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延亘到道、咸之世，“清道由盛而衰，外则有列强之窥伺，内则有朋党之叠起”，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士人“本其所学，一发于诗，而诗之内质外形，皆随时代心境而生变化”，“这种新变可分为流向不同而影响于近代诗史的两股诗潮。大致而言，一则为取径于宋人的‘学人之诗’，一则为倡导‘志士之诗’的爱国诗潮”。就总体情况来看，学人之诗更能代表晚清诗坛的主流。
笔者将徐世昌《清儒学案》等所载录的晚清学人，徐世昌《清诗汇》和钱仲联《清诗纪事》中所载录的晚清诗人输入电脑中，检索结果发现既是学者又是诗人的共有116位，也就是说晚清典型的学者型诗人至少有如下116人：
梅曾亮、朱琦、冯志沂、刘宝楠、汪士铎、龙启瑞、王拯、戴钧衡、马寿龄、陆耀遹、端木国瑚、林昌彝、谭莹、沈濂、潘德舆、陈庆镛、吴昆田、鲁一同、孔继镕、叶名澧、程鸿诏、梅植之、钱泰吉、蒋光煦、龚自珍、蒋湘南、丁晏、魏源、汤鹏、张穆、郑珍、莫友芝、朱次琦、张文虎、陈澧、郑献甫、曾国藩、何绍基、吴嘉宾、吴敏树、左宗棠、刘蓉、周寿昌、孙鼎臣、郭柏荫、赵绍祖、朱绪曾、邵懿辰、洪仁玕、王柏心、徐鼒、郭嵩焘、黄彭年、俞樾、张鸣珂、戴望、唐仁寿、李善兰、张裕钊、李鸿裔、李榕、李文田、王韬、吴大澂、曾纪泽、张佩纶、孙诒让、陶浚宣、吴汝纶、张之洞、王先谦、黄嗣东、简朝亮、叶昌炽、朱一新、李慈铭、董沛、黄国瑾、皮锡瑞、林纾、黄遵宪、缪荃孙、柯劭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冯煦、吴庆坻、蒯光典、陈毅、严复、范当世、郑观应、王国维、章炳麟、沈曾植、文廷式、王闿运、王树枬、丘逢甲、朱祖谋、吕碧城、汪兆镛、吴梅、容闳、唐文治、翁同龢、夏敬观、陈三立、梁鼎芬、许景澄、盛昱、叶德辉、蔡元培、刘师培、罗惇曧这些人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良好的诗人禀赋，将学人的学识和诗人气质合而为一，所创作的诗歌独具一格，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和“学术色彩”。从他们“诗”、“学”的影响力来看，晚清学人之诗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诗”、“学”兼擅的学人之诗，他们学有余力，旁通多门，诗学固然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之内；他们有大部的学术著作，也有专门的诗集，在晚清学坛和诗坛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诗歌对他们来说不全是“余事”，如程恩泽、祁隽藻、郑珍、何绍基、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诗歌。二是不以“诗”名的学人之诗，他们大都沉浸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中，肆力专精于学术，对诗歌创作不太用心，学名大于诗名，诗名往往为学名所掩，他们在学术上的地位让人敬仰，但诗歌却少，且不甚佳。他们的诗集比起他们的学术著作，明显更苍白单薄，有的甚至没有诗集，只有偶尔的吟诵之篇保存下来。他们诗学深，诗功浅，如朱次琦、张穆、郭嵩焘、陈澧等人的诗歌。三是以“诗”而名的学人之诗，他们并非专习学术、精研典籍的学问家，他们爱好广泛，对诗、书、画等艺术也有深厚的兴趣，因而能把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上，“以学人而入诗派”，他们在学苑的影响相对较小，不以学而显，其诗集比起学术著作，在世间流传更广，如龚自珍、黄遵宪等人的诗歌。
在清代繁盛学术文化背景的带动下，晚清学者型诗人的诗歌创作仍旧处于以学问为诗的惯性状态，身兼诗人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士人大量涌现，构成了晚清诗坛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晚清学者诗人的创作，作为他们学术生命整体的有机部分，不独是晚清学人在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中个体情感心灵的艺术表现，具有审美的和文学史的重大意义，也是晚清学术发生发展的生动反映，具有学术史的重大意义。
关于晚清学术的衍变，有关研究者作了总体的概括：
