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学人之诗
何谓学人之诗？要理解这一概念，首先得说说何谓学人。
传统的学人是指以研究儒家典籍为主的儒士。儒学传承流变，在不同时期其范围略有差异，唐代以前的儒学总称为经学（包括古文、今文经学），“《唐书》始易为儒学。至《宋史》而道学、儒林，肊分本末……《元史》仍为儒学”。到清代，“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统以儒林”（《宋元学案叙》），相应地，传统学人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但总以儒家经艺为核心。
学人依其学问修养有大成、小成之分，《宋元学案叙》中说：“《周官经》曰：师‘以德得民’，儒‘以道得民’。郑注以德行、六艺分属师、儒，盖以小成、大成别之……盖道合一者，圣也；其分而属者，儒也。”“师”即儒学之大成者，相当于圣人，他们学问渊博、全备，化为崇高的德行而受民爱戴；“儒”即儒学之小成者，相当于饱学之士，他们学有专深，化为经世之术而受民尊敬。
夫世有学人出，而后知有学人之诗存焉。学人之诗简而言之就是“师”、“儒”等学人所创作的诗歌。
杭世骏在《沈沃田诗序》中说：
三百篇之中，有诗人之诗，有学人之诗。何谓学人？其在于商则正考父，其在于周则周公、召康公、尹吉甫，其在于鲁则史克、公子奚斯。之二圣四贤者，岂尝以诗自见哉？学裕于己，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经纬万端，和会邦国，如此其严且重也。
杭世骏所说“学人之诗”就是学人中之大成者——周公、召公等圣贤之“师”所创作的诗歌。他们“学裕于己”，不以诗名（“岂尝以诗自见哉”），重道而不重艺，重学而不重诗，“运逢其会，雍容揄扬，而雅、颂以作”，诗乃为宣扬政治伦理教化而作。诗歌在他们手里是经纶世务（“经纬万端”）、筹划应对（“和会邦国”）的工具。
方南堂在《辍锻录》中说：
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
方南堂所说“学人之诗”就是学人中之小成者——博学强识之“儒”所创作的诗歌。
钱仲联先生在《论同光体》一文中将学人之诗之意表述得更加明晰：
学人诗人，努力的方向不同，并无高下之别。而在旧社会，一般文人却怀有学人高出一筹的偏见。陈衍正是用这样的眼光来谈什么“学人之诗”以抬高“同光体”诗人的地位。不妨考察一下，道、咸时期的程恩泽、郑珍、莫友芝诚然是学人，至于“同光体”诗人，只有沈曾植是著名学人，无愧于王国维所说：“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汙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陈衍本人，虽也博览经史，毕竟只是诗人、古文家，是《文苑传》中人物。此外，“同光体”诗人，或是以政治活动家而为诗人，或是从事文学专业的诗人。在那些代表人物中，却举不出学人。由此可知，陈衍“学人之诗”的说法，不仅在理论的本身还值得商榷，即使就事论事，也不符合实际，闽派诗更不是“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一派。当然，学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也不是品诗高下的标准。
他在《清代学风与诗风的关系》中说：
清初的诗人大都是博学之士厉氏（厉鹗）本人也是学人与诗人一身兼任之的（沈曾植）才是道道地地的“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者的现身说法，而“同光体”诗人却不足以语些的“同光体”的作者有一大群因而形成为一种诗风，但与晚清学风并无关涉，不同于郑珍、莫友芝合学人诗人之为一的情况。个别作者如陈衍，虽也博览经史，毕竟只是诗人、古文家，是《文苑传》中人物。
钱仲联先生认为学人之诗就是学人写的诗歌，如晚清前期程恩泽、郑珍、莫友芝等学者的诗歌是学人之诗，在“同光体”诗人中，够格称得上是“学人之诗”的只有大学者沈曾植一人，其他诸如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尽管学问渊博，但他们只是文苑中的人物，终不是学人，其诗不是学人之诗，陈衍称他们的诗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而为一，意在抬高“同光体”诗人的地位。
钱钟书先生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谈艺录》中认为少陵、昌黎之诗非“学人之诗”，因为其学乃“诗人之学”。“学人之学”是精深之“学”，杜、韩之学虽也广博，但不具备“专深”、“精通”的特征，故他们的学问不是“学人之学”，只是“诗人之学”，他们的诗歌不是“学人之诗”，只是“诗人之诗”。
综上所述，学人之诗的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即学人之诗的创作主体必须是学人。不能把以学为诗作为学人之诗的本质特征，“诗中有学”并不能成为学人之诗的标志，诗人之诗中也有学问。
