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时期开始，多数思想家的美学思维，是在哲学理论格局中进行的，柏拉图把美学引入了哲学，连同永恒观念和绝对价值学说。这一时期的哲学，有许多价值形态，运用了许多观点，忙于许多内部争论，并把这一切都带给了美学。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一个哲学观念，对于美学是十分重要的，即，“世界是由数的谱系构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并没有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美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在他们看来，“和谐是宇宙的属性”。由于设想每一个规则的运动，都会产生一个和谐的声音，他们便认为，“整个宇宙创造了一部天体的音乐”，“一部只是由于不断发声，我们才听见的交响乐”。这样，他们认为宇宙中充满了美学，与此同时，他们在心理学的解释中，也蕴含着美学思考。从审美道德谐和的意义上说，作为美学家的苏格拉底，他的至善论美学观点，标志着与绝对形式主义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的观念的分界。苏格拉底强调美与人的精神的统一，在柏拉图谈论美的对话里，美不断地被提到。柏拉图虽没有编纂出一个美学问题的系统原理，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他涉及了美学的全部问题。美不能被限定为耳目的美，它还包括思想、德行、高尚的行为和健全的法律，这种综合性的审美精神所具有的历史生成性意义，特别值得重视。
古希腊的所有美学学说，在近代西方美学中，又获得历史性生成价值，康德美学，正是这一美学精神的自然延伸。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康德力图架起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之间的桥梁，把真善美统一起来，把哲学、美学和伦理统一起来，把作为主体性的知、情、意统一起来。康德以认识论为根基，强调生存和体验的重要性，并把审美引向道德自律，实现“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意图。席勒的美学，也正在于建立审美王国与自由王国，从批判工业文明对人性的破坏出发，他抗拒的是单面的人或断片的人，而指向整体的完整的人，这一审美取向，正是对生命的最高礼赞。这种泛美学价值形态，如果说在德国古典美学时期不是独立倾向，那么，在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和美学中，已经恢复到了自然表现状态。海德格尔、胡塞尔、舍勒、萨特、福柯等，是这种泛化价值形态的开拓者，他们是现代和后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家。他们一方面看到古希腊传统的现代美学意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欧洲人的精神危机，他们将西方社会的精神分裂性极大地突出了。
文艺美学解释的现代价值意向，最为显著的是，试图突破学院美学的局限，返回古典美学的生存论思想传统之中，即，将美学与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联系起来，从更广阔的思想视野出发审视美学的重要问题。这种泛美学的历史生成性意义逐渐显示了出来，如同尼采所理解的那样，只要恢复古希腊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种自由美又会归来。只有把人从压抑中解放出来，释放“利比多”，人才能获得自由；只有把人从现代生存困境中解放出来，才会真正学会美的生存。因而，“哪里充满危险，哪里也就充满希望”。荷尔德林所设想的还乡，胡塞尔所发展的体验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获得了漫无边际的自由精神文化内涵。按照浪漫派美学的体验意向，在自然和艺术世界中，无边无际的美和生命形态，使世界的一切都充满诗意。故而，技术中有美，石头，筑居，水力发电，一切的一切，在甜美的诗境中，都成为人的诗意的栖居方式，这正是古典生命美学的现代性意义的生成。正因为人类审美精神具有这种历史生成性，它才使人体会到绝望并看到危机的同时，又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忧患和希望并存，这正是历史生成的智慧。
1.3.2.从生活世界到精神世界的自由探索
生活世界需要美学，正如文明发展的重要评价尺度是美学一样，无论哪个国家在军事和经济上取得了多么骄人的战绩，但是，如果没有“艺术文明”或“审美文明”，这个民族就是无教养的民族，甚至可能是邪恶价值的根源，而且，迟早要在历史生活世界中消失。只有创造了优美或崇高的艺术文明的国家，才会在人类历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所以，生活世界，不只是生活问题，而是如何美丽地生活的问题。贫穷的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是人的现实生存问题，即让人能有饭吃有衣穿，但发达的文明，显然不能满足于此，因为解决吃穿是一个文明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文明只以吃穿为目的，那么，这个文明，离“美丽地生活”或“诗意自由地生活”就差得太远。
