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乱年代，军队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战时物资短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带来困难，但腐败进一步恶化了士兵们的生存环境。士兵每人每天定量一斤半，而吃到嘴里连一斤都不到。即使是嫡系部队，士兵们也总是吃不饱，吃的是盐水泡着带沙子的粗米饭，有时候有咸菜，有时候什么也没有。
抗日战争极其残酷，医疗设备极端缺乏，受伤的士兵处境更为艰难。伤兵的伙食费被运送人员贪污的事例不断发生，有的伤员被抛弃在大街上无人照管，沦为乞丐。这些引起伤兵的不平不满，伤兵滋生事端的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伤兵请愿而被开枪打死的惨剧。1941年，第五战区第十补充训练处第二团将病兵三十余人集体活埋，元凶逍遥法外。
普通士兵多数与家乡久隔音讯，因此政府对很多阵亡士兵并不通知其家庭，更谈不上恤养遗属。很多烈士的遗孀不知自己的丈夫早已殉国，仍然在苦苦等待，有的家属承受不了生活重压而自尽。
在地方上，兵役办理人员营私舞弊、强拉壮丁、顶替买卖、贪污敲诈等丑陋现象大量存在。富人的儿子可以用贿赂免服兵役，或是当上军官，通过贪污公款或黑市投机而发财致富。战争的重担都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穷苦人家父子两代被人用绳子捆在一起拉到新兵集中地去，在那里成为军官的剥削对象和牺牲品。
过度征募农村劳动力当兵，导致生产的下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人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兵役，不少人倾家荡产贿官买兵，或是流落他乡，或是故意将身体弄残废。
抗战中期，北京大学校长、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对兵役状况作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受到虐待，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剩不到一百人。新兵都形同饿莩，瘦弱不堪，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蒋介石看了报告后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
抗战时期物价狂涨，政府没有积极调整优抚标准，军人本来收入菲薄，各项饷费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急剧恶化。1943年，一个少校的月收入不到200元，需再加2000元才够维持基本开支，一个上士每月的收入买不到一双鞋子。到1944年，士兵的收入比战前增加了16倍，但是生活费却增加了304倍，收入仅有原来的二十分之一。
随着物价飞涨，前线的部队普遍缺乏衣食、医药与装备。而军队的正常经费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有些“杂牌”部队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面见蒋委员长诉苦，委员长往往会加以抚慰，亲自下手令给予补充，背下里再视部队的背景隶属吩咐拨给。若无预先交代，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
川军在抗战中一直饱受这种状况的折磨。本来四川屡经战争和灾荒蹂躏，川军出川抗战时的经费来源多由自筹，几十万士兵身穿破旧的军衣、草鞋，背着大刀、斗笠步行远道跋涉，有的士兵连枪都没有，军饷也只有国军的一半。说到物资补充，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拿到了委员长的亲批手令仍领不到东西，而有一新编师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顺利领到了补给。原因在于这位聪明的师长奉批发给新枪1000支，他卖掉200支，用这笔款项向经办人员行贿，否则就一支也得不到。
西北军、东北军、粤军、湘军等杂牌军部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忙于走私、做生意、倒卖军需物资、上下托关系，而不是整军作战。部队风纪败坏，有些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部队人数成了衡量一个将领财富的标尺，要是部队满员无损，他就能既有钱又有势。许多将领都不乐意把自己的部队投入战斗去同敌人拼，这样做会被嘲笑为鼠目寸光，以眼前的一时荣誉换来日后政治地位的永远丧失。
在华的外国人一直对中国军队的腐败强烈不满。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谴责：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到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史迪威被盟军选派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后，他断言中国军队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使用。他发现，这支军队的状态令人绝望，营养不良，不发薪饷，训练不足，管理不周，而且贪污腐败。
与上层人士的克制相比，那些基层外国军人更加心直口快。在缅甸，一名英军上尉看见杜聿明将军抽的是美国香烟，便直截了当地质问：“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国军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的“豫湘桂会战”，对中国来说无疑是场灾难。日本担心美国人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军基地对其本土军事工业发动袭击，于是于1944年4月发动“一号作战”，这是日军自1938年以来在中国发动的最大攻势。此战持续近8个月，中国军队损失兵力50万人，占当时兵力的10%；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36个飞机场、20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000万人口；大后方的三分之一工厂落入敌手，湖南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重要农业地区全被日军攫夺，主要交通线和出海口基本丧失。
此时在华日军的装备、兵力严重不足，武器弹药无法补给，以战养战成为重要目标。国民政府的溃败，使日军实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从而有能力在1945年发起了对国军的多次进攻战役。
中国战区的大败仗，与盟国在诺曼底、苏联战线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大胜对照，引起了盟国的强烈不满，严重地降低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威信，影响到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与民心士气。罗斯福责问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中国军队在哪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能把他们赶到哪里。”
西方国家的舆论普遍断定中国战区的表现一无是处，使美英对帮助中国打败日本失去信心，为避免本国再作大的牺牲，都把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苏联出兵上。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签订了有损于中国利益的雅尔塔条约，以牺牲中国权益为条件换取苏联出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上海、台湾等沦陷区的人民踊跃迎接国军到来，结果看到的是破衣烂裳、身体羸弱、担着水桶箩筐、与苦力无异的士兵，景仰之情顿时失去。很多来自穷乡僻壤的士兵看到电灯和自来水都感到十分好奇。
国民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抗战结束便大力消减军队。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在重庆退役，领到的上将退役金仅够购香烟两条。众多退伍军人由于生活无保障，对政府极其不满，400多名将官去南京中山陵集体哭陵，轰动一时。
解放战争时，国军的待遇仍无改善。1948年的二等兵月津贴6万元，在上海也就能买到半斤冬瓜。少校月工资是63万元，而上海一斤猪肉320万元。这种待遇根本谈不上什么养家糊口，无法保持部队的体力和士气。更让士兵恐怖的是，通货膨胀之下军官们生财有道，把军饷扣下来兑换成美金黄金保值，过些时间再兑回纸币按原来的数目发下去，已经是废纸一张。在这种境况下，士兵中开始流传一句话：“你给老子发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钱的仗。”
靠山吃山，任何情形下高级将领自有生财之道，“吃空额”很常见，据估计，国民党军队的实际兵员只及报表数的60%，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陈继承一人就吃800个空额。第60军在长春起义时，全军报称2.8万人，清查出来的实际人数为1.9万人。
上海市长吴国桢举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事例：当共产党将要过长江时，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求地方政府设法改善士兵待遇。吴国桢同意，但为防万一，要求由独立委员会对部队人数进行核实，按人头发给食品。汤恩伯同意，这件事很快便顺利办理了。然而几天以后，吴国桢到一座寺庙里参加追悼会，这里的方丈与吴很熟悉。他见周围没有人，便悄声告诉吴，当独立委员会去军队点人头时，寺庙里所有的僧人均被安排穿上了军服点名。那么，用来保卫上海的士兵究竟有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