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繁盛学术影响下的清代诗坛
学术发展到清代，“问学之业绝盛，固陋之习盖寡，自六经、九数、经训、文辞、篆隶之字、开方之图，推究于汉以后、唐以前者备矣”，极为繁盛而集大成，“有清一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各种学术都很发皇，有人说，清代的文化，是以前中国旧文化的总结束，以前所有种种的东西，在那时无不一一重现，这句话实在是很确适的”。
刘成禺指出：“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论其原因：一、继承家学，如二钱、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师承，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书自知。自明末黄梨洲、顾炎武、李二曲、王船山四大儒出，学术风尚，焕然大变。其后如徐健庵、王贻上、朱竹君、翁覃溪、阮芸台、曾涤生，皆能提进学者，建树学宗。虽咸丰以至光绪中叶，人崇墨卷，士不读书，而研究实学之风，仍遍于全国。”其说出了清代学术之盛的一些原因。
徐珂《清稗类钞》更加全面详细地总结了清代学术繁盛的原因：“爱新觉罗氏自太祖肇基东土，至世祖入主中夏，传十帝，历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学（注：泛指学术文化，非狭义之文学，以下同）之盛，所以轶明超元，上驾宋唐，追踪两汉者，盖有六大原因焉。一、由于开国之初，创制满洲文字，译述汉人典籍，而满人之文化开。二、由于信任汉人，用范文程之议，特选士于盛京，而汉人之文教行。三、由于入关以后，一时文学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遗老，即世祖、圣祖两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学宏词科诸人，其人以理学、经学、史学、诗词、骈散文名家者，亦率为明代所遗，而孙奇逢、顾炎武诸儒隐匿山林，又复勤于撰著，模范后学。四、由于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圣祖尤聪明天亶，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风。五、由于诏韶天下设立书院，作育人才。六、由于府广储书籍，并建七阁分贮，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学，至是而遂极其盛也。”
清代学术极盛，当然还有国家统一、疆域宽广、经济繁荣、政治相对稳定等原因。从学术文化本身来说，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发展，经过了两三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已到了加以总结的时候，清代学术正好处于继往开来的关捩点上。
清代深厚的学术积累对诗坛的影响表现为清代诗歌能兼收并蓄。清代诗人的学问普遍胜于前代，谙熟传统典籍，究心学术文化。近代西学东渐，引入了西方的思想学说、制度文化、器物技术、人文景观，“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更增加了清代诗学外域文化的色彩，赋予了清诗前所未有的新活力。清代诗学承载着许多本应由专门学科来承担的学术思想，负荷着先前历代诗歌都无法承载的文化内容，以至清代大量的诗学文本可以当作政治、经济、思想和学术史来阅读，无形中将人们对清代诗歌的注意引向学术而非只是审美的方向，读清人诗集和诗学著述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此外，清代诗人文艺兴趣广泛，“街谈巷议、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说、传奇演剧、童谣俗谚、秧歌苗曲之类，无不入诗，公然作典故成句用”，在诗歌的题材、内容、意境、体式、语言等方面都有大幅度的拓展，故作诗时能广征博引、得心应手。
