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昕
我不知道书感这个词是不是通用词，我没有见过别人使用这个概念。为了表述方便，我以为需要有这样一个词。什么叫书感？我认为书感是一种悟性，是对书的直觉判断力，对书本质特征的感悟力。简单来说，当一个编辑面对一堆文字和图像材料，他应该懂得怎么编辑，怎么整理，怎么加工，才能使这些材料编得像一本书，一本令人喜欢的好书，一本符合读者期待的书，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就是书感良好的人。
我想从一个例子说起。1997年我在香港工作，当时香港刚刚回归。香港三联书店有一位很有才华的编辑，她今天已经是那家出版社的副总编了，这个人名叫李安，是女编辑。她找我说要编一本书，这本书是她见到一个邮商产生的灵感，那邮商收藏了很多香港珍贵的明信片，有几百上千张，其中不少甚至是孤品，有的是上百年前的，近期的也有几十年了。李安说她想把这些明信片编起来，出一本《香港明信片精选》（1940-1970）。我当时刚刚到香港工作，不太了解香港，她的策划我听了以后很没有把握和信心，但李安非常有策划能力，过去已策划过一些成功的选题，这一次她又非常自信，使我倾向于相信她的判断，让她试李昕（1952—），祖籍四川邻水，生于北京。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校对员、编辑室主任、社长助理，《中华散文》副主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2005年调回北京，现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一试。可是那位邮商是无法独立著书的，他文化程度很差，写出的句子都不通，怎么办？李安说没关系，我让他先写出来，在每张明信片下加说明，然后我帮他改。李安这个人极能吃苦，邮商作为作者，仅仅是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素材，剩下的事全靠李安了，她亲自动手完成了《香港明信片精选》这样一本书内容的定稿和整体结构的安排。她的策划从价格定位、市场和读者对象定位，到开本、版式设计、使用材料、印制效果，具体到什么地方印双色，什么地方印四色，用哪种纸效果最好，用什么形式的装帧最讨巧等等，所有这些都由李安自己亲自策划，最后请陆智昌（阿智）先生来做设计（他现在是国内最著名的图书装帧设计师，当时他是香港三联书店的美术编辑）。陆智昌在设计上又有新想法，新创意，他和李安的灵感一碰撞，精品就产生了：这本书出版了以后，获得了香港图书印制设计大奖。这可不是容易的事。香港图书评奖和内地不一样，内地评一次可以评出十本、几十本书，而香港每年只评一本，奖项的名目就叫印刷设计大奖，结果是这本书评上了这唯一的大奖。另一方面，书的销售情况也很好，在我们当年的新书中，这本书是相当畅销的。
不过是一本明信片精选集，为什么会相当畅销？我觉得这里有三个要素，第一是题材的稀缺性。它的内容具有独占性。这个题材只有作者一个人有，别人没有这个收藏；第二是装帧设计形式上的独特性。它是阿智设计的，阿智是非常非常有创意，才华很高的设计师，在设计中又把李安的策划融入了他个人的风格；第三是对市场预测的准确性。怎么预测的呢？这里包含几个读者群。因为香港刚刚回归，怀旧成为热门题材，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去买有关旧香港的书。这本书告诉你几十年前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是什么样，半岛酒店是什么样，加连威老道是什么样，它激起了怀旧读者的兴趣。另外明信片本身是收藏品，会引起收藏市场的关注。还有一点我们起初并没想到，这本书可以引起旅游者的兴趣，特别是国外旅游者拿它当导游书。我有一次陪着上海来的摄影家，到尖沙咀海边的天桥上散步，站在天桥向下看，有一个老外旅游团，穿着花花绿绿的服装围成一圈，中间站着导游，那导游手里拿的一本书就是这本，正翻开着给大家讲解。原来这本书中有尖沙咀的旧照片和钟楼的照片，导游根据这本书向游客介绍香港面貌的变迁。我马上让同行的摄影家把这个场景拍摄下来，后来放了一张好大的照片挂在三联办公室墙上。从这个小例子，我想说明，书感是对书的内容和形式独特的把握，使特定的内容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并使其成为有良好的市场表现的图书，这就是书感。
我认为越是形式复杂的书，就越是要求编辑具有良好的书感。比如做大型丛书的时候要有很好的策划，而策划者的书感好与不好会使图书的面貌乃至销售业绩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出版社一定要用书感好的编辑策划丛书、画册、图文书。面对同一题材，同样书稿，不同的编辑策划出的图书可能完全不同，原因在书感不同。
