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守文
在《老总怎样抓“好书”》一文中，我提出“‘好书’多了就会有‘书好’的赞誉。因此，‘好书’是‘书好’的前提，‘好书’是产品，‘书好’是名誉、品牌”的看法。那么，作为编辑个体，在抓“好书”这样一个问题上，和出版社老总有何不同？他应该具备哪些理性认知和自觉行动呢？
首先，编辑要有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我们常常笼统地将编辑称为“无名英雄”，这是就编辑这个职业特性的描述。但就编辑个体而言，认识“出身”，即“系出哪门”的问题，却十分重要。出版社因其历史和定位、成就的不同，所传承的文化特点不同，对编辑个体的要求亦会不同。也就是说，编辑个体，从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一个出版社风格、品位。个体反映整体，个体亦影响整体。这就是编辑个体“出身”的重要性。当一个编辑个体，其编辑兴趣、风格、品位与其所供职的单位发生冲突时，这个编辑就须要考虑调换工作单位了。
比如你所供职的是一家通俗类读物出版社，读物以各门各类知识的ABC为特点，而你却是在某一领域学有专长并有着一定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专业知识高深带来的知识涉猎的局限，会使你在策划选题时胡守文（1951—），山西定襄人。历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主任、副总编、社长、《青年文摘》主编。现为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主席。
受限。同时，专业知识的精深，又往往令你看不上这些个小儿科的东西，你会很困惑。再比如：有的出版社，对某一类书情有独钟，时间一长，形成出版长项。在这种情况下，编辑个体自然也更适应出版社这种出版变化的要求，主动调整自己的编辑着力方向。这说明，一个编辑的成长，不是像无人管理的庄稼一样可以“疯长”，而是在稳定的环境和氛围中潜移默化造就的。“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是编辑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了的，也是编辑个体成长的必备素质。
其次，心甘情愿当不署名的“第二作者”。编辑不光是“无名英雄”，而且也是“第二作者”。一本书的成功，背后有着编辑无数的心血，只是有的付出多些，有的付出少些而已。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编辑也是一本书的“第二作者”。他所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也许是策划者，也许是组织者，在作者的授意下，某些是残忍的“刀斧手”——要删砍文章或重新架构和改写。
像《红旗谱》这部当代文学名著，作者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写了几十年才完稿。投寄地方出版社屡被退稿，遂转投中青社。中青社的编辑慧眼识珠，认为是一部难得的上乘之作。在定稿时，编辑将原书稿中间一章的开篇话“平地一声雷”挪作整书开篇的第一句，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此书出版后，作者梁斌先生感动得号啕大哭。这部60年代颇为轰动的作品，是由责编推翻了原书稿结构，和作者一道研究，重新拟定写作提纲，重新创作而成。
从这个意义上说，责编是“无名英雄”，但“第二作者”，应是责任编辑职责和工作的本质揭示。
编辑工作俗称文字工作。其实这是狭义的理解。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更高的一个层面去理解：编辑工作事实上是一个包括文字工作在内的文化创意过程。其核心追求，就是“怎样在‘平庸’中创造‘重点’和‘畅销’”。
所谓“重点”，即为一个出版社的代表性出版工作，“面子”工程。所谓“畅销”，即为一个出版社的代表性工程中的“亮点”工程。
而“畅销书”亦分两种情况，即短时间内对市场形成集中投入，并引爆销售，和长时间内对市场形成较为衡定的销售影响，不断再版，成为“常销书”。“常销书”也是畅销书的另一种表现形态。
作为出版社的常项工作，编辑的基本工作，就是解决控制平庸与创造重点的矛盾。
所谓“平庸”，用我们的行话来形容，就是“不好不坏，又多又快”。出版实践过程说明，对于所谓“平庸”的选题，完全消灭是绝无可能的，我们只能努力做到限制、改造、提升，进而达到改善整体选题结构的目的。而改善就是一种“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定比例的所谓“平庸读物”，也不是完全是副作用，它对“重点”也会有某种意义上的支撑，如推荐管理费用等。
总之，在我们这个创意产业，“点石成金”的高手有，但不多；“点石成金”的行为偶尔有，但不常有。这就决定了经济活动中所谓“二八定律”在出版行业同样适用，即20%的产品，创造着80%的利润，而80%的产品只创造20%的利润。我们“控制平庸，创造重点”的目的和结果，就是要颠覆这一定律。
所以，就一个出版单位来讲，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精力主要放在重点和畅销书上。即要用80%精力去抓出20%的重点和畅销品种，并促进这一比例逐步扩大。用20%的精力去消化和改造80%的平庸产品，从而使这一比例逐步缩小。要促成这样一种局面，关键还是在前者，即在扩大20%的重点和畅销品种上，如何调动运用好80%的精力，从而使自身编辑工作能长袖善舞，别开生面。
