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学人和文人之别有了初步的认识。北朝颜之推指出：“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他认为学问和文学是不一样的，学问靠功夫，文章靠才思；一个人通过长年累月用功苦学，终有所成，可成学人；作文章如果缺乏才思灵气，虽发奋用功，却难成文士。南朝范晔《后汉书》首立《文苑传》，标志着中国士人阶层文苑传统与儒林传统之分立，为后来史书给士人立传创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式。长于学问者是学人，入儒林；长于辞章者是文人，入文苑；才学兼擅者，则既入儒林又入文苑。
进一步细分，活跃于儒林或文苑的清代士人大致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精于学术，不长于诗文，是学人；第二类长于诗文，学非所长，他们是文（诗）人；第三类学术、吟咏兼擅，他们是学者型文（诗）人。第三类士人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对象。
清代兼有文人和学者身份的士人已非常普遍，换句话说，文人与学者身份的一体化是在清代完成的，清人实际上是“儒林文苑多能兼”，学者即是文（诗）人，文（诗）人也是学者。许多士人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尤其要指出的是清代许多文人非常博学，如果放在先前朝代，他们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学者甚至是大学者，如钱谦益、吴梅村、袁枚等人，由于是在清代，学人之学除要求广博外，还要求专精，他们遂被“降”为文人之列。
就学术和诗歌来说，清代在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成就斐然的人比比皆是。清代学者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点是：只有少数理学家如汤斌、陆陇其等不喜言诗，其他学者无不留意诗学，甚至成为当世名家。他们性喜吟咏，又穷究经史。他们也许没有刻意用心于诗，但绝对不是“不为”，而是在学问经术之余也想“有为”。
林昌彝说：“世谓说经之士多不能诗，以考据之学与词章相妨，余谓不然。近代经学极盛，而奄有经学词章之长者，国初则顾亭林（炎武）也，朱竹垞（彝尊）也，毛西河（大可）也；继之者朱竹君（筠）也，邵二云（晋涵）也，孙渊（星衍）也，洪稚存（亮吉）也，阮芸台（元）也，罗台山（有高）也，王白田（懋竑）也，桂未谷（馥）也，焦里堂（循）也，叶润臣（名澧）也，魏默深（源）也，何子贞师（绍基）也，吾乡则有龚海峰（景瀚）也，林畅园（茂春）也，谢甸男（震）也，陈慕甫（寿祺）先生也。诸君经术湛深，其于诗，或追踪汉魏，或抗衡唐宋，谁谓说经之士必不以诗见乎？”上述诸人“都是开创一代学风的学人，又是影响当时诗风的诗人”。而乾、嘉两朝又是清代朴学昌盛的时代，诗坛许多成员同时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有论词例者、考典制名物者、考释金石者、考地理者、考论诸子学术者，所以在清代的学人之诗中以朴学入诗的情况最为常见。诗中之学偏向于经史考据、文字训诂、金石名物之学，同时还把朴学的方法应用于诗歌写作过程中。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其辨析哲理，则‘天理’、‘人’之说也。自宋儒讲学，以为天理与人欲不两立，惟人欲净尽，斯天理流行。先生（指戴震）力斥其非，谓古人所谓天理，不外絜民之求，遂民之欲，求之人情，而无憾，然后即安。理也者，即情欲之不爽失者也。故理即寓于欲中。盖一人之欲即千万人所同欲也”。戴震的学术思想在诗歌中都有所反映，如洪亮吉说“物性饥渴同”（《饮酒十首》），“饮食与衣服，讵出皆细故”（《偶成二十韵》），孙星衍说“神仙未必都寒俭”（《题罗小峰梅花册二首》），皆与戴震“理寓于欲”说十分相似。因而清诗与先前朝代诗歌的重大区别在于“诗固未尝与学术相离也”。
他们运用乾嘉学派治学的考证学方法进行诗（词）学研究，讨论诗学的复雅、重情、协律问题。乾嘉学派为清代诗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人力、方法和思想“资源”。乾隆中后期的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既是惠栋吴派的重要传人，又是沈德潜所褒扬的“前吴中七子”中的重要成员。王鸣盛有《耕养斋诗文集》、《西沚居士集》，王昶有《湖海诗传》、《青浦诗传》，钱大昕有《潜研堂诗集》、《潜研堂诗续集》。翁方纲、赵翼等既是著名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史学家。到嘉庆时期，主盟扬州学林的凌廷堪、江藩、焦循等，既以学者的身份影响当时的学界，又以诗人的身份影响当时的诗坛。凌廷堪入两淮盐运司词曲馆，任编校，期间遍览群书，学识大进，虽没有诗歌专集，但留下了许多诗作。江藩少居吴门，受业于惠栋、余萧客、江声，博综群经，尤长于史学，其著述主要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等。他亦善诗词，有《伴月楼诗集》。焦循与江藩齐名，世称“扬州二堂”，于经无所不治。焦循于治经之外，诗、词、医学、三教九流之书，无不通贯，有《雕菰集》。他们基本上反对长期流行在诗界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的观点，倡导学人之诗，强调学问与诗要紧密联系。
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清代学人兼诗人的情况，笔者将徐世昌《清儒学案》中所有学人、《清诗汇》中所有诗人输入电脑，检索结果发现既在《清儒学案》又在《清诗汇》中出现的学人共有367人，也就是说有清一代称得上既是学人又是诗人的至少有367人。当然这个数目只能大体上反映这一情况，一是徐世昌所编辑的这两本文献没能收入清代全部的学人、诗人；二是两书成于众手，选择标准不一，用心不足，导致录入的有些士人代表性不强，甚至可能出现“名不副实”的情况；三是笔者对这两个文献进行对照检索时，可能会出现某些阙略。
如果进一步量化，《清诗汇》记录的诗人共6 100余家，《清儒学案》记录的学人共1 169人。两书统计出的诗人兼学人有367人，占《清儒学案》所记录学人的31.4%；占《清诗汇》所记录诗人的6%。前一个数字说明清代学人多能诗，后一个数字说明清代诗人是一个庞大的队伍，这个队伍中绝大部分人的学问还是诗人之学，称得上学人之学的还是少数；大部分人是学问广博的诗人，小部分人才是学问精深的诗人。
从清代学者型诗人的学术著作和诗集来看，还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清代学者型诗人从他们的“诗”、“学”影响来看，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诗”、“学”兼擅的学人，如顾亭林、朱竹垞等“考据淹博”、“兼能诗者”；二是不以诗而名的学人，如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经学考据之业，自足千秋，诗均不工矣”；三是以诗而名的学人，如查慎行、王士祯等“工为诗，又博雅好古，习知六艺之文”，一生“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