在古典诗学的发展过程中，从学人之诗的本意又派生出第二层意思——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往往也被称为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相对举。在这种语境中所说的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与其说是诗，倒不如说是可以对照的两种诗歌风貌，前者偏重于学问，后者偏重于情景。陈衍最喜欢提“学人之诗”，其实并不都是刻意在抬高“同光体”诗的地位，很多情况下所指的是与诗人之诗相对应的诗歌风貌，他把“同光体”诗人的诗歌说成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一，那是因为“同光体”诗人许多篇章呈现出学人之诗的特征，他在《石遗室诗话》卷28中说：“祁春圃相国，有《题亭集》诗及《自题亭图诗》并序，已见前第十一卷，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所谓学人之诗也。而诗中带着写景言情，则又诗人之诗矣。”同一创作主体，却又说其诗歌既是学人之诗又是诗人之诗，指的就是祁隽藻的诗歌具有两种可对举的特性，“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是学人之诗的特性，“写景言情”是诗人之诗的特性。又如《石遗室诗话》卷6说张亨嘉“素不以诗名，然偶为之，必惨淡经营，一字不苟，所谓学人之诗也”，是指张亨嘉作诗精严，具有学人之诗的特点，而张本人则称不上是学人。
二、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学人之诗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争论：一是不排斥以学问为诗，争论的焦点是以学问为主还是以性情为主；二是不排斥学问，争论的焦点是在诗中不直接露学还是直接以学入诗。因而学人之诗存在着两种范式：一是在学人学术的基础上，据学问知识而写成的诗歌，这种诗歌其实就是“学之别体”，他们“诗为学作”，高明者如盐入水，“诗”、“学”浑然一体，低劣者则仅衍成韵体，有诗之形而无诗之质，是押韵的学问诗。这类学人强调诗歌的学问根柢，诗歌直接引入学问，明显体现出学人之诗的特征。二是在学人性情的基础上，为抒情言志而写的诗歌，这种诗歌其实就是“情志心声”。如果情志能上升到哲理层面，尚能显现出学人的本色，如果是闲“情”逸“志”，则与诗人之诗几无差别。这类学人主张诗歌创作应以性情为主，不喜欢直接以学入诗，学人之诗的特征并不明显。
为什么会出现“学之别体”和“情志心声”两种学人之诗的范式呢？这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说起。《诗经》在体例上有《风》、《雅》、《颂》三类，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之别。明代诗论家许学夷说：“故《风》则比兴为多，《雅》、《颂》则赋为众。《风》则专乎主情，《雅》、《颂》则兼举乎义理。”钱谦益也说：“《诗》三百篇，巡守之所陈，太师之所系，采诸田畯红女涂歌巷谔者，列国之《风》而已。曰《雅》，曰《颂》，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谟，本于经术。……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究之哉？”姚鼐《敦拙堂诗集序》提出《诗经》中《国风》“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为之乎”，而《雅》、《颂》中“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复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可并论也”。自《诗经》起中国古典诗歌俨然有两大审美方式：“风”与“雅”。“风”以言情为主，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多用比、兴，与学问不甚相干；“雅”以说理叙事居多，具有学理特征，喜用赋体。
有着浓厚崇古意识的古代学人，由诗歌发展的源头《诗经》来揣摩诗歌的创作，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们依据各自对《诗经》的理解，以及各自的审美趣味与品格追求，对这两大传统的选择不同，就产生了两大范式：主“风”者多为“情志心声”，在诗歌体裁上多用律诗、绝句等短体诗；喜“雅”者多为“学之别体”，在诗歌体裁上多用古体长篇诗。
杜诗被认为是继《诗经》后儒家诗教最好的传承者，杜诗有两个特征，一是性情真切，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是学问渊博，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重杜诗性情者认为“非徒学为之，其性情为之也”，“子美之诗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发于君父、友朋、家人、妇子之际者，莫不有敦笃伦理、缠绵菀结之意”，后世学杜者“当正己之性情，以求遇于子美之性情”。这类学人所作的诗歌多为“情志心声”。重杜诗学问者则认为“学诗之法，必以杜为宗，学杜之法，必以学为本，约情复性，以植其本；枕经葄史，以大其藏；规《骚》、《选》，揽宋、唐，以正其趋；猎百家，参小说，以尽其变；挈人情，穷物理，以致其用。如是，则本末交修，内外兼尽，不期为杜而杜将自至矣，不必为杜而亦无所不至也”。这类学人所作的诗歌多为“学之别体”。