黄人在《清文汇序》中对清代诗文在学术浓厚的氛围之下呈现出的学问化倾向有一个总括，“矧今朝文治，轶迈前古，撰著之盛，尤奄有众长。当定鼎之始，山泽遗耆，抱器陈畴，綦多宾服。即有愤衔轩剑，志切鲁戈，旋审大命攸归，亦退而绍申、伏之传，修河、汾之业，出其学术思想，播佳种于龙野。存国粹于沧桑，以塞麦秀采薇之痛。故其文云雷郁勃，风涛轩怒，震国民之耳鼓，至今渊渊作响。继世之主，懋学右文：两举词科，而骏雄游彀；宏开四库，而文献朝宗。贤王硕辅，又致设醴之敬，企吐哺之风，从而提倡。虎观无其备，兔园无其盛，龙门无其广；文运日昌，士气日奋。相率湔雪牢愁，服膺古训：息邪距诐，张天水道学之军；析义正名，干炎刘经生之蛊。而摅词幽雅，穷理则吐尘羹，订古则谢饾饤。即词人墨客，亦蓬生麻中，赤缘朱近，类能贾余勇，尚立言，咸有根柢，绝异稗贩。盖几于凤麟为畜，鸡犬皆仙，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训诂、考据、词章而同化”。清代诗人对学问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一、学问原本六经；二、学问要致用；三、多读书则取精用宏；四、多读书增加才气；五、纠正空疏之弊；六、纠正偏重妙悟之弊；七、空灵也要从学问中来；八、多读书可以医俗。”
纵观有清一代，清初诗坛多为明末遗老，他们提倡尊经复古的学风，这与惩于晚明士人空腹游谈、束书不观的学风紧密相关。乾、嘉中叶，以考据为代表的朴学大兴，诗坛受此浸染，大量以朴学入诗，以学术入诗之风以此为盛。“有清一代诗学自钱谦益中经翁方纲终至陈衍，主学之声贯穿始末，不同于神韵、格调、性灵等说的各擅一时，而是一曲和声中的主调。”清末诗坛以新学理、新知识拓开了新诗界，这又是任何一个朝代的末世所不能比拟的。
难能可贵的是，清人重学问，但也重性情，能辩证处理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没有表现为偏激和失衡。汪辟疆就说“宋人处理性情和学问在诗歌中的关系不如清人”。钱谦益《定山堂诗集序》将性情和学问对举，说：“诗之为道，性情学问参会者也。性情者，学问之精神也；学问者，性情之孚尹也……执性情而弃学问，采风谣而遗著作，舆讴巷謣，皆被管弦；《挂枝》、《打枣》，咸播郊庙，胥天下用妄失学，为有目无睹之徒者，必此言也。”钱澄之首先肯定“诗之为道，本诸性情，非学问之事”，接着又说：“然非博学深思，穷理达变者，不可以语诗。当其意之所至，而蓄积不富，则词不足以给意；见解未彻，则语不能以入情。学诗者既已贯通经史，穷极天人之故，而于二氏百家之书无有不窥，其理无有不研，然后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为言。于斯时，不必饰词也，而词无有不给；不必缘情也，而情无有不达。是故博学穷理之事，乃所以辅吾之性情，而裕诗之源也。”曾灿说：“诗贵性情，然欲其朴至而文，则必有学问。”张希良提出“以真性情为根柢，真学问为枝叶”的明确主张。许缵曾称“大雅元音，本之于学问，得之于性灵”。王元文《邱昆奇诗序》引严羽“诗有别才”之语，盛称邱昆奇的才情，又进一步指出：“非学何以拓其胸次，开其眼界，深其酝酿哉？太白之天才，犹读书匡庐十九年；少陵独有千古，亦曰读书破万卷。”舒位也说：“天地有生气，终古不能死。人受天地中，同此一气耳。发而为诗歌，亦是气所使。如涂涂附非，活泼泼地是。然非读书多，不能鞭入里。……经以三百篇，纬以十七史。纵以五千年，衡以九百里。铸出真性情，凿成大道理。”因为比较正确地处理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使得清诗学有根柢，显出质实厚重的特征，同时也没有失却诗性而严重偏离诗歌发展的健康之路。
一、繁盛学术影响下的清代诗歌创作
清代被称为“经学复兴的时代”，到清代中期，经学研究衍变为朴学，以朴实的考据手段用于儒家经典和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考据的对象已扩大到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等，并形成了众多地域性学派。以经学研究为核心的朴学直接影响到清代诗坛，“考据之学，后备于前，金石之出，今胜于古。海云鼎籀，纪事西樵；杜陵铜檠，征歌石笏。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晚晴簃诗汇序》），“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经、史、诸子中有韵语可采者，当歌咏之，以探其原”。清代朴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以专门之学（主要是朴学）入诗
与先前朝代的诗歌相比，清诗学问化最具时代特征的是以专门之学入诗，尤其是以金石考据之学入诗。
经学发展到宋、明时期，衍生成理学，在不断的流播过程中，其弊端也日益明显，形成了虚浮、空疏、浅陋以及“袖手谈心性”的风气。这种风气在晚明尤甚，“王学”末流师心而妄，束书不观。因此，明末清初士人将“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责任归到了“王学”身上，认为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明人“束手游谈”不读书，未能领承古之先贤圣哲的训导，士气沦丧。为了匡扶时难，挽救社会危机，振兴士林气象，他们出而救弊补偏，以汉人“实事求是”的宗旨相号召，重新找回失落的儒家道统，回归儒家经典，直接从儒家经籍那里获得前贤先圣的昆仑之玉。