（2）清代学者型诗人学术范围非常广泛，以经学、史学、朴学、哲学（主要包括诸子学、理学、心学）为主，扩展到天文、历法、算学、农学、兵学、医学等实学。清代的诗歌受学术的影响，诗学的视野是开阔的，诗学的根柢是坚实的。
（3）清代学术大师要么不治诗，一旦治诗就很有成就，他们学问渊博，以“余事”治诗，颇有建树。如顾炎武被称作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学问贯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同时也是清初诗坛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有《亭林诗集》6卷。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他的诗歌创作十分丰厚，存诗达10卷之多（据邓显鹤《船山著述》）；诗学批评很有见地，影响很大，有《姜斋文集》、《夕堂永日绪论》、《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诗学著作。
（4）“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在题材内容、风格特征、美学追求和诗法技巧上存在差异，但清代学者型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往往能兼擅二者之长，出入裕如，既学有根柢，又诗心完满。他们的诗歌总体上并不呈现出板滞晦涩的特征，有些诗歌甚至显得灵巧而有新意。如洪亮吉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人，对经学、史学、经济学、地理学乃至人口学都有深入的研究，写下了《春秋左传诂》、《公羊谷梁古义》、《六书转注录》、《三国疆域志》等大量学术著作。他的诗也是灵气飞动、率意真实，读者无不被他机警的比喻、独特的想象所折服。程晋芳“平生绝学都探遍”（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而“诗格与袁枚相近”（《清史列传》卷72）。孙星衍“沈潜经术，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孙星衍传》），其“少日诗如飞天仙人，足不履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1），袁枚曾以“奇才”许之。身兼两重身份的士人说明了，严谨细勘的学问与风神情韵的诗作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兼作，甚至可以相互借鉴渗透而融合在一起。但也有一部分学人如陆奎勋、诸锦、汪师韩、钱载、翁方纲等人，学问渊深，而诗多涩闷，以填实为诗，专门之学充溢于诗歌之中，以诗说学，诗歌中少有意境，缺乏“诗心”、“诗性”，他们的诗歌几乎成了述学、论学的韵文体。诗集中有太多的“学术诗”。
第二节 肇启清代学人诗风的清初三大儒
一、从经史典籍中引经世之学入诗的顾炎武
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江苏昆山人，学界称之为亭林先生。落落负大志，耿介绝俗。终其一生为匡复明室而奔波劳碌，可谓节高志诚之志士。
“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穷委，考证得失考”。他倡导经世，重视实证，治学一以“六经之指、当世之务”为鹄的，意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他评价自己治学和著作时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于学术之中，寓经世之意。
顾炎武毕生的精力用于学术，作诗仅是余事；其诗寓其经世之志，以质实深厚为特征，体现出学人治学严谨的特征。卓尔堪说：“（炎武）昆山名儒，识高学博，有不屑屑章句之志。”（《遗民诗》卷5）沈德潜说：“宁人肆其余力于学，自天文地理，古今治乱之迹，以及金石铭碣，音韵字画，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顾炎武的诗歌是他经世之学的自然流露，杨钟羲说：“亭林身负沈痛，不忘恢复，知时不可为，负经世之略，不得一遂。其拟唐人五言八韵六首，即先生言志之作。”他的诗歌具有学人之诗的风貌，潘德舆说：“亭林作诗不如道园之富，然字字皆实，此修辞立诚之旨也。”朱庭珍称赞他用事用典，斟酌分寸，“用典征书，悉具天工，有神无迹，如镜花水月矣，……非好学深思之士，心细如发者，断不能树极清之诗骨，提极灵之诗笔，驱役典籍，从心所欲，无不入妙也”。
（一）以学术入诗
顾炎武平生致力于经史之学，故擅长以经史之学入诗。吴宓说他“经史之学，要就平日养成，积之既多，到时自然奔赴。于是经义史事，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然后入之辞藻，见于诗章”。
在经学中，顾炎武之以“易”理入诗为最多，盖借“易”理最便于阐发反清复明之思想。如《书女娲庙》：“如冬复如春，日月如更旦。剥复相乘除，包牺肇爻彖。不见风陵之堆高突兀，没入河中寻复出，天回地转无多日。”（《亭林诗集》卷4）这里用了“复”卦喻明重兴，“剥”卦喻清衰亡，“剥复相乘除”之理充分表达了全诗之主旨。《赠路舍人泽溥》用了“明夷”卦，“明夷犹未融，善保艰贞利”（《亭林诗集》卷2）。明夷，离下坤上，离为日，代表明；坤为地，代表暗。“明入地中”，即时处暂时的黑暗。《永夜》道：“当时多少金兰友，此际心期未许同”（《亭林诗集》卷2），则用了孔子在《系辞传》中对“同人”卦的解说，“同人”，离下乾上，内卦由同而异，外卦由异而同，诗意谓在一定条件下，同可变为异，在清王朝文字狱的高压和博学鸿词科的招抚下，一些当时的“金兰友”，此际却“心期未许同”了。
他的诗歌寓今事于史事，多方面反映了朱明王朝败亡和清兵入关的这场战争，“既光国诗，尤裨史乘”。著名的《感事》之六就写出了当时的战斗形势：“传闻阿骨打，今已入燕山。毳幕诸陵下，狼烟六郡间。边军严不发，驿使去空还。一上江楼望，黄河是玉关。”（《亭林诗集》卷1）借历史上的人物赞扬了明代遗民志节耿介之士，如《又酬傅处士次韵》：“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雠旧相家。”（《亭林诗集》卷4）以刘琨、阮籍赞扬了傅山高尚的气节，以陈咸的不忘汉腊和张良的义报韩仇，比傅山的不忘明室。
顾炎武的诗歌显示了他的地舆学的造诣，也显示出他追念前朝、规复大计之旨。如《孝陵图》（《亭林诗集》卷2），“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实录》、《会典》并无纪述”，实为补《实录》等书之缺。诗歌详述了明孝陵的地理方位、结构布局、陵宇名物。再如《劳山歌》（《亭林诗集》卷3）叙述了劳山的地理方位、地貌景观、传闻轶事、独特的地域价值。其他如《潼关》（《亭林诗集》卷4）、《华山》（《亭林诗集》卷4）、《骊山行》（《亭林诗集》卷4）等诗把地舆、历史、景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的这类诗歌既表明了他对“汉家”山河的钟爱，也寄寓着对旧主的眷恋。
