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精神流浪汉”的写作
——郑士波小说序
士波寄来了他的小说稿，并告诉我，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希望我为他的书写几句话。
知道士波多年的努力，有了这样的收获，作为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的老朋友，自然非常高兴。又不禁回想起当年和他的“争论”，引发出许多的感慨。
我和士波相识，已经有七、八年了。那时我还没有退休，在课堂上讲课时，慢慢注意到有一位年轻人，看来不像是北大的学生，却总是准时来听课，很认真地在那里记笔记，课后，有时也挤在围上来的学生中，听别人和我对话，自己却很少发言。但有一天，他却突然塞给我一堆文稿，并附了一封诚恳的信。我就这样认识了士波，他说他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却酷爱写作，并且有志献身于文学事业。我仔细地读了他的作品，并且写了一封长信，谈的其实是我的一贯的观点：文学，最好是作为业余爱好，不要随意将其作为专业。这倒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因为学文学有危险，而是因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有“余裕”的产物：这是鲁迅说的。周作人也引述过章太炎的一个观点：最好是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碗饭吃以后，才去搞文学。以文学作吃饭的工具，反而要失去写作的自由。因为你要将自己的作品转换为商品，就必须考虑市场的需要，在政治上也不得不有所顾虑。所谓“自由职业者”其实是不自由的。因此，我认为士波既然已经学了工，就应该以工为业：在我们国家，学工的职业是最有保障的。吃饭无问题，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小说，但不以发表为目的，着眼在享受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或许是更为理想的人生。——总而言之，我想打破士波的文学梦。
可以想见，我的信给了他多大打击。他没有回复，却照样听课。不久，又送来一叠文稿：显然是在用行动来和我“争论”。我这回再不回信劝阻了，用沉默继续“争论”。但我又因此想起了也是我经常说的话：如果真迷恋上文学，离开文学就活不下去，也不妨以文学为专业。或许士波真的就是个“文学迷”？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因为文学而多有来往，成了朋友了。有一次，他从家乡回北京，竟然抗来了一爿猪腿，说是他爷爷嘱咐送给我的；我听说他爷爷爱喝酒，就连忙回赠一瓶也是贵州老乡送给我的茅台酒，后来他又奉爷爷之命将酒送回，说是茅台太金贵，不好意思接受，我又只得再换一瓶别的不那么贵的酒，才算了事。但我却因此喜欢上了这真诚、实在的爷孙俩，对士波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依旧不断地送来或寄来他的文稿，我也一律不作回应：我还是想给他泼冷水。后来他大学毕业了，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想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他再三请求下，我写了推荐信，结果未能如愿。我又乘机劝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吃专业饭，以文学为业余爱好。他也真的听了我的话，勉强去南方某个单位上班了。我也因此放心了，以为他可以回心转意了。
但大概在一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还是辞去工作，回到北京，加入了“北飘族”。但他没有说要来见我，大概是想自己“混”出个名堂再来相见吧。我却因此而深受感动，甚至是震动了。在有一段时间里，在我写作的间隙，脑海里就会跳出士波的面影：小小的，黑黑的，一脸的固执。我突然意识到，他成了“精神流浪汉”了。记得早在九十年代初我就关注到这个北京城里的新群体，指出：“这批精神流浪汉出现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的商品潮中，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精神的超物质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本质，当大多数人趋向于物质享受时（这本身也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也总有人会作出逆向的选择，更渴望精神的丰富；尽管是极少数，而在我们这样的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也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我也终于明白：士波对文学的迷恋的背后，是一种精神的渴望和追求；他和我的“争论”，其实是表明他不愿意按我给他的设计，追求有稳定的职业，高雅的业余活动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另有选择：在精神的丰富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即使因此生活颠沛，也在所不惜。我也发现了自己的矛盾。我显然同情，甚至赞赏这样的精神流浪汉，因此呼吁要“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我也以在北大课堂上坚持精神的传递为自己的职责，甚至极动感情地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说不定士波正是受了我的“蛊惑”而走上“精神流浪汉”的不归路的。但像士波这样真的要实行了，我却因为这条路上可能遭遇的曲折，磨难而不忍了，甚至要劝阻了，而且关系越密切越要阻拦。这大概也是我身上的哈姆雷特气的一个暴露吧。而且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和士波不断“争论”，这样一再阻挠，是对还是错。——其实，我和许多类似士波这样的青年的交往中，都充满着这样的矛盾：或许我这样的浑身矛盾的知识分子，就不该和青年有过多的接触？……
