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要抒情文体，经历了璀璨多姿而又波澜起伏的演变历程，发展到近代已是暮霭余晖，其自身对思想内容、功能体用以及艺术手法的“潜能发掘”也已趋于极致。近代诗坛的主体宋诗派高远的诗学理想和实际的创作缺陷，有力地说明了古典诗歌在清代以学问为诗的途径上难有新的拓展。他们提出恶熟恶俗的诗学主张，力图使学问与性情完美融合，使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有机结合，试图超越清代前期宗宋诗派（尤其是浙派），但是他们的尝试和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他们在实际创作中轻视诗歌的情感特征，大量以学入诗，诗歌成为他们阐发学问的工具，在语言形式上艰涩求新，将古典诗歌推上了艰僻险怪之路。
晚清前期，道咸宋诗派学人诚如陈衍所言，“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磵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文端（祁隽藻）学有根柢，与程春海（恩泽）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绍基）、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大体上说来，道咸宋诗派是延续翁方纲等人的诗路，偏向于以专门的考据之学入诗，且把考据学的思理方法引入诗歌写作之中。
光宣“同光体”派学人走的诗路则更近厉鹗等人的路子，喜用僻典，不用熟典，刻意避熟就生，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反对模拟，用典琢字朝生、僻、怪、碎的方向发展。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咸宋诗派和“同光体”派学人这群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并未完全突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樊篱，竭力欲凭学术思想传统的经籍之光来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这样只是增添徒劳无功的叹惋，为自己在后人的眼中赢得保守落后的名声。他们也没能在古典诗歌学问化的路子中走出新径，只是在这条道路的尽头踩出了蜿蜒前伸的小道，虽使之又呈现出某些新的气象，实际上却是传统学人之诗的延续。钱仲联先生说：“清中期以考据为诗的诗风，这时（指晚清时期）却又以学人之诗、诗人之诗合而一之的面目重又出现于诗坛。”严迪昌先生说：“晚清又复一度呈现的‘学人诗’，只能说是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现象，无论就文化背景或诗体自身的生命历程看，均属病态景象。”陈居渊也说：“晚清祢宋诗学泛化，以考据入诗，重蹈‘肌理’说的覆辙，成为传统诗学的绝响。”这是很有见地的肯綮评价。
第一节 道咸宋诗派学人之诗概述
道咸宋诗派的主要作家大多为学有根基的汉学家或兼攻汉宋的学者。他们以朴学家兼诗人自居，如程恩泽、祁隽藻、郑珍、莫友芝、何绍基等都以学人兼诗人而称名于世。不过他们的朴学研究，就其总体而论，仍是遵循乾、嘉之学，可以说是乾、嘉之学的余绪，乃“前朝遗曲”。正是基于深厚的学术素养，晚清宋诗派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必然选择走学人与诗人合一、学问与性情融合的道路。乾隆初年的方南堂在《辍锻录》中便有“诗人之诗”、“学人之诗”与“才子之诗”的区分，但有意识地以学人之诗来充实诗人之诗、解救才子之诗，是到了道、咸时期的宋诗派那里才明确提出的。
程恩泽和郑珍的诗歌后有详论，下面简述一下祁隽藻、何绍基、莫友芝的诗歌。
祁隽藻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学寝馈经史，钩玄抉微，学问淹通，考证赅洽。陈衍称他是“道、咸间巨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底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翁同龢称他“深于汉学，于宋儒之说，亦能条贯靡道。不仅以词章考订见长也”。祁诗“以学为诗”更多地体现了其文史嗜好和朴学趣味，如《战国策书后三首》、《读货殖传》、《观文信国公上包宏父箚子歌》、《福州督署观右旋白螺歌》、《题三百三十有士亭》、《题壹斋师饯书图》、《题张石洲烟雨归耕图》等诗，杂综文史，议论纵横，徐世昌所谓“论古述今，每关掌故”者；而《读本草》、《书太原段帖后》、《题说文解字大小徐本》、《题唐崇福寺陀罗尼幢》、《自题亭图》等诗，对所写对象探源溯流，追本逐末，精于考订；祁诗咏物，诸如时辰表、玉面狸、豆浆、豆渣等，都在其列，即如孙儿种痘，他还专写《痘歌付彭孙》，详考中国治痘方法的演变发展，并对病源作出推断，显示了朴学家的科学精神，堪称一部带韵的“治痘简史”。对事物的详细考索和分析条贯，朴学的精神和方法渗入诗歌而形成其学人之诗的特征——“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有论者曰：“祁文端为道咸间巨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底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常与倡和者，惟程春海侍郎，盖劲敌也。”
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三人均出自程恩泽门下，他们不仅是晚清宋诗派的中坚，更是著名的朴学家，在经学、小学方面用力极深。
何绍基“通经史，精律算。尝据《大戴记》考证《礼经》，贯通制度，颇精切。又为《水经注》刊误。于《说文》考订尤深。诗类黄庭坚。嗜多石，精书法”（《清史稿》卷486）。他集学者、诗人、艺术家于一身。作为学者，他“嗣于经史、说文、考证之学嗜之日深，虽不废吟咏，非所专习也”，主张广收博取，“地盘最要打得大”，“书卷议论，山水色相，聚之务多，贯之务通，恢之务广，炼之务重，卓之务特，宽作丈量，坚作筑畚，使此中无所不有，而以大气力包举之”。何绍基非常重视经史之学，认为经史之学离不开考据，他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当读者何书？经史而已。六经之义，高大如天，方广如地，潜心玩素，极意考究，性道处固启发性灵，即器数文物，那一件不从大本原出来……故读经不可不考据，而门径宜自审处。恃孔、贾之符，倚程、朱之势，互相诽薄者，皆无与于圣经者也。子史百家，皆以博其识而长其气……知此意，则经史之学，可做成一贯矣。”
何绍基“平日既肆力于经史百子，许郑诸家之学，其所为诗，不名一体，随境触发，郁勃横恣，非积之厚而能达其意所欲出者不能尔也”。他认为博览经史，精湛考据有助于作诗，“作诗必须胸有机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从性灵上体会，从古今事理上打量……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有谓作诗文不当考据者，由不知读书之诀，因不知诗文之诀也”。“故其为诗也，广博衍奥，食顷数百言，不假雕琢，而浩气流行，充塞满楮”。何绍基一欲师古而不俗，一欲变脱而发展，故其以学问求诗的不俗，以考据求诗的变脱，却导致了艰涩险怪、佶屈聱牙的艺术倾向。
他的以学入诗主要体现在其金石考据诗中，可谓“钟彝奇字”、“发为韵语”之作。其作诗刻意追求力度，追求硬朗古拙的质感，如石鼓、石龟砚、瘗鹤铭、高君碑、龙香御墨、延年益寿瓦当、竟宁雁足灯等，一望其诗题，即觉铜锈斑驳，苔藓满目，充满荒寒古怪之意。如《石龟砚诗，为张石洲同年作》云“脉脉跂跂龟来前，其形盘姗质浑敦。世人见之笑怒嗔，你不放之莲叶间？或支床脚便睡眠，又可佩厕珞琚环。而顾令与书册邻，龙宾虎仆为因缘”（《东洲草堂诗钞》卷6）。何绍基的考据诗大都为古体长篇，有的前有长序，有时候自序的长度超过了诗，喧宾夺主，诗句后又有较多自注，如《题竟宁雁足灯款识拓本，为潘玉泉作》，“就‘足’、‘胥’二字义演成一篇”，全诗仅117字而序文长达674字，约为诗的6倍，自注也颇多，有一条竟长达60字，如此一来诗歌倒成了考据文字的点缀。又如《竟宁铜雁足灯诗，用厉樊榭韵三首，寄六舟上人》（《东洲草堂诗钞》卷6），诗序近900字，考证雁足灯上铭文释义，并用诗歌辩驳厉鹗的观点，使这首诗学者气浓而诗味寡。
莫友芝出身经学世家，父亲莫与俦为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任遵义府教授，“创祠汉三贤于学宫左，日以朴学倡其徒”，是当时西南著名的朴学家。家里藏书甚富，“入其室，陈编蠹简，鳞鳞丛丛，几无隙地。秘册之富，南中罕有其匹”（郑珍《郘亭诗钞序》）。《清史列传》卷69称莫友芝“少承庭训，会通汉宋两学，于苍雅故训、产经名物制度，靡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家之说”。徐世昌《晚晴簃诗话》说他“经籍碑版，论定详审，开后来五十年风气。穿穴贯丳，多前辈所未逮”。莫友芝喜治经，尤尊许、郑学，而长于史、地之学，曾应曾国藩之邀，在江南官书局校雠典籍十余年，所著《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填补了目录学的空白，在中国目录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当时学界，他与郑珍齐名，时称“郑莫”。翁同龢说他的诗“不失涪翁（黄庭坚）质厚为本家法”。陈衍《石遗室诗话》说他的诗为学人之诗，长于考证。如《芦酒三首》是对杜甫《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中“芦酒多还醉，宋庄绰鸡肋”的“芦酒”一词的考证。三首七律诗对芦酒的色、香、味进行了渲染。诗后附有近两千言的长注，考证了芦酒的名称、演变、酿造方法及各地怪异的风俗习惯。说事训诂，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显示了诗人的渊博。如《芦酒三首》（之二）：
