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生命的神性沉思中，从神圣生命的诗性价值出发，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也关联着宗教问题。宗教是关于神和信仰、灵魂与轮回的学说，这些问题，都涉及神秘的内心世界，甚至要涉及神话思维问题，因此，关于宗教之思考，可以深化美学的理解。从佛教禅思与生命哲学的比较关联中，阿部正雄指出：“按照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轮回，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限的。这一无穷无限之界就是‘生界’，正如‘众生’一词所表示的，人和其他众生在此界内不分彼此。这意味着对于人的本质和拯救，佛教并没有给予人以特殊的和超越于其他众生的地位。”“佛教，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如《创世记》故事表明的，基督教指定人负起统治其他一切创造物的任务，并把这归诸只有人才具有的上帝形象，通过它人才能不像其他创造物而直接响应神谕。这里，可以看到基督教里在创造物中间的人类中心主义。”阿部正雄：《禅与西方思想》，王雷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39—259页。虽然基督教和佛教都关切人的拯救，但它们关于拯救的基础是不同的：在基督教中是个人性的，而在佛教中则是宇宙性的。前者，人与上帝的个人联系是轴向的，以宇宙为圆周；后者，个人的痛苦及解脱，在非个人性的、无限的、宇宙论范围中，甚至连神人关系，也包含在其中。佛教的立场表明，如果人自己能解脱生灭而证悟，那么，一切众生，也以同样的方式解脱生灭而证悟，这是由于人和其他生物共具的生灭本性完全被克服，真正的实在完全被揭示。“一旦人实现了人人本具的可能性：佛性，一切众生，也就得到它们的佛性。”据佛教的传说，释迦牟尼悟道时，激动地说：“奇哉，奇哉，何意一切众生，同具如来智慧德性。”这种对存在的体悟，对生命的领略，因其心灵的神圣化而具有泛美学意义。严格说来，宗教哲学和心理学，关于神秘体验问题的说明，关于圣境，关于神性的说明，都使宗教问题本身具有了美学意味，也使生命问题扩散并贯通到一切精神科学之中去。
审美与自由相关，更与生命创造密不可分，它追踪文明的脚步，聆听文明的自由心声，故而，从文明历史意义上说，人类审美精神的美学思考，也关涉文化价值和文化理想。历史、艺术、工业、语言乃至一切创造物，都可以纳入到文化问题之中，尤其是民间文化，在文化学中处于特殊地位。文化问题，事实上，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本质问题，维柯、谢林、卡西尔、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泰勒等，在这一问题上颇有建树，他们的解释，对美学也很有启发性。事实上，在现当代美学探索中，不少思想者，自觉地从这一角度契入美学思考中去。许多学者也注意从这一角度研究美学问题，正如卡西尔所言：“所谓的自然，是隐含在奇妙神秘文字后面的一首诗。我们若能破译这个谜，就会从中认出人类精神的奥秘，它在惊人的迷幻中追寻自己时逃离了它自身。”他还就语言、符号问题进行讨论，并指出：“神话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语言的内在必然性。如果我们把语言认作思想的外部形式的话，神话，就是语言投在思想上的阴影。只要词语与思想没有充分相符合，这阴影将永不消失。从最高的词意上说，神话是在文化活动的每一可能领域中使语言对思想施加作用的力量。”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20页。文化追溯，就是进入日常生活的精神世界之中，就是对古老又恒定的宗教信仰与道德信仰等精神现象的描述，也是对原始的实证的文化材料的沉思，因而，文化学提供了美学的历史背景、精神复杂性和文化维度的依据，它给美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思索，给予美学最亲切的关照。
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关涉十分复杂的心灵问题、生命问题和语言符号问题，它给予心灵思考最大的文化空间和历史空间。随着精神空间的扩大，人们对美学的领悟，也就会变得深邃，这种泛美学思想所具有的后现代意义，在人们对未来还缺乏信心时，尤其具有启示意义。一旦人们自觉地从这些古老的心灵哲学和神秘思想中吸收一些养分，就有益于拓展精神空间。人类审美精神是思想的自由延伸，是生命问题的整体把握和诗意沉思，基于此，人类审美文化精神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从存在与思想的精神考察中，必然显示出美学思想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1.3.3.在审美艺术中体验生命的自由与爱