许郑遗书翼《六经》，贯穿群言如术蚔。绝学沈霾二千年，阎（太原）惠（元和）段（金坛）王（高邮）延其祀。就中精博推二竹（朱、钱），宛溪方舆金匮礼。天台独绍郦亭业，梅江算术尤亶亶。大宗应数顾黄王，并时鼎立时角犄。直将汉宋冶一炉，余子鹿鹿诺与唯。嘉道学风稍变更，伟思奇论惊神鬼。仁和邵阳真天才，独为俗学扫糠秕。目光炯炯言炎炎，陋儒咋舌吓欲死。……于是欧学正东渐，新书洋洋夸瑰玮。闻所未闻见未见，旧学当之则披靡。电丝蛛牵密回环，汽车蛇行走逦迤。呼吸息息通环球，东西万里犹咫尺。输攻墨守奚足云，邹衍谈天言非侈。声光电化妙入神，余艺刻画及轮梓。生物二理剖尤精，千状百态数可纪。小之目力詧微尘，大之思想穷无始。即论哲学亦卓绝，远源别派互嬗递。梭（梭格拉底）孔亚（亚里士多德）孟辉后先，诡辩怀疑更排抵。归纳演绎标二宗，笛倍论理有变体。康（康德）边（边沁）诸子稍后出，精理名言味如醴。物心同异分多元，主义各各新壁垒。孟鸠卢骚实先觉，为民请命天所启。《民约》狂论破天荒，精义远出子舆氏。漆室一灯光荧然，清议奈何蒙不韪。英伦二杰（达尔文、斯宾塞）人中龙，嘘喝云电露爪尾。昌明公理了聩聋，人群进化固应尔。
这段话分析了晚清学术在此前的经史实学中萌生出今文经世之学，再由中国传统之学转而浸染西学。
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分为四个时期：顺、康间为第一期，雍、乾、嘉间为第二期，道、咸、同间为第三期，光绪间为第四期。“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其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弛，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为纯正经学，名龚、魏一派为应用经学，虽似戏言，实确论也。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梁氏认为从顺、康到乾、嘉时期的学术受专制统治的压抑，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埋头于考据校勘之学。道、咸、同时期由于处于多事之秋，专制统治有所松弛，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依托今文经学的经世思潮。光绪时期，由于时局多变、外患急增及与西方交往，于是忧时之彦，欲变革图强，主张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出现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思潮。
受时局的变幻、学术文化思潮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清代的诗风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以清中叶前的传统学人之诗作为参照点，晚清的学人之诗多姿多态，不同学者诗人群各有偏重，表现出四种呈依次流变的态势：一是传统学人之诗的延展；二是传统学人之诗的转型；三是传统学人之诗的新变；四是传统学人之诗总体上的终结。
由于诗文化自身的惯性，传统学人之诗的延展无疑是晚清诗坛的主流。这一诗人群体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群体：一个是宗宋的，主要集结于道、咸时期的宋诗派和光、宣时期的“同光体”学人，“晚清诗家，多为宋人一派”。他们延续乾、嘉学者的治学宗旨和途径，“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他们的诗歌“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代表着晚清传统学人之诗延展的主流方向，也是晚清“学人之诗”的主体。另一个是非宗宋的（宗“骚选盛唐”），虽身为学人，“皆学术湛深，牢笼百氏”，其诗歌却不以学理为重，“与宋殊途”。非宗宋派学者诗人虽注重对前人格调的学习，却不太喜欢以学入诗，他们的诗歌不是典型的学人之诗，他们是以学人身份作诗人之诗，其诗歌不能代表“学人之诗”的主流方向。
下文将对代表传统学人之诗主流方向的宗宋派学人之诗作专章详细论述，这里对不能代表传统学人之诗主流方向的非宗宋派学人之诗作个简要的述说。
前面讲过学人之诗有“学之别体”和“情志心声”两种范式。晚清学人之诗当然也存在着这两种范式。喜作“学之别体”之诗者主要集中于宗宋派学者诗人，喜作“情志心声”之诗的学人的诗学观和审美取向不同于宗宋诗派学人，如朱次琦、缪荃孙、柯劭忞、简朝亮等学人的诗歌都不喜以学入诗。朱次琦的诗歌“韵高而意远，树骨汉魏，取神初唐”（潘飞声语）；柯劭忞“以诗为余事，以学赡才高，不肯作犹人语，故风骨高骞，意境志澹”；最重诗歌意境的王国维认为“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为正宗，且所造甚高”（郑逸梅《艺林散叶》）。他们诗学深、诗功浅，在诗学研究上下的工夫比诗歌创作要多且深，深得《诗经》及汉魏古诗风雅之旨。偶尔吟诵，自抒所得，不以腹笥充塞篇章。下面以王闿运的诗歌作为这类学人之诗的代表略作分析，以求管中窥豹。