但他们面临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由于年代湮久，这些古籍已变得佶屈鳌牙，脱字、漏字等讹误不断，字词都很难被准确清晰地理解，遑论准确地理解前贤的本意。二是这些典籍又存在被篡改甚至造假的情况。因此，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直接面对经典的本初面目，那就要重拾汉学的考据，要对儒家经典进行一次去伪存真的清洗，还其本意。由此便由文字入手，在训诂、校勘、考订、辨伪等方面展开纠误还原的学术活动，这样清初的经学研究便日趋汉学化了，所谓“汉儒说经重训诂，授受专门先后印。三代遗文近可推，大义微言条不紊”，经学研究成为清代朴学研究的中心。而碑刻崖拓、鼎文彝字作为古典文化的一部分载体，其上面的文字图案保存了许多元典文化，因而金石学也成为考据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日益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潮的背景下，诗歌作为复合型文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做了朴学的策应工作，于是出现了以金石考据等朴学内容入诗的情况，广大士人“只觉时流好尚偏，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编”。尤其是清中叶后，“长篇巨章日见其富，这是一种发展，殆如组诗被大量运用一样，扩大容量，于诗体功能（笔者注：主要指承载学问及说理的功能）不失是推进；然而在长篇中充斥腹笥，以博学为炫，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诗歌体式的某种戕伤”。
清诗以朴学入诗不仅表现在诗歌中有大量的内容是考订典章制度、考索金石文物、考证地舆山川、考释音义训诂、考论诸子学术，还表现在把考据的方法思理引入到诗歌创作中。诗歌中引进考据的思路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诗歌思维方式上的趋细、趋实，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诗人的独创精神，进而吞噬诗人的情感，造成诗性的迷失。考据式的思维方式壅塞了诗人的创造力、领悟力，窒息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的诗歌创作缺乏唐诗那种想象、凝练和跳跃。诗性的缺乏是造成乾、嘉诗坛啴缓疲软的一个原因。
清代诗歌以专门之学入诗范围非常广泛。如咸丰、同治期间诗人张应昌编了一部大型清诗选《清诗铎》，选诗五千余首，收录诗人自顺治期间的秦镛、钱澄之起至同治间诗人止，共九百余家。编者把入选的诗分为152类，我们从这些“类”中可以看出清人以学识入诗的倾向：如事关政治的有“总论政术”、“善政”、“用人”、“察吏”、“官箴”等；有关军事刑狱的有“刑狱”、“兵事”、“武功”、“军器”、“屯田”、“边防”、“怀远”等；事关专门之治的有“财赋”、“米谷”、“漕政”、“漕船”、“海运”、“钱法”、“盐”、“关政”、“丈量”等；事关社会生产的有“水利”、“农政”、“田家”、“树艺”、“蚕桑”、“木棉”、“纺织”、“商贾”、“淘金”、“采矿”、“采石”、“采木”等；有关灾害的有“捕蝗”、“伐蛟”、“勘灾查户”等，涉及多方面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二）典故运用的经常化和偏僻化
典故运用的经常化是清代诗歌学问化倾向的一个主要表现，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清代诗歌面临前所未有的知识厚度。“清代诗人所生也迟，有前代丰富的现成的典故可资运用，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同时又处在异族统治之下，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环境之中，加上本身往往多有学问，修养高深，所以，用典也就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作为艺术符号的典故，乃是一个个具有哲理或美感内涵的故事的凝聚形态，它被人们反复使用、加工、转述，在这过程中，它又融摄与淀积了新意蕴，因此，典故是一些很有艺术感染力的符号。它用在诗歌里，能使诗歌在简练的形式中，包容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而且使诗歌显得精致、富赡而含蓄。”清代许多诗歌的用事用典的确达到了这种艺术效果。如清代诗坛巨子钱谦益“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他写诗，“金银铜铁，不妨合为一炉”，在一首诗中他可以做到句句用典、一句连用数典、古典今典并用等，使诗歌具有历史盆景之奇观。钱谦益对典故运用的娴熟与巧妙绝非饾饤者所能望其项背。毛奇龄作七律一首而翻检书籍，动或数十种，直獭祭耳。