生活世界，是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建构的现实生活图景，也是人们对美丽生活的自由展望。真正美丽的生活世界，是人们带着美的想像、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美化。在美的世界中，人的生命健康快乐，自然世界处处充满富有生机的绿色，鲜花草地，清新的空气，小鸟飞翔欢鸣，儿童快乐地歌唱，处处洋溢着迷人的醉意，故而，美的生活是文明的自由象征，也是美学的目的。一个民族，只有以美为生命的自由目的，才能更好地生活。美的生活，是生活世界的真理，其实，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不对称性，故而，在生活世界中，只有精英贵族才有生活的美感享受自由，而普通的人则没有生活的美丽与自由享受的闲暇，甚至只能在最底层的生活中为简单的生活要求而不断奔忙。生活世界，对于个体而言，总要以追求自由与幸福为目标，但它不是某个人的世界，而是许多人的世界，因此，作为社会制度的立法和政府组织的管理，就必须追求全民的公正与平等。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照顾每一位公民，特别是需要帮助的公民。每个公民，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文明制度与律法，遵守源于自由和美丽的制度律法，不能违背美的律法与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在生活世界中，人人必须遵守美的法则生活，而美的法则，又是人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只有这样，秩序良好的社会与美丽生存的社会才有可能形成。
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政治哲学理念，应该成为美学建构的基本思想依托；没有这样的政治哲学理想作为生活世界的基础，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永难有美丽的生活。只有少数人享受的美丽生活，不是真正的审美理想与审美目的，相反，只有绝大多数人能够自由而美丽生活的社会，才是真正自由的美丽生活世界。美丽的生活世界，其实，并非高不可求，也不只是“桃花源式梦想”。美丽的生活世界，首先，意味着有好的自然环境。如果每个人能生活在鲜花、绿草和林木之中，有山有水有美丽的草地，空气清新，人与自然友好相处，那么，我们就有了自由生活世界的基础，所以，美丽的生活世界，不是有污染的或肮脏的世界。其次，美丽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人们遵守美的生活法则的世界。美的法则，是讲究公共卫生，讲究清洁的法则，是讲究礼貌、和平相处的法则，是讲究秩序、保持安静的法则，是尊重人尊重生命的法则。在公共生活中，如果每个人文明地遵守生活中的法则，那么，生活就充满了和谐与秩序。第三，美的生活世界，意味着浓厚的美的文化积累。在美的生活中，我们不仅要面对纯粹的自然，也要积极面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创造的成果；自然遗产与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的审美生活积淀。也就是说，不仅要有美丽的自然景观，更需要文明的历史积淀；要有美丽的古老建筑遗产，也要有美丽的宗教遗产，更要有美丽的文学艺术遗产。第四，美的生活世界，意味着充满现代生命的活力。这是一个物质生活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现代生活的气息让人感到紧张，也让人感到放纵和满足，因为物质生活基础提供给人们无穷的可能性。人们能够在豪华或干净的车辆和房屋中活动，能够在饭店享受美食，能够在公共空间自由地进行音乐和舞蹈。美丽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就是自由的世界；违背美丽生活原则的世界，必定是不公道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自然不需要这样的世界。但是，现实中却保留着这样的世界，而且，这个恐怖的世界，有时崇尚战争与暴力，崇拜霸权与压迫。美丽的世界与黑暗的世界，是根本对立的，显然，我们需要的生活世界是美的生活世界。
美的生活世界，并非仅靠物质力量或经济力量就可以完成的，它还需要精神价值的支撑，也需要精神世界的自由建构；在美丽的生活世界背后，一定有一个深邃的精神生活世界。人生活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要求之中：精神世界，就是要探索生命的自由与幸福，它要建立起自由、民主、平等的生命信念，建立宗教的“实践—精神把握”的生命世界。精神生活世界的美丽与自由，需要哲学、宗教、伦理、诗歌和艺术的共同合作；精神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需要现代人对生活理想与审美文化现实的无穷探索。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把美学仅当作专门的知识。事实上，美学知识的被动接受，只可能是僵死的观念史和范畴史，把美学思想抽象成几对范畴和几个命题，无益于审美的心灵。因此，突破狭义美学的框架，而代之以人类审美精神的自由探索，这样，我们的泛美学的思考必然关涉众多的思想领域；这种思想关联性，不仅说明美学的广泛渗透性，而且也突出了美学的生命特性。只有把美学问题、伦理问题、宗教问题、思维问题和文化问题关联起来，才能把握生命的整体性，才能真正阐明人类文明的精神价值理想。