以后我也真的没有和士波联系了，我实在太忙，顾不上来，更潜在的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实在不应该再干预他的生活，路应该让他自己走了。当然，他如果需要我的时候，我还会助一臂之力的。——我和许多青年（包括我的学生）的关系都是如此，到一定时候，我都会对他们说：你应该远离我而独自飞翔了。但我依然默默地关注着他。特别是他在一个杂志上任职，按时把杂志寄给我，我总是在杂志上寻找他的文章。有的用的笔名，但我能猜出是他写的。我发现，开始他只是这份杂志的发行，后来成了编辑，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他写的文章，虽然都很短（这是杂志要求的），但都很扎实，是实实在在地传播新文化，新精神，那么，他也在向更年轻的大学生（这是这份杂志的阅读对象）进行精神的传递了：我真的感到欣慰。有一天，他作为杂志记者来我家进行专题采访了，我自然竭力配合，也终于放心了：他已经在社会上站住了。他后来给我来了一封信，谈到这其间“所经历的艰辛和困苦，自是不一般的。其中，在求职过程中，经常与清华、北大、人大的文科生一起比拼，而我所凭借的就是努力，一步一个脚印，苦练内功，做好工作，我也懂得了人生要靠自己。我也很感激有这笔苦难的财富。而我现在所从事的，也是自己所喜欢的事情。我以后要做的，就是这一行干出成就来”。读了这封信，我就更放心了：他在精神上也开始走向成熟了。
而且又有了这本终于有机会出版的小说。坦白地说，小说的写法，是我陌生的，也无法作出思想艺术的评定。但我依然发现，小说是融入了士波自己两种生活的体验的：读书生活与底层市民生活；因此，才有了小说里的历史人物出现在当代生活中的“戏说”。我还注意到小说的气氛，味道，笔调：调侃中的苦涩，阴暗中的亮色，平淡中自有一种吸引人的地方。不知道读者是否喜欢，但我还是为作者感到高兴，而且有这样的祝福：就沿着已经选定路走下去罢；同时做好准备：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曲折。
2008年8月31日—9月1日
答中央电视台《大先生鲁迅》摄制组记者问
（2007年6月25日）
—、鲁迅曾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中，这种哲学的本质是什么？
《野草》是一个非常复杂、丰富的文本，他的哲学又是内蕴于形象的描绘中，因此，要作概括是困难而危险的，而且必然有多样的理解。我只能谈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渗透其中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首先是“绝望”：在《野草》《墓碣文》里有两句话：“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在一般人看来，是无限美好，完善的“天上”，鲁迅看见的是“无所有”，是“深渊”，也就是新的矛盾，新的痛苦。他逼得我们必须直面现实的缺陷，偏颇，弊病，黑暗，不完美，不完善，这就打破了一切精神幻觉，堵塞了一切精神退路，义无反顾地走上反抗之路。其中一个关键是“反抗绝望”，“以悲观为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就像《过客》里的过客那样，永远不停地往前“走”。于是，“在无所希望中得救”：“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二、兄弟失和是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重大打击，这个风波对鲁迅后来的思想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鲁迅是十分敏感的，兄弟失和无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而鲁迅的思维的特点，又是善于“以小即大”，他由此而联想及许多类似的创伤，而形成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这主要是“被放逐感”和“被利用感”。1925年6月，即失和后二年，鲁迅写《颓败线的颤动》，一个“女人”为子女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垂老时却被赶出家庭，她赤身露体，走到无边的荒野，仰天发出“无词的言语”，内心激荡着：“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一两年后的1926、1927年间，鲁迅写《铸剑》，又将小说的主人公复仇者“黑的人”，命名为“宴之敖者”；他对许广平解释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在小说中，“黑的人”（“宴之敖者”）这样说：“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自己！”——这里的心灵的创伤，包括兄弟失和，又不止于兄弟失和，而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心理的内容。