艺术，在美的生活与美的世界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文明生活自由的意义上说，没有艺术的世界，是无聊的世界，因为只有艺术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充满着情感与思想，欢乐与美丽。艺术世界联系着生活世界，同时，又让我们在自由的艺术中重温生活世界，发掘我们所不知道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从而在美的自由生成与美的启示意义上，为我们重新理解生活世界提供了诗性想像的基础。不同的艺术，带给人的快乐与幸福体验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多种多样的美丽的艺术：音乐的艺术、舞蹈的艺术、诗歌的艺术、戏剧的艺术、电影的艺术、歌唱的艺术、建筑的艺术、绘画的艺术，一切的艺术，使我们的世界充满自由的光芒，也显示出人对生活的美的追求。真正的美丽世界，人们并不过分追求物欲享受，他们更追求艺术享受，因为艺术享受是自由世界的重要法则。在我们的世界中，人们如此追求物欲的享受，是因为我们太贫穷，或者说，贫穷得太久了，等到我们能够真正解决饥饿与贫困问题时，我们就会有美的向往，就会追求真正的美的艺术的创造。我们的现代艺术，还是过分追求金钱的荣耀，其实，艺术的自由精神与自由形象才是最重要的，显然，我们的许多艺术家都没有承担这个责任。如何创造美的艺术？如何创造美的世界？这才是我们文艺美学要思考的根本问题。“美在生命”，我们应把美学看作是一门关于生命自由的学问，把美学从狭义美学体系中解放出来，其目的，也是为了拓展美学的思维空间，使美学更具有生命启示性。富于生命启示性的美学，在我看来，才是真正的美学。这种美学的创造，并不容易，它不是学院玄思所能创造的，与一切文字考古和文献编辑无关，它只能来自心灵深处的生命感受和体验，来自人的智慧，来自人的证悟和理解，来自不屈不挠的创新意志。在现代中国美学发展过程中，不少美学家从诗思入手，把德国生命哲学与中国生命哲学，融贯在文艺美学的领悟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美学思想，在我看来，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美学的真理。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5—272页。
从这种生命启示性出发，美学思想空间，就显得博大而神奇，因为我们不仅可以把泰戈尔的《生命的亲证》看作这样的诗意范本，还可以把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诗剧和歌德的《浮士德》看作这样的诗意范本，甚至可以把《圣经》、《奥义书》、《道德经》、《南华真经》、《古兰经》看作这样的诗意范本。更具体地说，我们不仅可以把米开朗琪罗、凡·高的画，也可以把罗丹、摩尔的雕塑，毕加索、马蒂斯的绘画和陶塑，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看作人类审美精神自由表达的范本。诗歌、小说、剧诗、音乐、绘画、雕塑，乃至建筑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化学、诗学等，都可以视作这样的泛美学领域。只要思想本身具有生命启示性，它就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这是艺术的美丽世界，它源于生活世界的想像，提升了生活世界的价值，人类文明的历史与美的创造的历史，就在于积累了无限丰富的艺术文明遗产，这些美丽的文明遗产与自然美丽世界日月同辉。
人类审美精神的生命启示性在于：它总是表达美与爱，因为美使生命充满自由的力量，爱使人对一切充满喜悦和欢乐。正如泰戈尔所言，在自然界中，蜜蜂只知道色与香以及显示出花蜜的踪迹的标记或地点，对于人的内心来说，美与喜，是不受需求限制的，它给心灵带来了“用五彩墨水写的情书”。因此，“我告诉你，我们的行为本性在外表上无论多么繁忙，在她的内心却有个密室，在那里她来去自由，不受任何企图的牵制，所以，她工作室内的火焰，成为节日宴会上的灯光，工厂中的噪音，听起来如同音乐。在大自然中，外界的因果链条发出沉重的声音，而在人类的内心，它的纯净的欢乐似乎正在回响，犹如坚强优美的弦玉”。泰戈尔基于印度传统生命哲学观念的诗意表达，就是对美与自由精神的最深刻而独特的领悟。事实上，印度人的生命观就是自然主义观念，就是博大的天人和谐的宗教精神与美学精神的体现。在《奥义书》中，古典诗人早就悟到：“万物从喜生，依喜而养育，由喜而前进，最终归入喜。”在无数的礼物中，爱自然地奉献出自己，如果通过它们，我们没有得到奉献者所给予的爱，那么，这些礼物就失去了它们的最充分的意义。“美是我们内心对无限者的追求，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美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炫耀权力都不是创造的本意，无论哪里有一点色彩，一节歌声，有一点优美的形式，哪里就会对我们发出爱的呼唤。”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宫静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6页。这是怎样富于诗思的美学思想表达！