顾炎武学通多门，他的诗集中还有许多诗篇显示了他其他方面的学术思想。因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讨论。
（二）诗歌中体现出学人严谨的学术精神
顾炎武诗歌中的用典用事可以“精切谨严”论之，这是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这也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的地方，如后七子中的李攀龙“经义寡稽”，因而其诗往往“援据失当”，而顾炎武是经学家，“读书多而心思细”，尤熟于史，因而“用典使事，最精确切当”。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2说顾诗“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诗无长语”就是没有废话，不辞浮于意。因为其诗中的故实、用典及用语多出自正史，所以能“事必精当，词必古雅”。他用典弹无虚发、字字落实，朱庭珍说他“使事运典，确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谓精当”，“顾宁人……读书多而心细，（用典）则斟酌分寸”。
如《延平使至》：“万里干戈传御札，十行书字识天颜”（《亭林诗集》卷1），“十行书字识天颜”用《后汉书·循吏传》“（光武）一札十行，细书成文”，不但因光武和唐王朱聿键（立于福州，年号隆武）都是皇帝，可以相比，而且光武是汉代中兴令主，以之比唐王，更寓复兴之意。又如《陈生芳绩，两尊人先后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词旨哀恻，依韵奉和》中的“祭祢不从王氏腊”（《亭林诗集》卷2），用典于《后汉书·陈宠传》：“宠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间以律令为尚书。及（王）莽篡位……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陈芳绩和陈宠都姓陈，此其一；气节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余分闰位，不承认其为正统，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兴者，此其四。再如《汾州祭吴潘二节士》中的“千秋仁义在吴潘”（《亭林诗集》卷4），用《宋书·孝义传》王韶之赠潘综、吴逵诗：“仁义伊在？惟吴惟潘。……投死如归，淑问若兰！”潘综、吴逵皆吴兴乌程人，吴炎、潘柽章皆吴江人，此其一；潘综、吴逵以孝义著，吴炎、潘柽章以节义（民族气节）著，事虽不同，仁义则一，此其二；恰巧都是吴、潘同姓，此其三。
顾炎武不仅学问可当清学之祖，诗歌也开清代学人之诗的先河。学人之诗首先必须是“诗”，然“诗”中又有“学”。这就要求学人之诗的创作主体必须“诗”、“学”兼顾，对学术和艺术有较强的协调融合能力。如果要在清初诗坛找出这样的“特殊个体”，首选人物便是学者型诗人顾炎武。有论者把顾炎武与同时代的遗民诗人作过比较后说：“惟顾炎武学余于诗，称心而言……在此数人中，当别有位置也。”“清诗的一大特色，是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的统一。这首先由顾炎武开其端。”吴孟复先生认为在繁盛的学术影响下，有清一代诗歌的正宗应当是顾炎武。清诗坛坫总体上是由学人来把持的，顾炎武无疑是坛坫的最早的盟主。
顾炎武慷慨磊落的民族气节、不肯以文人自许的学行、经世致用的诗学观，对适逢世积乱离的晚清学人尤其是经世派学人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林昌彝将他推为清代诗人之首，赞之曰：“胸罗列宿贯三壬，一首诗歌一字金。当代风骚谁领袖？开山独让顾亭林。”
二、根柢于经史却不直接以学问入诗的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独慎之说，缜密平实。尝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问学者必先从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之教，无不精研。”（《清史稿》卷480）其学识之博，笔耕之勤，著述之繁富，不仅在有清一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李邺嗣说他“更以一身，上穷六经之源，下泛百氏之海，采二十一史之林，旁猎方技诸家之圃”。
黄宗羲学识广博，而尤以史学为著，其父生前曾告诫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于是他“自明朝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盖两年而毕”，不愧是清代史学上的丰碑。
黄宗羲首先是位学者，然后是位志士，再者才是个诗人，诗歌对他来说是“余事”。阮元说他“经史冠乎昭代，诗其余事耳”，“长一经学，不以诗名”。杨际昌《国朝诗话》说他“宿学重望，身备文献，其最表表者，不必以诗见也”。徐世昌也说他“于学无所不通，诗其余事”。
黄宗羲诗主性情，较少见他直接以学入诗，诗歌中的学问化倾向不明显。他的学问在诗中不发露，是水中之盐、酒中之饭。他说：“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曾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自然经术之文也。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又说“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他的诗歌融典籍而出之，不在诗中填书塞典，也许用朱庭珍《筱园诗话》中的话是最好的解释：“大方家数非不能用此种故实字样，大方手笔非不能为此种姿态风趣，乃不屑用，并不屑为，不肯自贬气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种冷径别调耳。是小家卖弄狡狯伎俩，非名家之品也。”黄宗羲的学问当进入诗歌创作活动时，就化为一种识力，一种对人生、社会意义的深层理解，在诗歌创作时，与现实生活相印证，变成作者内心诗情化的思考，然后表现在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这正是黄宗羲的诗不同于其他学人之诗的地方。
张仲谋论浙派诗时提出“一祖三宗”说。所谓“一祖三宗”，即以清初的黄宗羲为初祖，以康熙之查慎行、雍正时期的厉鹗，与纵跨乾隆一朝的钱载为“三宗”。黄宗羲在清诗坛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他首开浙派诗。浙派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大抵为重学问。黄宗羲虽然没有公开打出宗宋的旗帜，但他反对贬斥宋诗，他说：“余尝与友人言诗，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诸于外，若异域然。”其影响一直贯穿着整个清代的宗宋诗派（尤其是浙派）。徐世昌赞之曰：“梨洲受业蕺山之门，于学无所不通，诗其余事。罗万藻序中所称《铁琴死战马》、《老狐行》诸篇，今《诗历》皆无之，盖少作删落不少矣。其自序有云：‘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若学诗以求其工，则必不可得。’即其诗可知已。”