用僻典主要表现在清中叶浙派诗和晚清宋派诗中，他们不喜甜熟的典故，而是极力求新求异，恶熟恶俗。用的典故太偏僻，读者读不懂，以至在诗中又用长长的注疏对掌故的来龙去脉作详细的解释，实际上是考据之风在诗歌创作中有意无意的体现。
受清代学术风潮影响最深的是学人之诗。在诗歌创作上，以专门之学入诗自是学人之诗本色当行之处，如以考据入诗来说，一般的诗人之诗也存在这种情况，但考据诗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考据的“深”度和“精”度逊于谙于考据的学人。诗歌创作用事用典之僻、难字怪字之多，一般诗人也无法同谙于训诂之学的学人相比。
二、繁盛学术影响下的清代诗学研究
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说：“以考据学为特征的乾嘉士人的学术思想，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它对儒家文化而言，是集大成的，但却不是开创性的，它系统整理了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及历史文献。”清代诗学研究也体现出集大成的盛况，难以数计的诗学著述系统整理了数千年中国诗学思想及诗学文献。清人诗学著作中，既有借编定诗选标举其诗论主张的，也有纯粹的诗学理论著作，更有品种繁复的诗话体，蔚为大观。
清代士人研究诗学完全是把它作为一门正儿八经的学问来进行的，“诗话之作至清代而发展到高峰，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其质量也比前代为高”，特别是清代大量学者都能作诗，参与诗歌批评，创作了大量的诗话，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学者型诗话，以至诗话“成为专门家之学”。清代学者写作诗话多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行为来对待，不肯敷衍和随意，“都是取的严肃认真态度”，不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的轻松随笔之类，而是“博采群编，以正史为宗，以志乘、说类为佐，上自宫廷，下及谣谚，事典而核，语赡而雅”，郭绍虞先生说：“清人治学确是比较严肃，即诗话方面，也有相当的学术研究价值。”他们在诗话写作中大量运用“考据”之法。考据法几乎渗透到一切学者诗话中，以“考据”为特征的学术性几乎成为他们诗话的首要风格。他们引证材料更繁富，选择材料更精审，论诗时的主观臆断更少，那些无根之游谈、不实之虚论，多是被排斥的，因而其诗话的学术价值有了一大飞跃。以至有些考据家评诗，太拘泥于实事，于古人的片言只字上攻瑕索疵，以为此处失考、彼处杜撰，评诗琐碎不堪，流于学究气，虽为以考据家的眼光评诗而有走向极端之流弊，然其精严谨慎的作风却不容抹杀。
清代诗论家叶燮自谦地说他于“诗文一道稍为究论，而上下之，然又不敢以诗文为小技，即已厌弃雕虫饾饤之学，则此亦必折中于理道而后可”，他是以严肃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来谈诗论文的。蒋寅说，“清人研究文学，却常出于学术的兴趣，所以他们常像治经一样，用实证方法来探讨文学问题。清代批评家不像明人那样喜欢大而化之地泛论历代诗文，他们更多地致力于专门问题如文人传记考证、语词名物训释、声调格律研究、修辞技巧分析等，做持续、深入的研究。……这种追求精密的实证态度，成就了清代文论的学术性和专门性”，“诗学在清代不同于以往的最大特点，即它是被当作学问来做的。无论是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史研究，还是王士祯、李因笃的诗歌声律学，都体现了这一点。诗学在走向学术化的同时，也要为诗歌安顿一个知识基础”。
扎实的文献基础，积淀了两千年的诗学成果，再加上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的实证学风，使清诗研究显示出高度的学术性，其丰富性、系统性、专门性和实证性是先前朝代诗学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一）清代诗学著述的丰富性和系统性
