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11月13日
窦纳乐夫人不合时宜地在这当口提出启动我们女同胞请求晋谒中国皇太后的计划。于是使团分别召开了乱哄哄的男士和女士大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此外，使团内部甚至爆发了我所经历的最大矛盾。起因是窦纳乐夫人和毕盛夫人提出了晋谒皇太后的基本原则，即只能由公使夫人参加。所以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1898年12月9日
今天我们宣布，如果戈尔茨可以作为翻译同行的话，我将参加皇太后的接见。迄今为止中国人只同意一名法国翻译官和一名日本人参加接见，窦纳乐爵士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软弱，竟然让他的夫人不带翻译前去参加接见。
1898年12月10日
接见活动定在13日。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让戈尔茨随行。窦纳乐夫人给所有的公使夫人发了外交普照，她在照会上称呼我们为她“尊敬的同事”，还把她向皇太后致辞的草稿提交我们修改。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对一个妄自尊大的人究竟应当说些什么。最好只让日本人和我们修改这篇讲话稿，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埃德蒙多绝对不会容忍的政治观点。
1898年12月13日
接见活动最终确定在今天的12点。遗憾的是，持久的晴暖天气未能延续到中午，天空突然刮起了冰冷的北风；尽管我穿着厚重的裘皮大衣，依旧冻得全身颤抖。七位公使夫人和四名翻译聚集在英国公使馆，从那里一同动身前往皇宫。大约50名骑士护送我们同行，他们是我们各自的随从和通常接送公使们参加皇帝接见的警察。在经过一座煤山后，看见中国士兵夹道列队站立，以北京的标准来看他们的衣着还算整洁。大约12时我们到达了皇宫的朝阳门，从这里起我们必须离开自己的轿子。庆亲王率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和一帮宫廷官员接待了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他们的脸庞像羊皮纸一般细腻，身着深蓝色雕纹朝服，头戴漂亮的皮帽，看上去就像画中人一般。大多数人的脖子上挂着珠玉项链或者厚厚的绿宝石球，与他们身上的其他色彩很般配。
随后我们登上外面仅仅罩了一块红布的敞篷抬椅，由6名宫廷太监抬着走；翻译们在我们的旁边随行，我对戈尔茨说：“即便是20年前在卡尔斯鲁厄我们也不敢梦想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沿途经过承光殿，1891年至1894年期间中国皇帝曾在那里接见过外国使节。然后我们被抬到一座大理石桥上，从桥上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只可惜寒风肆虐，几乎刮跑了我们的帽子和布罩。向左和向右均可以看见较大的湖泊，岸边绿树丛生，寺庙和佛塔点缀其间。湖面上散布着一些小岛，岛上挺立着屋檐高高向上翘起的茶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如此美丽动人，如同想象中的一般。
我们穿过东华门后看见大门后方沿着西湖岸铺设了一条铁轨，轨道上停放着几节豪华车厢，但却没有火车头。这段大约半英里长的铁路，轨道和车厢是法国一个希望施小惠而得大利的辛迪加集团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铺设在皇宫的花园内专供皇帝使用。但是皇帝却以过于“陌生”为由拒绝使用蒸汽机，而使用马骡作为牵引动力又被视为太不卫生，所以干脆让皇宫里的太监充当“纤夫”。这帮可怜的家伙，他们注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得辛苦忙碌一整天。他们把一根黄色的绳索套在车厢前，拉着我们一直来到了接见殿堂的入口处。
我们的右首处可以看见1886年由天主教传教士交还给中国皇帝的老北堂。然后我们步行经过漂亮非凡的紫光阁，可以感受到从殿堂内散发出来的高贵的紫气。1874年，（光绪）皇帝曾在这里第一次接见外国使节，1891年再次在这里举行接见仪式。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很干净，维护得也不错。庆亲王和许多满族的宫廷侍女们站在铁轨的终点处迎候我们。有几个侍女长得非常漂亮，但她们的化妆却很粗劣，与这种高贵的场所很不般配。她们一律身着耀眼的丝织锦衣，似乎都对红色有一种偏爱。在她们盘得很宽的发髻上还插着大红花。中国人分配给我们每位公使夫人三名侍女，她们和太监服侍我们和试图搀扶我们行走的情景让我鲜活地回忆起了在开罗皇宫后宫的经历。