烧瓮滴淋征岭表，谓居辰水钓藤先。
岂知瓶笛关西法，远绍炉筩粟米传。
多始醉人宜小户，歇难全美戒轻。
豪吞细吸从吾意，何事旗枪斗茗烟。
（《郘亭遗诗》卷3）
通过阅读诗后注可知，诗中所谓的“烧瓮”即指酿酒的方法，“滴淋”则谓饮酒的方式，“钓藤”系芦酒别称。如果离开其诗后所注，则难以读懂。
《甘薯歌》（《郘亭遗诗》卷3）亦具有此种倾向，考证出甘薯本“黔南旧产”。诗中“后来图经从逸逋，汲绠渡海还生诬”句，即对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的番薯“自海外窃取薯藤，纹入汲水绳中，渡海分植闽广境者”的辩误，数典溯源，论证甘薯本黔南旧产。他的《红崖古刻歌并序》（《郘亭遗诗》卷6），其诗前序有一千多字，叙述“贵州安顺府永宁州西北六十里诸葛营后山上”红崖石刻的概况，诗约八百字，句中又多夹小注征引旧籍甚至古文字，考证了石刻的缘起、内容、保护和文物价值。钱仲联先生说他是“以考据为诗之流习典型者”。
莫友芝论诗重学，他在《巢经巢诗钞序》中说：“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裁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又曰：“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宗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赞扬老友郑珍“遍综洛、闽遗言，精研身考……于诸经疑义，抉摘鬯通，及小学家书经发明者……才力赡裕，溢而为诗”。他认为儒家诗教本于宗经征圣；古今著名诗人都是学有根柢者，故其诗隽伟宏肆。
程、祁、何、郑、莫诸学人处“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受时代和学风的影响，他们的诗歌涉及实务之学，指擿时弊。在这一方面，他们与同时代经世派的诗歌是一致的，部分诗歌其实也就是经世之诗，他们自觉地将诗歌指向现实政治，关注国运民生。
第二节 首开道咸宋诗派学人诗风的程恩泽
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翕县人。曾从经学家凌廷堪游，治汉学。嘉庆辛末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迁贵州学政、湖南学政，四川、广东主考，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官至户部侍郎。有《程侍郎遗集》十卷、《国策地名考》二十卷。
程恩泽学问广博，自经史至天文、地理、金石、书画、医算，无不涉及，尤精许氏《说文》。《清史稿》卷376称其“于六艺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舆、壬遁、太乙、脉经莫不穷究。谓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谓发明绝学，而仪器则罕传，欲修复古仪器而未果。诗古文辞皆深雅。时乾、嘉宿儒多徂谢，惟大学士阮元为士林尊仰，恩泽名位亚于元，为足继之”。
一、程恩泽的诗歌理论
程恩泽推崇“学人之诗”。就他而言，“学人之诗”包含四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就诗人自身而言，必须学问根柢深厚；二是引经史考据之学入诗；三是诗中多用经史典故，讲究字字皆有来历；四是论证确凿、洽切。
程恩泽认为学问与性情合一、考据与性情无碍。两者结合得好，反相得益彰。他的这一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金石题咏汇编序》中。他说：
或曰诗以道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深厚？况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与经表里，可补经阙；乐石之最古者与金同，其文字与史表里，可补史阙。宋人弃训诂谈义理，自谓得古人心，不知义理自训诂出，训诂舛则义理亦舛，又史传年月官系之紊，非碑石不能证，譬若群子姓议祖旧，忽引一数百岁人在侧，哑然指其妄，而议者纷纷退矣。然则吉金乐石有关于经史如此，宜自唐宋以来题咏不绝，至我朝尤盛也。况训诂通转，幽奥诘屈，融会之者，恍神游于皇古之世，亲见其礼乐制度，则性情自庄雅。贞淫正变，或出于史臣曲笔，赖石之单文只词，证据确然，而人与事之真伪判，则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遗集》卷7）
他的《癸巳类稿序》叙其友人俞理初（正燮）稿，极力主张学问，为学必“寝馈经史，旁通诸子百家九流”，考据当“征之于诸子百家九流，有时而穷，则援及释典道藏以为助”，只有这样，才能“引证赅洽”，“无一误事误言”（《遗集》卷7）。在《潘少白文稿序》中他通过揄扬潘少白来表明学问对诗文的重要性，指出只有“负兼人才学与艺靡不通，足迹穷宇内，政事、人理、物情靡不达……探六经群史诸子百家之奥，涵泳得义理，损益得法度，出入得锋距”，才能“性情正，功力厚”（《遗集》卷7）。
总之，程恩泽将性情和学问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认为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离骚》就是以学问为诗的典范。“《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以此来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并进一步指出性情对学问的依赖关系，“学问浅，则性情焉得深厚？”“性情又自学问中出”。无疑，在性情与学问的诗学二元价值论中，他更强调学问的价值。如果再看他在诗歌创作中的实践，首学问、次性情的价值观体现得愈加明显。
他认为义理是学问的核心因素，要明义理，必须通过考据；金石考据是考据中最可靠、最有价值的途径之一，“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与经表里，可补经阙；乐石之最古者与金同，其文字与史表里，可补史阙”。诗歌以学问为根基，就必须明义理，因而也就离不开考据；金石考据自然是诗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题咏汇编序》是自翁方纲后，考据诗派对自身诗学价值思考的又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体现了程恩泽作为汉学家的本色。
但程恩泽与清中叶时期以翁方纲等人为代表的考据诗派不同，他虽然十分重视学问在诗歌中的作用，甚至在创作中还表现出首学问、次性情的倾向，但他没有忘记性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他在论诗时讲学问的重要性必然会提醒性情在诗歌中必不可少；在诗歌创作时大量引学入诗也没有忘记“诗思”。他没有把诗歌作成押韵的学术文章。在嘉、道诗坛上，他提倡的是学人和诗人合一的诗歌创作道路，与同时代的诗坛领袖祁隽藻桴鼓相应；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近代大家都出自程恩泽门下，诗学直接受其熏染。程恩泽遂开晚清一代诗坛学宋的新风，故王揖唐曰：“有清一代诗体，自道咸而一大变，开山之功首推吾皖款县程春海侍郎。”钱仲联称他在清代诗坛上能别拓疆宇，为道咸宋诗派之先导，其诗即陈衍所谓“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
二、程恩泽的学人之诗
程恩泽的诗歌主要收录在《程侍郎遗集》，共计四百余首。按诗歌的思想内容可将其分为友朋赠答诗、山水行役诗、怀古追思诗、金石书画题咏诗、民生疾苦诗五大类。
徐世昌《晚晴簃诗话》说程恩泽“覃研朴学、六书、训诂、九章、算术，皆好学深思……诗雄深博雅”。他的诗歌生硬奥博，“多硬直处，而其力避凡庸，刻意新响”，艰涩难读。郑珍有《留别程春海先生》诗，描述了程诗的风格：
我读先生古体诗，蟠虬咆熊生蛟螭。我读先生古文词，商敦夏卣周尊彝。其中涵纳非涔蹄，若涉大水无津涯。捣烂经子作醢臡，一串贯自轩与羲，下迄宋元靡参差。当厥兴酣落笔时，峭者拗者旷者驰，宏肆而奥者相随。譬铁勃卢铁蒺藜，戛摩擖攃争撑持。……
程恩泽作为翁方纲的再传弟子，像翁氏一样喜以金石考据入诗。如他的《伃玉印诗》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金石考据诗：
截肪方寸腴可餐，缪篆鸟头纷屈盘。日华暎雪愁爚漧，点朱入肉红而殷。“伃妾赵”文四言，缏衣为称妇官。亦云倢佽纾舒安，大当以下推崇班。天水一姓三其鬟，钩弋高居尧母门。双燕飞啄仓琅根。若云拳握玉钩阑，得无纤指亲控抟。金霞帐底月蛤团，得无擎此掌中看。夜光珠照肤体寒，得无佩此来珊珊。可怜姊妹承恩欢，父冯万金非赵曼。何如望气求河间，奇女子有黄云漫。时无昭仪位尤尊，金章紫绶同赐颁。此纽文采鸳鸯蟠，叩鸳无语深可叹。寻其流传自冰山，亦弆墨林紫桃轩，比来归龚复归潘。日千挼挲百循环，媚虹妩月秋宵干。想当印信初封完，婵娟烟视花破颜。无论锦带谁礳刓，总金屋珠奁端。三千年来数梁园，此尤芬逸夸季兰。愿将紫泥印千繙，艳呼官氏留人寰。（《遗集》卷5）
诗描述了伃玉印颜色肉红，质地白润，上面用缪篆和鸟头刻有“伃妾赵”四个鲜红的朱砂字。接着解释了“”、“伃”两字的来历，“伃”作为女官衔始于汉武帝，直到汉武帝时始设昭仪之职，位在倢伃之上。伃玉印有可能为汉武帝的钩弋夫人所佩，但也有可能为汉成帝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所佩，（诗歌插叙了钩弋夫人和赵氏姐妹的传奇故事）不可确考。伃玉印在汉以后流传不知在何人之手，到明代为严世藩所珍藏，严家被抄后，印又落于明代收藏家项元汴之手，后又转入明代书画收藏家李日华之手。到清代为龚自珍所收藏，后又被潘德舆收藏。总之玉印被历代收藏家视为宝物，珍爱非常。在女官印中，梁王后玺算是稀世之宝，然而伃玉印名气还出于其上。
《谒明巩驸马墓作》也是一首典型的考据诗：