可能有人会问，是不是说形式越复杂，设计越繁难、越精细越好呢？不见得。有很多书在设计上外加元素非常多，但实际上是不好的。大量的图片、图板和插入文字把一本书弄得花里胡哨，不一定是好现象。我曾经看到过有一本《红楼梦》的插图本。开本蛮大，里面插了很多绣像，还插了很多小知识和注释，都插在文中，左一个方块、右一个方块，版面上很破碎。《红楼梦》本来就有一百多万字，再插这些东西篇幅就越发膨胀。出版者可能认为这样的设计是一种形式创新，还把书送去参与评奖。其实编辑书感有问题，他没有考虑到《红楼梦》是需要连续阅读的书，插入这么多的附加内容对阅读有干扰。我认为这样的设计在效果上是起了负面作用的。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很多出版社出纪念性出版物，其中有一个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党员干部读本，大家可以想一想编这个读本，它的内容应该是什么样的。作为是专门给党员干部看的普及读物，除了《共产党宣言》的正文以外，或许可以加些注释，附录一些研究性文字，如此而已。但是我看到的这本是插图版。插了什么图？例如马克思在本书开头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书里就插一张欧洲风景。接着马克思讲到耶路撒冷，书里又插入耶路撒冷的照片。讲到伊甸园，还插了一张亚当和夏娃的照片。你们大家听到这里都笑了，的确，这样的书需要这样插图吗？这就是书感不准确的表现。虽然编者也有创意，也标新立异，但这种创新是失败的。我们反复强调，书感是为书的内容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不恰当就没有书感。
并不是只有形式复杂的书才有书感的问题，一本很普通的文字书也有像不像书的问题，这也和书感有关。例如编一个作者若干篇文章的集结怎么编？我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老编辑带我，手把手教我，告诉我怎么把一本书编得像本书，让我受益匪浅。现在很多青年编辑未必受过这样的训练，不知道集子应该怎样编。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就是不能把作品集编成大杂烩，各类文章不能简单地混到一起。或者说各种不同主题的文章需要进行分类，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也需要进行分类。如何分，哪些文章和哪些文章分成一组？那么从目录上应该如何表现？什么情况下要分辑，什么地方目录上要空一行？还有要不要加前言，要不要加后记，要不要上附录，要不要加注释，要不要附参考书目，哪类书要，哪类书不要，哪类书在处理这类问题时的惯例是什么？这些问题全是书感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书感是指书的编辑体例要符合一种规范，就是说这类书通常是这样编的，有规律。现在我到书店去，发现很多出版物一打开目录就能看出这个编辑没受过训练，他不知道文章该怎么分组，怎么分辑，不知道该加什么不该加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要往前排，什么东西要往后排，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书感不足。所以我建议各个出版社在这些方面应该请老编辑给年轻编辑介绍一下以往的编辑规范，这样才不至于发生一些出版物编辑不符合规范的问题。
我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他十几年前写了一本很轰动的书名为《外交十记》，讲他在外交生涯中的十件大事。这本书的内容很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了一个版本，后来钱其琛同志的秘书来找我（我当时在香港三联），希望在香港再出一个版本。我拿到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版本研究了一下，发现有问题。书中附了上百张照片，和文字混排在一起，差不多每个对开都有一张图，我们在香港看到时好多人都笑了，说这种设计错了。为什么呢？这是大众图文书的形式，不符合国际惯例呀。在国际上凡是领导人的传记没有这么设计的，你去看一看撒切尔夫人的传记、克林顿的传记、查尔斯王子的传记是怎么设计的？都是照片集中在一起插入书中。照片很多怎么办呢？可以多插几组，前面插一组，中间插一组，后面插一组，甚至可以插五六组，但不能图文混排，否则就降格做成了大众图文书。后来我们在香港重新出版这本书时，就按惯例将排版体例改了过来。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所要求的书感是要符合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
