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奇达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我心头的哀思没有消失，往事历历在目。奇达同志为重建和发展暨大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工作中积劳成疾，晚年曾多次因心肌梗塞而急救。2001年又患肠癌，在住院期间，我曾多次去探望他。他对国内外大事倾心关注，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常提出一些独到见解，侃侃而谈，不知疲倦。对疾病他也很乐观，坚持与疾病斗争，将生死置之度外。大家见他精神很好，都很高兴，以为他的病情有了好转。不久，传来他病情恶化的消息，2002年9月27日我再去医院探望时，见他面色憔悴，精神疲倦，已不能说话了。次日即传来噩耗，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暨大众多师生，都为失去一位好领导、好校长而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缅怀往事，殊深哀思！
我是1958年6月间奉命调来暨大。当时奇达同志被任命为暨大筹委会办公室主任，主持暨大的重建工作。来前，他是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书记。我俩从此结识，至今已近半个世纪。长期和他相处，结下深厚的情谊，毕生难忘，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奇达同志1958年受命重建暨大之时，正是全国大跃进的年代，从此开始了暨大艰难创业的历程。筹备建校时，选华侨补校为暨大校址，当时华侨补校周围是一片农田，暨大可说是白手起家，传说两对半夫妇开始着手筹办暨大（梁奇达和张泉林夫妇、陈美階夫妇）。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华侨大学，这个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奇达同志知难而进，挑起了重担。
暨南大学重建于大跃进时期，经过短期筹备就于当年招生。任务虽艰巨，但在中共广东省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暨南大学果然在1958年招生1 304人，计本科754人，华侨预科293人，工农预科257人（其中华侨、港澳、侨眷生约占一半），共5个系11个专业，并于9月24日开学。当年任命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暨大校长，任命王越、梁奇达、史丹为副校长。任命梁奇达为暨大党委代书记，朱明为副书记兼人事处长。虽然陶铸兼任暨大校长，但暨大实际的筹办工作，仍归梁奇达负责。
一
奇达同志在暨大创办初期，抓了以下几件大事，使重建工作顺利开展。
腾出华侨补校校舍。筹办暨大虽定以华侨补校校址为基础，但华侨补校仍有几百名学生在校上课，腾出校舍进度很慢，暨大教职员工逐日增多，却无处安身。华侨补校又是直属中侨委领导，许多问题必须反复请示，这些都严重影响到暨大于1958年招生。奇达为此奔波于补校及省委有关部门之间。后由省委决定，从领导关系着手，将华侨补校划归暨大领导。由于省委的支持，很快解决了学生的出路问题：一部分报考大学本科（暨大可优先录取），一部分转入暨大华侨预科，所余年龄较小的低年级学生可缩小编制保留华侨补校名义，搬到华侨补校西部的校区。这样就腾出了华侨补校大部分校舍归暨大使用。
关于征用建校用地。暨大建校以原华侨补校为基础，华侨补校校园面积约为14万平方米，校舍面积约为35万平方米。按暨大初步规划3 000名学生规模，所需校园面积，还远远不够，须向广州市申请拨划建校用地。陶铸同志在暨大开学讲话中宣布成立暨大建校委员会，并指定由广州市市长朱光同志任主任委员，负责规划领导暨大建校的重任。在一次建校委员会开会时，奇达同志特地邀请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林西同志与会（征地工作属他管理范围）。因暨大建校属省里的首选项目，用地正当，暨大培训的人才，对促进省市经济发展大为有益，林副市长遂当场拍板满足暨大建校用地，将华侨补校以南，黄埔大道以北，铁路以西，现国防大厦西边壕沟以东的地区划归暨大使用。并在地图上用红笔一划，一锤定音。这是对暨大最大的支持，且非常及时，从此暨大校园建设才真正脚踏实地了。
关于建校经费问题。在广州有几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山医学院都是全国招生全国分配；华南师范学院虽属广东，却偏重于培养师资人才；建立省属暨南大学，毕业生将全部留在广东，会促进广东经济的发展。暨大经费首先得到广东省的支持，由广东地方财政拨款100万元。暨大又是面向华侨、港澳台及侨眷招生，更得到中侨委的支持拨款100万元；还得到香港知名人士王宽诚先生捐助100万元。这样暨大初期就靠这300万元起家。