传言巩侯葬，近在南郭外。华表两僵仆，虎马兀相对。夜深翁仲语，听者一古桧。人悯忠节魂，樵牧戒侵害。粉侯英雄器，诗礼杂剑佩。巍峨凤皇楼，婉娈皇八妹。胸有经史腴，大义述一再。追尊建文谥，力救赵督败。其言虽未用，其舌今宛在。危乎甲申变，勋戚半驰背。贵主已前逝，子女计五辈。缚子女柩侧，从容理黄带。自拔干将锋，一划玉颈碎。杜门纵烈焰，生死结大块。贞风扬其灰，巧与宫火会。故应无仙蜕，藏在石郭内。此葬竟谁属，无乃衣冠代。惜哉碑字剥，似受斧斤疥。史藁与志异，吾欲攻诸稗。前者梅荣定，文武见梗概。同时万太傅，率子犯贼械。与侯相辉映，侯气益伟迈。我游柏冬日，肃肃下马拜。偶及笪桥事，吾友发深慨。归展侯大书，素壁倒金薤。（《遗集》卷4）
诗歌对北京永定门外一座传说是明朝驸马巩永固之墓进行考证。巩永固侍奉晚明永安公主，崇尚文学雅致，喜欢结交贤士大夫，深明大义，为人豪迈。甲申年，李自成率军攻陷京都时，公主的灵柩尚在宫中大堂之上，巩永固以黄绳系其二女于公主灵前，纵火焚之，自刎而死。而巩永固所纵之火恰好与李自成军焚烧明代宫殿之火汇于一处，当是玉石俱焚，巩之尸首应化为灰烬，不可能得以保存。由于墓碑文字俱损毁而不可辨认，史载与方志记载各有出入，作者认为从野史稗传中倒有可能找到答案，并认为这座墓要么只是巩永固的衣冠冢，要么极有可能是与巩永固同样深明大义、节义昭传的明初驸马梅殷之墓。
程恩泽在诗中往往把述写学问与抒发性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像《伃玉印诗》、《谒明巩驸马墓作》这样纯粹的考据诗在程氏的诗集中很少。由于程恩泽标榜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诗学观，故其考据诗与翁方纲的有所不同：即便是考据诗也写得富有形象性，显得有断制，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在考据中寄寓着对历史文化的感喟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程恩泽一般不作专门的考据之诗，而是将考据穿插在其他吟咏的内容之中，或者是在友朋赠答诗、山水行役诗、怀古追思诗中渗入其他的学问，把学问与友情亲情、山水之趣、高古情怀结合在一起。
《橡茧歌》（《遗集》卷2）是一首鼓励贵州地区广植橡树养蚕致富的民生诗，还对这一地区少见的橡茧作了番考据：“遵义野蚕成茧曰青棡茧，不知于古为何树也。癸未仲冬行部过长林间，叶焦茧割矣。掇其实，知为栎斗，栎斗之子名橡。孙炎（笔者注：三国时著名经学家，曾师从郑玄）云：栎似樗。按：栎与樗迥别，不得以《尔雅》之‘樗茧’当之。因字曰‘橡茧’，作《橡茧歌》。”诗歌以亲身考证与《诗经》、《庄子》等古籍考证相结合，论证了作者的论断。
程恩泽的山水诗在记述的过程中结合山脉水文等地理历史因素的探寻、古迹文献的考证，对湖光山色不太在意，游感大多一笔带过。如《浯溪诗》（《遗集》卷1）本是首山水行役诗，作者在游兴之余，还不忘对这一带的碑刻进行一番考究，“寻其故基仍古先，壁字最著《中兴》镌。台、亭、溪以玉筋联，友让得宅留红笺。持正论文出真诠，此外黄、米俱腾骞。此外柳记殊怪祆，此外碎金兼断璇”。浯溪是唐代诗人元结隐居之地，他曾作《大唐中兴颂》，由颜真卿楷书而成，镌刻于江边，史称“摩崖碑”。除“摩崖碑”外，还有众多碑刻：季康用“玉箸篆”体为元结书《浯溪铭》；元结季子元友让后又重修其父旧宅浯溪亭，并作《复浯溪旧居》一诗；皇甫湜又用中楷书《浯溪诗》；北宋黄庭坚曾到浯溪，观摩崖石刻后，题诗曰《题浯溪崖壁》；米芾有《题摩崖诗》，几十里外的柳子庙内的三绝碑与这些碑刻遥相呼应，此外还有许多被侵蚀坏的断碑残碣。有了这些内容，就使得这首山水诗颇有彝鼎法物的金石之味。
他每到一处，首先吸引他的是当地的历史文化，而不是自然景观，他的山水行役诗可以看作文化之旅，显示了学人特有的兴致和情趣。如《易水感田光诗》（《遗集》卷5）是他在道光十四年（1834）奉旨去西陵查工，经过易水时想到战国末期燕国“节侠”田光的历史事迹，为了表达他的敬佩之情而作，易水一带的自然景观倒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徐无山怀田议郎》（《遗集》卷5）则是他为了表达对曾隐居于徐无山的三国曹魏名士田畴的思念而作的，自然景观同样没引起他太多的注意。
再如《北湖怀古》：
松桂林中读书影，忽乘天风北度岭。居郴乃见月三彀，闻道犭吾猱泪如绠。李伯康至呼以博，张公子来拥其颈。北湖空阔云破碎，十万秋荷覆春荇。可怜壮齿三十八，照见平生已癯。时时纵酒助谈谑，往往篇章出俄顷。不知贬斥塞衢路，但觉叉鱼满笭箵。伾文委琐不足计，梦得将至连州境。欲向同僚告目见，飓风掀屋蛊聚血。小人窃柄此当议，大贤被逐何其猛。岂真刘柳语有泄，故遣伾文怒加眚。是时朝宰半庸妄，谁谓先生骨独骾。刘颠柳仆怫公直，公以直谴公则幸。长怀柳矦赴资邵，讵料刘郎过苏井。论宫市与论苛政，当时外议殊不省。要之公心比赤日，千里堕地犹耿耿。彼婉娈者奋箕口，使台中评不得逞。不独李实苦相厄，更遭使家抑不请。凭愚大笑居士木，乞雨来瞻女郎靓。……（《遗集》卷2）
这首诗是作者来到湖南郴州北湖，怀念韩愈曾在此泛舟叉鱼而作。韩愈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于阳山接朝廷指令，命他北上郴州待命，郴州刺史李伯康邀韩愈游赏北湖。诗歌以韩愈《县斋读书》、《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李员外寄纸笔》、《祭郴州李使君》、《郴口又赠二首》、《题木居士》二首、《郴州祁雨》、《柳子厚墓志铭》等诗文为依据，探究韩愈被贬的原因及其待命郴州时的行踪和心态；考证并驳斥了刘禹锡、柳宗元出卖韩愈，献媚王伾、王叔文的说法，指出韩愈被贬实由他“骨独骾”，上书“论宫市与论苛政”所致；还提到当李伯康等正直之士谏议朝廷让韩愈回长安，却遭到湖南观察使杨凭等人的阻抑时，韩愈随遇而安，显示出坦荡的襟怀。由于作者对韩愈诗文集精熟，故考证起来毫不费力，能知人论世，言之有据，诗中的每一句都可在韩愈诗文集中找到证据，令人信服。可见程恩泽的考据功夫之深。
程恩泽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人，他的诗歌中除考据诗外，还引其他学术入诗。《题周稺圭前辈金梁梦月词》（《遗集》卷6）是一组组诗，诗中纵述了宋元词发展衍变的历史，反映出其深厚的词学功底：
绿酒初尝元献醉，月华如练范公吟。由来将相兼才调，不是吴儿木石心。
高才延巳追端己，小令中唐溢晚唐。更用骚心写乐府，漫天哀艳李重光。
涩体清真掩抑弦，飞腾石帚五通仙。君能并作洪炉铸，更把余金范玉田。
镂云缝月具心裁，不是壮严七宝台。竹屋梅溪都抹倒，故应平睨贺方回。
平园大集冠中州，岂止薲渔玉笛秋。十里珠帘千步柳，即论谈笑亦风流。
……
第一首用晏殊《清平乐》“绿酒初尝人易醉”和范仲淹《御街行》“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形象地概括了他们二人词的特点。第二首写冯延巳、韦庄、李煜三人的词风格大体一致，用词平易却饱含情感。第三首写周邦彦的词多拗调、涩体，姜夔的词清空疏淡，两者风格不同；张炎的词与周邦彦、白居易词又不相同。第四首写贺铸的词不同于吴文英“七宝楼台，眩人耳目”之词，也不同于高国观、史达祖之词，格调自高。第四首写元好问之词在金元时期独领风骚，冠绝一时。
《徐廉峰仁弟诗律精密，才笔华整，得唐贤三昧顷以问诗图相属，因取问唐贤意仿遗山绝句奉答，漏正不少也》（《遗集》卷5）则就唐代诗歌的衍变和发展作了整体勾勒，并精炼地评价了唐代著名诗人各自的特点，显示了其深厚的诗学功底。
《淮涨》（《遗集》卷3）、《澧州》等诗体现出程恩泽对中国的地理水文非常熟稔，所以能对如何治水防洪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显示出其诗歌具有一定的经世特征。如《澧州》：
北枕涔与澹，南带澧若道。维西乱源汇，直络复横绕。东则江沱注，三派曲相抱。孤城面面水，浮动兀一岛。当其夏秋涨，东下海灏溔。洞庭九州大，遍吸亦难饱。四水得所向，若子趋厥媪。岂料江沱至，神力龙夭矫。四水能弗斗，遇之竟弱小。况值圩堰阻，青青馥其稻。筑捍各竞峻，屹屹对厥堡。水怒不可泄，水径益以窅。一怒复再怒，森然出鳞爪。啮堤更啮郭，其势便欲沼。……不与水争地，何患冯蠵嬲，苟与水争地，荡决等振槁。城垣倘不守，田禾亦奚保。且闻上游塞，沙砾挟木草。深渠化浅笕，春泥壅秋潦。若使下游畅，一白湖天晓。（《遗集》卷2）
程恩泽诗歌好用典，这也是他腹笥便便的表现。如《咏史》：“刘尚师全覆，陈汤老据鞍。”（《遗集》卷2）刘尚即光武帝时的威武将军，曾进兵攻武陵夷，全军覆灭；陈汤是汉元帝时的干将，曾攻击匈奴郅支单于，对安定汉时边疆作出了贡献。《邱州道中》：“但使耕桑欢吠亩，不劳辞赋动江关。”化用杜甫《咏怀古迹》：“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又如《题陈乃锡先生手稿应陈尧农吉士属》中之“却爱闭门陈正字”句，化自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八：“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滕州。”
程恩泽诗尚奇崛，求险深，忌熟避俗，故其用典既多且僻。如《邯郸怀古》：“苕花颜色梦中栽，锦瑟银筝绝可哀。岂有寿陵能学步，断无厮养解怜才。温明尚记萧王殿，歌舞难寻主父台。只有宫池旧眉影，夜深还化月钩来。”（《遗集》卷2）“寿陵（人）能学步”就是“邯郸学步”；“厮养解怜才”取意谢朓诗《咏邯郸故才人嫁厮养卒妇》；“萧王殿”即狱神庙，因为庙中所供奉的是萧何，故有此称。诗歌表达了对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者赵武灵王的伤悼之情。《邳州道中》：“树如客鬓凋疏早，路似人心坎凛多。”（《遗集》卷3）句中“坎凛”典出《楚辞·九辩》：“坎凛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有感》“吃诟、离朱皆不得，却教象罔漫相求。”（《遗集》卷2）活用了《庄子·天地》之典：“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题陈西侯问津图三首》之二：“剧怜惊座通侯气，元是微云女婿才。”（《遗集》卷2）陈西侯乃吴山尊之婿，故用蔡绦《铁围山丛谈》载秦观婿范仲温自称“山抹微云女婿”事。
