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芬把衣服一件件往柳莹身上穿,想:“她的未来怎么办?当她离开学校回到社会,有谁能包容和理解她的种种行为?有谁能保护她?”她一直忍着自己的眼泪,她担心,她一哭,老师们会跟着她一起哭。
她从未如此心酸地为一个少女穿过衣服。
她不能哭,她传播给同伴们的,不能是失望,只能是勇气。她来到学校的第一年,当时全国所有特殊学校的经费都很紧张,达敏也不宽裕,她向一个家长寻求赞助,没想到他却说:“你们吃国家饭的,还要向我们这些缴税的老百姓来拿钱?”这一顿冷嘲热讽,和她同去的出纳被羞辱得哭了,她还是不动声色地听着他讲完,把对方拿出的二百元钱原封不动地留在桌子上。她始终没有流露一点点的难堪与悲伤,一成不变的微笑凝固在她的脸上,像秋霜一样冷静。
当她的手替柳莹穿上衣服时,一直在微微地颤抖,但她依然保持着脸上的平静,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的姿态,埋下了突如其来的悲伤。
几乎每个女老师都挨过柳莹的打,她们沮丧过,委屈过,甚至痛哭过,却没有一个人记过恨,她们此刻一定和刘佳芬一样,遇到这样突然的事故,都陷入伤感的迷雾之中。
童年时,刘佳芬曾看到过这样的一幕,她甚至已经把它淡忘了,却因为今天患病的柳莹而再次想起。一个春天的傍晚,一个女疯子——这是大人们对她的称呼,穿着撕碎的上衣,裂开的裤腿无法遮蔽她的下体,衣服上都是淤泥,她一边走,一边还用手把身上残存的衣料一条条撕碎。人们围拢过来,笑着说:“唉,那是个花痴吧。”“她家柴房没关好,偷跑出来了吧。”“嗨,长相倒不错。”
猎奇的眼光,冷漠的眼光,一双双被俗世磨得锋利的眼睛,注视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女疯子”。她傻笑着,旁若无人地将自己的躯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全然不知那些好奇的观众和自己正在经历的磨难。这多年前的一幕再次刺痛了刘佳芬,她把脸埋在自己的手掌之后,泪水像一条条透明的泥鳅,从指缝里钻出来。
她早就听李华说柳莹最近情绪不稳定,是因为新换了副班主任,还是家里有变故?没想到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
“她没上完体育课,就和同桌秀秀一起提早回到了教室。刘林不见了她们的踪影,到处找,等他到教室去看她在不在,她却正用头撞墙,地上扔的都是她自己的衣服。幸好刘林很镇定,他对秀秀说,你在教室门口看着,别让同学们进门,老师去叫人。要不同学们都到教室里来了,可怎么办好?”李华一边说,一边帮她穿上内衣。其他几个女老师们也慌了,一个个手忙脚乱地拿衣服往她身上套。
老师们的办公室和教室合而为一,没地方安置,她们就把柳莹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幸好孩子们都没进教室,要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刘佳芬替她穿上衬衣,一粒粒扣上纽扣时,从手指到身上,整个人都在发冷。她说:“幸好是在学校里,要是在大街上,怎么办?”
“她从来只打别人,不愿意伤害自己的。怎么突然就犯病了呢?”张鑫说。
柳莹坐在椅子上,迷糊的眼睛好像正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梦境,又像是失去方向又受了伤的小兽,游走着,她看上去十分疲惫。
“或许她突然出现的打人行为,也是身体里难受呢。”李华说。
一刻钟后,她突然喊了一声“李老师”,好像是从睡眠中醒过来,用惊讶的目光看着围在她身边的老师。
“柳莹,你记得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刘佳芬问。
她摇摇头。
“你刚才吓坏老师了……”正当张鑫想刨根究底时,刘佳芬给她使了个眼色,张鑫没有继续说下去。
“现在还难受吗?”李华看着柳莹时,眼里噙着泪水。一个让人头疼的孩子,李华带了七年。刘佳芬路过教室门口时,常常看见她们俩坐在同一把椅子上,李华要么在和她说话,像唱独角戏,要么是在给她讲故事,哪怕她没有一个字的反馈,李华也一天天坚持着,像一口永不干涸的喷泉,李华说,她相信柳莹能听懂。她们俩紧紧挨在一起,那侧影看上去既像一对母女,又像一双姐妹。在刘佳芬的眼里,这个一毕业就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没有为人父母的经验,却因为职业早早有了温润如玉的母性情怀,那个当初站在水槽边觉得给孩子洗大便恶心的姑娘不见了,早熟的母性之光在她身上闪现,让年轻的她即使相貌平平,也变得格外美丽。在柳莹的生命里,与另一个女性共享一把椅子,近得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声,这样温暖的日子不会很多,所以那张清冷的脸竟慢慢出现了微笑。李华为了和她建立感情,经过了“蓄意的准备”,她经常抱着柳莹一起睡。一天中午,刘佳芬从窗户前经过,美丽的李华睡在一群长相特殊的孩子们中间,睡眠中的她如此圣洁,像一个双眼紧闭、陷入沉思的女神,又似一朵静静开放的睡莲,让达敏学校的午后散发着夏日池塘的宁静和芬芳。