三、“知诗不以学”的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于书无所不窥，对天算、地理皆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他对许多经书进行了疏解，所著《易》、《书》、《诗》、《春秋》、《四书》的稗疏、考异，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多有新义。这些都为《四库全书》所收录，并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读史读注疏，对书志年表考驳同异，详加审阅探索，尤其注重对兴衰治乱、民生利病及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此外，他对文字学、文学等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清史稿》称：“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邓显鹤《沅湘耆旧集》说他“志行之超卓，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黄梨洲诸老相颉颃。精研六经，诗其余事，词旨深夐，气韵沉郁”。
王夫之“诗取径六朝、初唐，力排宋人”。他认为诗歌是“心之元声”，“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跌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在《古诗评选》中评李陵《与苏武诗》时说：“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他认识到诗歌作为抒情遣怀的载体，与哲学、历史、政治等著作是不同的，“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他充分肯定了严羽关于诗歌内容不能以学问来代替的思想，在评阮籍《咏怀》“昔日繁华子”诗时说：“故知诗不以学。”其《明诗评选》中评徐渭的《严先生祠》一诗时说：
《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
他认为《五经》中，《易》、《书》、《礼》、《春秋》是用来表学问的，唯有《诗》是用来言情的，前四经不能代《诗》抒情，《诗》也不能代替其他四经言学问。
王夫之不主以学入诗，所以他的诗歌与同时代诗歌相异，主要表现有：一是没有考据诗，尤其是清人喜作的金石考据诗，他一首也没有。即便如《石门有靖康勒字》，本是金石考据诗最好的题材，他却没写成考据诗。二是没有历代文人最喜欢作的题画诗，清代的学人几乎没有不作题画诗的，但王夫之却一首也不作。三是没有经史论学诗，王夫之经史功底深厚，但他的经史之学只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诗歌中几乎没有涉及。四是他的诗歌很少有序，诗中极少夹注，这在清代学人中也是少见的。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诗歌较少用典，不用僻典。
从对诗歌本质和特点的正确认识出发，王夫之对宋元明以来的“诗史”中所表现的混淆诗歌和历史的差别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与历史要求记载真人真事不同，诗歌不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而注重内在的情和理的真实性，亦即人情物理的真实性。他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对杜甫的“诗史”之笔，他也颇有微词：
诗有叙事叙语者，较史尤不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著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
王夫之有多首《咏史》诗，但不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而往往是借古抒怀，表达出一种由思索历史而产生的深沉感，寄寓着对时局的看法。他的诗都不是以诗记史、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做法。如他的《咏史二十七首》（节选）：
……
信陵饮酒近内，步兵泣路驱车。
赢得不知别苦，难忘聊复愁予。
田丰死争官渡，鸱夷不谏夫椒。
未到水穷山尽，难回坠石狂潮。
凤杳扬雄拾羽，龙乖谷永探鳞。
奇字詅痴万卷，危言卖绽千春。
元载饥寒扫迹，苏秦车骑迎门。
裹马装妻勾当，髑髅血肉乾坤。
……
这些诗应是感慨南明桂王政权的腐败。第一首咏叹像信陵君、阮籍不得志的士人以狂愁面世。第二首咏田丰谏袁绍、伍子胥谏夫差皆被杀，喻南明政权腐朽透顶，已无法挽回败局。第三首言当时文人主文谲谏，连篇累牍，陈词滥调，无可述者。第四首言南明政权奸诈之人当道，只顾自己穷奢极欲，不顾百姓死活。每一首前两句所论的历史人物都是引子，重在引出后两句的观点和感想。
再如他的《读史》（其一，其二）：
灵雨沐方春，油云护初晓。飘风良已济，薄冷还相绍。山气荣新英，天容澹归鸟。吾庐适在兹，因之群动窅。悠气百年内，感彼千秋表。旷世如相接，夫谁惜缥缈。
夏鼎沈泗水，民气悲天伐。西效无瑞麟，玉书孰与发。悠然南窗下，心情欲超越。夕阴敛西峰，徘徊露孤月。炯炯阅推移，寸意谁沦没。引绪既缤纷，何庸矜缄默。
从诗题看起来是填塞史料的诗歌，但作者却将历史的苍茫感与现实的感兴连接起来，表达出诗人欲有所为而不为时所许的感慨。
王夫之诗歌的学问化因素只有两点：一是他的一些诗歌蕴藏着“学理”；二是他的诗歌审美向汉魏六朝诗看齐。