由《诗经》肇启的两大审美方式衍生成中国古典诗歌唐诗和宋诗的两大审美传统。“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以韵胜，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贵深析透辟”。严羽认为唐诗与宋诗的显著不同是前者“惟在兴趣”而后者“不问兴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自宋以后，诗坛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争，宗唐者喜作“情志心声”之诗，而祧宋者则喜作“学之别体”之诗。到清代主唐者与主宋者之间的争论尤为激烈，他们据自己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如主唐派的徐乾学与主宋派的汪懋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汪懋麟）尝大会名士于都城之祝氏园，酒半，言欲尽祧开元、大历诸家，独尊少陵为鼻祖，而昌黎、眉山、剑南而下，以次昭穆。徐健庵（徐乾学）独抗论与争，谓宋诗颓放，无蕴藉，不足学，学之必损风格。辩难喧呶，林鸟皆拍拍惊起”。汪懋麟要以杜甫为祖，以韩愈、苏轼、陆游为继承者，建立一个诗统。而徐乾学则认为宋诗颓放不蕴藉，不足学，两人辩论激烈，以致“林鸟皆拍拍惊起”。
学人之宗唐者喜作“情志心声”之诗，不能体现出学人之诗的主要特征；宗宋者喜作“学之别体”之诗，更能代表学人之诗之本色。
三、学人之诗的特征
事物的特征总是在比较中得出来的，学人之诗的特征同样是在与诗人之诗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
本来在以学问为诗这一点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自从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个人创作时期后，无论是“清水出芙蓉”的天才型诗人，还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型诗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所写的诗歌都是有学问化倾向的。主张“天然去雕琢”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天然之余，还需学问潜在的润饰作用，也就是说，古典诗歌中的学问化现象不只是表现在学人之诗中，同时存在于诗人之诗中。学人之诗中的学问从形式上看与诗人之诗中的没有显著的差别。如果只是以诗歌中是否呈现出学问化的倾向来判别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以为有则为学人之诗，无则为诗人之诗，就会犯以共性来划分事物类别的逻辑错误。
然而学人之诗作为学人学术的一个有机部分而存在，必然会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这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本质区别之所在。学人由于长期运用抽象思维的方法思考问题、钻研学问，久而久之成为习惯，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会不自觉地运用逻辑思维，使诗歌具有学理特色。如清初顾炎武的诗歌就受其朴学的影响，明显体现出一种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他的《延平使至》、《三月十九日有事于攒宫，时闻缅国之报》等诗歌用典精切，典故之含义、背景，皆与所指事实切合，弹无虚发，字字落实，凝练严谨，“宁人诗甚高老雄整，使事运典，确切不移，分寸悉合，可谓精当”，“顾宁人，读书多而心细，（用典）则斟酌分寸”。他用典多出经史，绝少取稗乘小说、野史逸事、奇闻异说，体现出他在诗歌创作中“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精神，也体现出他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诗人之诗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而不是逻辑思维；是表象思维，而不是抽象思维。也就是钟嵘所说的“直寻”。诗人之诗不求精切，恰恰讲求意象朦胧、感兴至上。
学人在诗歌创作中会不自觉地引进学术研究的方法，如翁方纲的《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歌为竹君赋》通过考辨纠讹，史料引证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莫友芝的《甘薯歌》对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指出甘薯系“自海外窃取薯藤，纹入汲水绳中，渡海分植闽广境者”进行辨误，数典溯源，论证甘薯本黔南旧产。郑珍的《玉蜀黍歌》，为证明“玉黍乃古来之木禾”，旁征博引多种古籍：《山海经》、《竹书》、《地志》、《周礼》、《诗经》、《尔雅》等，穿插古代神话传说、玉蜀种植现状。这些诗基本上“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顾炎武《音论》），尤其是大量运用朴学中常用的归纳法。树一义，立一说，尤重论理，验证之确凿翔实，层层绎说，重重论证，必至确不可疑而后止。诗人把诗歌看作艺术，以为吟咏性情，不甚关乎学问，当然不会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写作的方法引入诗歌创作中来。