她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场面。她希望在学校的校史里,这张静谧的照片会以动人心魄的现场感让人过目难忘。
柳莹刚进学校时,一个字都不会说,一个数字也不认识,但李华却用两年的时间教会了她写一个“1”,她说出的第一个词,是她攻击李华后说出的“痛”,这个“痛”字却让李华欣喜万分。两年前,她甚至在暑假里打电话给李华,说:“李老师,好。”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李华和碰见的每一个同事都说:
“你们看,我们柳莹都会打电话了,听她爸说,在家还会背唐诗了。”
柳莹不是脱胎换骨,而是把身上的刺一根根拔掉,找回了纯真女孩儿的本相。
“我打个电话给他养父,让她家里人带她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许那是疾病的表现,青春期来临时,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面临巨大考验。”刘佳芬看着那无辜的女孩儿,摸了摸她的脸庞,天使一样的美丽,被夺走了智慧后,疾病却又突然来临。
秀秀是个唐宝宝,她眯着弯曲的小眼睛,张大了嘴——这是她特有的懵懂表情。她在问她的朋友:“柳莹,生病了?”除了李华,秀秀是柳莹最信任的人。
“嗯啊,头疼。”柳莹看着她,指了指脑袋,谁也不知道是撞击引起的疼痛,还是突然爆发的脑疾。
刘佳芬刚拿起电话,就听到话筒“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她的眼前一阵阵发黑,她听到自己还能发出声音:“扶我到沙发。”
她一在沙发上躺下来,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没法动弹,只有脑子和耳朵醒着。
“刘校长,你怎么了?”她能感觉到李华在掐她的人中。办公室里都是脚步声,她听到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杂。
“叫医生吧,这两天,一会儿省里的专家检查,一会儿孩子出事,把她累坏了。”
“她每天三四点起床工作,就是铁打的身体也禁不住啊。”
“刘老师,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她听到秀秀的声音带着哭腔。她想,她一定是吓着孩子了。但此刻的身体好像不属于自己,她的精神与身体分离了。
一刻钟后,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围在她身边的除了老师,还有柳莹和秀秀。
柳莹的养父柳红国随后也赶到了,说:“刘校长,是我家孩子让您受累了。”
“我是老毛病,不要紧。只是一累一紧张,贫血症就犯了。你赶紧带孩子去看看医生。”
“我们领养她时并不知道她脑部有一个肿瘤,后来开过一次刀,每年都在复检,一直在服药,在家时没有犯过,医生也说过,青春期时要当心。没想到会这样。”
她从未听李华说起过,只知道柳莹早产并被遗弃。多年来,柳红国对柳莹的疾病讳莫如深,出了事,刘佳芬和老师们才知道或许她的行为问题除了来源于环境,还有她无力控制的脑疾。
柳莹跟着养父离开了学校,老师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教室。所有的老师都说刘佳芬浑身上下充满了改革的激情,却难得看见她的一滴眼泪。但一想到像柳莹一样的孩子,听到家长们的倾诉,她就像一只奔跑在原野的马匹,在纵横驰骋之时被一支悲伤之箭击中,她忍不住伏在自己的伤口上,嘶鸣起来。她伏在桌上,听到远处道路上车行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哭声,变成一片混沌,校园里香樟树上的喜鹊似乎从来不知悲喜为何物,还像往常一样喳喳叫唤。它长长短短的叫声,像白天校园里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的欢笑声。对于一只喜鹊来说,一棵树就可以给它全部的自由;对智障孩子来说,一个用爱运转的校园就可以输送给他源源不断的快乐。但是孩子们的一生却必须与智力发展障碍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情绪的困境相抗衡,摆在弱小的他们面前的,是多大的难题!
刘佳芬想到几年前的情形。那时柳莹才刚读三年级,她暴风骤雨般的攻击行为已经有了好转。她在厕所里遇见了等待柳莹的李华。
刘佳芬刚走进厕所,副班主任就急匆匆地跑来叫李华:“李老师,小磊找不到了!”
“李华,你先去找小磊,我在这里等她。等她好了,我再来和你们一起找。”刘佳芬说。
就这样,柳莹站在里面,她站在门外,开始了她们的对话。
“柳莹,你好了吗?”
“要不要刘老师帮你擦屁股?”
女孩儿推开门,看了她一眼,刘佳芬拿出手纸帮她擦。
“你自己能提裤子吗?”