按照生命美学的价值阐释立场，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实质上，是从体验出发而获得对人生、自然、文化和自我的诗性理解。这种体验的成果，必定是发自内心的东西，必然来自于情感意识的审美创造性冲动。因此，体验的东西，以原初的本源性，极具丰富心理启示的力量，表达人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真正理解，最终，冲破理性的僵死结构，砸碎知识的牢固联系，建构起情感与生活世界中生命协调的精神网络。它让我们在感悟中生存，在想像和体验中证明自我，在沉思冥想中把握人生的全部意义，这种诗性的东西，给美学带来新鲜的刺激。当人思考宗教、道德、文化、哲学时，就会获得神性的感动，心境和思绪，会敞开大门；在这种诗性体验中，又可以领悟到宗教的神秘，道德的尊严，文化的灵性，哲学的抽象和超越。这就是说，人类审美文化精神的思考，需要人们把目光投向哲学、文化、宗教、道德等多重领域，借此来丰富美学的内涵与深度，这也是人文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
从身心和谐意义上说，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关联着心灵哲学，如果对心灵哲学知之甚少，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美学的。心灵哲学，是关于心灵的哲学探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是这样的哲学大师。通常，在探讨柏拉图美学时，大多数人只考虑《大希庇阿斯篇》，其实，不理解柏拉图的心灵哲学，就无法真正洞悉柏拉图美学思想。柏拉图美学与他的心灵哲学，尤其是与回忆、迷狂、模仿和爱的探讨联系在一起。心灵哲学不只是关于心的，它也关系到灵魂、宇宙和谐、创造力、天地运行等十分复杂的问题。这种思想关联，使柏拉图的哲学不至于流于表面，而是植根于深度的精神文化结构中。泰勒：《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谢随知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1—335页。从审美文化比较意义上说，先秦时期的庄子的心灵哲学，也很能说明问题。可以看到，庄子所建构的生命本体论，十分重视体验问题。其中，《庖丁解牛》中的“庖丁”论道，事实上，就是心灵哲学和生命哲学。只有领悟到生命的真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因此，《秋水篇》中极富创见的发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必然出自深度的内心体验。与此同时，《逍遥游》中的主体性自由，审美主体想像中所表现出的审美气魄和风姿神韵，也是心灵自由的审美表达，故而，精神之“游”，成了自由与美的象征。其实，庄子很少确证自然与生命的诗性审美价值，事实上，也没有关于美的定义，但是，由于他的心灵哲学和生命哲学处处都关涉着美学问题，因而，我们总是反复提到：“庄子的哲学即美学。”《李泽厚十年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82—319页。这种心灵哲学和生命哲学，既有对心灵本身的真正探讨，又有对存在本身的深刻把握。例如，笛卡儿的“我思”问题，休谟的“怀疑”与“不可知”，康德的“知性与想像力”之和谐，胡塞尔的“体验流”与“意向性”，这些哲学理论，无不涉及心灵的本源问题，因而，它实际上成了美学探讨和思考的基础。正因为人们把心灵哲学和生命哲学与美学问题关联起来，审美意识问题才有了出色的证明，这在中国哲学中，得到了高度重视。例如，心与道，情与物，神与游，境与心，都很重视心灵问题。只要涉及心灵问题，哲学就无法逃避心灵的复杂性，而对心灵问题的探讨，恰好打开了美学的大门，因此，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离不开对纯粹心灵哲学和生命哲学的探究。
从生生之德或德性生活价值提升的意义上说，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必然关联着道德问题。道德问题与人类审美精神的思考，使人对世界充满了信心，在美德伦理和诗性伦理中，人们对生活的丰富性体验直接包含着美学精神，因为在思想者看来，生命求良知，人格显仁义，这就是一个“诗性的世界”。古代哲学家非常强调与审美相感通的道德境界，特别是“尧舜气象”和“孔颜乐处”，历来为中国士人所称道。正如牟宗三所言：“然每一圣证，虽可相视而笑，或喟然而叹，以相喻解，然而内在于各圣证之本身说，皆是一绝对之圆满，而圣人皆是无对者，永远自我作主者。即使圣人忘我，无人相，无我相，然亦永远是浑一无对，法体自尔，而此即是超然之大主。”“圣人气象同天地。天地无对，决不会有一个跳出天地而外于天地之天地。”黄克剑编：《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2年，第291页。从中国哲学对美学的把握中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的体验精神与道德追求，本身就是哲学与美学相统一的思致。基于此，汤一介曾“借”田缅尼卡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来探讨哲学文化问题，事实上，就是泛美学的思考。他说：“崇尚自然，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文化中把自我看成是一和谐的整体，这说明它有追求自然和谐的观点。体证生生，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文化中，把人和自然看成是和谐的；德性实践，可以解释为，在中国文化中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和谐的。”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3页。这样的思考，就是人类审美精神的自由表现。先秦伦理学和宋明理学，有关道德实践的看法，都可以作人类审美文化精神的理解。例如，孔子的仁与礼，孟子的义与勇，荀子的去蔽与化性去伪，朱子的德性之知与持敬之知，阳明的致良知与本体功夫，都是从生命整体出发，把美善关联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