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幼好学，质鲁，日诵不能及百言，发愤自责，勉强而行之，朝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解，不寝。年十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考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所用。二十八而达《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遂通诸经，潜心著述，尤肆力于文。闿运刻苦励学，寒暑无间，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遇有心得，随笔记述，开明奥义，中多前贤未发之覆。尝曰：“治经于《易》必先知‘易’字有数义，不当虚衍卦名。于《书》必先断句读，于《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宫，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又曰：“文不取裁乎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义。”又尝慨然自叹曰：“我非文人，乃学人也。”……其所著书，已刊者：《周易说》十一卷、《尚书义》三十卷、《尚书大传》七卷、《诗经补笺》二十卷、《礼记笺》四十六卷、《春秋公羊传笺》十一卷、《谷梁传笺》十一卷、《周官笺》六卷、《论语注》二卷、《尔雅集解》十六卷，又《墨子庄子鹖冠子义解》十一卷、《湘军志》十一卷、《湘绮楼诗文集》及日记等。熊希龄赞王闿运曰：“楚学离中原以独行，读《湘绮全书》，直接汩罗大夫、船山遗老；教育先政治以革命，张《公羊》三世，实启西川弟子、南海名人。”杨度颂其师（王闿运）云：“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王闿运反对近代宋诗派。汪辟疆说其论诗旨趣“皆显然与‘同光体’派诗家异趋”，钱仲联也说他“宗法八代，下及盛唐，与晚清‘同光体’分道扬镳”。王闿运认为汉魏诗法最好。所谓汉魏诗法，就是“以词掩意，托物寄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非可快意骋词，自仗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王闿运不但主张模拟汉魏诗法，还欣赏南朝诗法。他说：“宋、齐游宴，藻绘山川；齐、梁巧思，寓言闺闼：皆知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周，犹可讽诵，近代儒生，深讳绮靡，乃区分奇偶。轻诋六朝，不解缘情之言，疑为淫哇之语，其原出于毛、郑，其后成于里巷，故风雅之道息焉。”这是说南朝的山水诗和宫体诗也是“养性情”的，它们的“婉而多思”的诗法，和汉魏诗的“使吾志曲隐而自达”的诗法一样，都值得后人模拟。所谓“近代儒生”，就是指道、咸时期的宋诗派和“同光体”的诗人，他们和两宋诗人一样，是不把爱情写到诗歌中的，且不知道南朝的抒情诗只是寓言。
作为湖湘派学人，王闿运的诗歌受到王夫之的影响。他的诗歌中没有考据诗，也没有清人最喜欢作的题画诗。他虽经史功底深厚，却少有经史论学诗。诗歌很少有序，诗中极少夹注，不用僻典。
如果要说王闿运诗歌的学问化因素，只有两点：一是他的诗歌审美对汉魏六朝诗作了形而上学似的习取；二是他的一些诗歌体现出他深厚的国学功底。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试看《生理篇拟曹子建体》：
生理各如寄，况我适异邦？宵寐且容席，朝坐亦对窗。风雨相荡迫，端居日匆匆。想望章赣波，浩浩自成江。精魂不可逾，怨彼往路穷。
往路何岧递，故乡郁霾氛。蛮越构祸端，矜戟乱边屯。永衡绝通轨，连岩上参云。征驹尚玄黄，揽辔惮悲辛。
悲辛复奚辞，我友在远方。远方何所恨，丧乱焉有常？婴世惧岐途，独愿恣徜徉。穷鱼失故渊，离兽走连冈。鸱鸮鸣庭树，腐鼠惊雏凤。举瞩无旧物，却曲悲楚狂。
楚狂犹能歌，鸣凤久已歇。商飚起中夏，庭树坠黄叶。殊音匪我亲，言发自玄惵。行行至穷巷，经日见鹑结。败坦塞曦阳，隙溜滴残阙。所遇增感哀，还归坐悲慑。
还归当语谁？新知近相从。惓惓握手欢，颇欲诉微衷。世俗匿深情，酬好变诚忠。居者复几人？行者扰转蓬。况此曀阴时，咫尺怨不逢。怅怅畴昔怀，仿佛呈音容。良会不可期，泻水徒西东。
西东会有时，人生信轻离。出门别亲旧，车马如云驰。白日照黄土，班马鸣回飔。高丘一登望，策辔临堂垂。平生自努力，慷慨有余思。谋身尚难工，宁暇及人为？感兹悟身世，已矣勿复疑。
无疑扰有忧，栖栖更何求？百年如转丸，独为智者愁。巧拙互穰穰，天命更相仇。彭殇本妄喻，何者谓蜉蝣。澄心念静理，岂不慕蛩周？投笔起彷徨，知我庶勿尤。