王夫之在强调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时，并没有把它与理对立起来，他不否认诗歌中也有理，也不认为诗歌创作中完全不能有理语。他说：“王敬美谓‘诗有妙悟，非关理也’。非理抑将何悟？”不过诗歌的理和一般的理不同，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化的学者之理，所以他在《古诗评选》中评司马彪《杂诗》时说，“非谓无理有诗，正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评鲍照《登黄鹤矶》诗时说，“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此所谓“名言之理”即“经生之理”。他信奉诗中之理不是以赤裸裸的概念方式出现的，而是与生动的艺术形象紧密结合的。诗歌创作中不是不能说理，但是不宜变成僵化的死理。他在评庐山道人《游石门》诗时云：“此及远公说理而无理臼，所以足入风雅。”评陶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时云：“通人于诗不言理而理自至。”他主张诗歌要情理融成一片，如果符合诗歌的审美特征，能充分体现“心之元声”，那么即便有理语入诗，也仍然可以成为很好的诗歌。他在评陆机的《赠潘尼》一诗时说：“诗入理语，惟西晋人为剧。理亦非能为西晋人累，彼自累耳。诗源情，理源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哉？不因自得，则花鸟禽虫，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取之广远，会之清至，出之修洁，理顾不在花鸟禽鱼上邪？”说明情和理都源于人的性情，不是互相对立的。他所谓“自得”，即是指诗中之理要发自内心的感触，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感触，那么不要说以理语入诗，就是描写花鸟禽虫，也会情物两乖，花鸟禽虫反而会“累情尤甚”。故他赞扬陶潜《饮酒》诗中“幽兰生前庭”一首是“真理真诗”，“说理诗必如此，乃不愧作者”；称赞谢灵运《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亦理亦情亦趣，逶迤而下，多取象外，不失圜中”。
王夫之蕴涵学理的诗歌，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柳岸吟》，其中有多首与陈献章酬唱的诗，表达了他的心学思想。如《和白沙》（其二）：“粥饭终朝剧可怜，无心丛里有心天。髑髅不爽元生意，枯槁翻新看火然。莫撇孤清求鸟径，已知实际历长年。分明饶有中和用，不但虚悬未发前。”表达元气为万物之源和重实践的思想。“耳目忻浮光，不自知其性。砂中原含金，非天有殊命。外取亦甚晳，内视还成瞑。如彼夜行人，思与骐骥竞”，“影从虚出无生响，两段分开觉后迷。但识太空都扑满，不容风雨弄天机”，“云移隔岭摇绿草，雨过横塘绽白莲。大造无心谁解此，庄生浪说欲忘言”，表达了道是天地之本，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思想。“天下自闲闲，人心长戚戚。身为物所持，骑虎不得息。息之在先几，几先人不识。适燕而面辕，终身无返迹。”表达心为物役，则不可能获得自由自在的思想。《和一峰虚中是神主》诗云，“神者天之妙，心者人之主。云人而用天，我生如鳞羽”，“神静物不撄，神动心以靡。不复知其他，禅玄但测此”。表达了心是天地之大本和以静求心的理学思想。不过，尽管王夫之主张理当融入诗中，他的诗也有直露“理”的现象，如《和一峰虚中是神主》中的两首诗恐怕就有点“理”过其辞了。
王夫之强调《诗经》和汉魏六朝诗的审美传统，认为当代诗人应该在创作中体现这些审美传统。为此他不反对拟古。主性情的人是最反对拟古的，王夫之主性情，反对一切外在的法则，却又肯定拟古。不过他的拟古又与别人不同，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他评明人石宝《拟君子有所思》说：
竟不作关合，自然摄之。笔贵志高，乃与古人同调。拟古必如此，正令浅人何处拟起。崆峒、沧溟，心非古人之心，但向文字中索去，固宜为轻薄子所嘲也。诗虽一技，然必须大有原本，如周公作诗云：“于昭于天。”正是他胸中寻常茶饭耳，何尝寻一道理如此说。谭友夏拟《子夜》、《读曲》，往往神肖，只为他浪子心情，一向惯熟。又如陈昂、宋登春，一开口便作悲田院语，渠八识田中，止有妄想他人银钱酒食种子，借令摆脱，翻不得似。诗不可伪也，有如此夫。
王夫之认为诗即其人，也就是说“诗不可伪也”。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诗，有什么样的情志就有什么样的诗。如果今人的情志同于古人的情志，那么今人之诗就可同于古人之诗。学习古人的审美传统，不应该从作品外在形式方面去模拟，关键的是要诗人之心合于古人之心，如果诗人的心灵同于古人的心灵，那么这个诗人的作品自然与古人相同。王夫之诗学汉魏六朝，他不是有意模习汉魏六朝诗人的体格字句，而是体会他们内在的精神境界，他的诗像汉魏六朝诗，是他领承汉魏六朝诗人人格风范的自然流露。
王夫之的诗学体现的是汉魏六朝诗的审美精神，不是唐诗的审美精神，更不是宋诗的审美精神，他的诗学体现不出清诗的主流方向。他持的是极端的内在性立场，认为诗歌只能从性情中流出，反对任何外在性的学习和借用。他认为“抟合成句之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发，此谓小家数，总在圈缋中求活计也”，把诗歌是注重情感和个性的抒发，还是刻意炫学显才、展露学问看成判别“大家”和“小家”的试金石。
王夫之的诗歌对晚清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湖湘派学人之诗影响很大，他们的诗学思想继承了王夫之，诗歌审美也取径汉魏六朝古诗，与当时的宗宋诗风迥异。王闿运作诗赞美王夫之云：“江谢遗音久未闻，王何二李枉纷纷。船山一卷存高韵，长伴沅湘兰芷芬。”（《湘绮楼论诗绝句》）
第三节 清代前期至清代中叶学人之诗的衍变
一、开启资书为诗风气的朱彝尊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他“博识多闻，学有根柢，复与顾炎武、阎若璩颉颃上下”。康熙曾赐“研经博物”四字给他。王士祯评他曰：“独肆力古学，研究六艺之旨，于汉唐诸儒著述皆务穷其指归……所至丛祠荒冢，金石断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互同异。”沈德潜评曰：“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一一考索。如《经义考》、《日下旧闻》、《诗综》、《词综》，其最著者。……顾宁人先生不肯多让人，亦以博雅称许之。”
朱彝尊作诗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援学入诗。翁方纲说：“竹垞学最博，全以博学入诗。”（《评渔洋精华录》）钱钟书《谈艺录》说，“竹垞记诵综赅，枕经史，驱遣载籍，自是本色”，“旁搜远绍，取精用宏，与二李之不读唐后书，谢四溟之高谈作诗如煮无米粥，区以别矣。其菲薄沧浪，亦犹此志。盖纯乎学人之诗，斯所以号‘贪多’欤！”他资书以为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表现对象方面，直接以学问为表现对象，也就是说诗歌表现的内容是学问的问题；二是在抒情方式方面，用典故作为抒情手段；三是在审美风格方面，通过对诗歌语言出处的选择有意造成某种审美风格。
（一）直接以学问为诗歌的表现对象
最能体现朱彝尊学人之诗特色的是他的述学诗，如他的《斋中读书十二首》（《曝书亭集》卷21）简直是他《经义考》的诗化。第一首论《易》，批判陈抟和邵雍的先天河图说。第二首仍论《易》，批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第三首论《书》，批判宋儒的排抵小序。第四首仍论《书》，批判邵雍的《皇极经世书》。第五首论《诗》，批判王柏的《诗疑》。第六首仍论《诗》，赞成吕祖谦对“思无邪”的解释，而不同意朱熹的“淫奔之诗”说。第七首论《春秋》，批判胡安国的《春秋传》，甚至说明胡氏由秦桧引荐，因而也反对抗金，唯知偷安。第八首论《论语》，着重指出明代不应据《论语》之言而罢公伯寮从祀。第九首论郑玄不当罢从祀。第十首论经传的注疏家简要。只有第十一、十二两首是论诗歌创作的。朱彝尊这一组诗作于76岁，可算是他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