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作者的层次，决定着出版社出版物的档次。一个有经验的出版社领导，只要看一看这个编辑手上有没有一批像样的作者队伍，就能知道这个编辑的工作有没有戏。创一流出版社，当然要有创一流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一流作者队伍的挖掘和团结。很难设想，一个二流作家能写出一流作品。同样很难设想，一个老出二流三流作家作品的出版社，能够挤进一流出版社的队伍和行列。中青社原来不出美术类读物。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郎绍君等美术界一批一流专家学者编撰了《中国书画鉴赏辞典》一书，畅销多年，奠定了中青社艺术类出版物的发展基础。上世纪末，由国际知名平面设计家王序先生主编的一系列平面设计书籍，又奠定了中青社大规模涉及平面设计读物的行业领先地位。而由国际知名美术史终身教授王受之先生撰写的一系列书稿，如《美国插图史》《世界服装史》等，彻底将中青社送入艺术类读物出版的前列。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好书造就了出版社。因此，作为编辑，找作者工作极其重要。这是一个编辑从事编辑工作的基本建设，也是编辑必要的基本功之一。有些原本默默无闻的作者，一夜成名，一举成名，靠的就是编辑的“慧眼”。有些名家、大家，为什么肯把稿子给你？靠的就是交心交朋友。有这么一位著名的西北作家，患肝炎住院，辗转病床。竟也有这么一位知名的编辑，无所顾忌，由北京跑去，一连在医院陪侍数天。感动得这位作家说：“你就不怕传染？以后我的书稿说什么也得给你了！”这说明，能征服名家，你还需要一点学识和水平。还有，编辑还需善用出版社的“招牌”，这个“招牌”是出版社的脱俗的理念，出版物的品位，甚至编辑个人的人格魅力。王受之先生第一次交稿中青社六本书稿。这六本书稿是我在美国洛杉矶和王教授初次见面，相谈甚欢“套”出来的。我们包装出版后，在美术界和美术类大专院校引起很大反响。有些院校甚至拿它作为硕士研究生的教学教材。正因为这一次的愉快合作，王教授甚至提出：为方便联系和工作，委托我们为他在出版社附近买一套房子。今后10年内，要为中青社提供20部书稿。
《藏地牛皮书》的作者一直，应该说是一位一流选题的制作者。他撰写并设计的《藏地牛皮书》，开创了大陆自助旅游书的新的表现形态，并引发了一场出版自助旅游书的热潮。这位作者，当年就是手捧书稿来到出版社，开门见山就说：“社长，我是慕名来的。我是在书店看到你们出版的《意匠文字》，非常喜欢，才找上门来的。”一直拿来的这部作品，创造了中青社出版和销售的一个奇迹。
编辑要打开合作共赢的思路。这里所谓的合作，特指近些年在业内日益发展成熟的版权贸易。中国在二十多年前的1986年，首次举办了国际书展。以此为标志，全行业的对外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二十余年来，走过这么几个认知环节：初始阶段。国门打开，中国境内长期累积起来的丰沛出版资源，令港台出版界垂涎，令这一汉文化繁体出版大军掀起抢购大陆版权热潮。业内版权大规模输出，也使当时资本困乏、外汇奇缺的大陆出版界不能不将兴奋点集中于此。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业界开始加大了购买图书版权的力度，这是一个输出和引进版权日趋平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业界对引进版权的兴奋点出现了微妙变化，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和编辑，将目光投向适合自身出版特点的选题。版权贸易，从一定程度上起着丰富、充实、改观、提升出版社选题结构的重要作用。有的社，年引进版权品种上百，版权书已成出版社重要的选题支撑。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中国版权输出翻身。以我为主，打中国牌，打中国文化牌，渐成气候。同时，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开始在中国出版物中体现。中华文化中，西方文化的精髓日益增多。从出版行为、出版物内容的表达、出版物形态甚至出版物发行行为等方面，日益显现中国出版的国际化走向，这就是传统出版基础上的现代出版，即网络出版的重视和出现。动漫、双语、时尚流行等新型出版物和赠阅式发行推广等，都在被国内出版社迅速地接受并试行。
编辑还要加强市场判断。我没有用“市场意识”而用了“市场判断”这样一个词，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就出版业这个特殊行业来讲，提“市场判断”比“市场意识”更容易说明问题，也更能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
30年出版改革，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冲毁了一个“假市场”，培育和生成一个“真市场”出来。
所谓“假市场”，就是指发行改革之前，新华书店对出版社出版物实行总经销的那一套发行体制和办法，即书店依据出版社不足二百字的新书征订简介汇总报数，出版社据此开机印刷并发货。月余后，书店再依据发货数与出版社按死折扣结算。这个办法，自解放以来施行，已建立起一整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运转机制，这个办法后来被业内形容为“隔山买牛”，十分形象。
其实，随着发行体制改革，图书的“真市场”已在逐步呈现并取代了过去的“假市场”。何谓“真市场”？“真市场”是在何时才出现？应该这样说：从新华书店退出图书总推销，出版社开始自办发行时起，“真市场”的萌芽就出现了。时至今日，社店关系已较过去有了根本的调整和改变。经销包退，看样订货，样书主发，折扣浮动等，统统是发行体制市场化改造的产物。“市场的判断”和裁夺，已完全取代了过去的“拍脑瓜”式的主观经验决策。“假市场”向“真市场”的过渡已完结。
“真市场”真正的建立，其标志，就是图书退货的推行和退货率的上升。有些社，图书退货率已达30%以上，直逼日本这样的出版大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市场判断”和裁夺开始起作用了，而我们编辑的思想和思维定势，还多少停留在对过去的温馨回忆之中，还在时不时留恋“假市场”时期那种不愿费力而创造的出版数字“繁荣”之中。
编辑要接受这个“真市场”取代“假市场”的现实，要适应“真市场”对出版社这一创意文化产业的严酷要求，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将关注重点从发行能发多少转向书店退货多少上来。要对退货率相对较低和高的图书选题分别进行认真解剖和问诊把脉，总结经验教训，提升选题策划和鉴别能力。
第二，要将研究兴趣从阅读取向分类分析转向阅读分众市场形成的研究。
第三，要研究“类型出版”的原因及“80后”“90后”作者作家的创作取向和风格，从而找出这类作者的作品易于畅销的原因。
第四，要从单纯研究传统出版物出版规律转向与研究新兴媒体特点相结合的方向，为出版转型积累能量。并从被动型接受新媒体的挑战转变为主动型挑战新媒体的跃进姿态。
编辑个体，如有以上的思想建构，出好书的点子，也许就会喷涌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