学人之诗常以专门之学入诗。由于学人之诗是由学人这种理性的主体所创作的，因而它在本质上就与古典诗学中最高的抒情理念不尽相同，当学人们进行诗歌创作时，一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诗歌意境的构造中，因而学人之诗可以看作是“学之别体”，是作为学人之学术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存在的。如金石专家翁方纲大量以金石考据内容入诗；孙星衍懂水利，作《再至东省过河漫各县》谈治水；程恩泽研究蚕桑，作《橡茧十咏》、《橡茧歌》。就具体诗句来说，黄遵宪如果没有“地圆说”的学识，就吟不出“回头望我地球圆”（《海行杂感》）的诗句；精通地志学的谭嗣同吟出了“崤函罗半壁，秦晋界长河”（《出潼关渡河》）、“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崆峒》）的华章。植物学家胡先骕在《春日杂诗》（其二）中借鉴了他渊博的动植物学知识：“柳枝渲鹅黄，蛰虫振初羽。桥下新绿生，江南三日雨。淡妆弄春姿，杏花如好女。夭桃初含苞，小鬣亦媚妩。科斗（蝌蚪）聚野水，老蛙鸣怒鼓。麦秀菜作花，生意满场圃。荷蓑真可羡，田事趁晴煦。”这些诗不仅在内容上体现出学人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意识，而且写得富于诗味。诗人“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不求甚解处多，所读经史但以供诗文之料而不肯求通”（蒋湘南《游艺录》卷下），诗中用事用典，并不体现出精深的特点，例如钱钟书先生曾说袁枚诗中也用禅语，但由于不好释氏，或未深读禅书，用释事释语归用事用语，实不曾知禅理。而深于禅学的沈曾植的诗歌频用佛典佛语，不但没有生硬之感，反使人觉得“度材于绝去笔墨畦町者，以意为车兒，而以辞为辖”。故同样是出于经籍，学人“其蓄之也厚，故其出之也富”；诗人“治经不过约其纲宗，撮其崖略，熏染其芳臭气泽而已。若章句训诂，固有所未暇及”，同为以学入诗，学人之诗中的学问不仅精深，而且“必有一个系统，决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识”；诗人之诗中的“学”不悉源流本末，未能精研深解，洞悉其长短精粗之所在，不过仅取性之所近者欣赏玩味受用之而已。盖学人之诗用学，如春蚕作茧，丝绪接连不断；诗人之诗用学，如蜻蜓点水，旋点旋飞。
学人“以六籍百氏叶典洞笈为之溉”，融通经学、玄学、佛学等思想内容以入诗，腹笥便便，取材于经史百子、佛道二藏、西北地理、辽金史籍、医药、金石、篆刻，其诗歌有“彝鼎图书之色泽”（《石遗室诗话》卷23），“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作诗讲究功底识见、来历出处。有时看上去是平常之语，以为是学人自造之语，如果详细辨析，总可以找到它们的典籍源头。如郑珍之《抽厘哀》，全诗看似用浅语言俗事，却引用了不少古代税币学识，但被化用得通俗易懂，几乎不留用事用典的痕迹。诗人强调性情在诗歌中的根本作用，所谓“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遣词造句不重出处来历，而是极力追求字句在诗意中的新颖独造，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
学人之诗“喜奥博不喜昌明，喜幽深不喜平直，喜含蓄不喜发露”，“其幽咽骚屑，缮性鞫情，如孤葩，空壑自嫮，土视粉黛”，“如调黄钟，左韶右濩，如朝明堂，尧舜醺，谲往诡今”，“其辞未必尽文，而其旨远于鄙倍；其意未必尽豪，而其心归于和平；其情未必尽往复，而其性笃于忠爱”。学以为诗，融理入情，不务惊险之思，自有绵远之韵，气格深醇。诗人之诗激情澎湃，极悲喜之情，“博丽其词，激昂其声”，在味鲜、趣真、意新中表现诗人的情感、灵思和灵机。
四、对学人之诗的理解
“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如同许多常用的概念一样，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性或“各取所需”，语义上的复杂多变或是相互矛盾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与其对学人之诗的概念进行条分缕析、强加界定，倒不如对这一概念容易产生的歧义和误解进行辨析。理解和把握“学人之诗”要注意以下七个方面：
（一）学人之诗首先必须是“诗”，然“诗”中又有“学”
这就要求学人之诗的创作主体必须“诗”、“学”兼顾，对学术和艺术有较强的协调融合能力。如果说一般诗人只是承受一种来自现实的生存压力，那么学者诗人除此之外，还始终受到另一种来自内部的异己性力量的吞噬，即他的知识、才学、理性对他作诗所必需的感觉、灵感和直观能力的威胁，故吴宓说：“学问成时性情亡。”学者诗人不仅不能像一般的诗人那样崇尚感觉而排斥理性，相反还必须在两者激烈的矛盾中去寻求一种看似不可能的统一。既要有“理”又要有“诗”，这就是学人之诗在其创作过程中始终缠结着的逻辑困境。也可以说，它们在学人之诗中是一种“合则两全，离则两伤”的结构关系。就“离则两伤”的层面而言，诗论家批评玄言诗“说山水则苞名理”，批评理学诗“无兴底意思”，如果说前一种问题是因为知识多而影响个体与对象的直观感性交流，那么后一种则是由于学理化解了情感上的郁积，因而也间接地取消了作诗所必需的冲动和激情。而在“合则两全”的层面上来讲，在其中所生成的则正是康德所谓“既思维又直观”的“理智直观”，虽无法论证，却是人之最高认识的机能。也可以说，如果诗人之感性与学者之理性结合好了，那么不仅不会出现所谓的“理事隔截”，相反，在诗中还可以直接把握宇宙人生之最高真相，这是很多大诗人都梦寐以求的境界。当我们说“思维”与“直观”之逻辑矛盾难以解决时，并不意味着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它们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个体身上可以实现和谐的统一。一直全神贯注于纯粹知识对象的主体把目光转向他一度冷漠的感性世界，则可为两种在学人身上原本严重分离与相互对立的生命机能提供交流融合的现实基础。