人类审美精神的生命启示性，也有助于存在的诗思，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诗思为现代美学解释者树立了光辉典范。列维纳斯，是这样概括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的：“重新找到世界。这就是，重新找到那以隐义方式在某地方展开的童年时代；向伟大风景的光辉，向自然的魅力，向群山的宽广的屹立而敞开；是一条在田野曲折穿过的路与桥所完成的统一，桥把一条河的两岸彼此联系起来。对建筑物的建筑风格，对一棵树的在场，对森林中光的作用，对诸事物的秘密，对一个壶，对一位农妇用坏的鞋，对在白桌布上的酒壶的光彩，都有感受。”这种概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海德格尔哲学诗思中的无所不在的体验意向。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成了他诗思体验的精神表征，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实物的存在本身，从这些感受性的经验背后显露出来，只要存在把自身给绽放出来，把自身信托给人保护，那么，人，存在的这位牧人，从这种思想中，就能得到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真理。看来，似乎只是自然的附加物的一切东西，早已在世界的光辉中发出光芒。艺术品，使这种先于人的光辉散发出来，神话在自然中表达出来，自然被移植到本原的语言中，后者通过它的呼唤才建立“超人的语言”。所以，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面对自然，人应该学习。“他必须学会倾听、理解、答复，但是，这种语言的理解和答复，并不在于去探讨被发展成一个认识论的价值形态的那些逻辑思想，而在于诗意之居住，在于Dasein，在于扎根。”宋祖良：《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关于存在的体验，海德格尔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他的哲学在当代极受美学家之重视。存在，确实需要诗意地思，但这思不是幻想，应是展望、关怀与理解。当然，存在之思，也应流露出对命运的喟叹和生存的焦虑，事实上，20世纪的存在体验，已经展示了人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处境，并对未来充满怀疑和忧虑。
人类审美精神的生命启示性，更在于对自然生命的神性进行想像性解释。相对而言，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重要分界线，就在于对神性和神恩的理解。在《荒原》中，艾略特发现，存在与生活已无神恩可言，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篇中，神恩和神性，依然伴随天使的飞翔而降临，那是“至深的幸福”。在佛教中，在伊斯兰教中，这种神性和神恩也被强调，例如，在《古兰经》的词句中，有许多这种神性庄严的启示语。神恩，就是大自然对人的恩典，这种神恩，不是某个作为人格神的上帝给予的，而是伟大的自然给予人的。泰戈尔自觉接受《奥义书》的启示，在他的诗歌创作与美学思考中，处处体现了这样感激自然生命的美学情感和热爱生命自由的主体性意向。例如，《奥义书》上说：“人如果在一生中能亲证至高神，他就是真实的。如果不能，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灾难。”要知道，存在于宇宙中的任何东西，都能被至高神所包容，任何享受都是至高神的赐予，在你的思想中，不要怀有贪图他人之财的心念，故而，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美和真理，与这种宗教意义上的神圣密不可分。在吸收古典诗人的诗性智慧的基础上，泰戈尔指出：“当你领悟到任何存在都被神所充满，你的任何财产都是神的礼物时，你就在有限中亲证了无限，在赠品中领悟了赐予者。”因为对于诗人来说，这种对伟大自然的感恩，是他创作的巨大精神动力，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美学思考本身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正如泰戈尔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感到仿佛自我出生以来，就一直凝视着你那美丽的面容，但我的眼睛仍是饥渴的。我感到仿佛把你紧抱在我的怀中已有几万年，但我的心仍不能满足。”对于具有宗教意向的民族而言，他们的美学，正是深深扎根于这种宗教文化精神的探索之中。在他们看来，不能绝对地拥有无限的存在，它必须被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是“无上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