程诗用典多而僻，有时不得不自己注明。如《复叠前韵答春浦》（《遗集》卷3）：“春衣花集初成赋”，自注：“用谢庄事。”谢庄是南朝宋文学家，早慧，因赋《月赋》而著名。“貂帽人归久撒屯”，自注：“用王全斌事。”王全斌是北宋著名战将，乾德二年（964）冬率兵攻后蜀，这年冬天，京师下了大雪，赵匡胤亲自脱下自己的紫貂裘帽派人送给王全斌，王全斌十分感动，对蜀兵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武胜阁》：“果然谈笑能捦贼，合向牛医酎一桮”（《遗集》卷2），自注：“黄叔度捦司马龙故事见《天禄阁外史》。”《天禄阁外史》有记汉末名士黄叔度不伤一民，不匮一库，智擒巨贼司马龙之事。《题李海·马风太守海上钓鳌图》“希有鸟拂大鹏翮，笑倒君家钓鳌客”（《遗集》卷2），自注：“太白有《大鹏遇希有鸟赋》。”
第三节 传统学人之诗最后一朵奇葩：郑珍的诗歌
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清代道、咸年间著名学者。14岁受业于舅父黎恂，颇受沙滩黎氏家族文化浸染。20岁被选为拔贡，深受当时督学贵州的程恩泽的赏识，并从程恩泽问学。
郑珍承乾、嘉诸老余绪，服膺许、郑，尤精三《礼》、《说文》。其生平学术以精深见长，“盖经莫难于《仪礼》，婚丧尤人道之至重，则为《仪礼私笺》；古制莫晦于《考工》，则为《舆轮私笺》、《凫氏图说》；小学莫尊于《说文》，以段玉裁、严可均二家之说綦备，则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奇字莫详于郭忠恕《汗简》，而谬俗实多，则为《汗简笺证》；汉学莫盛于康成，则为《郑学录》。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不惑”。郑珍的治学方法略近于“皖派”，实事求是，好学深思，不崇古，不自矜；每遇疑处，穷经究委，旁参曲证，精思审慎，论之有据。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云：“郑珍著述虽不甚多而甚精。”郑珍在经学、小学方面的成就尤受到学术界推重，李慈铭说：“子尹《经说》虽只一卷，而精密贯穿，尤多杰见。”其小学著作考证专力，精审切当，补正前人之失颇见功力，如《说文新附考》就徐铉备附于《说文解字》的四百余个所谓汉以后新出现的“俗字”，一一考证其演变原委并解释字义，成就远过于当时声名卓著的段玉裁与钮树玉。《清史稿》卷482《本传》称之曰：“反复杂绎，用力尤深。”
郑珍抱不世之才，治学于偏隅之地，焚膏继晷，皓首穷经，笔耕不辍，“著述精富”，“学术醇备”。与莫友芝同时崛起于贵州学界，并称“西南两大儒”。
郑珍“学擅专门，诗本余事，然心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间也”。他在《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诗草〉题赠》（后集卷5）中说：“由来研经徒，吟咏非所暇。”莫友芝在《巢经巢诗钞序》中曾断言：“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轴耳。”郑珍以诗歌闻名于世，他的学术造诣反而不为后人所共知，岂因其诗作成就过大欤？岂因其诗作成就不应如此之大欤？
郑珍诗“溯骚赋、汉、唐而下诸名大家，弥集不窥”，兼有屈原的瑰伟宏肆、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豪放旷达、韩愈的傲倔雄奇、白居易的平易自然、李贺的诡奇峻峭、苏轼的横放恣肆、黄庭坚的生新瘦硬，尤以杜、韩、苏、黄的影响为深。然郑珍“才大学博，无所不能，无所不敢，纵肆变化处多耳”，能以深厚的学问功底突破前人藩篱，自成一家，陈衍在《近代诗钞序》中评之道：“窃谓子尹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摹仿杜、韩，则多读书故也，此可与知者道耳。”
郑珍诗才富赡，横绝一代，“屹然为道、咸间一大宗”。赵恺在《巢经巢诗钞跋》中说：“先生经术居国史，《儒林传》已为定论。而诗之名满天下，上颉杜、韩、苏、黄，下颃朱、王。”著有《巢经巢诗钞》前集九卷、后集六卷、外集一卷，有诗歌九百余首，对近代诗坛影响很大，“近人为诗，多祧唐而祖宋，号为步武黄、陈，实则《巢经》一集，乃枕中鸿宝也”，“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
任访秋先生说：“道、咸年间的宋诗运动呈现出双向的美学发展趋向：一是循着宋诗派理论的基本指向，追求艰涩勾棘的学人风度；二是顺乎诗歌发展的总趋势，以清新俚俗而富有生气的语言，着力表现诗人的自我，追求独特的诗人风格。这两种美学追求是互相排斥的，但它们又同时并存于中期宋诗派的几乎每一位诗人的创作之中。”这句话很适合郑珍。郑珍的诗歌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六大主题，一是亲情诗，二是山水景物诗，三是忧时悯乱诗，四是战火流离诗，五是怀古咏物诗，六是学问考据诗。他的亲情诗、山水景物诗、忧时悯乱诗、战火流离诗“清新俚俗”，平易好读；他的怀古咏物诗和学问诗则大多“艰涩勾棘”，奇奥渊懿。
郑珍的学问诗主要是咏物诗和金石考据诗，“此类诗在子尹全部诗八百九十六首中，约占十分之三四”，这些诗攀奇逐奥，以奇崛文字题咏金石书画，考证名物制度，吟咏奇花异木。汪辟疆说他“学术淹雅，诗则植体韩、黄，典赡排奡，理厚思沈”，翁同龢说他的诗“简穆深厚”（《巢经巢诗钞序》），陈夔龙说“奥衍渊懿”（《遵义郑征君遗书序》），陈衍说“生涩奥衍”（《石遗室诗话》），陈柱说“深厚渊奇”，黄万机说“淳博峭丽”。一些诗句如“黯淡滩头凤凰鷇”（《五盖山砚石歌》）、“易妇教人作田翁，瀛洲乃有高阳公”（《书子何藏明周东村竹林七贤图后》）、“卿赐无嫌邓取梁”（《题唐鄂生藏东坡马卷真迹》）、“斯实柳和郑妩媚”（《与赵仲渔婿论书》）令人费解，而“深夜能陪敕赐丑，荒山暗老石经叉”（《凉夜》）至今还无人可解。
一、郑珍学人之诗的体现
（一）化经学章句入诗
郑珍的诗歌没有专门的篇章阐述经学，然而经学典籍字句在他诗歌中如天女散花，随处可见，征引不见生硬搪塞的窘迫，而是顺手拈来，随意驱遣，毫不费力。与一般撦扯经学章句迥乎不同，非经学大师无以至此。
郑珍长于礼学研究，他的诗歌以三《礼》章句入诗尤多。《彬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云：“圣王除狸物，赤有专职”，“更以蜃灰水，洒彼屋与隙。”诗意及文辞源自《周礼·秋官·赤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高斋》：“牧牛溪上路，迎虎社边村。”“迎虎”源自《礼记·郊特牲》：“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才儿生去年四月十六少四十日一岁而殇，埋之栀冈麓》：“木皮五片付山根，左袒三号怆暮云。昨朝此刻怀中物，回首黄泥斗大坟，”“左袒”源自《礼记·檀弓下》：“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于死，葬于赢、博之间。即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玉蜀黍歌》：“不然亦拂芝盖摩鸾和，”“职方五种载周官，较之尧称百谷已无多，”“鸾和”源自《周礼·夏官·大驭》：“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职方”源自《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其谷宜五种。”
郑珍对《诗经》章句的引用也十分普遍。《芝女周岁》：“所幸越七日，先生尔如达，”直接化用《大雅·生民》中的“先生如达”。《留别程春海先生》：“非病夸毗即戚施，黄钟一振立起察，”“夸毗”源自《大雅·板》“无为夸毗”。又如《闲眺》：“台笠家家饷，比邻处处烟，”“台笠”源自《小雅·都人士》“台笠缁撮”。《晦雨》：“肯怨行多露，度阡还破庐，”“多露”源自《召南·行露》“畏行多露”。《屋漏诗》：“伊威登础避昏垫，湿鼠出窟摩须髯。”“伊威”源自《豳风·东山》。
其他如《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钟鼓千羽帔，又杵臼磨硙。”句意及文辞化用《尚书·大禹漠》中的“舞千羽于两阶”和《易·系辞》中的“断木为杵，掘地为臼”。《酷暑黎柏容兆勋内兄斋中》：“喝死书生一芥耳，嗟哉禾黍关疴癏。”“疴癏”化用《尚书·康诰》：“恫癏乃身。”《五月一日祀唐孙华原先生》：“丹榴照茅屋，精意荐洗腆。长筵坐二老，甘味分寸脔。”诗句化用了《尚书·酒诰》：“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二）以考据入诗
郑珍考据诗的内容包括古物名考据、金石考据和文物考据诗三类。
1.古物名考据诗
《玉蜀黍歌》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首：
濒湖能知蜀黍即木稷，不识玉黍乃是古来之木禾。我生南方世农圃，能究原委如星罗。此谷从何来？远在稷皤以前艺岷嶓。昆仑山高一万一千里，五寻之谷修峨峨。灵井灌根地力厚，自然能没九橐驼。鸾凤戴盾日栖啄，文树圣木连枝柯。开明兽北接六诏，此谷远映西洱波。神禹所见益所记，西经具在言岂讹。滇黔旧是海内西南陬，土宜千古无殊科。只今弥望满山谷，长稍世干平坡陀。猴狲夜盗啸俦侣，鸟鹊昼衔防网囮。一茎数苞略同，粟亦无皮差类稞。笋脱鱼弩目，鲛胎出骨蜂露窠。落釜登盘即充腹，不烦碓磨箕箩。有时儿女据觚叫，雪花如指旋沙鬲。忆昔周穆宾王母，八骏远从西极过。尔时此谷定入尚方馔，不然亦拂芝盖摩鸾和。我读《竹书》又知更名为荅堇，其时见之黑水阿。黑水今在云南中，益见我言非炙。上古地广谷类亦多种，天降地出知几何。职方五种载《周官》，较之尧称百谷已无多。木禾自是梁益产，远与蒟酱惊黄皤。周公歌豳道方物，体从刊落非刻苛。《尔雅》半成秦汉人，道里隔绝安知他。自通夜郎略邛僰，伏猪名乃传清河。景纯博物昧形状，目所未见难尽诃，亦如九谷中有粱与苽，南人未闻名者徒摩挲。滇黔山多不遍稻，此丰民乐否即瘥。尔来樗茧盛溱播，程乡帛制传牂。织人夜食就省便，买此贵于秔米瑳。民天国利俱在此，无人考论理则那。他年南方谁作木禾谱，请补嵇含旧状歌此歌！
诗人为证明“玉黍乃是古来之木禾”，征引《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西经》、《唐史·南诏传》、《穆天子传》、《竹书》、《周礼·职方氏》、《广雅·释草》等多种古籍以及张衡的《思玄赋》，从正面说明玉黍（木禾）在古书中早有记载；接着又分析了《诗经·豳风》中的方物没有提及，《尔雅》博物没有记载玉黍（木禾）的原因，对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也没有记载深表遗憾；还穿插了古代神话传说以及现实农家生活情景。整首诗旁征博引，华丽富赡，几乎全为议论，实是学问之诗、才力之诗。这样的鸿篇巨制，不免自矜才气，确实难脱佶屈聱牙之嫌。