（二）用典用事广博而僻奥
朱彝尊的诗歌喜欢大量堆垛掌故，正如朱庭珍所说：“朱竹垞诗，书卷淹博……往往贪多务博，散漫驰骤，无归宿处，有类游骑矣。”如《雨中陈三岛过，偕饮酒楼，兼示徐晟》（《曝书亭集》卷4）：“却话平生同调人，吹箎击筑皆知己。皋桥桥西多酒楼，妖姬十五楼上头。百钱一斗饮未足，半醉典我青羔裘。坐中临觞忽不语，南州孺子高阳侣。同是东西南北人，明朝酒尽归何处？”“吹箎”说的是伍子胥，《史记》卷79载他曾“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吴市”。“击筑”说的是高渐离，《史记》卷86载“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
“南州孺子”本指东汉人徐孺子，他不满宦官专权，不肯出来做官，当时人称“南州高士”。“高阳侣”本指秦末高阳酒徒郦食其，据《史记》卷97载他曾帮助刘邦不费一兵一卒，得“七十余城”。
朱彝尊喜欢用僻典偏学入诗，以致博学的士人见着一时也摸不着来历出处，王士祯曾说：“昔见朱竹垞检讨诗云：‘捉卧瓮人选新格’，初不解。及观《通志》，有赵昌言捉卧瓮人格，及采珠局格、旋棋格、金龙戏水格等名，始悟所语。”林昌彝说：“（竹垞有）《赠河南周栎园先生亮工长排二十韵》，句有‘万牛杜陵镵，五鸽曲端军’。上句易晓，下句检《宋史》、《曲端本传》及各传志，不详所谓。后见《齐东野语》，方知出典。……竹垞先生读书多，造句雅，诗之录隶事，神录如此。”（《海天琴思录》卷2）以王士祯、林昌彝之博学，对朱彝尊诗歌尚且“不解”、“不详所谓”，可见其用典之僻。
（三）选词用字讲求来历
朱彝尊作诗还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如林昌彝说他有《论画和宋中丞》十二首之十云：“先子韶年写云壑，当时心折董尚书。后来舍弟亦能画，可惜都无片纸储。”（《曝书亭集》卷16）或疑“舍弟”、“片纸”入诗不典，却不知朱彝尊用此字词均有来历，《能改斋漫录》有：“兄称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与钟繇书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此“舍弟”二字有来历也。苏轼有句云“只字片纸皆收藏”，此“片纸”二字有来历也。（林昌彝《海天琴思续录》卷5）再如他的《来青轩》：“天书稠迭此山亭，往事犹传翠辇经。莫倚危栏频北望，十三陵树几曾青？”（《曝书亭集》卷8）“翠辇”、“危栏”、“北望”等皆有来历，“翠辇”指饰有翠羽的皇帝所乘之车，如唐太宗《过旧宅》：“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危栏”、“北望”则来自李商隐《北楼》“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之句。他喜欢仿古，大量运用汉魏六朝及唐人的词汇甚至句式，以求得淳雅的风格，如他的《晋祠唐太宗碑亭题壁集杜》：“步屧深林晓，春池赏不稀。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野日荒荒白，悲风稍稍飞。无由睹雄略，寥落壮心违。”（《曝书亭集》卷9）此诗全用杜诗原句，切人切事，语无漫设，浑成自然，天衣无缝。
朱彝尊力批晚明诗坛空疏不学的学风，“自明万历以来，公安袁无学兄弟矫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杨、陆，其辞与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钟氏、谭氏从而甚之，专以空疏浅薄诡谲是尚，便于新学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读书识字，斯害有不可言者矣”（《胡永叔诗序》）。强调诗歌须本于经史学问，“六经者，文之源也”（《答胡司臬书》），“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诗之雅以醇”（《鹊华山人诗集序》），“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别材非关学，严叟不晓事。顾令空疏人，著录多弟子”（《斋中读书十二首》，《曝书亭集》卷21）。朱彝尊诗歌创作的风格与黄宗羲截然不同；与顾炎武的诗歌相比，顾诗有学人之诗之大气，朱诗有学人之诗之玄博；与诗歌相比，王诗以才胜，朱诗以学胜。王士祯认为诗歌中学问与性情并重，朱彝尊却把学问置于兴会之上，学问成为其诗歌主要的价值取向。刘世南说：“以学问为诗，朱氏自然不是始作俑者，但他援宋人之说而变本加厉，贻误后人，却是不得辞其责的。”又说：“回溯一下，资书以为诗，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真是源远流长。从六朝的‘文章殆同书钞’，到唐代刘禹锡的不敢题榚、李商隐的獭祭，到宋人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出处’，到朱彝尊的‘根柢考据’，影响到后代人以数典（尤其是僻典）为能事，愈演愈烈。”朱彝尊开启了清代学人资书为诗的风气。近代龚自珍、李慈铭，到清末民初的沈曾植及其弟子金蓉镜等学人都受其影响，如金蓉镜《论诗绝句寄李审言》（之九）即云：“乙翁（沈曾植）硬句接朱翁（竹垞）。”其自注说：“乙庵师论诗‘不取一法，不坏一法，此为得髓’，即竹垞诗不入名家意同一关捩。”诚所谓“竹垞一灯，流衍之远，持择之精，几如唐之韩门，非他人所能比并”。林昌彝赞之曰：“大海四流入笔端，长芦媕雅冠词坛。罗胸十万缃囊记，落落归田七品官。”
二、“学人之诗”的倡导者杭世骏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在学术上，淹贯众流，以博洽著称，“所藏书拥榻积几，不下数万卷，枕藉其中，目观手纂，几忘朝夕”。毕沅曾在《道古堂文集》序中说：“梨洲、宁人振实学于前，而竹垞、西河继之，堇浦先生（指杭世骏）其学之博而精，实足以继朱、毛而追黄、顾。”近人张舜徽也认为：“浙学自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全祖望外，以言规模之大，吾必推世骏为巨擘焉。”
杭世骏以主要精力从事著述，暇则与里中诗友往来唱酬。自少至老，诗笔始终不懈。他的诗歌就书卷学问情况而言，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不用典、几乎没有书卷味的诗，其中以写自然田园风光的诗为多；二类是用典用事比较多的诗；三类是极富书卷气、大量铺叙学问的诗。第二类和第三类诗最能体现他“学人之诗”的特征。这两类诗多为古体，古体诗容量大，宜于铺排，“诗之众体，惟大篇为难，非积学不可为，而又非积学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载，笔力宏放，间见层出，如淮阴用兵，多多益办。变化舒卷，不可端倪，而后为不可及”（楼钥《攻媿集》卷52，《雪巢诗集序》）。
