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浩正
我做了半辈子编辑，很愿意学学春蚕吐丝，交代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心得。但左思右想，想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只好将三十多年前，刚踏入编辑这一行的情形如实陈述，也许能在我跌跌撞撞的路上，看出编辑追求自我成就时，这角色功能的演化（并不具必然的进步意义，读友不可不察），以及我如何从琐碎而平凡的历练中，一步步强化“编辑力”，才得以在职场幸存。
犹记得卸却戎装（1974），以三十四岁高龄踏入社会，因曾写过评析痖弦诗作《如歌的行板》，经楚戈引荐，进入痖弦（王庆麟先生）担任总编辑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由“退除役官兵辅导会”出资成立）学做丛书编辑。那时候，全是活版铅字拼版，所以发排之前，必须将稿子做到“完全精确”，以免错别字太多，影响进度。
我刚入行，什么也不懂，因此并不负责邀约稿件（那是总编辑的事），只做文字整理、校对、发稿、书介撰写、著（译）者联系、印务执行等基础工作，幸亏有《中华文艺》主编张默和夏楚两位行家在一旁指导，从认识铅字开始学习，才使我勉强留任下来，三个月后，从半天半薪改聘为全职全薪。
不久，蒋孝武（蒋经国次子）介入华欣，公司全面改组，退除役军周浩正（1941—），生于上海南翔，9岁随母亲去台湾。1974年自军中退役后，进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历任出版社编辑、主编、总编辑、顾问，曾任《台湾时报》文艺组主任、《中国时报》副总编辑、时报出版公司副总经理兼总编辑、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总监等；参与创办枫城、长鲸出版社。
人出身的员工几乎全被辞退（一年内又陆续回聘），我侥幸留下，迁升主编，但因人事全非，毅然求去。后经痖弦推荐，进入支持隐地（柯青华先生的笔名）实现《书评书目》梦想的“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下设的“洪建全儿童文学创作奖”部门担任编辑（仍由隐地统筹管理，总负责人是简静惠女士）。
新工作是将得奖作品按时出版，简单地说，是联系高于一切，是个协调者，奔波于作者、设计者和印刷厂之间，也因此勉强熟悉了印制流程和简单的印务。后来隐地引我参与《书评书目》，才有机会观察隐地怎么编出一本内容丰富的定期刊物。在当时文坛上，隐地是少数能写又能编的名作家，这段学习过程，对我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时光。
这个阶段的我，是名副其实的学徒，是亦步亦趋、不敢逾越的跟随者。
此时，隐地的“尔雅出版社”正式成立，王鼎钧的“人生三书”和琦君的《烟愁》《三更有梦书当枕》轰动书市，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在这当儿，远在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服务的高中同学廖文远和朋友成立多年的“枫城书局”，准备发展出版业务，邀我加入“枫城出版社”（1975）。
我虽然在《书评书目》累积了少许编辑经验，但对出版依然陌生，加入枫城之后，立刻面临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该出版什么书？
这下麻烦来了。（20世纪）70年代，书市市场狭小，纯文学书（小说、散文、新诗为主）当道，非文学类的书，几无生存空间，而当红作家我全不认识，即使鼓起勇气开口约稿，有了对方口头承诺，依当时作品结集出版的游戏规则，先在报刊杂志发表，等累积到足够字数才交付出版。通常一等就是一年以上，有点名气的作家，和他（她）有特殊交情的大出版社，一样得依序排队，更甭提小出版社了，它们等到天荒地老，也不见得有机会。
“枫城书局”虽在新竹地区小有名气，但它的声誉建立在供应教辅教材方面，在以店销图书为主的出版圈，仍属生手，也没人认识枫城。认清了这点，我们醒悟过来：在我们的缺点之中，或许隐藏着不同的机会——它没有传承，也就没有牵绊。它的“零经验”反而让它有了随意进出和自由挥洒的空间。兵法上有一条至理名言，曰：“避其实，击其虚。”意思是说，别在竞争者拥有优势的市场和它决战，弱者的一方绝对讨不到半点便宜。所以，枫城应该避开缺乏竞争力的领域，选择一条少人行走的小径——出主流出版冷落（轻忽）的书。
我们远离热区，以非主流的文、史、哲为主轴，同心协力找寻市场突破点。
第一步，从翻译轻、薄、短、小的西方名家作品入手。
张伯权译的《卡夫卡的寓言与格言》《噢，父亲》《俄罗斯文学史》《卡缪札记》、王鸿仁译的《罗丹传》、梅寅生译的吉朋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简明版）、林建国译的赫曼·赫塞的《轻微的喜悦》等陆续出版，没想到风评不错，书市反应也超出预期。