《四月八日，门生馈黑饭，谓俗遇是节家家食此，莫识所自，余曰此青精饭也，作诗示之》也是通过《登真秘诀》、《本草纲目》、《通雅》、《杜诗》等典籍考证青精饭的来由及烹制工艺的衍变，以及食用青精饭的好处。
2.金石考据诗
郑珍对金石颇有嗜好，“少年嗜古心胆雄，余力颇喜欧赵风”（《检藏碑本，见莫五昔为〈汉宜禾都尉李君碑考释〉并诗，次其韵》），故金石考据是其诗歌中的重要内容。
《腊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记载汉碑的典籍和厥略，并推断綦江吹角坝之碑必是典籍所载的《汉夜郎碑》、《姜维碑》和《江州邑长卢丰碑》之一，继而据拓本和典籍论证《汉夜郎碑》、《姜维碑》和《江州邑长卢丰碑》实指一碑，详尽分析了一碑三名的原因。《寄仲渔大定，属访〈济火碑〉》讲述了听友人讲述却未能亲见的济火碑的概况，认为碑上内容足以补《三国志》的厥漏，兼及叙述了黔地其他两处石刻——《卢丰碑》和红崖石刻的金石价值。《安贵荣铁钟行》勾勒了明代水西土司安氏家族的兴衰史，同时又考辨了夷官的名称异同。
3.文物考据诗
《文待诏凤砚并序》为遵义太守平翰考证了他所得明代文徵明的“凤兮”砚辗转流传的历史，以及文徵明另两只“流晖”砚和“高斋”砚现今归落之处。《梦砚歌为唐子方方伯赋》借唐子方所得梦砚概述了晚明陈邦彦誓死抗争的民族气节以及唐子方的家族史。《题唐鄂生藏东坡马卷真迹》考证了《东坡书马券》的价值、券之由来以及黄庭坚跋缺失的原因。
（三）以史学入诗
郑珍许多诗篇表现出他深邃的史家眼光。《竹王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批驳了关于竹王离奇的传记传说，“初时天启一州主，必有奇雄传似续。世久莫复识根原，遂缘竹姓谓天育。人非血气焉从生，盘瓠虽奇种犹畜”，尤其显示出他精审史学眼光的是他指出了《史记》和《汉书》中也有一些错误和离奇的记载，他大胆指出：“常志传讹范沿谬，故是迁固为实录。”《书子何藏明周东村竹林七贤图》联系历史上诸多人物指出像王戎等虽有美名却行为恶劣的大有人在。
郑珍还有些史学诗篇反映出他广博的史学知识。《题〈北海亭图〉》以明代鹿善继为中心，概述了晚明忠贤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历史以及明清民族争战的历史，并纠正了北海亭之掌故传记中的错误。《书明孙文正公五律四首墨迹后》概论晚明孙承宗的卓绝才能及其在晚明历史上的地位，《读〈始皇本纪〉》历数秦始皇所遭大劫，大难不死。
（四）以其他学术入诗
《夜起》：“人生千岁要有死，百年况是风中灯。须臾清境偶然得，众人入梦谁当争。苏张恍惚在人世，但看藻荇仍纵横。”表现出出世入世、与世无争、无为清静、随遇而安的老庄思想。《乐府一首》：“召父杜母，民之父母。能为父母，能事父母。谁非人子，谁为孝子。惟大君子，不愧为子。以君臣伦，及父子伦。嘉其清德，褒其先人。子则尽礼，臣则克勤。孝哉事亲，钦哉事君。”表达了他的程朱理学思想。
《题莫郘亭藏文衡山西湖图》：“我闻世间所藏明圣湖，钦山十册千载无。暗门古墨久萧瑟，何人更睹争标图。石翁写尽湖上山，至今散在东西都。孤山卷子好雄逸，旧观记与江门俱。停云馆主又入石翁室，北董南邢俱不如。”历数西湖名画家马远（钦山）、刘松年（暗门）、张择端（画有《西湖争标图》）、沈石田（石翁）、文徵明、董其昌及邢侗，可见其学问之渊博。《黄爱庐郡守出所藏方正学、文衡山、董思白、黄石斋手书诸卷，鉴别皆真迹也》：“方黄岂是鸣书人，今观文董亦不踰。乃知纷纷寡人者，正坐胸无千卷储。田歌自古非田夫，知书莫知不善书。”《与赵仲渔婿论书》提出了人品正则书法端以及书法当借真气以运之的书法思想，数历代书法大师张旭、李斯、程邈、欧阳询、颜真卿、蔡邕、崔瑗、钟繇、韦诞、蒙恬（按诗中出现顺序）等，纵述了从蔡邕的“九势”、“笔论”，到李斯的《笔妙》，再到蒙恬的《笔经》的历代书法理论，概述了韩方明、陆希声的笔法理论，以及张从申、冯侃、韩方明、李少卿、包世臣等人的握笔之法，从而体现出他在书画等方面的造诣及其书画思想。
《携诸生游卧龙冈，饮抱膝亭》叙述了古州城（今贵州榕江县）的名胜古迹、水文地理、历史文化，显示了郑珍对黔地地理方志了如指掌；《浯溪游》显示了他对湖南祁阳一带的地理方志非常熟稔。
《玉孙种痘》先叙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宋闻人规《痘诊论》、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等古籍对痘疹的记载，再考叙了“食母秽说”、“时疾说”、“淫火说”、“孕期同房说”等痘疹病因，可作古医文看。《彬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可作古代关于蚊虫的类书来看。
（五）以奇字异文入诗
郑珍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很深，其师程恩泽曾劝勉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先秦两汉之书？”郑珍遂邃心于《苍》、《雅》之学，他不无自负地说道“我为许君学，实自程夫子。忆食石鱼山，笑余不识字。从此问铉锴，稍稍究《滂喜》，相见越七年，刮目视大弟。为点《新附考》，诩过非石氏”（《王个峰言某友家有〈说文〉宋刻家，亟属借至，则明刻李仁甫〈韵谱〉也，书凡二函，皆锦贝覃金签，极精善，细审》），“北海（郑玄）无细漏，南阁（许慎）有独采”（《集郘亭、茝升、鄂生、黄子寿编修及同儿食，欣然有作》）。
他的一些咏物诗中关于事物的古名及诠释，许多直接来自文字训诂典籍。《瘿木诗》中作者从《尔雅》、《说文解字》、《广雅》、《释文》等文字学经典中介绍了众多与“瘿木”相关的字、词。他对诗中的一些僻字，有时不得不自注其意，如《浯溪游》“当日能死阿，乃见天王下殿走”句中的“”，郑珍自注：“即昏，次山创此字谥隋炀帝（炀帝小字‘阿’）。”《经行一路，皆地广大而民稀且穷，官斯士者自中原来，对此荒荒，靡不愁郁，期满秩迁去，将终不能富庶也，慨然山行》“豬皆名海占膏腴”句中的“豬”，郑珍自注曰：“豬，蓄水也。”《次坡公斗老诗韵贺子行弟生子》中的“今来官镇远，离家昨复初”，自注曰：“复昨，见《尔雅音义》。”
郑珍诗中生僻之字也显示出他文字学方面的功力，“通古经训诂，奇字异文，一入其诗，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陈田《黔诗纪略后编》）；如“谽谺见巨口，俯瞟吓焉退。定魂下窞，窔窱半明晦。一欬啸呼，响砰磅礚磞”（《正月陪黎雪樵舅游碧霄洞》）；如“暗潮濥濥逾岭南，毕弗凸透五盖山，雷磞电磹蓄蟾鹆，白虎固抱黄金耽。呜咽堕臧谷，夜半无人玉灵哭”（《五盖山砚石歌赠曾石友钰刺史》）；如《玉蜀黍歌》中出现了“堇”（谷种）、“伏猪”（木禾）、“邛僰”（少数民族名）等词。这些生僻字都是描述性意象，诗人凭着字形的怪僻和字音双声、叠韵的拗口，使读者在观形感声中有着一定的阅读障碍，从而产生某种峭折险崛的感受。
（六）大量用事用典
如《有感二首》之二：
太祝瞎无翳，仲车聋有灵。海澄何日见，世议皱眉听。烽火通龙国，楼船断鲒亭。黄头方选壮，鸡肋愧刘伶。
全诗共8句，却用了7个典故。非通经博识者不能深解其意。再如《明日同人过话山堂，次莫五韵》共46句，却用了30个典故，用典之频繁实为罕见。“郑珍读书既精且博，当其下笔，百家众流之书自然奔赴腕底，诗人但取适意，初非有意用事，与人为难，然其难自在，或非诗人初意也。”
郑珍许多看似清新平易之诗，其中却蕴涵了学问典故，只是化用得好，与诗歌内容结合得浑然一体，不太露“奇奥渊懿”之貌，有深言浅说之味。钱仲联先生说郑珍的诗“以功力深湛为特色”，“而非金石学家诗”。如他的《抽厘哀》：
东门牛截角，西门来便著。南门生吃人，北门大张橐。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不论儳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东行西行总抽取，未及卖时已空手。主者烹鱼还瀹鸡，坐看老弱街心啼。噫吁嚱！贸束布者不能得一匹赢，售斗盐者亦不得赢一升。厘金大抵恃商贩，欲入闭门焉可行。村民租铢利有几？何况十钱主簿先奉己。纵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饲尔饿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呜呼！贯率、括率有时可暂为，盍使桑儿一再心计之。（《巢经巢诗钞》后集卷5）
“儳”，行商税；“”，住商税，见《周礼·地官·廛人》：“廛人，掌敛市布、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郑玄注云：“布，泉也。郑司农云：‘布，列肆之税布。’杜子春云：‘，当为儳，谓无肆立持者之税也。’”“菜茹”，蔬菜的总称，《汉书·食货志上》：“菜茹有畦。”颜师古注：“茹，所食之菜也。”“樵苏”，原为砍柴割草，此处指柴草，《史记·淮阴侯列传》：“樵苏后爨。”“租铢”，以钱代实物纳税，见《汉书·食货志下》：“除其贩卖租铢之律。”颜师古注：“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十钱主簿”，指贪官污吏，见《魏书·宋宝传》：“庆智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数钱，府中号为‘十钱主簿’。”“贯率括率”，指苛捐杂税，见《唐会要》卷88《榷酤》：“元和六年，北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儿据贯均率，从之。”这是“贯率”；《通鉴》卷284《后晋纪》：开运元年四月辛酉，“大理卿张仁愿为括率使，至兖州，赋缗钱十万。”这是“括率”。“桑儿”，对桑弘羊的蔑称，借指当时聚敛之臣，见《汉书·食货志下》：“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心计”，本指心算，此谓深思熟虑苛捐杂税的危害性。他的这类诗歌体现出古典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但由于其为彰显学术涵养和恪守儒家诗教，使得诗歌经典学术味重，淡化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