杭世骏以学入诗不同于一般只以典故入诗的饾饤之类，有以诗述学之味。如《厌胜钱歌为厉鹗作》（《道古堂诗集》卷1），这首诗对厌胜钱的历史作了个浓缩性的概括，反映出杭世骏对中国古代钱币史了如指掌，故驱学入诗，略无窘意。再如《万编修经将往明州修志，过予追访旧事，述长句答之，兼以送行》（《道古堂诗集》卷4），他的这首诗对四明地区从宋到清初的方志和文献进行了一次细细的梳理，如数家珍，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文献方志的熟悉和精熟，追根溯源、指瑕点瑜，非学者无以成此诗，充分显示了作者在地志学方面的造诣。再如《送五舍弟世瑞就昏黔阳》（《道古堂诗集》卷2），融湖湘一带的山川地貌、风景名胜、名人杰士、神话传说、禆史传闻、风俗习惯、忌词讳语于一诗，充分显示了诗人的博学多闻。
杭世骏的“学人之诗”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诗歌中学问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他不作纯学问化的诗歌，如《厌胜钱歌为厉鹗作》是为了帮助厉鹗辨析他得到的厌胜钱的收藏价值；《万编修经将往明州修志，过予追访旧事，述长句答之，兼以送行》是为万编修指点纂修明州志主要的参考文献；《送五舍弟世瑞就昏黔阳》是叮嘱他五弟黔阳之行一路上如何驱遣寂寞，避免“偶触生危机”。二是由于他学识渊博，有些学问在他看来是通识（因此在诗中不注），但相对一般的读者而言却是深奥难明的东西。所以他的学问诗往往不太好读，甚至不堪读。体现出他“学人之诗”的诗学观。
杭世骏应当是第一个提出“学人之诗”，且从理论上加以阐释的诗论家。从中国诗学史来看，这应该说是一个富有清代特色的诗学命题。他在《沈沃田诗序》中云：“三百篇之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于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指出自三百篇开始，既有诗人之诗，又有学人之诗。学人之诗重道义学问，而不重艺术娱情，他们的诗歌主要用来宣扬政治伦理教化，或是筹划应对的工具。
他在《郑荔乡蔗尾集序》中云：“古之为诗者，由本以及末；今之为诗者，骛末而遗本。由本以及末，故朝经夕史，昼子夜集，优柔厌饫，无意于求工而诗益工。骛末以遗本，佣僦耳目，雕琢曼辞，实而按之，仍枵然而无所有。”他认为诗歌当以经史子集为根本，徒事辞章之学及舍本逐末的做法。
杭世骏的“学人之诗”论主要针砭的是清代学者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一是作纯学问诗，忘记了诗歌“经纬万端，和会邦国”的政教经世功能；二是经学功夫不深，不能得经学精髓，“于经籍中辄欲染指，是诗人之说经”；三是学问功底深厚，却轻视诗艺，以“佻小纤薄之技”视之，所作诗“不免伧楚”。他认为“学人之诗”的主体是学问精深的学人，也是有才有艺的诗人，学问与诗艺能兼而顾之，“沈酣于卷轴而浚发于灵台，能役书而不为书役”（龚鉴《橙花馆集序》，《道古堂诗集》）。晚清经学大师多服膺杭氏，郑珍在诗中曾感慨自己晚生，不能面聆杭氏讲述经学。林昌彝赞杭氏曰：“岭南一集久推袁，上接黄全鼎足尊。词律更增深厚力，居然文采照中原。”
三、诗风冷僻琐碎的厉鹗
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厉鹗精熟辽、宋史实，《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厉鄂生平博览群书，“于宋事最为博洽”，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说他“学问淹洽，尤熟精两宋典实，人无敢难者”，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说他“性情孤峭，义不苟合。读书搜奇爱博，钩新摘异，尤熟于宋、元以来丛书稗说”。
厉鹗与其他学人不同的是他用力于诗，做学问也仍着眼于诗，“（厉鹗）始学为诗，即有佳句。于书无所不窥，所得皆用于诗，故时多异闻轶事”（《清史列传》卷71）。他的诗歌多用典用事，大半为前人未用之僻事僻典。他力求“辞必未经人道”，刻意避免“大路货”而偏取一些世所稀见的冷僻典故。这大概同他性格孤僻和读书广博有很大的关系。其资取渊薮，不在《六经》、《四史》，而在野史笔记、山经海志。此外，他还喜用佛道典籍。陈衍曾就王士祯和厉鹗的用典作了比较，“渔洋、樊榭两家，均好用典，惟王则运用无痕，厉尚未免斧凿之迹。王用鲜新典，厉用冷僻典”。厉鹗以“清疏窈眇之思，其博奥足以副之，自诸子百家杂出于神林鬼冢金石可喜可异之事，能令读才荡心震目”。林昌彝赞之曰：“气骨才华两擅长，秦淮怀古最苍凉。群书淹洽三江冠，更有诗篇接宋唐。”
厉鹗所使用的僻典偏事多从宋人笔记中采入，在其诗集中可谓蔚然大观。如《九里松至西山道中同金寿门、周少穆、王雪子作》：“高冢多风松落子，空田无雪稻生孙。”（《樊榭山房集》卷1）“稻生孙”出自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谓米芾秋日登楼宴集，见已刈之稻田有禾，青青可爱，亟呼老农问之，农曰：“稻孙也。稻已刈，得雨复抽余穗，故稚色如此。”米芾喜，因以“稻孙”名其楼。《吴长公自梁溪移家来杭，用沈陶庵题石田有竹庄韵奉简》：“裁花更辟三三径，煮茗休寻二二泉。”（《樊榭山房集》续集卷8）自注：“《鹤林玉露》：周益公访杨诚斋于南溪，诗云：‘回环自辟三三径。’尤玘《万柳溪边旧话》：兵侍公棐，于许舍山中凿地得泉，不异二泉，名之曰二二泉。泉盖在梁溪也。”
上引的“稻孙”、“二二泉”之类，出处尚不甚僻，字面亦不甚怪，即使不明出处，亦大致可解，在厉鹗诗中属于生新而不伤于僻涩之例。至下述典故，可就不免遭人讥评了。
《南归夜行赵北口同范希声作》：“参差人语知异方，作事五角与六张。”（《樊榭山房集》卷3）“五角六张”出自宋人马永卿笔记《嫩真子》：“五角六张，此古语也。谓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张宿，此两日作事多不成。”
《二月三日同少穆、竹田诸君集湖上题酒楼壁》：“鱼羹宋嫂犹遗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4）“宋嫂”出自宋人袁褧著《枫窗小牍》：“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盘案，亦复擅名。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
虽然《嫩真子》称“五角六张”为古语，然而用者甚少，一般工具书查不到。至于“鱼羹宋嫂”之类的地方掌故，也许只有参与编纂《西湖志》的厉鹗等少数人才知道。厉鹗用如此僻涩典故，这是其遭人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诗中自注生僻典故者甚多，以此来弥补用生僻典故造成的不足，但显然是无法完全弥补的。
方南堂在《辍锻录》中说：“近有作者，谓《六经》、《史》、《汉》皆糟粕陈言，鄙三唐名家为熟烂习套，别有师传，另成语句，取宋、元人小说部书世所不流传者，用为枕中秘宝，采其事实，摭其词华，迁就勉强以用之，诗成多不可解。令其自为疏说，则皆逐句成文，无一意贯三语者，无一气贯三语者。乃僴然自以为博奥奇古，此真大道之波旬，万难医药者也。”不知他是否针对厉鹗而发，但厉鹗的诗正有方氏所说的缺点。沈德潜说：“然近代人诗，似专读唐以后书矣。又或舍九经而征佛经，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说；且但求新异，不顾理乖，淮雨别风，贻讥踳驳，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厌心切理也。”其批评的肯定是厉鹗。