三、作为长子，鲁迅承担了一个家族的责任，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作为，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鲁迅在《朝花夕拾》里有两篇散文写他的两个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都和父亲有关：《五猖会》写父亲的专制所造成的隔膜之痛，《父亲的病》却写了他的失父之痛和内疚感。正是父亲的早逝使他过早地承担“长子”的责任，在耻辱中看透世态炎凉，形成了他多疑、敏感的个性。而“治病”——从治天下父亲的生理的病，到治中国国民精神的病，成为鲁迅人生和文学选择的基本动力。另一方面，对封建父权的批判为基础的对封建夫权、君权，以及一切人压迫人的专制体制的批判，成为鲁迅创作的基本主题，但在他的批判性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却又是缺席的：这都是和他的前述童年记忆相关的。
四、上海十年，鲁迅一方面积极参与包括左联在内的政治活动、文学活动；但同时，他始终保持独立的思想和文学表达，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这需要从起端说起：1927年10月鲁迅刚到上海二十天，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明确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这也是他的自我选择与定位，其基本点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的“平民”这一边。鲁迅同时指出，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是必然要参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的。也就是说，鲁迅后来参与包括左联在内的政治、文学运动，是因为他认定这些实际运动是有利于“平民”（工农大众）的解放的，因而是他独立自主的选择；但作为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他也绝不会把这些实际运动理想化，神圣化，而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的立场和眼光，当他发现这些实际运动的某些作为有可能损害平民的利益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公开的批判：他对“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的坚守，是始终如一的。
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
——在“陈成龙创造性语文教学实践研究会”上的书面发言
我大概和福建语文教育界，福建语文学会的朋友是有缘的。你们在2004年、2007年召开的孙绍振、陈日亮两位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我都有幸参加了，受到了很大的教益。这次，你们又召开“陈成龙创造性语文教学实践研究会”，我本应参加，但因为身体的原因，未能与会，只能作一个书面发言。
这样连续地为第一线的老师举行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讨会，这背后是有理念的，一是强调“实践出真知”，真正有效的教育思想、方法产生于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又反过来指导教育实践，并接受其检验；二是尊重第一线老师，把他们看作是教育工作和教育改革的真正主人。正是这两点，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这些年我始终把自己的任务就定为为第一线老师的实践创造尽吹鼓之力。但我仍时有寂寞之感，因为尽管没有人否定这两点，却很少有人认真去做。我们习惯于“唯上，唯书”，已经不习惯于倾听基层的声音，倾听实践的声音。照长官意志办教育，搞改革，一切从本本出发，这绝不是正确的教育之路，教育改革之路。而你们，福建语文教育界的朋友，却走出了一条新路，在我看来，是一条正路，就是既尊重教育基层的实践，又注意理论的总结和提升，实行语文教师和语文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结合，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且，你们还找到了具体操作的方式，即充分发挥“语文学会”这一社会、民间组织的作用，既可以调动全省语文界的同行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切磋教学和教育改革之道，培育一个良好的研究风气，又能够发挥沟通老师和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领导部门的桥梁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改革气氛和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有经验的老教师的作用，提高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培养年轻的教师，造就一只有理想，有追求又勇于试验、创造的语文教师队伍：这可以叫“一箭三雕”。在我看来，这就是你们这连续三次研讨活动所提供的宝贵经验。而我更为感佩的，是你们为创建“闽派语文”而不懈努力的韧性，和科学理性，探索态度，实践品格，实干精神：这正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所急需的，我相信它不仅会对福建的语文教育和教育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全国语文教育和改革也有所启示。——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