接着，锁定新竹本地作家，打造地区明星，史作柽老师的《三月的哲思》《九卷》等系列著作问世；也出版了洛夫的诗集《众荷喧哗》、吴晟诗集《吾乡印象》。这些书出版后，引起极大回响，佳评不断，口碑迅速扩散。
回想当年，我们所拟订的出版策略是正确的。可惜，我这个从不支薪的义工要求回到新竹全职上班、为自己的事业打拼时，枫城拒绝了，我只好含泪离去。如今扪心自问，以我当时对编辑与出版之肤浅认知，所凭借的仅鲁莽的勇气而已。退出枫城之后，开始了我在台北颠沛流离的职场生涯。然，幸运之神始终眷顾我，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敲开经验之门。
驱使我成长的动力，主要来自环境给予的锻炼。
也许因为我入行时年纪较大，交办事情给我比较放心，我侥幸参与多次创办刊物的任务。最早是“幼狮文化公司”准备办一本青少年杂志《幼狮少年》，幼狮期刊部总编辑痖弦找我去统筹创刊事宜，配合他组成的年轻班底（孙小英、朱荣智、詹宏志、刘嵩），让这群像白纸一般毫无经验的人，放手一搏。若从今天的立场观察，他没找文坛老手和老友助阵，显然希望《幼狮少年》初试啼声时，即能一新众人耳目。
“幼狮文化公司”是负责执行政府青年政策的、半官方机构“救国团”辖下的文化单位，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救国团团主任由蒋经国兼任）见到台湾缺少一本青少年阅读的专属刊物，认为救国团或可填补空隙，因此下达指示：“办一本像《读者文摘》一样的少年杂志。”
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文版，在当时台湾书刊市场一枝独秀，月销量约8万份上下，是排名第一的杂志，内容老少咸宜，是一般人吸取生活新知的窗户之一。若要《读者文摘》变成我们的学习标杆，“像《读者文摘》一样”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自以为是地，从不同角度定义《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是一本趣味性、生活性、文化性以及新知介述的综合性杂志。
《读者文摘》是一本宣扬美国生活方式（文化）与美国立国精神的杂志。
1这时的我，像颗蒲公英种子，随风飘零，经常身处“两个工作之间”，但每次总有两三个机会等在那里。从我壮年踏入社会到退休，前后历练了十七个岗位，最长的待了近八年，最短的只一天半——确实是荒唐、不足为训的负面例子。
2痖弦组织这批初生之犊的布局，旨在打破旧思维的窠臼，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假使我们搞砸了，他的位子可能就不保了，他选择我们，证明外表稳重的他，性格内里其实有极其激进的一面，也看到他拔擢人才的眼光和胆识。没有他破格提拔，没有现在的我。不久，痖弦赴美深造，由名作家王鼎钧先生暂代总编工作。如今这班底各有各的事业：孙小英接掌“幼狮文化公司”总编辑大位，朱荣智做了师大教授，刘嵩成了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詹宏志在文化界叱咤风云，影响力无远弗届。
《读者文摘》是一本向全世界说明为什么“美国第一”的杂志。
《读者文摘》是一本会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相信美国、爱上美国、崇拜美国、追随美国的杂志。
《读者文摘》是一本能革新人生观的励志杂志。
《读者文摘》是一本只传达人生光明面，予人奋斗不屈的正面意识的杂志。
《读者文摘》是造梦者，是一本歌颂美国梦的杂志。……
照这样写下去，凑成一百则也难不倒人。最后，我们把研讨所得浓缩成一个字：糖。因为在那知识匮乏的年代，有这么一本充满异国风采、现代新知，幽默风趣、常识丰富的杂志，太吸引人了，它像“糖”，紧紧粘住读者的眼球。
所谓“像《读者文摘》一样”的意思，经过我们强作解人式的剖析，未来的《幼狮少年》内容走向已经很清楚了：它必须先成为一块糖。杂志里面将看不到硬邦邦的政策倡导八股，要让小读者出自衷心的喜欢它，让老师和家长觉得“开卷有益”，而所有内容都指向一个方向：进取的心和善的力量的展布。救国团高层完全放手，任由我们自由发挥。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拟定宗旨，切割篇幅，分配内页，让专题和文章能契合初衷，兼顾到知识性、趣味性、参与性和娱乐性。
为了避免落入闭门造车的处境，我们邀请儿童文学作家、不同类型的创作者、初中老师、资优生、不爱念书的学生……一连串举办十多场座谈，搜集大家对《幼狮少年》的建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读者的需求。
创刊之后，平实的内容借着救国团在地方上的渗透力度，订单如雪片飞来，订户迅即冲破45000份，心头大石总算落下。
经此一役，我知道编辑这碗饭，我暂时可以捧了。另一次挑战来自《王子半月刊》。