穿过一道宽敞的门槛，我们来到了一间小屋，屋里飘散着淡淡的清香。好几位王妃和格格在这里接待了我们，其中包括庆亲王的夫人。她是一位年长的女子，羊皮般的皮肤上未施任何粉黛，嘴唇前突得很厉害；虽然她同别人一样努力地使自己显现得亲切和蔼，但我仍然感觉她的整张脸庞非常吓人。她穿着一件绿色的丝裙，上面绣着紫色的荷花。年轻的王妃们涂着粉红色的口红，身着粉红色的衣裙，头上插着粉红色的花朵，妖艳程度较之她们的侍女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这些妇女们一同现身的还有皇太后的大内总管，他是一名大贪虫。
我们此时方得到通知，称皇帝本人也很想见见我们。几分钟后，我们被宣召入殿。我们穿过一个四方形的庭院，院子里摆放着一些美丽的铜像；随后我们就来到了仪銮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地板上铺着极其寻常的比利时地毯，墙壁上却尽是美丽的中国木雕。殿堂的中央凸起一块很高的平台，两排狭窄的楼梯径直通往平台的两端。平台上靠楼梯右首处端坐着皇帝——一个身材瘦削、大眼睛的年青中国男子，和一个黄色的女性身躯——那是年迈的皇太后。她居高临下地坐在皇帝身后很远处的平台中央，一张素面朝天的羊皮脸流露出刚毅、果敢的神情。
当我们大家列队站好后，庆亲王向皇帝和皇太后一一报上我们的名字，我们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向皇帝和皇太后鞠上一躬。介绍完毕后窦纳乐夫人开始朗读她的英文致辞，并由波波夫先生将其翻译成汉语，这位老先生中间停顿了好几次。随后皇太后和在她身旁跪着的庆亲王嘟囔了几句，后者又通过翻译转告了我们。在这期间我不停地打量着我的周围。我们站在一大堆太监当中，在这种场合下，殿堂显得十分拥挤。除了那些木雕外，整间屋子没有什么值得一看。在平台前方的清江花盆里种植着一些菊花。
这时我们被邀请走上平台。我注意到中国人开始有些激动不安，一脸害怕的神情，显然是在担心这一切能否顺利进行。我们按资历顺序排好队，沿着右首的楼梯鱼贯登上平台，窦纳乐夫人居首位，我排在第二位。平台上的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只能拥挤地站在皇帝面前勉强鞠了一躬。我马马虎虎地行完屈膝礼，却利用这当中的空隙盯着皇帝那张招人喜爱、很有亲和力的脸庞尽可能仔细地瞅着。我觉察出他的神态中略显悲伤和疲倦，但他此时对亲眼见到如此许多奇装异服的欧洲妇女们的兴奋劲儿显然盖过了淡淡的忧愁。他亲切地冲着我笑了笑，有些腼腆地伸出一只瘦黄的小手与我握手。如果我会说汉语的话，我一定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向他表示我对他这次失败的努力的同情和慰藉。在他身后的更高处坐着皇太后，她的身前立着一张黄缎布遮盖的长桌，桌子上摆放着一只小金碗。皇太后把手伸过桌子冲我递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把一枚镶珍珠的金戒指戴到我的手指上。在这期间她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紧紧跟着我的戈尔茨在台下给我做翻译。我很高兴坚持要把戈尔茨带过来。当我们挨个走过场后，正式接见宣告结束。我注意到中国人这时才放松了下来，因为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此后我们被邀请到另一座宫殿里用餐。它与仪銮殿相隔了好几道庭院，是从前的一个皇帝接见使臣的地方。殿堂内比较宽敞，护墙板全部是木结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用红木雕刻的中国式大床，华盖向前突出的很厉害，后壁由一幅美丽的绣花图案构成，绣的是几只大鸟踩在乳白色的缎布上。围绕着这张气势磅礴的大床摆放了许多瓷盆，盆里的植物又高又大，比较多的是一种叫做“佛指”的植物；花盆的背后挺立着用孔雀翎制成的羽扇，装着护墙板的天花板上吊挂着电灯；相对于北京的总体面貌而言，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整洁，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大厅里有两张很大的桌子，上面满满地摆放了至少上百个盛放中国美味珍馐的瓷碗。翻译和皇宫里的官员们在其中的一张桌子入座，我们同十来位王妃和格格就座另一张桌子，庆亲王反倒坐到了我们旁边的一张小桌子。