清代士人大量记载清代诗坛名人逸事、交游创作、名篇佳构的景况，表现出清人重视诗“史”的观念，从而建立起了从明末清初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没有间断的诗坛史料长编。这也是前代不曾出现过的一个可观的现象。如吴伟业的《梅村诗话》记述了明末清初鼎革之际作者与陈子龙、龚鼎孳等操守迥异的大诗人的交往；王士祯《渔洋诗话》记述了诗人的生平经历及与兄弟友朋辈交游谐谈之状，勾勒出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时神韵说风靡海内的一时盛况，其自述记录动机云：“古今来诗佳而名不著者多矣，非得有心人及操当代文柄者表而出之，与烟草同腐者何限？”一代诗宗为诗存史的责任之心与自觉意识溢于言表；袁枚《随园诗话》，录存本人及同时代诗人诗作更为广泛，入录之乾、嘉人物竟有千余之众；周春《耄余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法式善《梧门诗话》等亦为乾隆、嘉庆时期诗坛的记录详备之作；林昌彝《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记录道光及咸丰、同治时的诗坛风云，颇能反映当时抗御外侮的时代情绪；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亦同此旨；王闿运《湘绮楼说诗》系其弟子王简辑成，广泛记录同治、光绪年间时人之吟事；陈衍《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广为辑评晚清时期的诗人诗作，而尤详于道、咸以来渐成显宗的学宋诗派；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则以晚清“诗界革命”运动之参与者为对象，传达出传统诗歌向新时代、新诗体转变的具体信息……仅上述十余种，记录下的有清一代诗坛的热闹繁华，便几乎达到了逐年不间断的程度。诗话的从本人视角出发记录当代诗坛事迹这一主要功能，在清人手上体现得最为纯熟充分。
清人除倾力于撰录本朝诗史之外，对历代诗史、诗学文献的系统整理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同样成绩斐然，编纂齐全了唐以后历朝诗歌的《纪事》和《诗话》，表现出为诗歌“修史”的异乎寻常的热情。清初沈炳巽有《续全唐诗话》一百卷。乾隆间又有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二卷；由王士祯、郑方坤等人纂成《五代诗话》；厉鹗编成《宋诗纪事》（后道光、咸丰年间罗以智，光绪年间陆心源纂有《宋诗纪事补遗》）；孙涛与钟廷瑛辑有《全宋诗话》；周春辑有《辽诗话》；钱大昕辑有《元诗纪事》。民国后陈衍编成《元诗纪事》、《辽诗纪事》和《金诗纪事》。对明代诗歌资料的整理，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和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这样的系统之作，又有厉鹗的《明事纪事》、朱凤藻的《明诗综补》、苏之琨的《明诗话》、陈田的《明诗纪事》和杨凤苞的《明季诗话》。
（二）清代诗学著述的专门性
清代学者“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清代学术发达，学术分工日精、分类日细，诗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以清代对杜诗的研究为例，钱谦益的《杜工部集笺注》、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辑注》、张溍的《读书堂杜工部诗注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黄生的《杜诗说》、王士祯的《点定杜工部诗集》、朱彝尊的《杜诗评本》、翁方纲的《杜诗附记》、鲁一同的《通甫评杜》，他们注解杜诗“参考精详”、“考据分明”、“征引时事”、“搜寻故实”、“能补旧注”，“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辨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而非敢取凭臆见为揣测也”。从他们注解杜诗中，我们可见清代诗学研究精心深入的状况。