《王子半月刊》是一本纯民营的、日式风格的少年杂志，创刊之初，声势惊人，每期零售量高达5万以上，全省各地的中盘商捧着现金在装订厂门口漏夜排队批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传闻太多，无从判断），从市场节节败退，由名记者唐达聪和赵堡夫妇接手经营。这时候的《王子半月刊》已从全盛时期的16开本、近三百页的篇幅，缩小成32开本、约一百多页、用最廉价的滚筒新闻纸的剩纸印制了。
我应唐先生之邀，研究振兴之道。这本连老板娘在内不到五人的杂志，机会在哪里？
若要彻底翻修，工程浩大，绝非现有人力可以完成任务的，需要引进新的人才和资金，所以，归根结蒂要了解的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唐氏夫妇研商的结果，认为万一改革失败，连目前尚可苟存的现况都不能维持，但人既已请来了，只希望在不增加资金投入的现有条件下，让我尽力一试。
我们约定以半年为期进行改造。
我的挑战是，怎么在半年之内缴出一张亮丽的成绩单？
第一步是广收资料。我去旧书摊收购英、日文不同年级的儿童和少年杂志（都是自掏腰包，没用《王子半月刊》一分钱），常常是将整个年度的旧杂志全部买下。很快地，在被我剪得支离破碎的数据堆，找到机会。
我的做法很简单，说穿了，一文不值。
我从收拢的数据中，分门别类理出吻合杂志属性的主题，做成六期“专号”，以六期专号的名称，征求“季（三个月）订户”。你知道最后的结果吗？短短一个半月内，在既有五千上下的订户基础上，一口气增加了约2500份。
从这一役，我见识到组织力可敬的爆发力，“化零为整”的集合体，能产生1 1＞2的综效。我用仅有的经验，区分“专辑”与“专号”的优缺点和使用时机，对我日后的编辑工作帮助极大。这时，也稍稍碰触到广告与营销，但我并不真正了解。那时的我，“营销”两字还闻所未闻；那时的我，跟文艺圈大多数朋友一样，不读这类书的，同时也无书可供选择（不像现在成了显学之一）。
很快地，我又有了机会。
隐地推荐我去筹办一本新的少年杂志《新少年》。
《新少年》是侨联建设公司出资办的，由出身美国名校的MBA施大邵出任总经理。他是很特别的人，后来我称他为“效率专家”。他像个手上握着秒表、肌肉紧绷的人，事事讲求“精确”与“速度”，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什么是职场上的“一丝不苟”。
基于我不理解的原因，《新少年》创刊时程一延再延，筹备期长达七个月之久，创刊企划案数易其稿，最后完成时，成了万言长卷，细到连细目都一览无遗，这是我生平第一份正式的企划案，曾蒙好友郭泰兄收入其《企划案》一书作为附录。
《新少年》创刊到结束，虽只印了四期（准备的内容约有八期），我个人学到很多。事后反省那些日子，我发现普通智慧的我之所以能苟存于编辑这行，是因为自知笨拙、样样输人，所以只好每经一事，都认真做经验总结，并胡乱杜撰只有自己了解的名词，架构理论，做自我指导之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套怪论。
譬如，做《幼狮少年》时，认为杂志宗旨的设定乃一切之母，瞎编出一套“宗旨论”；在《王子半月刊》体认到“组织力”的妙用和好用；到了《新少年》又自创“位置论”，意思是说，每期出刊的杂志中，每一篇都有它一定的位置，前、后、大、小、单（双）页起，均不可错置。这些心得慢慢发酵，渐渐形成自成一格的编辑心法，虽不足与外人道也，自己可玩得不亦悦乎！
在这贫瘠的基础上，慢慢叠床架屋，新想法不断出现。有一阵子，以为只要设定明确的“编辑理念”，规划好诠释理念的“编辑理路”，问题就解决大半；当我把编辑技巧浓缩在“架构与组合”“型的打造与再造”“局（时间/空间）的运用艺术”“放线/收线”“局部/整体”……似通非通的概念时，连自己都快晕了，直到接触石涛画论里的“壹（1）”，一团乱絮才有了头绪，我发现只要透过“1”进行理解，所有不合理似乎都合理化了。
个人私密的编辑心法，就这样涓涓滴滴积累而成，从无微言大义，也没有惊人之见，平平实实地全都源自经验，拜一次又一次“做中学”，凝聚出可操作的基本概念。
很少人像我如此幸运，得到比同辈的人更多试炼。往后，我参与《台湾时报》副刊的改革、《中国时报》美洲版创报时“副刊”的规划、《新书月刊》创刊，分享王詹共创“远流出版”崛起奇迹……每一次都在检筛过去经验中，用新的思维，找到新的杠杆支点，投入竞赛。
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编辑，成长之路和所有人一样：不断碰到问题，不停寻求解答。问题本质从未变过，问题的答案却可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大大不同了。
我曾在书上读到一则轶事：
有一次，爱因斯坦请助教代发考卷给研究生。助教瞄了考题一眼，忍不住发出异议：
“对不起，教授！这是去年的试题，学生不是早知道答案了吗？”“没关系，你瞧，”爱因斯坦回答，“题目虽同，答案已变。”1的确，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挑战和因应之道，我们这一代跨过来了，亲爱的朋友，面对你眼前的挑战，找到你的答案了吗？
祝你一路顺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