（二）学人之“学”与诗人之“诗”在同一主体身上实现统一
学人之“学”是倾向于理性的严谨学术，诗人之“诗”则是以直观感性为基础的抒情言志的艺术，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们是如何在学者型诗人这一主体身上实现融合和统一的呢？对此，范罕在《蜗牛舍说诗新语》中作了较有说服力的辨析，他说：“今之学者以科学为职志，科学虽是万能，然未必能入诗。而真正精于科学者，亦必可转而为诗人，其诗亦必奇工，可断言者，所谓离开一步说话耳。如精于名数之学者，当其分别名实，考验原代之时，其符号圈点之中，诗无一字可为立足之地。同一玄学也，彼之玄在刻意，而诗之玄在抒情，心理绝殊，诗不寓焉。但一旦脱离习缚，看花走马，吟兴忽生，则前此精刻过人之脑想，必尽量输入于五七字中，而成为细组，其美亦必逾恒美，谁谓名数枯稿之学去诗远耶！又如精于形气物理等学者，当其试验声光之速率，水火之原行，诗不能占其时间之一刹那，空间之一隙罅。盖物理之分量有定限，诗之分量无定限，手法不同，诗亦无与焉。苟使笃好此诸科之学者，暂置严密之心思，陶写片时之愉适，则前此物情纠绕，试术变化，又必一一穷形尽相，输之于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种灼丽燏煌之怪物，然则物理学家，一变而为诗人，可也。故在科学界谈诗，即不当以诗为本位，而仍以科学为本位，于是有美术家之诗、政治家之诗、教育家之诗、哲学家之诗、物理家之诗、名数家之诗。”范罕这段话归纳起来有四个主要的观点：即做学问与写诗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精神活动，前者“分量有定限”，后者“分量无定限”；做学问与写诗不能同时发生，当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时，“诗无一字可为立足之地”；诗乃学人之余事，学者在学术活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吟兴忽生”，“陶写片时之愉适”，就会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学术中的思想内容结合所触之情景“输之于此五七字中，而呈一种灼丽燏煌之怪物”；“名数枯稿之学”去诗未远，物理家可“一变而为诗人”，学人与诗人完全可以在同一主体身上实现统一。
（三）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文人之诗、哲人之诗、儒者之诗的关系
才人之诗、文人之诗、哲人之诗、儒者之诗不能从“质”上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风格特征，故不能与学人之诗或诗人之诗相对举，它们往往是从诗歌质地的厚与薄、诗与文的融合、思想的深与浅、理与情的偏重而言的。当然有时是因为使用概念时不够严谨，造成了这些概念的混用或张冠李戴。
“才人之诗，崇论宏议，驰骋纵横，富赡标鲜，得之顷刻。然角胜于当场，则惊奇仰异；咀含于闲暇，则时过境非。譬之佛家，吞针咒水，怪变万端，终属小乘，不证如来大道”，“模范山水，觞咏花月，刻画虫鸟，陶写比竹，其辞文而其旨未必深也，其意豪而其心未必广也，其情往复而其性未必厚也”。才人之诗才情挥洒，内容上多为山水风月花鸟之咏，风格上浮华浅滑，非诗之正道，有偶得薄学之嫌。
“文人之诗”一般是指以文为诗而写成的诗歌，如“退之（韩愈）好为文，诗似其文，退之诗非诗人之诗乃文人之诗也”，“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震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刘辰翁《赵仲仁诗序》）。（有时文人之诗也指创作主体缺乏诗人的气质，往往流为虚华浮夸，故“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诗作缺乏应有的气格，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是客套应酬，以文生情。）
“哲人之诗”往往是诗歌内容蕴涵着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对历史时空的追索，如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表现出对时光易逝、富贵无常、天命反侧的沉思和阐发，与写景抒情、风云兴会自是不同。
“儒者之诗”的提出与宋明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明孙承恩云：“诗自三百篇后有儒者、诗人之分，儒者之诗主于明理，诗人之诗专于情。”朱鹤龄云陶庵先生通晓“四子经义”，所作乐府“远辞高义”，“真儒者之诗也”。可见“儒者之诗”偏重于义理，是与专于情的诗人之诗相对的诗歌。
钱谦益《顾麟士诗集序》中所说的“儒者之诗”（应指“学人之诗”），黄宗羲《后苇碧轩诗序》中所提的“文人之诗”（应指“学人之诗”），就属于概念使用不够严谨而造成概念模糊混用的情况。
学人之诗总体上排斥才人之诗，而亲和儒者之诗和哲人之诗，喜欢文人之诗对传统诗歌作适当的破体，以便引学入诗。
（四）学人之诗从诗艺上看并不优于诗人之诗