清代诗话也更趋于专门化，大不同于以前的零碎和随机。他们或以专代而著，如王士祯等人的《五代诗话》、厉鹗的《宋诗纪事》、钱大昕的《元诗纪事》、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或以专地而称，如郑方坤的《全闽诗话》、陶元藻的《全浙诗话》、梁章钜的《闽川诗话》、杭世骏的《榕城诗话》；或以专家而名，如纪昀的《李义山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潘德舆的《李杜诗话》等，这些专门性的诗学著述绝不是“以资闲谈”（欧阳修《六一诗话》自题），也不是“入趋风好名之习，著惟意所欲之言”（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
（三）清代诗学著述的实证性
清代士人学赡而精审，最明显地表现在对诗歌声调的研究上。如郑先朴《声调谱阐说》以图表形式，一一注明诗歌所属调性为古、律、拗、半律或柏梁体，把七古平仄的变化列举无遗。这样一种彻底的量化研究，避免了举例的随意性和结论的不周延性，从而可以检验前人提出的规则是否周延，是否能涵盖平仄变化的各种调式，达到科学的水平。用如此精确的数学模型来统计、分析一个文学现象，验证一条写作规则，在清代以前绝对是难以想象的，这是清代朴学的实证学理在诗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汪师韩《诗学纂闻》针对有人提出五古可通韵、七古不可通以及杜甫七古通韵者仅数处，检核杜诗，知杜甫通韵共有十一例，又考唐宋诸大家集，最后得出结论：“长篇一韵到底者，多不通韵；而转韵之诗，乃有通韵者。盖转韵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转韵者用字多，故因难见巧。”像这样一个细小的论断，也要将有关作品全部加以复核、统计，这就是清代诗学追求精密的实证态度，它成就了清代诗学学术性强的一面。类似《诗学纂闻》的诗学研究著述在清代还有很多，且多是康、乾时期的学者所为，如顾炎武的《诗律蒙告》，王士祯的《谐声别部》、《律诗定体》、《王文简公七言古诗平仄论》，赵执信的《赵秋谷所传声调谱》，李文藻的《律诗合谱》，何焯的《唐律偶评》，纪昀的《河间试律》、《唐人试律说》，周春的《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桂馥的《五七言古诗声调》，朱鸿的《杜律双声叠韵》，黄本骥的《韵学卮言》，王筠的《毛诗双声叠韵说》。这反映了当时诗学研究中实证精神的兴起，这种实证精神一直贯穿于清代的诗学研究中。
三、繁盛学术影响下的诗坛宗向
清代诗坛流派众多，但大体上不外乎两个大派——尊唐派和宗宋派，各个诗派的争论也不外乎尊唐祧宋的框架。如果我们从流派纷呈、争论熙攘的复杂现象中绎出来，就可以看出清代繁盛学术影响下的诗坛总体上不是尊唐，而是宗宋。清代儒家诗教再度登上诗坛，因尊杜风潮而引发了诗史观念的拓展，促使清代诗歌告别了含蓄蕴藉的唐诗而转向质朴直露的宋诗。例如，以人文渊薮而著称的江浙地区是清代诗坛的重心，出现的清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浙诗派总体上就是一个宗宋诗派。
此外，对宋人以学为诗一路的创作，自严羽至明代批评家皆以否定性的指责为主，宋诗处于被贬抑的地位，而重根柢学问的清人对凿空议论的明人总体上持批评的态度，自然会抬高以学为诗的宋诗。虽然有些诗人取宗杜甫、韩愈，更多的诗人则是直接宗苏、黄。如果说明人维护并强化了唐诗的传统，那么清人则是最终发现并高度肯定宋诗的价值，极大地提升了宋诗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诗重学识，宗宋者多为学者。宗宋诗派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从清初钱谦益、黄宗羲提倡宋诗算起，康熙时期以吴之振、田雯、汪懋麟等为代表，乾、嘉时期以杭世骏、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和以钱载为代表的秀水派，道、咸时期以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为代表的宋诗派，同、光时期以陈衍、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为代表的“同光体”派，一代又一代，看不出有明显的衰微之相——它顺应了清代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
