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和严家炎他们是有矛盾的，他是严格的“乾嘉学派”。我们的这种概括漏洞很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概括，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假设。我们提出的许多具体概括，就更是假设。这种假设有可能被后来的研究推翻，也有可能会留下来。比如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是“悲凉”，我们觉得鲁迅可以用“悲凉”来概括，而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主导性的代表形象。这在当时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如果说20世纪文学都是“悲凉”，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主导的、主要的特征、范畴，应该是成立的。做宏观研究，整体概括的时候是避免不了这种矛盾的。当然，话说回来，后来宏观研究成了一个潮流，一种浮泛之风，也不好，潮流的倡导者总是落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我又不主张做“宏观概括”了，我也不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了，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就可能跟风的比较多，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王瑶先生的批评大家就都很熟悉了，就是“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当王先生提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而且到处说，而且在《三十年》里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有意加上正面的肯定，这就跟前面说到的我所受的革命教育，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有关。
杨：王瑶先生的这个批评都成了一个掌故了。
钱：另外王瑶先生还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文学提前，他认为还是应该从“五四”开始，而我们提前到了晚清。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晚清文学是走向失败的，走向了“黑幕小说”是一个衰败期。这个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在我也觉得有点把晚清说得过头了。当时对于他的批评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杨：因为你有社会主义经验，你有革命经历），对，后来我也有反省，为什么当时我们忽略了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呢？因为80年代的思潮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象征就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对于这个是没有怀疑的，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要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有现实原因就是，当时“自由化”在现实中是受到压抑的，这样反而让我们更愿意接受“自由化”，对我们来说，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努力从中摆脱出来。
杨：陈平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过，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传承很奇怪，直接继承了王瑶他们那一代人，也就是直接从80年代接上了30、40年代的学术传统，但是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50年代的传统，比如严家炎老师，那么就您来说，您倾向于哪一个传统？
钱：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共存的东西。王瑶先生带学生一个特点，基本上不管学生，当时我们的副导师是严家炎，乐黛云老师虽然不是副导师，但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形成了一种结构，老一代的是王瑶，唐弢，李何林，钱谷融，贾植芳，陈瘦竹，田仲济等等，中间一批就是樊骏、严家炎、乐黛云，然后就是我们年青的一拨，陈平原的那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他可能忽视了中间的一批人，樊骏、严家炎、乐黛云三个人非常敏感、严谨、学术根基非常扎实，实际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更直接。这里，顺便说一个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以陈瘦竹为核心，南京大学为中心），山东（以田仲济、孙昌熙、薛绥之为核心，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聊城师范大学为中心），广东（以吴宏聪、陈则光为核心，以中山大学为中心），陕西（以单演义为核心，以陕西师范大学为中心），四川（以华忱之为核心，以四川大学为中心），河南（以任访秋为核心，河南大学为中心），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以陆耀东、黄曼君为核心，以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心）、甘肃（以支克坚、吴小美为核心，以兰州大学为中心）、东北（以孙中田等先生为核心，以吉林大学、辽宁大学为中心），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能够提出，并产生超乎我们意料的反响，是和我们所在的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学界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团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始终对我们的老师与各地的学友心怀感激，且有依恋之情。
三、9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
杨：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吧，好像您现在很少搞现代文学研究了，您目前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钱：主要是民间思想史。
杨：上次您去北大做过一次相关讲座，我去听了，其中您谈到了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吧，为什么从文学史的研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钱：这个说起来也很自然，和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关注和对思想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一直有一个判断，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和现实是比较密切的，从整体上看，它的认识价值要高于审美价值，当然它最优秀的作家，比如鲁迅，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非要从纯文学纯审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它的范围很狭窄，可以研究的东西实际上不多。前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家比较关注审美价值，所以总是集中在几个少数的作家身上，如沈从文啊，张爱玲啊，不多的那么几个人。
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为人生”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现代文学历史、思想的价值。从这个程度上说，“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束缚，很多情况在三十年的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实际上走出了三十年的框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知识结构、研究兴趣来进行了调整，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和这一段文学就能没有关系了，他的眼光可能还是“现代”的眼光。比如赵园，她后来研究晚明去了，但是她对明代的研究很明显带有现代的眼光。
杨：是站在“现代”看“明代”。
钱：对，和那些本来就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从先秦往后看明代的研究者就会有些差别。当然这个差异是各有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专业有很大的优势，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我搞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和现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我就对我的学生说过，你搞现代文学研究，不要死守着一小块地方，要发现线索，深深地挖下去。
杨：那您现在研究的视角、重心与您在80年代的研究（比如周作人研究、鲁迅研究等等）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差异？在我看来，八十年代是一个强调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则更强调特殊性。你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比如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现代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洪子诚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定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不同时代实际上会提出不同的问题，研究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有90年代的问题。
其实现在学界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方向，一个是“文革”，“文革”的历史和记忆导致了80年代的学术面向，另外一个是“89”，它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东移》。其实后来的“回到学院”，“回到书斋”，都是这个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使我们来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结果，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于是，我们的革命记忆重新被激发了，所以“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关注，洪子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跟社会现实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我当时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说，我后来反思，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这些到了90年代以后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间，面对“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我们的态度更复杂了，所以我称洪子诚的文学史为“犹豫不决”的文学史。
杨：那您现在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有没有新的想法？吴福辉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新一轮的书写文学史开始了”，很多学者也开始参与相关讨论，您的看法呢？
钱：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重写文学史时机不成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书写新的文学史的时候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在犹豫不决。重写必须提出新的叙述框架和方法，现在还没有找到。坦白说我对这些讨论不是太感兴趣，现在这样的讨论太多，没有具体实践，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更多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上。另外，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必须有全新的思路。
杨：那现行的体制是不是也限制了我们的文学史书写？
钱：我认为体制是一个问题，肯定有影响，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比如历史上很多很伟大的著作都是在很坏的体制下写出来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最多你写出来不发表，藏之名山，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了，还是很有利于研究的。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太浮躁。我觉得还是要做具体的细致的研究。
就我个人而言，本来是想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继续研究下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反思80年代，觉得过于空疏，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兴趣还一直在现代，尤其是40年代，因为我觉得4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时期，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又开始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了，后来的成果就是《1948：天地玄黄》那本书。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代文学要被经典化，最终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写过一本插图本文学史，是从古代一直到80年代末，才20万字，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现代文学要回到中国文学中去。
杨：这将会是一种遗憾，很多的历史都被删减了。
钱：但这是一种必然，三十年时间太短，不会占有太多篇幅。
杨：是的，以前王晓明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代历史将会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和尴尬，比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可能这也是现代文学和现代历史的命运吧。
2008—9—28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