宴会上有两名中国人为我们做翻译，他们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现在我们终于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王妃和格格们了，其中还有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她们全都穿着粉红色的长裙，裙边闪闪发光；发梢里插着一支长约1.5英尺的梳子，梳子上留着大红色的流苏，还插着粉红色的花朵，所以看起来头部的宽度甚至超过了肩膀；她们前端的发梢和额头上佩带了好几排装饰品，大多是些珍珠，可以看得出，她们最钟爱的图案是龙和凤凰；她们纤细的手指上戴着金指套，每一个人还戴着一个金戒指，同皇太后送给我们的一样。她们说，只有皇太后的亲戚才有资格拥有这样的戒指。王妃和格格们亲自给我们夹菜，还频频端起玉碗里的中国烧酒向我们敬酒。皇宫里的太监们在一旁为我们服务，其中还有赫赫有名的皇太后的宠儿、假太监“小鞋匠”，这一外号概因其父母所开的皮匠铺而得名。
饭后我们走进殿堂里的一间小侧屋，里面摆放了许许多多的小摆设，看上去仿佛走进了一家雅致的古玩店。所有的王妃和格格们都在这间屋子里吸烟，同来的欧洲女性当中只有我一人吸烟。随后我们又被召回了宴会厅，这期间餐桌已经被撤走，皇太后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由太监们搀扶着走过来，我们现在可以比在昏暗的平台上更加清楚地看着她。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依旧素面朝天，只是眉毛处稍稍描了几笔，更加深了脸部刚毅的神情。她有着一头的乌发，只有脖颈处开始有些花白。她的发型较之王妃和格格们简单得多，发髻里只插着一把宽齿梳子，额头上和脖子上戴着很大的珍珠，但式样也很简单。她的裙子是用黄色的绸缎做成，缎面上织着紫色的荷花，镶着紫色的裙边。她在裙子外面还套了一件华丽的双绉大衣，大衣上绣满了紫色的绣球花，还衬着狐狸皮做里子。
皇太后率先在一张铺着紫貂皮垫的红漆扶椅上坐下来。她告诉我们，她为在这里见到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她把我们全都视作她的亲戚。为了增强这句话的信服力，她还特意张开手给我们看，表示她也戴着与她刚刚送给我们一样的戒指。窦纳乐夫人说，我们希望能够经常见到皇太后。她对此回答道，一家人总是觉得相互看不够。这时候年轻的皇后终于也露了面，她同其他王妃们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显得非常胆怯。皇太后对她说了几句，然后就见她走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与我们握手。这时皇太后又说，除了戒指外，她还要送给我们其他礼物，伴随着她的话声，只见许多只黄色的箱子被拽了过来，它们将会被送到我们各自的家中。当我们表达完谢意后，皇太后直起身来径直走到我们跟前，身边簇拥着一大堆的人。我在这些中国人的眼睛里找不到点滴害怕的神情，在我想来他们应当对她是有所敬畏的。庆亲王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个每当与皇太后讲话时就会下跪的人。她与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了几句话，轮到我时，她说，她听说过我的丈夫。我用德语回答了她，并且尽可能地把声音放高。我说，我怀着非常崇拜的心情欣赏了她为海因里希亲王亲手裱褙的中国画，正是他最先倡议皇太后接见欧洲女士们的。戈尔茨把我说的话全部译成了汉语。当皇太后同我们每一个人讲完话后，她让人递给我们每人一杯茶；我们必须首先饮用杯中的茶水，然后再由她饮茶，之后轮到我们再饮一口。当她与我们每位女士都饮完茶后，便在我们每人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宣布说，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姐妹了。
这真是一场滑稽的仪式，它也打破了中国的所有礼仪习俗。我有一种感觉，这位年迈的皇太后肯定是想给我们大家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以抹去我们最近两个月来所听说的关于她的许多暴行。但她的行为有些失去了分寸。