二、学人之诗的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
作为学人，郑珍表现出高度自觉的学术意识，表明了自己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风范。他直接继承了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的思想，批评了宋明以来空疏的经学风气。他说：“世儒谈六经，孔子手删正。安知口所读，皆属康成定。念昔诸大师，鞠躬守残剩。微公集厥成，吾道何由径。众流汇北海，乃洗秦灰净。师法千年来，儒者各涵泳。未闻道学名，自见忠孝竞。程朱应运生，力能剖其孕。格致岂冥悟。祖周实郊郑。俗士不读书，取便谈性命。开卷不识字，何缘见孔孟。颓波及前明，儒号多佛性，季世略稽古，小悟非大醒。”（《招张子佩》）
他肯定了清代学人学问精深渊博，治学严谨，考证溯源，一脉相承，“绝学兴皇朝，谈经一何盛。顾阎实开宗，醇博亦莫更，后起复宏畅，贾孔妒且敬。近来经韵翁，照古有全镜。帝遣明六书，群硕莫敢诤。更得卢王辈，精识邈乎夐。顾惟十数公，烂诵不计乘。其于汉前籍，字字经鞫证。精能固殊尤，细心亦天性。直耸高密堂，上与日月并”（《招张子佩》）。多次旌扬清学的奠基人物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江永、戴震等人，“我朝盛明经，诸老起接舆。阎胡奋前茅，江戴持中权。六经有实义，大师非汉偏。皇皇一代学，足破诸子禅”（《乡举与燕上中丞贺耦庚先生》），“石君伟人古名相，稚存晓岚真学宗。秖今不独少此老，见者亦止三数公。春海丈人在南岳，昔年剪烛谭群雄。恨我不见王怀祖，复不及睹覃溪翁”（《郡教授独山莫犹人先生七十六寿诗》）。
郑珍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仍保持着严谨不苟的学人本色，体现出其治学的精神和方法。
（一）作诗如治学，显示了学人的严谨与精审
由于学人之诗是由学人这种理性的主体所创作的，他们在诗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融入其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郑珍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就保持着谨严不苟的学人本色。所吟咏的如果是实物，他会尽量深入其地进行考察；如果是典籍记载，他会查遍可得的图籍资料，力求元元本本，殚见洽闻。“用事精切，不可移易”（白敦仁语，见《巢经巢诗钞笺注前言》），务求神理相通，分寸悉合。
（二）以诗述学，显示了学人学问的精深与渊博
郑珍许多诗篇阐释了他的专门之学，显示了他诗中之学的精深。郑珍“读书既精且博，当其下笔，百家众流之书自然奔赴腕底”（白敦仁语，见《巢经巢诗钞笺注前言》），他不仅频繁用典，而且数典连用，典中有典。
（三）不事藻绩，显示了学人之诗的质实沉厚
学人之诗重意不重辞，遣词造句往往显得朴拙无华，不似诗人之诗灵巧秾丽，而是黜风云月露之态，趋向质朴厚重的审美特征。如郑珍的《黄焦石》：“后园黄焦石，厥癞如虾蟆。古柏覆其顶，苍苔布其窊。石脚何所有，纂纂懋木瓜。石缝何所有，黄黄蘹香花。初来治兹圃，地瘠不可铧。辛勤我母力，十年拥粪渣。不知鋊几锄，硌确化为畲。秋分摘番椒，夏至区紫笳。小满拔葱蒜，端阳轩头麻。头上覆尺巾，细意毫不差。时来憩石上，汗泚慈色加。指麾小儿女，亦学事作家。观之不如意，复起为补苴。旧时值坐处，尘涴风与爬。尔来三四年，荒翳藏蛇蛙。独拨莽中觅，陨涕至日斜。”诗中的“窊”（wā）、“畲”（shā）、“笳”（qiá）、“苴”（zhā）看似当地的方言土语，实则选用这些字是因为它们古音韵可通押，由此可见郑珍深厚的文字音韵功底，他的诗歌确实是“以功力深湛为特色”。莫友芝赞之曰：“彼持别材、别趣，取一字一句较工拙者，安足以语此哉？……以视近世日程月课，楦酿篇牍，自张风雅者，其贵贱何如也。”（《巢经巢诗钞序》）
（四）经纬万端，显示了学人的经世情怀
与诗人之诗相比，学人的经术之心使他们的诗歌更关注现实，更注意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以显示他们“初志岂诗人”或“耻为文人”的理想情怀。郑珍就在诗歌中再三表明了自己的经世之志，“男儿生世间，当以勋业显。埋头事章句，小夫已翦翦。何况夸文词，更卑无可善”（《樾峰次前韵见赠兼商辑郡志奉答》）。正是在经世济用思想的影响下，他用诗篇阐述了自己经世之策，例如，他曾为使家乡贵州摆脱贫穷、发展经济，在诗中提出三策：《黎平木赠胡生子何》提出黔地必须从农耕转向林业，发挥地区优势，才能守土致富，“我生为遵人，独作树木计”；《厓堑口》提出贵州要开山辟岭，改善交通状况，才能与外商平等交易，繁荣贵州经济，“一朝会平荡，茶盐得通易”；《遵义山蚕至黎平，歌赠子何》详述桑蚕之业，认为养蚕业“金帛满山那苦贫”，贵州养蚕业可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地其他地方推广。
三、根柢于学的诗学观
郑珍特别重视诗人的根柢学问和积理养气。他说：“才不养不大，气不养不盛，养才全在多学，养气全在力行。学得一分即才长一分，行得一寸即气添一寸。此事真不可解。故古人只顾学行，并不去管才气，而才气自不可及。所谓源泉混混也。如日光，如剑割云开。”认为学、行是才气的根源。他认为可以从生活和书籍两个方面对诗人性情进行陶冶（养气），深入生活，增加阅历，“历练骏骨阅山川”（《追寄莫五北上》）；多“读书”以“养气”，他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中说：“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又看蜂酿蜜，万蕊同一味。”两条途径同时并进，相得益彰。
郑珍认为学问与诗歌是相辅相成的，书读得多，诗作自然功力深厚。他在《书柏容存稿》中说：“不废读书真有益，尔来自比少作厚。知君学养再十年，定视今兹又刍狗。”在《吉堂老兄示所作〈鹿山诗草〉题赠》中说：“兹事诚小技，亦从学养化。世有昆岷源，江河自输写。”形象地把诗歌与学问比作流与源的关系。在《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中说：“作诗诚余事，强外要中歉。膏沃无暗檠，根肥有新艳。”形象地把诗歌与学问比作枝叶与根柢的关系。在《留别程春海先生》一诗中更直陈学问与诗歌的关系：
捣烂经子作醢臡，一串贯自轩与羲。……鸡林盲贾为所欺，传观过市群伙颐，厚颜亦自居不疑。间有大黠奋厥衰，鼎未及扛膑已危。其腹不果则力羸，其气不盛则声雌。固宜宛转呻念尸，非病夸毗即戚施。……
这是一篇充满学术气味的诗歌评论。他主张诗歌须植根于经史，提倡诗人要多读书，要有广博的知识。空疏不学，枵腹为诗，必然导致诗歌气息孱弱，萎靡不振。
郑珍还有个更生动的比喻说明学问在诗歌中的作用：“要装盖个作么款式，断要仿照古人规模。规模固百般巧变，终是离砖瓦、枋片、颜料、油漆一点不得，则多读多看书其要也。”（《跋内弟黎鲁新〈慕耕草堂诗钞〉》）郑珍把作诗比作盖房子，认为在“规模”上可借鉴、学习古人，但必须腹中有学问（砖瓦、枋片、颜料、油漆）才盖得出来。
四、学人之诗的奇葩
莫友芝在《巢经巢诗钞序》中说：“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宗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吾友郑君子尹，自弱冠后，即一意文字声诂，守本朝大师家法以治经。于前辈述作，爱其补苴昔人罅漏者多，又病其或不免杂博横决，乃复遍综洛、闽遗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静涵以天地时物变化之妙，切证诸世态古今升降之故，久之涣然于中，有确乎不可拔者。其于诸经疑义，抉摘鬯通，及小学家书经发明者，已成若干编。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而要其横驱侧出，卒于大道无所抵牾，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彼持‘别材’、‘别趣’，取一字一句较工拙者，安足以语此哉？……不肯以诗人自居，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或经时不作一字。又脱稿不自收拾，子弟钞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盘盘之气，熊熊之光，浏漓顿挫，不主故常，以视近世日程月课，楦酿篇牍，自张风雅者，其贵贱何如也？”莫友芝这段话指出了郑珍学人之诗的特征：第一，郑珍是位学问宏富而又精审的学人，“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不仅继承了乾、嘉学者治学严谨的精神，而且在学术能“补苴昔人罅漏”，疏浚其杂博；第二，郑珍学擅专门，诗有余绪，“才力赡裕，溢而为诗”，诗歌是其学问的自然发露，是其学之别体；第三，郑珍诗歌非学究之诗和道学家之诗，没有板滞和迂腐，学问道理自在其中却能以才情驱学；他的诗歌更不是学识浅薄的诗人之诗，只能在字句上雕琢折腾；第四，郑珍不囿于一家一派，而是综合百家，自成其诗。
郑珍精于考据，但他的诗与乾、嘉考据家之诗不同，“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郑孝胥说他“郑君朴学仍能诗，瘦硬偏工兼淡妙”（《黎受生遗郑子尹书四种及〈巢经巢诗钞〉》）。郑珍与同时代的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莫友芝等人也有不同，程、莫等人“于笔墨力求名贵，用思太深，避常太甚，笔墨之痕时有未化，故落纸更无潦草率易语，而短处即因此见之”（郑珍《郘亭诗钞题识》），他们以学问为诗的习气比郑珍要重，性情才气又不及郑珍。钱仲联先生在《论近代诗四十家》比较了郑、莫两诗人后说：“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畬，破此南天荒。莫五与齐名，才薄难雁行。”“子尹诗盖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面目。……莫友芝与之齐名，但《郘亭诗》多以考订议论为诗，虽有山水及旅程之作，亦学古来化，非子尹之比也。”陈衍也说：“子尹精经学小学，子偲长于史地之学。二人工力略相伯仲，子尹诗情尤挚耳。”郑知同在《慕耕草堂诗钞序》中说：“独山莫子偲先生寓居遵义，与家君交数十年，皆以诗名驰天下，而其宗旨不可强同。家君之为诗，才高学富，兴致勃不可遇，摅辞奇杰宏肆，不假雕锼，自得天趣；而先生独取深厚沉密，以冥思掸精胜。故欲学步家君，非兼其才其学，虽貌为之，莫由似者，至今继响无人，而先生犹可踵迹也。”序中所说比较含蓄地道出了两人诗歌的差距：郑诗天趣自然，自出机杼；莫诗冥思锤想，诗从书出。别立机杼者处处生机；诗以从书出者难免晦涩。