三联最近出了一本《舅舅杨宪益的最后十年》。这本书是杨宪益先生的外甥女赵蘅在陪伴舅舅的十年中，每天所写的日记编辑而成的。赵蘅是画家，素描画得非常好，就在日记中插了很多素描，这很能增加书的人文情趣。书出得也很有特点，挺漂亮、很雅致。但书出来以后我就把责任编辑找来了。我当然首先肯定他编了一本不错的书，但有美中不足，在哪些方面呢？首先作者太喜欢那些素描了，所以一切都用素描，书中很少用照片。但对我来说，作为读者要看的是一本纪实性的书，需要加强现场感、真实感。例如，杨宪益先生最后十年住在小金丝胡同6号，我就很想见见这个小院是什么样，但是书中没有照片。因为作者就没有想往这里插照片，而她的素描也没有画到这个场景。还有就是书中内容非常简略，因为作者是杨宪益先生的亲戚，每天近距离观察，她记下许多当日新发生的琐事，但也有一些对她来说已经熟悉的事情，或许就不值得记在当天的日记里。但是当她出一本书的时候，光是把日记罗列在一起，很多背景就没有交代，她没有从读者的角度想。比如说读者希望更多地了解杨宪益先生的一生，而书中这样的记述就不多。尽管这十年日记间或也涉及杨宪益先生回忆自己30年代怎么样、40年代怎么样，但这是不够的。所以如果把这些日记编成图书出版，使它能有回忆录的阅读效果，那就需要按照回忆录的要求来补充，有些内容需要追忆，有些内容需要注释，需要在作者的前言后记中交代。一些重要的内容因为写日记的时候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所以没有记进去，但真要出版的时候就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如果作者没有意识到，编辑有责任提醒她。所以我认为这也是编辑的书感没有到位。有时候书感意味着要使图书符合读者对内容和形式的期待，按照读者的需要来做书。
也会有人问，你所谓的书感，要不要加入市场的考虑？我认为是需要的，因为书毕竟是商品，书要卖给读者，市场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一种替读者考虑。比如我们要出给小孩子看的童书，就不能做得太厚太重，让小孩子拿着不方便。我们要做休闲类的书，就要让读者能看得很随意，让他能躺着看，就不适合做精装。如果给老年人做书，字恐怕要大一点。所有这些既是人性化的考虑，也是市场化的考虑，同时是书感的反映。
我到香港三联工作不久，正好赶上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在那个时候香港书业一片凋零，销售业绩下降，市场萎缩了百分之三四十。这时候出版社要生存，需要有一些应对措施。当时香港三联的总经理叫赵斌，是从上海新闻出版局调过去的，有比较丰富的出版经验。他就跟我商量，提出我们主要以蚂蚁战术应对，多出小书。因为小书制作相对容易，定价较低，品种多一些可以保持规模，但出版风险就被分散了。这种方式可以适应读者购买力下降以后的图书市场的新情况。要搞蚂蚁战术，自然也要考虑一些新的出版项目和出版形式。当时我们立即想到文库本，想出一套三联文库。我们研究了一下日本的岩波文库、讲谈社文库，其特点是着眼于普及，定价都非常低。我们注意到现在国内出版界对文库的理解似乎有偏差，很多出版社做的各种文库都偏向收藏，书做得又大又重，这和日本人最初发明的文库本不一样。日本的文库书开本很小，原来这些书在未收入文库之前可能是大书，是精装本，而文库一律用简本、口袋本，主要目的是普及。所以当时我们考虑搞一套三联文库。香港三联当时也有一些多年积累的文学类图书可以用这种方式出版，做成开本小、便于携带的形式。用什么样的纸，做什么样的开本就需要经过测算，也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所以赵斌和我就到楼下书店去考察。香港三联和北京三联一样，楼上是出版社编辑部，楼下是十万品种图书的书店。我们就到书店里看别人特别是日本人怎么做文库，用什么开本，怎么设计，用什么材料。因为文库在日本有一种专门的纸，纸的颜色微黄，他们甚至将这种颜色叫做文库色，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米黄色的胶版纸，所以我们就在米黄胶版纸里面选择，找到一种特别轻，但是很蓬松的优质纸张。这种纸因为蓬松而比较厚，如果排到200页，看起来像300页的书。因为开本很小，每面只排23行×24字，每页552字，十几万字的书就可以排300页，因为纸蓬松，看起来厚，拿起来轻，这正符合文库的要求，让读者可以带在身上，随意阅读。第一批18本三联文库，定价在20到30元间。要知道在香港这是多么低的定价，因为香港图书比大陆的图书定价一般要高三四倍，这种书如果不用这种形式可能要卖到六七十元，但我们二三十元就解决了，走低价路线。这套书出来蛮受欢迎，在市场上站住了。当时香港中联办的一位领导王凤超同志见了我就要这套书，他说你这套书太好了，每一本都是文学类和文化类图书的经典，做得这么小巧，非常便于携带，我出差的时候都是放到口袋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看。这套书出版的成功说明什么？我觉得可以说明书感正确，图书定位就正确。这里的书感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把握住文库本的特点，借鉴人家成功的经验；第二是图书的整体策划要符合读者的期待，读者期待这一类书要便于携带，那么设计时开本就要小，纸张材料就要选择轻型的；第三是出版策划也要符合出版社对经济效益的预期，要好卖，这也需要使点巧劲儿，选择蓬松纸张就是一个好主意。定价低，书仍然很厚，读者就会觉得性价比高。