她摇摇头。
“老师用一只手拉,你用另一只手。”她的左手握着柳莹的右手,把它放在她的裤腰上,让她学习怎么把裤子拉起来。
“好,我们一起到水龙头下去洗手好吗?”柳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眼睛又瞟了她一眼。刘佳芬甚至担心,她是不是会像以往一样,趁自己不备,一脚又踢过来。
但这次没有,李华的个别化教育使她的攻击行为得到了控制。整个过程,女孩儿都没有说一句话。但刘佳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和那些没有语言的孩子们对话,让他们对语言产生反应,直到有一天,能真正开口,说出第一个词语。
现在,那个无法自理的小姑娘已经慢慢长大了,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写数字,穿衣服,洗脸,上厕所,也学会了和孩子们一起唱不成调的歌曲。她冰冷的脸上渐渐生动起来,开心时会笑,生气时会皱眉头,难过时会流泪。但今天,她却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失去了身体最基本的尊严。刘佳芬想到老师们为她受过的委屈、李华为她流过的眼泪和收获的欢笑,想到一个男老师面对这种突发状况时的尴尬和无助,想到她的家庭必须承受的痛苦,想到多年前,当那个“女疯子”突然走到大街上时,如果她的母亲看到了,一定会像此刻的她一样,被肝肠俱焚的痛楚灼烧着,却无法对任何人说出这种感受,只能默默地替她一件件穿上衣服。
这些想法,让她第一次感到了灰心。她是一个没有时间灰心的人。她赶着做一切她能想到的事情,在她马不停蹄地做一切能想到的教学改革时,她总看到孩子们的眼睛,发呆的、向内的表情,面对她时常常保持仰头凝视的姿势,小小的向日葵,用无辜而简单的眼神看着她,充满了眷恋。而他们父母陷入倾诉时的眼睛,却常常如一潭深水,似乎沉入绝望,又偶现希望的波光。正是这波光,艰难地背负着整个家庭。
孩子和父母不一样的眼神多年来成为她航行时看见的灯塔,像一种神秘而持久的力量支持着她发动老师们编合适的教材,直到它们成为省内特殊学校的通用教材;照耀着她顶着社会上的冷嘲热讽和全体老师反对的压力,到社区现场教学;跑了一个暑假,动用一切私人关系,找教育协作理事单位,却没有多少单位愿意,和政府沟通后一切迎刃而解,鼓楼街道下属的六个社区主任都成为其中的一员。她还记得成立教育协作理事会的那一天,现场爆发出的不多的掌声传达的希冀如星星之火,她没想到全世界都难以成立这样的理事会,但在中国宁波,这支队伍以燎原的形势迅速发展。后来,为了让孩子们有一技之长,能自谋职业,养活自己,她又以社会办学的方式“偷偷”办起了职高班。毕业时,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在几家理事单位找到了工作。
就业,是轻度智障孩子可能有的未来。崔晓雅在超市里重复着每一个日子,像平常人一样安定幸福。孩子获得一份简单的工作,走完简单的人生,是所有智障家庭的最后一线希望。
她更加难以忘记,当母亲们得知孩子们有工作时,那一对月亮般微笑的眼睛里,灰暗的神情一扫而光,只有温柔和喜悦。
但像柳莹这样的女孩,她的方向又在哪里?像她一样一生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并融入社会的智障孩子,怎样走完他们的人生?几年前,当她沉浸在第一届职业培训班学生全部就业的喜悦中时,那些无法就业的孩子,又成了她难以弥合的伤口。在学校里,她想尽办法让他们自理自立、学习技术,但总会有一些重度的孩子被留下来,终生与工作无缘。
一个孩子的命运至少联结着三个家庭,是别人的苦难激发了她,还是她内心的爱本身就具有无穷的力量和视野?刚刚来到达敏学校时,她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当她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关于智障人士居家养老的议案时,没想到政府更早地想到了这一点。1998年,宁波成立了多家街道工疗站。那是为社区内有智力缺陷的人员、残疾人和已大致康复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工作、治疗的场所。“工疗”,言下之意就是让残疾人一边工作一边疗养,这个工作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工作,只是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来锻炼手脑,但在这个地方,他们获得了和同伴一起交流的机会。白天,普通人去各自的单位上班,他们就去工疗站娱乐和工作,傍晚,他们也加入下班的节奏中,回到各自的家庭。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孤儿,叫陆明亮。
他有时恼了,就要抓着人家的领子,和别人打一架。
但只要工疗站的老师说,明亮,你这样不乖,田老师会生气的,她就不来看你了。
他总是回答说,我乖,我坐着等甜老师。
刘佳芬和田娟去看明亮时,她奶奶总是说,我都八十多了,今天晚上睡过去,明早或许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到时候明亮怎么办呢?