有了地皮，有了资金，便可大力开展学校的基建规划了。最先考虑建教工宿舍（即老六栋）及学生饭堂（蒙古包）。当时在建老六栋时，遇到了困难，学校南边是一片洼地农田，道路不通，基建材料无法进入工地。奇达同志提出建议，挖人工湖，用余泥修筑道路，动员全校师生进行一次有意义的建校劳动，既可节约资金，又使师生得到一次劳动锻炼。当时对挖那么大面积的人工湖无人想到过，也不敢想。奇达同志却有一股大无畏的精神，自信可以办到。会议决定后，当年10月初即开始动工，成立了建湖指挥部，并举行了开工典礼，校长们带头，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开始每人一周一天劳动（当时学校实行5：1：1制度，即学习5天，劳动1天，休息1天），比较松散，进度很慢，效果不理想。奇达同志又提出方案，集中时间劳动，开展劳动竞赛。结果工地上天天熙熙攘攘，热火朝天，你追我赶，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全校师生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于12月下旬完成了总面积1.6公顷的人工湖，人工湖后命名为明湖。同时筑成了通向工地的一条平坦通道。这次挖湖筑路，平均每人只用了6～10天的劳动时间，完成1.76土方。接着他又制定了一个绿化校园的蓝图。当时学校南部初建，没有树木，光秃秃一片，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总务部门，作出规划，选定树种，很快在校道两旁及明湖周围绿树成荫。如今明湖不仅是暨大令人流连忘返的景点之一，而且是战胜困难、艰苦建校的美好象征，也是奇达同志智慧的结晶。
建六栋教工宿舍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时期，暨大资金来之不易，一块钱要掰成两半使用，要非常珍惜，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又遇钢材非常缺乏，基本建设遇到非常的困难，正巧当时华工的老师发明了竹筋薄壳建筑，可用竹筋代替部分钢筋，既省经费也省钢材，经过试验可保证工程质量及居住安全，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经奇达同志拍板，老六栋宿舍及蒙古包学生饭堂都采用了这种薄壳结构。又利用王宽诚资助的100万元建设教学大楼，1960年竣工交付使用。
千方百计扩大教师队伍。暨大重建时，师资力量非常薄弱，虽得到有关院校的大力支援，但仍感不足，暨大开学时，全校教师仅有105人，其中应届毕业生还占不小的比例，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一些课程开不出来，需聘请外校教师临时代课。奇达同志深知，教师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办好暨大的重大问题，他为此千方百计，培训教师。一方面自己动手开短期培训班，前后共开过十多个，定向培育，促其速成；另一方面派老师到外校培训，为下学年课程作准备，作长期打算。在大跃进之后，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他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为加快暨大的发展，立即派我和张恒遇教授去武汉，又派经济学专家蔡馥生同志去上海，到当地教育部门及兄弟院校请求支援教师。结果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从各地调进一大批骨干教师，使我校某些学科的师资得到缓解。特别是经济系得到很大的充实，后来成为广东地区经济学方面教学科研最为强大的一个单位。
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的日子里，人们对历史问题及政治态度都十分敏感，而奇达同志却敢于拍板调入一批因受极左路线迫害而被下放劳动锻炼的、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并且非常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委以重任，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所长。事实证明，这些专家学者后来都成暨大教学队伍中的骨干及有关学科的带头人，有的还是全国颇有名望的知名学者。
在大学里工作，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教师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应得到大家尊重，应有其适当的地位。大家都应有这种认识，并在工作中得到体现。奇达同志常以这种思想引导行政单位的同志，不熟悉大学情况的同志们也都能认同，从而增进了教职工之间的团结共处，合作共事。暨大初办，房舍困难，住房不足，套房尤为缺乏，初建的少数套房首先分给教师。有一部分初来的教师，不得不临时住在学生宿舍里，那里没有专用厨房、厕所，有家属、孩子的更为不便。奇达同志为此感到不安，他常在休息日要我带他到这些老师家走走，看望他们，表示慰问，说明艰苦是暂时的，将来都会改善的。经解释也都能得到这些老师的理解，因为梁奇达那时也住在单间宿舍里。
在经济困难年代，大家生活都是艰苦的，对于教师在油、肉食方面都有一定的优惠。那时副食品都按户口凭证供应。有些教师或因工作需要或因教师本人急于回广东，未经批准便来了，因而报不上户口不能入户，副食品供应也发生困难。这些都在奇达同志关怀下临时在食堂解决。每逢中秋佳节，都要全家团圆吃月饼，没有户口的教师月饼无从供应。当这些教师得到学校后勤以校长名义送来的月饼时，有孩子的家属都感动得潸然泪下了。有人关怀他们，这也是美好生活的内容吧！还有一件事，有几位在外地进修的老师，在经济困难年代，与当地同志共同在艰苦中生活学习，与当地同志一样，他们也出现了营养不良及慢性病。正在这时他们却突然收到邮局送来的包裹，里面是暨大后勤部门以校长名义寄来的生油及咸鱼，这正是雪中送炭，物轻情谊重，使几位老师感动不已。其中一位老师是刚来暨大即被送去进修的。他以为暨大初办，条件基础较差，想毕业后另选他校。毕业后他的想法却变了，他说他未见过校长，但他不想调出而想回暨大了，他对暨大有了感情。以上这些都是奇达同志百忙中注意到的一些小事，但见微知著，细微中见精神。人们都说暨大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凝聚力，这是一个原因吧！
二