下面我再说一下怎么培养书感。要为一本书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首先要研究书的形式，包括书的装帧、设计、纸张材料、制作工艺，包括不同的内容在编辑上的形式要求，这些东西都要研究。所以，编辑要了解每类书的形式规范，知道各种不同类型的书别人都是怎么做的，你要去研究，你要去看，才能知道自己遇到这类书怎么编。当然可以有创新，我们从来都是生活在创新中，所谓书感应该说也是允许创新的，但是也要依照规范，切忌出格，不能做完全违反规范的事。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今年香港书展推出一本书，电影明星林青霞写的第一本散文集《窗里窗外》，在香港这本书肯定大火，是一本畅销书，有四个人给他做序，其中包括董桥，也包括马家辉，这本书原准备两岸三地同时出版，从大约两三年前就开始做出版策划，在香港是天地图书公司，在台湾是时报出版社，在大陆是三联书店。书中的稿子，也是那时就到我手里，但到最后我没有出。为什么？其实我还是很看好林青霞的散文，作为艺人，散文写到这种程度不容易，就凭董桥和马家辉肯为她做序就知道她的散文写得是有特点的，绝不是敷衍。内容都是写电影界的一些人和事，书名叫“窗里窗外”，写的是圈里圈外，这些话题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文章也写得比较有情致，比较有意思，我相信这个书能比较畅销。但是林青霞有一个特别要求，从70年代她进入电影界，她一直受到电影界的一位名家的鼓励和关照，这个人名叫张叔平，他并不是导演，而是电影美术师，也可以说是电影美术设计师，这个人在国际电影界名气很大，在香港行内稳坐第一把交椅。现在林青霞要出书，张叔平为了表示支持，自告奋勇要承担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林青霞自然很高兴，她觉得这是她的荣耀。所以林青霞出版这本书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要求两岸三地的三种繁简体版本都要采用张叔平的排版设计。当版权方提出这个条件以后，我答复说需要看一下张叔平的设计稿。大约在今年5月份，我收到设计好的版面稿，一看这设计相当失望。书中有大量的照片，设计师似乎有意对其中一些做了模糊化的处理，或许是为了追求某种艺术效果，这当然也无所谓，尽管我不欣赏这种效果，但可以理解为设计上的一种风格。再看书中的文字怎么排呢？问题就比较大了。首先字排得很大，看上去稀稀拉拉，每面排的文字不一样多，其次是每面上的文字行数也不一样多，有的多几行，有的少几行，再者是行与行可能长短不齐，就是这样的设计，总的来说不像是在排散文，倒像是在排海报。张叔平是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他认为这是创新，他有自己的设计理念，我也尊重他。但我对林青霞的代理人说了，三联书店不能接受这个设计。图片我们可以采用张叔平的版式，但文字一定要重排。当然因此原定要支付给张叔平的设计费我们也只能支付一半。张叔平是大师级人物，他的设计费标准自然很高，但我向对方解释，我要重新设计文字版面绝不是为了省钱。我主要是担心这个设计拿出去会让读者觉得很奇怪，文字为什么要排成这样？行内的读者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外行人排的版。读者的评论并不会因为设计师是名人，是电影美术大师，就变得特别宽容。后来我们和林青霞的版权合作没有成功，自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三联不接受版面设计，是合作谈不成的重要原因。这本书今天没有三地同时出版，只在香港、台湾同时出版，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内地会有人接受出版，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本书。
这说明了什么？图书的形式有一定的规范，不能太出格，不能打破规范，要不然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不像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东西。要想研究这些规范，想学习别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多从港台和国外的图书中借鉴，利用参加书展的机会。如果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最好，去不了的话，看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会有收获。有很多国外以及港台的出版商参加博览会，通过这样的机会以及和版权代理公司接触，经常可以看到外国图书的装帧设计，这有助于编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如果有机会参加海外书展，可以多带一点国外出版社的目录回来，从中可以借鉴到很多设计经验。多研究别人的东西、多研究出版形式的创新会对自己培养书感有很大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