厉鹗的诗明显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偏僻生涩；二是细小琐碎，缺乏清代学人从经史入诗，引学术入诗的大儒风范。洪亮吉说厉诗“气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为诗坛初祖”。这正言中了厉鹗诗在这方面的弱点。姚鼐《惜抱轩尺牍》卷4《与鲍双五》称厉鹗诗为“诗家之恶派”，或亦正着眼于此。董伟业批评厉鹗“偷将冷字骗商人”，袁枚认为“责之是也”。
清代诗坛在康熙时期就出现了喜用僻典奇字的现象，戴名世曾批评这种诗风，“又其甚者，务为不可解之辞，而用事则取其僻，用字则取其奇，使人茫然不识所谓”。这种诗风到了厉鹗时期愈加厉害，他专学宋代小家，从小处把宗宋发展到了极端。饾饤獭祭的现象愈加明显，引起了诗坛的警觉。厉鹗以后的诗人在用事用典上要求新避熟不可能再超过他，且惩于步武厉鹗用冷僻典难免不露斧凿之迹，终是小名家耳，于是便向第二个方向去发展，以专门之学入诗，特别是以乾嘉学人擅长的金石考据入诗，与厉鹗为诗之路大不相同。翁方纲等人的学究之诗（钱钟书语）最能代表厉鹗以后乾嘉诗坛学问化的另一个衍变方向。但厉鹗的诗风却一直延亘下来，清末“同光体”学人追求“雅人深致”的审美特征，提出诗歌创作要“恶熟恶俗”，“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实际上就是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题材内容非“浅”即“俗”，只有从典籍书本的字里行间仔细搜寻前人遗漏的点点滴滴以为诗料，才符合他们的审美理想。纵观起来，他们承接了厉鹗等浙派诗风。与“同光体”异趣的李慈铭，其诗也是“五古厉樊榭”（钱仲联《梦苕庵诗存》丙《论诗二十四首》之九）。
四、以考据为诗的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翁方纲学问应为大儒，他“生平精研经术”，“于金石之学尤精审”（《清史稿》卷485）。张维屏云：“覃溪先生精心汲古，宏览多闻，于金石、谱录、书画、碑版之学尤能剖析毫芒。”
翁方纲的诗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记述作者宦海行踪，世态见闻，或徜徉山水之作；第二类是将金石考据写进诗中的学问诗；第三类是书画品题之作。这三类诗中，第一类披沙拣金，尚有佳作。但最能体现出其诗学时代特征的是他的考据诗，数量比起清代其他诗人，在其诗集中所占的比重特别大。陶凫芗曰：“先生诗分两种，金石碑版之作，偏旁点画剖析入微，折中至当，品题书画之作，宗法时代，辨订精微。盖其学问既博，而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洋溢纵横，别开生面，不可谓非当代一大家也。”易宗夔说他“精心汲古，宏览多闻，于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皆能抉摘精审。所著《两汉金石记》剖析毫芒。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中，盖真能以学为诗者”。从易评可看出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学术著作的翻版。
翁方纲对金石碑版“嗜好笃而发为性灵”（沈津《翁方纲年谱序》），创作了很多关于金石碑刻、鼎彝古玩之作，如《唐泰山磨崖铭》（《复初斋诗集》卷1）、《九曜石歌》（《复初斋诗集》卷2）、《玉枕兰亭和象星作》（《复初斋诗集》卷1）、《安南钟歌》（《复初斋诗集》卷3）、《观象台浑天仪歌》（《复初斋诗集》卷12）、《甘泉宫瓦歌为侯官林道山赋》（《复初斋诗集》卷7）、《长毋相忘汉瓦歌》（《复初斋诗集》卷17）、《后九曜石歌》（《复初斋诗集》卷9）等诗歌融金石、碑帖、书画、人事考证等内容于一体。
张问陶批评翁方纲“文场酸涩可怜伤，训诂艰难考订忙”，“何苦颟顸书数语，不加笺注不分明”。朱庭珍《筱园诗话》说：“翁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洪亮吉《北江诗话》说“翁阁学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并说“最喜客谈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诗”。林昌彝在《海天琴思录》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覃溪诗患填实，盖长于考据者，非不能诗，特不可以填实为诗耳。以填实为诗，考据之诗也。故诗有别才，必兼学识三者，方为大家，覃溪经学非其所长，至考订金石颇有可取”。张仲良说：“清诗中也有一些卖弄才学的‘学问诗’和掉书袋的‘典故诗’，如翁方纲就把经史考据、金石的勘研等写入诗中，毫无形象和韵味可言，令人生厌。”刘世南则说翁方纲等人的诗“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既酸且腐，不成其为诗”，“完全违背诗的审美本质”。
翁方纲等人的考据诗是乾、嘉考据之风对诗坛影响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是清代学人之诗的一个极端表现，这种诗歌有三个特征：一是以专门的金石考据之学入诗，把诗文化完全推入了象牙塔中，排斥了诗缘情和诗言志的审美传统。二是大量地用事用典，大段地以诗述学，诗前常常加序，诗中处处夹注，不仅使诗歌奥僻难懂，而且支离破碎，卒难耐读。三是把考据学的思理方法引入诗歌写作之中，相对地排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
不过这种极端的学人之诗马上引起了清诗坛的警醒，林昌彝批评翁氏道：“眩目何为绣色丝？西江宗派竟多师（覃溪北人，诗效西江）。词章经术难兼擅，徒博徐凝笑恶诗（覃溪诗患填实，盖长于考据者，非不能诗，特不可以填实为诗耳。以填实为诗，考据之诗也）。”〇10（《论本朝人诗一百五首》）后来的诗人没有甩开以学问考据为诗的道路，不过力图将学究之诗忽略或忘却了的“诗心”和情趣找回来，不但在理论上提出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一，在诗歌实践中也开始把性情与学问、学理与经世结合起来。开道咸宋诗派的程恩泽（师从凌廷堪）就是翁方纲的再传弟子，他创作了许多题咏金石书画的诗歌，何绍基“诗文中不可无考据”（《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莫友芝是“以考据为诗之流习典型者”，郑珍“于诸经疑义指擿畅通，及小学家书经发明者……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总体上说来，道咸宋诗派还是延续了翁方纲等人的考据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