我与奇达同志共同工作多年，体会最深的是他言传身教，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建校初期，学校办公的地方只有办公楼三楼的一间房子，遇人来访，就只好在走廊大厅里洽谈。办公处所虽嫌简陋，但同样办理着暨大的筹建工作。在大跃进的年代，奇达同志已40多岁，每项最艰苦的工作，他都亲自挂帅，如带领全校师生筑铁路（通广州钢铁厂铁路支线路基）、挖明湖的劳动。在寒冷的冬天，他以身作则在农田里挖泥挑土，一次能挑起100多斤。他的行动震撼了全校师生，特别是一些习惯在城市生活的侨生，从不习惯劳动到后来都能积极主动参加劳动，来改造自己，大大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在个人生活上奇达同志也是很艰苦的，建校初期，他因无住处，曾在华侨补校教室里把课桌拼起来过夜，天明再把卧具搬走。以后他就住在第八宿舍二楼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单间里，把仅有的套房让给老师们住，家属不能住校，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饭堂用餐，宿舍里连开水都没有。一次王越校长深夜回到宿舍想喝水，在奇达房间连同我的房间都没找到开水，最后我是在张泉林家才为王校长找到一杯开水。这虽是小事，但我记忆犹新。就这样奇达同志在第八宿舍的单间里一住就是二三年。
梁奇达同志不仅是一位艰苦奋斗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位有能力、有智慧的好领导。他思路敏捷、敢想敢干，满脑子新点子。他主持重建暨大的全面工作，善于抓工作的要点和关键点，一抓到底抓出成绩，即所谓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抓住主要的、关键的工作环节，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建校过程中，腾出华侨补校校园、征地、筹措资金、修建新校舍及教学用房等项工作，都井井有条、循序渐进，一环扣一环，互相衔接，有机地连接起来，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
奇达同志善于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来完成当前的重大任务。他总是在关键时刻召开大小会议，提出当前的任务，作周密部署，并细致分工，明确各级组织任务，委托给重大责任，限期完成。并向同志们讲清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克服困难的办法，使大家信心增强，干劲十足，勇气百倍。同时他还善于调动群众积极性，共同发扬革命精神，万众一心来完成当前任务。经他部署后，各级组织、各个部门、广大群众都行动起来了，工作虽紧张点、累些，但大家都工作得心情舒畅，工作得很开心。
奇达同志没有领导架子，喜欢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到专家、教授家中探望，或深入到学生宿舍座谈，和大家一起谈笑风生，平易近人。他对群众充满爱心，师生们也都高兴找他谈心。他在暨大任期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公认的辉煌业绩。但是，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思想指导下，他很多决策是顶着压力作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时期，各地因营养不良患水肿、肝炎的人不少，暨大也不例外。对此学校十分重视，主持学校实际工作的奇达同志更是忧心忡忡，担心师生们的身体健康情况下降，会影响教学秩序正常进行。为此，他力挑重担，把搞好学校师生生活放到议事日程上来，自己亲自抓，不到半年就办起了两个农场、一个菜市场，为学校饭堂提供猪、牛、鱼等食品，改善师生生活。又发动侨生让海外亲人捐献化肥，为支援祖国农业作贡献。而一些县市见我校师生生活困难，也主动提供一些副食品援助，从而办起了服务食堂（即“南洋馆”），为持有侨汇证的学生服务，改善了全校师生生活，增加了营养，水肿及肝炎等很快得到控制，增进了师生健康状况，深受广大师生赞许。这些情况高校党委及省委领导也都知道，还受到过表扬。可是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把上述情况视为资本主义泛滥的违法乱纪行为，给予梁奇达同志极不公正的批判和组织处分。形势所迫，他无奈违心地作了检讨，但对组织上对他的处分，他始终想不通，对处分心不服口也不服，拒不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就这样他于1963年离开了暨大。多少师生员工为他鸣不平，还经常去探望他，但他始终没有在同志们面前发过牢骚或有埋怨情绪。他遭受冤屈，但革命志气坚定不移，对名利看得极其淡薄，从不计较职位高低，组组安排他到哪里，他都愉快地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使大地重见光明，奇达同志的处分还没有平反（1982年才复查撤销对他的处分），又受命主持暨大的复办工作。他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不计前嫌，想到自己要回到暨大，对事业就充满了勇气和希望。而原暨大的教职员工得悉梁校长要回暨大，都感到这是众望所归，寄予极大的期盼，纷纷要求调回暨大。可见他在暨大师生员工中威望之高及大家对他满怀崇敬与爱戴之情。
奇达同志，你的付出，已结硕果，赢得尊重，赢得信任，荣誉永存，风范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