所谓的“拟曹子建体”，是指模仿曹植《赠白马王彪》七章的形式，亦即诗法。曹诗为逐章蝉联的辘轳体。虽分七章，实为一篇，所以用这种首尾相衔的句式，使全篇一气连贯，表现出一种回环往复的音调美。王氏《生理篇》亦分七章，完全采用曹诗的形式。王闿运之所以要在形式上模仿曹诗，主要是内容上的需要。这种诗体，便于叙事、抒情、写景、议论。这一形式，也非曹诗首创，而是模仿诗经《大雅》中的《文王》和《既醉》。曹植此诗流传后，南朝刘宋的谢灵运两效其体，且有变化（一为《酬从弟惠连》，一为《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
王闿运认为模拟习得的出现是诗歌艺术合规律的发展。他说：“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返，始兴明派，专事模拟。”这里要注意的是“诗法”，他所理解的“明派”模拟的只是诗法，亦即形式方面的模拟，与内容无关。也就是说，从格调上去模拟古人，表达的却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他主张：“不失古格而出新意。”他认为：“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他的理论是：“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古人之诗，尽善尽美矣，典型不远，又何加焉？”他以“乐必依声”为喻，“依声”即照谱唱，至于唱的内容，则不拘限。
王闿运诗宗汉魏六朝而反对宋诗，除了艺术旨趣上的考虑，还有政治、哲学上的原因。晚清陷于空前的外患内忧之中，极像两宋的积贫积弱，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力图自强，王闿运还企图在文学上追踪汉魏，以求振大汉之天声，因而鄙弃感情内敛而无雄飞壮志的宋诗。
第二个问题是王闿运的一些诗歌体现出他深厚的国学功底。如《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
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扬帆挂浮云，拥楫玩波涛。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荡开荆扬，潨淙听来潮。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嶕峣。波灵翳桂旗，仙客閟金膏。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
在谈论这首诗时，王闿运说：“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此语发自梁简文、刘彦和。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敝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言，又腐冗叫嚣而不成章。余幼时守格律甚严，矩步绳趋，尺寸不敢失。及后贯彻，乃能屈刀为镜，点铁成金。如此篇皋、潮二韵，是考据也。自秦以来，说九江者多误。断以《史记》庐山观九江，而《禹贡》大明。‘江汉朝宗’之语，毛诗传谬说，而郑康成因之。宋儒好驳古人，独奉此为不刊之解，欲以戒强侯，惩荆蛮，迂诞甚矣！舜、禹至圣，岂欲荆人奉朝贡而预忧其不宗耶？且不颁为科条，而为隐语于报销册中，尤为可笑。故因以潮澴解之。江、汉盛涨，吴、越水乡，滔滔千里，海潮逆上，至于浔阳。言‘孔殷’、‘朝宗’者，告成功而防涌溃也。‘阳鸟攸居’，亦不足记，圣帝圣相，何取于鸿雁之知时？此又儒生浅陋之见，故又释为阳岛。岛者，水中之山；阳者，水北之称。言江、汉安流，而江北山陵不复怀襄也。廿字中考证辩驳，从容有余，若不自注，谁知其迹？熔经铸史，此之谓也。”
关于《禹贡》的“朝宗”、“孔殷”、“阳鸟攸居”和《诗·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毛诗、郑笺及后诸儒解释皆有误，王闿运却用“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荡开荆扬，潨淙听来潮”，把《禹贡》和《诗·沔水》这几句话解释得合情合理。对《禹贡》的“阳鸟攸居”也作了新解，同样平实合理。特别用五古形式来作考证，又做到了“以词掩意”，像他所说：“若不自注，谁知其迹？”但王闿运绝不同于翁方纲等人的考据诗，他只是把考据的结论写入诗中，但绝不在诗中述说考据。
以王闿运为代表的这类“不专宗宋诗”的学人在诗歌创作中都有复古的倾向，唯因复古，故深得“三百篇”之旨趣，继承汉魏诗歌简古高澹之风，深知“诗者情而已，情不足者乃说理。理又不足者征典故”之端委，保持着古典诗歌的抒情言志的本色，守望着古典诗歌初始阶段的艺术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