“学人诗人，努力的方向不同，并无高下之别。而在旧社会，一般文人却怀有学人高出一筹的偏见”，“凡为诗文或其他创作，年少而有才情者皆可崭露头角，而为学人，则非穷年累月，勤学苦读不为功”。故而有学人之诗高于诗人之诗之偏见，如南宋理学家张栻肯定“学者之诗”而鄙薄“诗人之诗”，“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张栻）。先生曰：‘诗人之诗也，可惜不禁咀嚼。’或问其故，曰：‘非学者之诗。学者诗，读著似质，却有无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觉深长’”。
其实学人与诗人用功各有所专，兴趣各有所异，“长词章者未必兼通考据，有得于心性之学者未必乐钻故纸”。学人“嗣于经史、说文、考证之学嗜之日深，虽不废吟咏，非所专习也”。作为学人的孙星衍就自叹不能兼有袁枚等诗人的性灵圆通，只好远离诗坛而入学苑，“等身书卷著初成，绝地通天写性灵。我觉千秋难第一，避公才笔去研经”。学人“经史考据之业自足千秋，诗不工矣”，在诗艺上往往不及诗人，有的学人之诗具诗形而乏诗质，流于有韵的学术文章。典型的学人之诗，如果从艺术特征来看，并不见得就是最好的诗歌。他们所作的诗歌即使朴雅可喜，却总有文辞晦拙蹇滞之憾。朱庭珍《筱园诗话》说：“朱竹君、翁覃溪北方之雄，记问淹博。朱讲经学，不长诗文。翁以考据为诗，饾饤书卷，死气满纸，了无性情，最为可厌。”徐珂《清稗类钞》也说翁方纲诗“言言征实，亦非诗家正轨”。故陈衍说：“然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石遗室诗话》卷14）
方南堂说：“学人之诗，博闻强识，好学深思，功力虽深，天分有限，未尝不声应律而舞合节，究之其胜人处，即其逊人处。譬之佛家，律门戒子，守死威仪，终是钝根长老，安能一性圆明！”又说：“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诗书名物，别有领会；山川花鸟，关我性情。信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实是精辟之见。
（五）学人之诗引奥涩术语入诗是一种由志趣而形成的用语定式
学人之诗中随处可见的佶屈聱牙的文字、僻奥难明的学问典故交织在一起，必然在解读方面给读者造成障碍。这是由于诗作的主体是埋首于经籍中的“读书人”，他们的诗作必然具有如许特征。他们并不刻意以堆砌故实、卖弄学问、掉书袋为高，而是由于典籍读得多、钻得熟，自然奔注笔下，作者但喜其能确切达意，就随手用了，即他们诗歌的奥衍深邃是他们学问大量积累、高度成熟的自然发露，经传古训、奇词奥义在他们笔头下自觉不自觉地信手拈来。学人读学人之诗，“其蛰扶夐迈，如寒厉肤，煦认温燠，如溽大酷，扇以凉清”，赏心悦目，轻松自如，但常人读学人之诗则觉得晦涩难明，难以卒读。正如胡先骕《海日楼诗集跋》所言：“先生（指沈曾植）视为常识者，他人咸为生僻。其诗本清真，但以攟拾佛典颇多，遂为浅学所訾病。”可以说，学人之诗是一种具有密码性质的“部落话语”，因而它本身就有拒绝异类读者介入的封闭倾向，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解读或领悟的。
（六）学人之诗并不一定显示出学人的专精之学
首先，学人长于经史的可以以经史入诗，长于金石文物的可以以金石文物入诗，长于文字训诂的可以在诗中以奇字、僻字逞其才学，但如果是精于算学、地舆学、医学、动植物学等实学，就不太好入诗了，也少见学人们以之入诗，像胡先骕是个植物学家，能把西方的名卉，如海仙花、金合欢、馥丽蕤花等，用《天香》、《声声慢》、《齐天乐》等诗词写出来，在学人之诗中并不多见。所以学人之诗并不一定就显露出其专精之学。其次，学人之诗用典用事不见得就没有挦扯饾饤的现象，尤其是他用不属于他研治范围内的典与事时，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如清代钱载的诗就有这个毛病，“胸中所养，每如蠹食残书，蝇钻故纸；所作亦太半设客之曲，供官之诗。有诗胆而乏诗心，故仅就字面句眼上作诸变相，读之徒觉其蛮做杜撰，煞费气力”。再次，学人之诗并不是都用来吟咏学问，也不是篇篇都引学问入诗，学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学人身份作“诗人之诗”，但即便是这些篇章，如果集中起来看，同一般的诗人之诗还是有较大的差别。
（七）学人之诗的主体学人重学而不重诗，有的甚至轻诗
如刘知己“幼喜诗赋，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著自命”（《史通·自叙》），钱大昕“年二十以后，颇有志于经史之学，不专欲为诗人”，王鸣盛“诗文皆辍不为，以考史为务”。他们以治学为平生志业，把诗歌创作看作余事，把诗兴看作“绪余”，他们的诗作相对于其学术著作来说显得单薄寒碜，大部分学人诗集少，或者没有专门的诗集，他们对自己的诗作也“不自爱护，散落往往在人口”。同属诗歌范畴，学人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研究的成就也往往不相称，“诗学深，诗功浅”（陈衍《沈乙庵诗叙》），表现出诗学研究精湛，但诗歌创作相对寒碜，这与他们把诗歌研究看作学问、把诗歌创作看作技艺的态度相关。学人治诗的“余力”、“绪余”也有禀赋和量上的差异，即有才力感悟和时间精力上的差异。“余力”用得多，“绪余”高，常以诗陶冶性灵，寄托抱负的，往往成为以诗而名的学人；“余力”用得少，在治学之余稍为掇拾，但由于才力大虽无意工诗而诗自工的，往往成为“诗”、“学”兼擅的学人；非不能诗却专意于学，耻为诗人，偶有所作，随作随弃的，往往成为诗名为学名所掩的学人。
学人之诗总体上重学问，但并不排斥性情，他们在理论上往往还标举首性情、次学问，只是在实际创作中却不自觉地首学问、次性情，如道咸宋诗派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就体现出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