之后我们又被邀请观看在一座名叫鸾仪殿的地方举行的戏剧表演。从这里到仪鸾殿，沿途需要经过好几条挂满了无数个大灯笼的长廊、一个巨大的庭院和几座在湖面上漂泊的别致的茶亭。眼下湖水都已经冻住了，但在夏季的时候，茶亭所有凸出来的部位，连同拱形的飞檐，与洁白的大理石桥倒映在水中，景色一定非常美丽。宫殿内经常上演戏剧，也是中国的达官显贵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它与其他中国戏院唯一的差别就在于这里明显要整洁许多。所有的演员都是太监，只有职位最高的宫廷官员和特别邀请的嘉宾才获准入场。这是一间两层楼的屋子，因为冬天的缘故，临时搭了一层玻璃顶。厅堂很宽敞，里面长着几棵大树，大堂中央搭起了一张四方形的舞台。整个房间都用红布围了起来，长廊和柱子上包着绘有丑陋的巨龙图案的彩布，还拖挂着毫无品味的流苏和穗带。皇太后、皇帝和几位亲王在一间正对着舞台的大包厢里坐了下来，他们当中还夹着一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小男孩。包厢的窗户一直开到了地面，同时也可以当做厢门使用。我们与庆亲王和王妃、格格们坐在了舞台右首的一间玻璃回廊里，从那里正好可以瞧到皇太后坐着的包厢里面。皇太后穿戴着一身金黄色的华贵服饰，而可怜的小皇帝只能身着一件红绿色的小绸衣站在她的身后，因为皇太后禁止他的服饰上有任何黄色。不知道他是否也会认为一家人总是相互看不够呢？
黄色剧单上的第一支曲目名叫“五福五代”。这是一个类似芭蕾舞剧的哑剧，寓意很深，表达了将人生的五种福运（五福）——福、禄、寿、喜、财平均分配给五代人（五代）的愿望。因为蝙蝠的“蝠”字在汉语里念作“Fu”，与“福”同音，所以蝙蝠也是幸福的象征，于是五种赐福就通过五个身着红色蝙蝠衫的演员表达出来。同样的道理，皮带的“带”与表示辈分的“代”同音，所以五代人就通过同样数目的皮带暗示给观众。在扮演成乌云的其他芭蕾舞演员的伴舞下，蝙蝠与皮带跳起了狂野的舞蹈，最后合二为一，汇集成一幅生动的图画，它的形状代表着幸福的字样。第二支曲目名叫“花蝴蝶”。这是一支小歌剧，主要讲述了一个打扮成花蝴蝶的强盗的冒险历程。
演出期间一位太监过来通知我们，皇太后决定向每位翻译赠送四卷绸布，并已经让人备好了这些礼物。大约下午3点我们离开了既很无聊又很寒冷的剧院。侍女们通过中国翻译问我们是否希望上茅厕。有几位求知欲没有止境的女士表示同意并由太监和侍女们领着前往。她们回来后说，那里的一切都很干净，只是她们有些招架不住侍女们服务的热情；当她们从茅厕里走出来后，所有的宫廷官员都关心地问她们：“好不好？”接下来我们进了第二顿大餐，大约又有一百来只碗，这顿饭好比生命中的轮回反复一般失去了它的魅力。饭后，皇太后再一次走过来与我们说了一通亲切的话，然后离开了我们。我们沿着来时的原路返程，但当我们一脚迈出皇宫后，明显感受到了外面街道的脏和臭。我在北京看得很明白：为了让少部分人过着舒适的生活，大多数人不得不凄惨营生。那一小部分人当然没有兴致改变这样的事实，而这里的许多人却又过于顽固不化和麻木不仁，根本不可能尝试着变革。
到家时我看到皇太后和皇帝的礼物已经先我抵达了公使馆：四卷崭新的、未曾用过的丝绸布，颜色光亮耀眼；两条真丝手帕，就像许多人在中国用的毛巾一样；最为不可思议的礼物是满满的两箱中国梳子，形状各异，凡是你能够想到的，箱子里全都有。如此这般结束了这次奇特的经历。
1898年12月31日
我们作客克罗伯家并共进晚餐，从而结束了这一年。餐桌上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每个人都戴上了纸帽子。我感到自己疲惫不堪，所以不到12点就动身回家了。
即将逝去的一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运。埃德蒙多与海因里希亲王成了朋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在这里所做出的功绩；但是得不到柏林方面的承认始终折磨着埃德蒙多；此外，他在这里过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与他的性格不符，因为他本是一个爱好交际的人，尤其让他感到遗憾的是无法与女性交往。
自从马尔奎斯·萨尔瓦葛夫人走后，他失去了一切。此外他还同其他男人一样饱受这里不开化的折磨，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追求文明城市的安逸和乐趣的人。
这里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反倒让他无所适从。所以我对他的怜惜远远超过了对我自己。但我对他爱莫能助，只能衷心祝愿我们尽快离开这儿。
关于孩子的问题也越来越紧迫。但当我想到我们能够在这里调整自己，今后还有很多年的路要共同走过时，顿然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安详。只要我们挺过这里的岁月，我们和孩子们就有保障了。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值得做出很多牺牲。