以学问入诗到底好不好，这必须由诗歌的阅读欣赏者来评定，如果只是普通的阅读者，诗歌学问化程度深了，他们读不懂，诗歌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是学识渊博的读者，诗歌做得太“浅”了，他们会觉得不耐读，如同吃了个泡泡糖；只有典雅而有书卷气的诗歌，他们才觉得有味，如同嚼橄榄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翁方纲等人的诗歌让人生厌，而袁枚的诗歌也遭人嗤点。如何兼顾普通读者和学识渊博者的感受呢？在清代众多诗人中郑珍是能将两者处理得较好的佼佼者之一——普通的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性情上的共鸣，学识渊博者可以领略到诗中有学的滋味。
总而言之，郑珍作为学者的“才、学、识”与作为诗人的“审美直观”在诗歌中得到了较完美的结合。他的诗歌具备了“诗之兴”与“学之理”的双重内涵。陈柱《答吕生芳子论诗书》认为郑珍的诗歌“天人交至，诗人之诗兼学人之诗者也，自宋以后，已无人能及者”。陈田在《黔诗纪略后编》中说：“余尝论次当代诗人，才学兼全，一人（郑珍）而已。”尤其是他诗歌中的平易自然、机趣时见的诗风在清代学人之诗中难觅其俦。钱钟书说：“（郑珍）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泄也。”钱仲联说：“子尹诗之卓绝千古处，厥在纯用白战之法，以韩、杜之风骨，而傅以元、白之面目，遂开一前此诗家未有之境界。”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前言〉》中说：“（郑珍的诗）不同于翁方纲之流的‘叶韵的考订文’，子尹的诗，即使是最沉闷的题材，也有一股活气和亮色，有一种‘盘盘之气，熊熊之光’”，“郑珍的诗歌有生新奇奥、力辟陈常一种，然论其全貌，自当以清真朴厚，妙于白战者尤见家常；至其诙谐幽默、机趣横生之妙，亦当特为表出。”这是对郑珍诗歌精辟的见解。
胡先骕《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钞〉》云：“独郑珍子尹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梁启超云：“子尹诗为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吴敏树说：“子尹诗笔横绝一代，似为本朝人所无。”近人赵香宋也以“绝代第一”许之。钱仲联云：“郑子尹诗，清代第一。不独清代，即遗山、道园亦当让出一头地。世有知音，非余一人私言。”这些评论反映出清代诗学一直追求的性情与学问合一、诗人与学人合一的诗学理想在学人兼诗人的郑珍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清代众多学人之诗，在述学的同时能融入性情，注意以灵趣润饰，难有出郑珍诗之右者。清代诗歌学问化之路经过众多诗人、学人的闯荡探索，到晚清已成圆熟的状态。中国古典诗坛向来有如许缺憾，“于诗外别无专门学术也。若学术可称，而诗又为余事；且以学赡而累及于诗者”，郑珍在晚清诗坛的崛起恰能填补这一缺憾。
第四节 传统学人之诗的绝调：沈曾植的诗歌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我国近代少有的在国内外都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沈氏邃于旧学，“鹤头书好闭门居，欹枕探经落蠹鱼”，经、史、音韵训诂、西北舆地、南洋地理、佛、道、医、古代刑律、版本目录、书画、乐律，无不精通。王国维对他的学术面目作了基本的勾勒：“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国外许多汉学家如日本那珂通、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郞，法国伯希和都闻声倾慕，谒谈相契。俄国卡伊萨林为其作《中国大儒沈子培》一书，日本西本省三为其作小传（钱仲联语，见《沈曾植集校注前言》）。“俄国哲学家克塞林伯爵东来访道，自矢心如白纸，不存纤毫成见，至沪，因介得见先生，反复问难，卒之衷心倾服，以为得未曾有。”
从晚清学术发展来看，道、咸以降学术由乾、嘉经史考据之学蜕变为今文经学和边疆史地、甲骨文字之学，今文经学有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边疆史地、甲骨文字之学则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孙诒让、程恩泽、郑珍、莫友芝等人仍继承乾、嘉经史考据学余脉。沈曾植一方面继承了乾、嘉以来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等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又能跨入新拓展的西北地理，辽、金、元史及甲骨文等学术，是清代学术之集大成者，胡先骕《海日楼诗集跋》称他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安先生未之或先也”，赞之曰：“先生之学，海涵地负，近世罕匹。”
沈曾植致力于学术研究，诗歌仅其余事而已，“偶有所感，辄缀数言”（沈曾植《苻娄庭漫稿自序》）。然学问富赡而溢为声诗，其诗歌是典型的学人之诗。“沈曾植的学人之诗，表现在其诗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表现在腹笥便便，取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金石篆刻、医药等方面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他的学问积累深厚，又能融会贯通，发之于诗，从而形成了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风格。”（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前言》）
一、引学术入诗
沈曾植的学人之诗首先表现在他能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即以专门之学入诗。
沈曾植认为诗歌与经史佛道之学是相通的，如他以唐诗为例，指出诗歌与绘画、佛学相通，“吾尝论诗人兴象与画家景物感触相通。密宗神秘于中唐，吴、卢画皆依为蓝本。读昌黎、昌谷诗，皆当以此意会之”；他又以宋诗为例，指出诗歌与史学相通，“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诗，而东坡、山谷、后山之情际，宾主历然，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彼谓诗史，史乎史乎”！
他在《与金甸丞太守论诗书》中说：
记癸丑同人修禊赋诗，鄙出五古一章，樊山五体投地，谓此真晋宋人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虽谬赞，却惬鄙怀。其实只用皇疏《川上章》义，引而申之。湘绮虽语妙天下，湘中《选》体，镂金错采，玄理固无人能会得些子也。
王闿运诗宗汉魏六朝，其诗在选辞设色、风调音节、对举铺叙、渲染修饰上学汉魏六朝诗人，可谓惟妙惟肖，足以乱真。然沈曾植认为王闿运只得魏晋六朝诗人的“皮相”，其诗虽如“晋宋人诗”语言隽妙，但他不通玄学，对汉魏六朝诗人蕴藉在诗中的玄理几乎没有领会到。沈曾植本人精通玄学，所写的玄理之诗，樊增祥读后，钦佩不已，以为“真晋宋人诗，湘绮毕生，何曾梦见”。沈氏这段话着意点出了学术思想对诗歌内在的支撑作用。沈氏又说：
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自注：所谓字重光坚者）。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诗》（自注：兼经纬）。经训菑畬，才大者尽容耨萩。韩子因文见道，诗独不可为见道因乎？
他以具体的事例论证了“以经通道，文道合一”的诗文创作观，指出诗人只有把诗学与经学、玄学等专门之学打通，学有根柢，诗作才能因诗见道。
作为大学者，沈曾植的学人之诗首先表现在引学术思想入诗，体现出他“因诗见道”的诗学思想，这是他的“学人之诗”与同时期的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同光体”派“诗人之诗”不同的地方。钱仲联先生说：“‘同光体’诗人，只有沈曾植是著名的学人”，“（沈曾植）才是道道地地的‘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者的现身说法，而‘同光体’诗人却不足以语此的，个别作者如陈衍，虽也博览经史，毕竟只是诗人、古文家，是《文苑传》中人物”。沈曾植的“学人之诗”不只有“诗人之诗”一样的用事用典，其诗歌创作体现出他“因诗见道”的诗学思想，而且融会了相关的学术思想内容。学术修养、文化意识及时代情境等因素促成他以集大成式的魄力融诗、学于一炉，并趋于向精、深、广的方向发展。他的许多诗作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如《病僧行》（《海日楼诗注》卷3）体现出他认为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针砭僧徒不识世间心，故无法从世间心转向出世间心的佛学思想。《病山示我〈鬻医篇〉，喜其怪伟，属和一章》（《海日楼诗注》卷7）对中国历代以来的诸医家医书进行考订，完全可作为一部医学史来研读，诗中以气论“荣卫”，驳斥专以“卫属气”、“血属荣”的谬见，可为医理研究方面提供参考。《六月十二日山谷生日，超社第七集会于泊园，观余所藏宋本山谷内集任注，各和集中七古韵一首，用浯溪诗韵》、《傅沅叔得北宋本〈广韵〉于厂肆，泽存堂祖本之祖也，为题四绝》、《积畲观察以所藏〈常丑奴墓志〉索题此志平生凡再见，皆羽琌山馆物也，覃溪极称此书为欧法，今拓泐浅无以证之，意世间尚当有精拓本》、《题知不足斋钞校本棠阴比事二首》等体现出沈曾植在古籍版本方面的造诣，他澄清了前人的误说，比勘版本的异同与优劣，还原了相关版本的本来面目。《题唐子畏雪景》评价唐寅之画，别具只眼；《题宋芝山晴江列岫图卷三首》批判麓台、石谷、南田末派之失，体现出他对绘画艺术的精深研究。