五、学人之诗之“美”
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学人之诗在本质上与古典诗学中最高的抒情理念不尽相同，摆脱了“言志”、“缘情”的附庸形态，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诗学的审美趋向。
（一）集学入诗，显示了学人知识的渊博
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学术的延伸，凡涉及其学术范围，他们的学识与情感一道倾泻于诗中，达到“情”与“理”同时释放的境界，从他们的诗篇中可以集中地或零纨片羽地领略到他们学识的渊博。如清代学术大师顾炎武精于经史之学，又旁通小学、音韵、舆地、典制、金石、校勘、辑佚、辨伪等学科，他的诗歌就浸潜着他广博的学问。有的以史学入诗，顾炎武平生最致力于史学，谙于历史风云变幻之掌故，所以他的诗歌比杜诗更有史的质地，“实则其诗足贵，正由字句间皆有事可指，且甚显豁”；有的以《易》学入诗，如《书女娲庙》、《赠路舍人泽溥》、《广昌道中》、《永夜》等诗中借“易”理反复阐述反清复明的思想；有的引考据入诗，诗中论述文物制度，有本有源；有的以音韵学入诗，他的《音学五书》开拓了中国古代诗歌音韵学的处女地。他的诗歌尤其是近体诗显得格律严谨，合度有节；他的诗歌“长于隶事，尔雅典重”，几乎每一首都用事典，无一字不无来历。
（二）以诗述学，显示了学人学术的精深
学人用诗篇阐释他们的专门之学，圈外人士感到奥僻晦涩，同行读之则如饮醇酪琼浆，显示出学人学术的精深。如汪师韩的《胡袭参司业示以所著同文声形故》是一篇谈论音韵文字学的诗作，这是乾、嘉朴学家的专题研究，汪氏以短短的篇幅阐释了深奥的音韵文字学问题，足可见他的学术造诣。再如杭世骏的《万编修经将往明州修志，过予追访旧事，述长句答之，兼以送行》，对四明地区的方志和文献从宋到清初进行了一次细细的梳理，如数家珍，解答了友人心中的种种困惑。对各种典籍追根溯源、指瑕点瑜，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文献方志的精熟，非学者无以成此诗。
（三）篇章凝练，显示了学人驱学从容自如
学人之诗以诗述学，其内容相当于一篇学术论文，但用诗歌来表述，往往被熔铸成数十字至几百字的诗篇，繁杂的学术内容依靠逻辑的连贯性与诗歌语言的跳跃性，舒卷铺陈。如清代金石考据专家翁方纲的《唐泰山磨崖铭》以三百多字形象地再现了开元十三年，唐玄宗为宣扬国力，挑选各种颜色的马各一千匹，组织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泰山大观峰下凿出巨大的摩崖石碑，“神飞四千九百丈，手摸日观凌天门”。碑文《纪泰山铭》由玄宗亲自撰写，“完完岳色千字存”，记述了封禅的过程和目的，“河东祈谷河北赐，青齐兖濮胥拜恩；四方治定岁大稔，宜荐岳伯天帝孙”。铭文赞扬了先皇之功绩，表白自己（玄宗）不敢耽于安逸，“上帝之休祖考庆，若迷后稷歌姜嫄；又云毖患儆在位，何异惩鉴桃虫飜”。其书浑厚苍劲、遒逸婉润，“鸾翔凤翥磴道表，俯照碧海黄河奔”。铭刻所关涉的唐代人、事、历史、军功甚繁，但诗人却能提纲据要，驾轻就熟。诗笔随思维急转，想象飞腾，流宕铺叙。
（四）经纬万端，显示了学人的经世情怀
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比，学人的经术之心使他们的诗歌更关注现实，更注意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以显示他们“初志岂诗人”或“耻为文人”的理想和情怀。道、咸年间著名诗人郑珍就在诗歌中再三表明了自己的经世之志，而且阐述了自己的经世策略，例如他曾为家乡贵州摆脱贫穷，发展经济，在诗中提出三策。《黎平木赠胡生子何》提出黔地必须从农耕转向林业，发挥地区优势，才能守土致富，“我生为遵人，独作树木计”；《厓堑口》提出贵州要开山辟岭，改善交通状况，才能与外商平等交易，繁荣贵州经济，“一朝会平荡，茶盐得通易”；《樗茧谱》详述桑蚕之业，认为养蚕业“金帛满山那苦贫”，贵州养蚕业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地其他地方推广。
（五）使事用典，显示了学人的精审严谨
学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仍保持着严谨不苟的本色，体现出他们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使事用典，务求神理相通，分寸悉合。如顾炎武《陈生芳绩，两尊人先后即世，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词旨哀恻，依韵奉和》中的“祭祢不从王氏腊”，出于《后汉书·陈宠传》：“宠曾祖父咸，成（帝）哀（帝）间以律令为尚书。及（王）莽篡位……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陈芳绩和陈宠都姓陈，此其一；气节相同，此其二；以新莽比清，余分闰位，不承认其为正统，此其三；希望朱明后裔有如光武中兴者，此其四。朱彝尊的诗典故迭出，他驱遣典故，也是分寸切合，“寓典则于文从字顺之中，阖辟卷舒，妥贴排奡”。祁隽藻往往对所吟咏的对象详细考索并分析条贯，他的诗歌“证据精确，比例切当”。此乃受学人“戒妄牵”之影响。
（六）不事藻绩，显示了学人之作的质实沉厚