当然，我的心情也快乐不起来。眼睁睁地看着光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如同绿叶从树上落下来般渐渐地枯萎，曾经拥有的青春一去再也不复返。但我反复对自己说，之所以会生出这些后悔，都是因为自私和贪慕虚荣的个人考虑。要是我们在柏林有几个朋友该有多好！穆默被派往卢森堡长驻，基德伦据说也失宠了。以我们当前所处的境地而言，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孤立无援了。
1899年1月2日
没想到新年刚开始，我就得病了，而且根本没法再恢复过来。埃德蒙多收到冯·比洛先生的公函，称6个月的休假是不现实的，因为这里的岗位非常重要，不可能让公使的岗位空缺这么长的时间。
但埃德蒙多可以请求休假3个月。不过冯·比洛先生提醒埃德蒙多，如果埃德蒙多认为3个月的休假仍然不足以恢复健康的话，他就不得不考虑更换驻北京公使的人选；但埃德蒙多不可以提出调任的申请，因为其他地方根本没有空缺的岗位。他所说的有一些的确也是事实，但埃德蒙多还是感到当头挨了一棒，因为这些天来他一直迫不及待地期盼着休假和调任，而且整篇公函的语气很不友善。
1899年2月
日子在埃德蒙多无休止的抱怨中一天天地流逝，我试图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但即便是我也时常被一种无休止的困倦和郁郁寡欢侵袭着。我从内心里极度讨厌依附他人的感觉，情愿不要任何理想和抱负。
关于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谈判原本很有希望得到签署，但柏林方面突然又出了意想不到的难题，向中国人提了一堆他们根本无法实现的要求。如果这项铁路合同能够顺利签署的话，休假也就离我们很近了。
1899年2月21日
下午李希诺斯基亲王抵达了北京。他是维也纳公使馆的参赞，刚刚获得6个月的康复假期。打瞅他第一眼起，我就惊讶于他那充满才智的脸庞，还有他那一双深凹的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和一副思想家的额头。与他在一起谈话让人感到非常愉悦，因为他会让你产生一种仿佛与他认识多年的错觉。他谈话时显得非常自然，从他的嘴里根本听不到陈词滥调。与他的相识让我觉得仿佛一股清新强劲的空气扑面吹来，令人精神焕发。
1899年2月24日
我们与李希诺斯基亲王骑马外出，沿途向他介绍城市和寺庙的风光。在一座寺庙的庭院里，我们发现许多只骆驼被拴在看守寺门的铜狮像身上，原来这些都是蒙古朝圣者的坐骑。进入庙堂，看见许多头戴坠着一绺绺飘带的皮帽、身着黄色和近似兵马俑色彩的外套的蒙古人，简直就是一幅动人的图画。一名蒙古王爷显然刚刚参拜过庙里的佛像。他的身旁簇拥了很多人，当中也有他的夫人。她的头上和脖子一圈挂了许多非常漂亮的银器、珊瑚和绿松石饰品。当看到李希诺斯基对这一切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时，我们感到非常满足。同样让我们高兴的是，我们确信与他在一起谈话能够得到充分的理解，而他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偏见或者嘴边总挂着老一套的说辞。
1899年2月27日
这几天埃德蒙多给柏林发了很多电报，称他已经向中国人暗示，如果这个由女人和太监执政的非法政府在铁路问题上给我们制造太多麻烦的话，我们将不得不设法帮助皇帝重新夺回他的权力。中国人听了埃德蒙多的暗示后惊愕得茫然不知所措，但他们过于害怕皇太后，所以根本不敢向她转达埃德蒙多的威胁。
柏林要求埃德蒙多做出强硬姿态，但他无法再对中国人进行更为严厉的恐吓，而他们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恐吓。
德·马迪纳拜访了埃德蒙多并对他说，意大利向中国提出租借浙江境内的三门湾以示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英国已经承诺给予支持。“马可·波罗”号军舰将会于明日驶进三门湾。除埃德蒙多和窦纳乐爵士外，没人对意大利的动作有过预感。
下午我与李希诺斯基进行了长谈，他愿意帮助我离开北京。
1899年2月28日
下午是外交使团的聚会，据说场面有些冷淡。
美国人希望早点摆脱他们的特遣队，因为狭小的公使馆里一下容纳了这么多人，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
格尔斯为了向中国人显示俄国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友邦，计划把特遣队打发走；如此一来，毕盛自然也得效法他。
与此相反，埃德蒙多顶着众人的压力宣布他根本不会就此发表意见；齐干表示支持埃德蒙多的观点，马迪纳自然也乐于亦步亦趋，因为撤出军队显然将破坏他的计划。