学校不能伴随孩子们的一生。陪伴他们一生的,是不断更新和变化的现代社会,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她想起报纸上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母亲有一个智障孩子,每天上班养家,没钱请人带孩子,只能放上点吃的,把孩子锁在家里。孩子长到十四五岁,母亲被确诊患了癌症,在绝望中,她选择放火与孩子同归于尽。
不止一个自闭症孩子和重度智障孩子的家长对她说过:“我希望我的孩子走在我们前面,这对我们这样的家庭并不是不幸,而是一种幸运。要不,我死的那一刻,闭不上眼睛。”
王海的母亲张小青曾对她说:“如果有可能,我想和小海换一下。”
对重度智障孩子来说,刘佳芬觉得光有工疗站还不够,必须把时间拉长,关注他们的一生。她目前能做的只是教育,只能从教育出发,为孩子的一生谋划。如果能创建一个特殊儿童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特殊教育的时间能向前延伸,向后拓展,这将是送给这些孩子们一生的最好礼物。她想象着在三岁之前,智障孩子就能在医院得到及时又准确的诊断,每个幼儿园都有义务接收这样的孩子,老师们会提前做好训练工作,孩子们会享受到专业又耐心的特殊教育,而无须像张浩那样,当有人检查时,床底是他唯一的去处。自闭症和脑瘫孩子会在幼儿园就开始他们的康复计划,特殊教育体系将被拓展,孩子们在特殊学校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或者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班主任老师有充分的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去呵护这些孩子。毕业后,可以去残联报名寻求工作,没有正常工作能力的,会有庇护工厂让他们从事简单工作,可以享受到工作津贴和社会保险,在同一片蓝天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每一个细节都考虑过了,像母亲一样义无反顾地爱,像医生一样找问题所在,像老师一样学会等待,考虑长远的未来。“特殊学校的老师就应该是‘三栖动物’。”这是她和同事们互勉的话。她大半生从事教育,就要从教育的角度,促进政府关注智障人士的一生。
当她最初有这样的梦想时,并不知道四年后的党代会上,她会把它变成提案,而市委组织部部长亲自为她挂帅,现场办公,让教育局、残联、民政局的领导们当场表态,做好她理想中的终身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和衔接工作。
此刻的她不知道那一天的到来,她有了新的想法,就想自己先行一步。她在特殊教育的道路上奔跑,一定会有人不断加入进来,涓涓细流汇成人海,和她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
每当别人问她为了这些孩子,怎么总是会有层出不穷的灵感时,她说:“我一直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每次,当我们提出关于特殊教育的议案时,政府都很重视。而且,‘关心特殊教育’六个字已掷地有声地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我相信,特殊教育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2002年,她就开始了送教上门,但那时的对象是无法入校就读的学龄儿童。现在,她要让年轻老师和党员去智障幼儿家庭,去智障成人白天生活的工疗站。
她希望有一天,柳莹能像她在学校时那样,在工疗站安静地学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用心地粘合一个信封,或者一个纸杯。它们,会成为政府部门的定点采购用品。信封飞向四面八方,茶杯招待三教九流,使用它们的人们都会知道还有一群人,用自己并不灵巧的手指,默默努力着,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以自己的劳动证明着个体价值。当柳莹累了的时候,向南的窗户洒进阳光,她和她的同伴们会互相唱歌给对方听。就像多年前,他们站在学校的向日葵花瓣上,一起抬起了小脸,迎着太阳唱歌。
如果脑疾让她再次失控,工疗站的工作人员会像老师一样,用一条毯子,及时地帮助她维护身体的尊严。
如果父母去世,会有一个福利机构找到她,安放她的余生。
多年来,孩子们的父母在无法改变的命运统治下变得悲伤而内向,但张浩的母亲李也悠是个例外。她说:“别人家的孩子是为国家养的,我的孩子是为我自己养的,他会陪着我买菜、散步,陪着我慢慢老去。孩子小时候,我们每个下午去培训机构培训,可以获得2000元的补贴。现在的社会福利这么好,我相信,等我死的那一天,会有很多福利机构收留我的孩子。”
为了这一天,无数的人都在努力,而刘佳芬必须擦干眼泪,和家长、孩子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眼泪可以冲洗伤痛,却无法反射阳光。刘佳芬这样想的时候,走在了回家路上。她有一手好厨艺,家人都喜欢吃她做的菜。如果她不回去做饭,全家都会罢餐。
一个人被学生、家人、同事和朋友需要,是多么幸福。刘佳芬在他们的需要中,摇曳生姿,她的耳朵听到了他们的呼唤,她的眼睛倒映着他们的身影。虽然担忧和奔走从未停止,但她在这些美好的呼唤与身影中找到了自己更真实的存在。
2011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