学人之诗重意不重辞，遣词造句往往显得朴拙无华，不似诗人之诗灵巧秾丽。诎黜风云月露之态，趋向质朴厚重的审美特征。如郑珍的《抽厘哀》：“东门牛截角，西门来便着。南门生吃人，北门大张橐。官格高悬字如掌，物物抽厘助军饷。不论儳、十取一，大贾盛商断来往。一叟担菜茹，一叟负樵苏。一妪提鸡子，一儿携鲤鱼……村民租铢利有几？何况十钱主簿先奉己。纵得上供已微矣，乃忍饲尔饿豺以赤子。害等邱山利如米。呜呼！贯率、括率有时可暂为，盍使桑儿一再心计之。”诗中的“儳”、“”、“菜茹”、“樵苏”、“租铢”、“十钱主簿”、“贯率”、“括率”、“桑儿”都是学问典故，但用语质实平易，钱仲联先生说郑珍的诗“以功力深湛为特色”。
六、学人之诗研究的缺位
我们在研究和欣赏古典诗歌时，由于强调抒情言志、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社会现实诗、山水田园诗、咏史诗、咏物诗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甚至风花雪月、虫鸟花鱼之篇都能引起我们的关注，而学问诗，特别是金石考据等学问诗，由于难懂，常常被嗤为故纸堆里的东西，以为少性情而充满学究气，于是人为地把这些诗搁置起来，认为这些诗毫无价值。大多数诗歌史或文学史对学人之诗或鲜有提及（即使提到，也是阐述学术思潮的附注），或阈于“填书塞典，满纸死气”的偏见和定谳而对学人之诗直接否定。少数涉及学人之诗的著述也是过多地关注其中用典用事、险韵僻字、拗句涩语这些表层的东西，缺乏深入的分析。结果一提起学人之诗，无论是谁的，就用偏僻晦涩、堆垛无聊等套话去评价。至于学人们是如何用诗歌来表述学问，表述哪些学问；哪些是可取的，哪些确实是饾饤什物；哪些故意逞才使气，哪些是自然的流露；学问诗是在什么背景下创作的，是作者的读书心得，还是为某件古董名物题作；是写给学友后辈解疑答难的，还是学人之间的论学之诗，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少去考虑。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在评价学人之诗时，有意地失却一部分文本，没有对学人的诗歌进行整体上的研读，造成我们对学人之诗的审美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学人之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认识非常浅率、陌生，讹误、舛乱也随之俱来。部分批评者由于学问的肤浅狭窄，看不懂或难以看懂学人之诗，当然只能贬斥学人之诗艰深晦涩，而没有为自己的浅薄反省自责，评价也就显得武断和粗暴，缺少容纳通融之心。于是学人之诗一直处于学界视野的边缘位置，失去了它在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学者诗人”多被排斥于诗人群体之外，从而集体失声，使得我们对学人之诗有浓重的隔膜和成见，无法真正看到其价值。
如果抛开这些成见和人为的回避，“透过‘抄书’之讥的遮蔽，从学问化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可开掘的空间正自不小，评价亦未必止于当下”。学人大部分时间与书本典籍为友，虽“学擅专门，诗本余事，然心境与世运相感召，遂不觉流露于文字间也”，“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跑进人生里边去生活，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而言，读他们的作品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跳动的“诗心”，可以体察到学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文化价值观。学人把诗歌作为他们学术精神活动的栖息地，这块栖息地虽仍有大片学术纵横的町畦，但间杂着娱情悦目的花圃。他们的作品是这一社会知识群体精神文化的反映。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而言，学人之诗诚如袁行云先生所言，“包涵内容，至为广泛，足供文字比勘、名物训诂、史地考证、艺术赏析之资”，“中国诗歌之本身，除具有艺术价值外，尚具文献价值。惜乎研究者眇，未能尽量发掘，为世所用”。总之，对这些不同寻常的文字、意象与学理予以深入的解读、梳理，不仅可以直接还原、勾勒出它们隐蔽在“冷僻故实”与“寄托遥深”背后的庐山真面目，而且可由此而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思想史。
从目前对学人之诗的研究状况来看，漠视和偏见固然不足道，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切割肢解的不足，很少有学者把学人与诗人、学术与诗歌结合起来去分析“学者诗人”两重身份所承担的两重功能是如何在同一主体身上达到和谐统一的，诗艺和学理是如何通融渗透的，学人和诗人是如何相互交流而带动他们所处时代的学风诗风的。受文苑和儒林分立的影响，在研究学人之诗的主体时，要么只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研究，要么只把他们当作学人来研究，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把诗歌史和学术史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著述，使得这些“学者诗人”呈现出两幅缺陷的脸孔，而无法复合成一张清晰完整的面容。
从目前诗学研究的视野来看，学人之诗的研究还处于草昧广袤、人力未施的状态。学人与诗人、学苑与诗坛的横向研究以及学人之诗发展演化的纵向研究还有许多尚待开掘探索的空间，值得学界去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