分人则提出抛弃文学的“教育”与“训诫”功能、还原其精致的美学游戏的论调，认为作家仅仅是工艺师。他们以娱乐读者为己任，以大量“街心花园”风格的作品赢得市场，给普通读者的思想意识带来麻痹或者更大的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到来之际，在社会环境已经从动荡过渡到平稳的情况下，俄罗斯知识分子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其中所隐藏的严峻问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匮乏。他们重新审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历程，发现文学在构建民族精神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重提“文学中心主义”，希望回到文学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时代。莫斯科大学教授米哈伊尔·戈卢布科夫在《21世纪初文学及俄罗斯文化密码》一文中指出，当代社会意识（潜意识）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某种思想（意识形态）的空洞。它大约产生于十五年之前，现在更加严重。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政治阶级都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于是十年来在不断寻找“俄罗斯思想”。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一种思想的真空，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民族同一性，它又是怎样构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文学的非中心化。他认为能够填补这个空白的只有文学，因为俄苏文学中那些经典的人物形象早已从书本进入民族意识中，作为民族形象而对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着作用。他呼吁国家重新对文化生活进行干预，从思想上培养和教育读者。伏·萨哈罗夫也曾指出要像别林斯基时代那样，教育和争取那些绝望的、被所有人欺骗的、被赶到角落里的、沦为赤贫的读者。他认为将会出现这样的读者。这令人想起当年纳博科夫说的一段话：应当去培养真正的读者，让他重新去相信文学，使文学成为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三、江山代有才人出——文学创作队伍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的二十年来，老作家笔耕不辍，新作家层出不穷，文学创作队伍不断更迭。前十年，解体前就比较有名的作家中，一部分不幸辞世，如女诗人德鲁宁娜和以《萨什卡》闻名的小说家康德拉季耶夫，侨民文学作家多夫拉托夫等；一部分逐渐淡出文坛；有的在参与了新俄罗斯文学的一段进程后离去，比如文坛宿将列昂诺夫发表长篇巨著《金字塔》后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奥库扎瓦和谢尔盖耶夫获得布克奖后三四年间去世，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等在国外相继去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坚持创作，影响力不减当年，如索尔仁尼琴、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叶基莫夫等。解体后，一批在20世纪80年代不太得志的作家进入创作的丰收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比如“四十岁一代”作家中的马卡宁、普罗哈诺夫等佳作频出，马卡宁被誉为“当代文学活着的经典”，女作家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等引领“女性文学”的风潮；“三十岁一代”作家托尔斯泰娅、叶·波波夫等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力军；一批“地下文学”的先锋代表，如索罗金等，不仅正式登陆当代文坛，而且迅速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一批中年作家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华，如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安德烈·沃洛斯、尤里·波里亚科夫、尤里·科兹洛夫、阿·瓦尔拉莫夫、弗·别列津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家、评论家新旧更替明显，老作家逐渐淡出文坛，新作家不断涌现。被视为文坛教主的索尔仁尼琴的去世标志着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人物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六十年代人”特指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名的一批苏联知识分子，他们出生于1925—1945年间，父辈信仰共产主义并为之奉献一生，但有些人却在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被投入监狱或者杀害，由此使他们遭遇信仰危机。的旗帜——阿克肖诺夫、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的离开都是不小的损失。比托夫和拉斯普京虽有新作问世，但可以说他们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在20世纪写下的。“四十岁一代作家”的最后一批领军人物还在支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代小说的面目。马卡宁、普罗哈诺夫、利丘金等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并在文坛上引起轰动。女作家中乌利茨卡娅时有新作问世，《达尼埃尔》的发表被看作十年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斯拉夫尼科娃在创作上实力突出，2006年以《2017》一举获得俄语布克小说奖桂冠，她还同时进行文学评论、做“处女作奖”的协调人，成为近十年俄罗斯文坛上相当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评论家兼文学活动家。一批“70后”作家如帕夫洛夫、谢恩钦等进入创作的鼎盛期，逐步有实力问鼎大型文学奖项。大批年轻的，90年代闻所未闻的作家涌入文坛，他们在全新的时代环境下生长，在20—21世纪之交登上文坛。很多人一边自己写作，一边关注同龄人或者同时代人的作品，在创作和评论两个领域都显现出一定的才干。新世纪之初设立的独立文学奖“处女作奖”活动，专门针对二十五岁以下（从今年起改为三十五岁以下）的文学新人，使大批文学青年得到了学习、交流、提高及展示自己的机会，促进了他们自身文学才能的开发，为发现和推出文学新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作家以年轻的激情掌握当代社会情绪，用自己的写作去积极影响社会，为重振俄罗斯文学的辉煌发挥作用。也许他们对生活的提炼还有些不足，在反映现实的经验上还有些欠缺，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自己的创作实践，逐步扩大自己的创作范围，深化自己的思考力度，他们就必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俄罗斯文坛未来的生力军。
这些作家在客观上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俄罗斯境内与境外相呼应的、比较强劲和庞大的队伍。无论是命运曲折，还是生活穷困，他们身上珍贵的品格都没有被摧垮，也没有被磨灭，反而经过作家一腔激情的铸造和冶炼，迸发出灼人心目的火花。这些具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承担者，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希望和力量之所在。
四、从暴露与批判走向理性与多元——创作倾向与内容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