马迪纳去过总理衙门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答复，称意大利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根本没有权利要求在中国获得一个海军基地。他看起来反倒对这样的答复感到很高兴，认为这将促动他的政府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晚上我们大家参加了克罗伯一家的晚宴和随后举行的社交晚会。整晚的气氛忧郁到了极点，而我们原本应当借此机会好好地消遣一下。
1899年3月5日
整个上午我们都陪着李希诺斯基购买中国的古玩。我们所去的地方至少有40位古玩商人，每个人都带着大包小包。之后埃德蒙多去了一趟总理衙门，与中国详谈铁路项目。因为李希诺斯基对北京这个最大的“古玩”很感兴趣，所以埃德蒙多让他随行前往。我觉得让他见识一下我们在这里需要与怎样的困难作斗争也挺好。
1899年3月6日
我们与李希诺斯基一同前往格鲁特家作客，只可惜饭后李希诺斯基就得从那里骑马前往火车站，继续他的旅程了。我很高兴能够结识像他这般聪颖的人，并且在他那里寻找到了如此多的同情和理解。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离去给我增添了更多的忧郁和伤感。一直以来，我无限渴望地寻求一位能够给我鼓励和欢乐的人，而不要让我每天像燃烛一般地消耗自己。我竭力让自己不要被困难压倒，尝试着只着眼生活中的阳光一面，尽可能地让自己维持一个和谐与开朗的心情；但常常是我的心满意足仿佛更加激怒了心情不畅的埃德蒙多。但他从未注意到多少次我的眼泪几乎夺眶欲出，也未留意过我有多么的渴求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鼓励。
1899年3月7日
今天埃德蒙多兴高采烈地从总理衙门回到公使馆，因为他同张寅懋进行了一番长谈后看出来中国人有准备接受柏林方面关于铁路项目愿望的意思；但愿上帝成全，或许我们还可以赶在今年的夏天回家。
意大利人的行动实在是很滑稽。公使馆甚至没有与其他领事馆通讯的密码，所以他们之间所有的通讯都是经由埃德蒙多传达。此外他们也不清楚中国人的军力情况。
马迪纳和指挥官英科诺拉托跑过来问埃德蒙多：“中国到底有多少艘军舰？”埃德蒙多后来告诉我，当时这两个人眼眶里含着泪水，马迪纳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亲爱的朋友，我最英明的公使，我的国家还指望着您呢！”他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采取了贸然行动，一旦遇到了困难却又惊慌得不知所措。
1899年3月15日
许景澄和张寅懋拜访了埃德蒙多，中国人看起来打算顺从我们的意愿。没曾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恰在此时从山东传来可怕的消息，安治泰主教请求军事保护，新的总督叶世克认为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绝对有必要。
意大利人的如意算盘终告落空。德·马迪纳被政府解职并立即奉召回国。据说他违抗国内的命令擅自向中国下达了最后通牒。但从事实看来，却是意大利外交部害怕受到议会的攻击而不得不把马迪纳当做替罪羊。
无论怎样，这桩事情对于这里所有的欧洲人来说都可谓在中国人面前大大地丢了面子。虽然我们大家对马迪纳本人并不抱有太多的同情，但因为他遭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我们大家纷纷咒骂他的政府。此外，人们总是对自己也有可能经历的不幸格外表示同情。
可怜的埃德蒙多患上了重感冒，看上去整个人都很颓废。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现在他内心里想要的岗位，那该有多好！
看来他渴望获得机会一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如今他所渴求的只是休息。在缺乏别人的认可、不断地患病、得不到任何消息、哪怕自己最渺小的愿望也得不到实现等种种逆境下，埃德蒙多已经丧失了继续坚守住在北京的岁月的足够意志。如果他果真能够安于现状，那么我也会随便找一处不知名的小地方放松自己的心情。埃德蒙多三番五次地提起辞职，如果我能够知道我们可以靠什么来生活的话，我也会支持他。没有孩子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生活变得太渺茫了！但愿埃德蒙多早些恢复健康！祈求上帝为我保佑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