沈曾植还认为诗歌应能通古今之变，通人伦政事之得失，实际上就是提出诗歌必须发挥社会政治功能，表现儒者图谋天下、审定号令、深虑远图的经世情怀。他说：“夫所谓雅人者，非即班孟坚鲁诗义‘《小雅》之材七十二，《大雅》之材三十二’之雅材乎？夫其所谓雅材者，非夫九能之士，三代之英，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之君子乎？夫所谓深致者，非夫函雅故，通古今，明得失之迹，达人伦政事，文道管而光一是乎？”（《瞿文慎公止庵诗序》）他的《送伯愚赴热河》、《简黄公度》、《入城》、《南皮公青山大阅偕节庵往观》、《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赋呈》、《寄陈伯严》等表现了他的旷世情怀和经世之术，围绕着如何实现富国强兵，把救危之术、济世之策用诗歌的形式“撰写”了出来。
二、引学术用语、奥语奇词入诗
沈曾植力求诗歌摆脱平庸滥俗，欲洗髓伐毛，蓄蕴奥义而“寄托遥深”，分别从思想内容的形而上和用事用典的形而下两方面奠定了他学人之诗的范式。就形而上而言，就是以学术代替诗人的直观经验，突破传统诗学中“言志”和“缘情”的主导性模式，把“情”、“志”提升为以理性和逻辑为体、知识学问为用的新型艺术品，以便既能全方位地调动其博鸿的学术资源，又能顺应其隐约委婉的表达方式的要求；就形而下而言，即学者的典故术语取代了诗人轻灵巧语并成为文本中最重要的诗歌语言。
沈曾植的学人之诗还表现在以“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金石篆刻、医药等方面的奥语奇词以入诗”。他不是有意在诗中杂拉生词，炫学矜奇，而是在完全通融了学术之后，不自主地将其中的学术用语、典事奥语引入诗作之中，运用自由，毫无滞涩之感，完全是其深厚学术功底的自然发露。
由于他能将诸多学问通融汇合，他的诗中往往会出现以经史佛道、金石考据、地舆方志、医学农学等诸多学术术语同时入诗的情况，真是包罗万象，沈博奥邃。学术术语已成为他诗歌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与刻意堆垛生词硬语迥乎不同，非学术大师无以至此。下面仅引他《病山示我〈鬻医篇〉喜其怪伟，属和一章》中的一小节加以说明：
医术始黄帝，神仙能养生。厥流托方技，劂典先群经。燕齐迁怪人，悲愤思飞腾。仲景厨及流，不依刘景升。大慈启金匮，善救苏灾。黄公北山隐，思邈终南迎。剑首隋唐，刀圭战魖灵鬼。（《海日楼诗》卷7）
“医术始黄帝，神仙能养生。厥流托方技，劂典先群经”，语出《汉书·艺文志》关于《黄帝内经》和方技典籍的论述。“燕齐迁怪人，悲愤思飞腾”，上句出自《史记·封禅书》：“而海上燕、齐迂怪之方士，多来言神仙矣。”下句出自曹植《仙人篇》：“飞腾踰景。”“仲景厨及流，不依刘景升”，见《名医录》和《后汉书·刘表传》，刘表为荆州刺史后，任命张仲景为长沙太守。“大慈启金匮，善救苏灾甿”句中的“大慈”意出《大智度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金匮”即张仲景所撰的《金匮要略》三卷。“黄公北山隐，思邈终南迎”意出文中子《中说》：“子谓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旧唐书·孙思邈传》：“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剑首吷隋唐，刀圭战魖灵鬼”，“剑首吷”语出《庄子》：“吹剑首者，吷而已矣。”“刀圭”语出《抱朴子》：“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虫，即皆消坏。”
这首诗被王国维称为“杰作”，串联了一系列史学、地舆学、医学以及道佛之学之典故术语，澜翻不穷，迥出蹊径。辞艰句奥给读者解读造成了难以忍受的障碍，真可谓“雅尚险奥，聱牙钩棘”。
沈曾植的诗歌喜融合数典，典中有典。如《国界桥》中“修多罗说家常语，冥漠君为化乐身”（《海日楼诗》卷7）句系融合数典而成。“修多罗”出自《大智度论》，指诸经中直说者；“家常话”源自杨潜《云间志》中《聪道人灵鉴塔铭》：“（仰德聪）结庐畲山之东峰，有二虎大青小青随侍。有造之者，见挂一书梁间，问之，曰：‘如人看家书一遍，即知其义，何见读为？’”“冥漠君”用谢灵运《祭古冢文》：“冢有二棺，刻木为人，既不知其名字远近，故假为之号，曰‘溟漠君’云尔。”“化乐身”出自《起世经》：“化乐天身长八由旬。”
沈曾植诗歌最让人难以明晓的是大量以佛典道藏入诗。张尔田说：“沈寐叟邃于佛，三洞之籍，神经怪牒，纷纶在手，而一用以资为诗。”汪辟疆说：“（其诗）贯穿百代，奥衍瑰奇，尤喜摭佛藏故实，融铸篇章，一篇脱手，见者知其宝而不名其器。”胡先骕本欲称赞他的诗歌，却不经意间点出了他大量运用佛典道藏给读者造成的滞塞，“先生（指沈曾植）学问奥衍，精通汉、梵诸学，其诗本清真，但以攟拾佛典颇多，遂为浅学所訾病”。如《西摩路》（《海日楼诗》卷5）一诗中：“欣然名字即，已释尘沙凝。老母米潘因，晚华曼陀姿。”前两句意为天台宗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又分为六即，所谓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证即、究竟即。后两句中的“老母”用《大智度论》典；“曼陀”即曼陀罗，梵语音译词，佛教中的圣洁之花，《法华经》载佛说法时，曼陀罗花自天而降，花落如雨。由云龙说沈曾植的诗精深沉郁、晦僻不可时特意标出这两句，“老母米潘因”一语，由氏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再如《病僧行》云：“苏迷庐山芥子小，石女行歌木儿笑，岚风撼松藤袅袅。”（《海日楼诗》卷3）“苏迷庐山”、“芥子纳须弥”都源自《维摩诘所说经》。“石女”句暗用《本蒿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岭上木人叫，溪边石女歌。”“岚风”句暗用《大宝积经》：“此三千大千世界，为毗岚猛风之所吹坏，一切散灭，无有遗余。”三句用典都用“故事之语意，而不显其名迹”。
三、学人之诗的极致
前面说过中国古典诗歌从民间集体创作时代进入文人个体创作时代后，始终存在一个“学问化”过程，这一过程与诗歌的“性情化”处于一个共时性的平行状态。单就古典诗歌“学问化”过程本身而言，它又处于一个历时性的演进状态，即这一过程并不是某一时期、某个流派所体现出来的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
处于晚清时期的沈曾植将清代学人以学问为诗引向更险更僻的路数，他的诗歌不仅有深奥的学术思想，而且“僻典奥语，层见叠出，不加详注，很难索解”（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前言》）。在他的诗中，古典诗学中兴象、气韵等审美内涵退居其次，传统士大夫抒情言志的雅致越来越接近于一种纯粹的学术趣味。他“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而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而以辞为辖，如调黄钟，左韶右濩，如朝明堂，尧醴舜醺，谲往诡今，瘁窳”，引学问入诗力求开拓出新，除了全面驱动其心智，从典籍书本的字里行间仔细搜寻前人遗漏的点点滴滴以为诗料外，还大量引入释典，释典中又取其中的僻典，此前的学人虽也引释典入诗，但远不如他顺手拈来，频频调用。
沈曾植的诗歌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以学问入诗的巅峰状态，造“学人之诗”之极，此前此后都没有人引学问入诗如此之深、如此之繁、如此之僻。沈诗的笺注者钱仲联先生深有体会地说沈氏“是近代学者中知识最广博的一人”，注其诗“难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大家名家的专集”。沈曾植在以学问为诗的这条创作之路上作了艰苦的探索，他融涵学理、广征典籍的做法是以调动传统学问各门类的知识来扩张诗体的表现力的。但这样的诗歌性情不足，学理有余；但见其“学境”，少见“意境”。
与沈曾植同为“同光体”派魁杰的陈三立说沈氏“于学无所不窥，道箓梵笈，并皆究习。故其诗沈博奥邃，陆离斑驳，如列古鼎彝法物，对之气敛而神肃。盖硕师魁儒之绪余，一弄狡狯耳，疑不必以派别正变之说求之也”，“子培（即沈曾植）诗多不解，只恨无人作郑笺了”，认为其诗歌中的学问过深过僻，于己几乎成为玩弄学问的游戏，于人则无从解读其诗意。其诗“钩章棘句，僻涩聱牙，使读者悄然而不怡”（《小草堂诗集序》），“人读之，舌挢不下，几不能句”（《嘉兴沈乙庵先生学案小识》）。虽在学风浓厚的光宣诗坛，“宗乙庵（即沈曾植）者绝无。有之，仅一金甸丞蓉镜，亦不过得其一体，岂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耶”；虽学识渊博的同辈学人，也“时时钦其宝，莫名其器”，“睨之背芒，慓不敢近”〇10，更不用说普通的读者了。学人之诗发展到此已是高处不胜寒了。
晚清诗坛尽管因经世派诗人、维新派诗人和革命派诗人的创作而显示出生机，但诗坛的主体还是学人之诗或带有学人之诗特征的诗人之诗，沈曾植的诗歌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些诗歌深受乾、嘉以来朴学风气的影响，与现实生活联系不紧密，缺乏活泼的气息，颇有彝鼎法物之味；学问化因素太重，显得艰涩古奥，读懂已令人费尽心思，遑论得到审美的愉悦。这实际上表现了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后期，日趋雅致深奥而走入象牙之塔的绝路，基本丧失了清新朴实的天然之风，学问化长期累积起来的负面影响使古典诗歌的生息气脉已经折耗殆尽，诗人们纷纷寻求资书炫博这一褊狭之路，也是在自掘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