清代宗宋诗派标举学问根柢，肯定以学问为诗，主张学问与性情合一，学人与诗人合一，体现出清代理性主义的诗歌美学趋向，“故示以宋人之诗，非读书多、学力厚不易成章”。它的思想实质在于以考据求义理、治经史而探本原，将朴学的求是精神和考据手段输入诗歌创作之中，并作为衡量诗歌价值的标准。宋诗派虽然在话语形式上主张诗与学合一、性情与学问合一、文辞与考据合一、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一，实际上合一论中有重点论，偏倚于学问、考据、学人之诗的一面。学问第一，性情第二；经义为本，诗艺为辅。
清代宗宋诗派强调学力对诗歌创作的决定性作用，以学问根柢、考辨功力来衡人品诗，不知不觉地把朴学家的重征实的观念引入诗学价值论中，力倡以经术考据入诗，把治经的精神和方法输入诗歌创作而形成学问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汉代以经学取代文学之路的回复，透露出学问至上的优势心理和诗为学作的文学工具观，讲求质实、厚重而排斥神韵、空灵，以博学慎思能力和征稽考辨能力代替审美感悟力和艺术想象力，以智性之光遮蔽性灵之光，导致清代许多诗歌演变成学问诗，以学识功底制胜，不惮屑屑征引，孜孜求证，以考据性诗材诗料等同于诗境诗味，这是诗的一种异化，表现出非审美的倾向。何绍基曾指出考据之风对清代诗歌的负面影响：“考据之学，往往于文笔有妨，因不从道理识见上用心，而徒务钩稽琐碎，索前人瘢垢。用心既隘且刻，则圣贤真意不出，自家灵光亦闭矣。”重学问而轻才情，重理义而轻情趣的诗歌，究非本色当行。
在从事诗学研究、尊崇宋诗审美传统的清代士人中，学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一般诗人。
第二节 清诗学问化被强化的原因
中国古典诗歌的学问化从诗歌进入个人创作时期就开始了，并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到清代，古典诗歌学问化啴缓之音终汇成一代响调——学问化成为清诗的一个主要特征。
《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一个时代的文风必然受其所处时代“世情”、“时序”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巴赫金说：“每一种文学现象（如同任何意识形态现象一样）同时既是从外部，也是从内部被决定。从内部——由文学本身所决定；从外部——由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决定。不过文学作品从内部被决定的同时，也从外部被决定，因为决定它的文学本身整个的是由外部决定的。而从外部被决定的同时，它也从内部被决定，因为外在的因素正是把它作为具有独特性和同整个文学情况发生联系（而不是在联系之外）的文学作品来决定的。这样，内在的东西原来是外在的，反之亦然。”清诗学问化倾向超出先前任何一个朝代，除了战乱结束、国家统一、政局稳定、经济恢复而带来了文化的复苏和繁荣等环境背景外，主要还应从与诗歌紧密相关的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以及古典诗歌自身发展到了烂熟而无法再有新的艺术空间可供拓展，必然会走学问化的道路等内部因素来考虑。
一、以学问见长是古典诗歌发展到最后的必然选择
“凡一种文学体裁之演变，大抵初起时多浑成自然、生新活泼，其后渐重技术，渐重雕琢，以人工掩天机，遂流为匠气。”可以说古典诗歌一开始就潜藏暗伏地沿着学问化方向在演变，清诗作为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个阶段，无疑是古典诗歌学问化之路的终极，必然会负载历代积累而成的知识文化，呈现出性情化相对弱化而学问化愈显强势的臃肿病态。
鲁迅先生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唐代是近体律绝各体形成的时代，基本形式体制已无可发展。但还有人想翻新出奇，这就是在诗坛上不甘寂寞的宋人。他们经过广泛的探索与实践，在诗歌的题材内容、风格意蕴、表现手法等方面变化出新，宋代诗坛的大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正是“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在极高的起点之上，苦心孤诣，终于推出宋诗并与唐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不能不为后人所称道。翁方纲说：“而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所以司空表圣《二十四品》及严仪卿以禅喻诗之说，诚为后人读唐诗之准的。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在翁方纲看来，唐诗在意境表现方面已占据了最高点，所以宋人不可能在这方面与唐人争长。宋诗不以意境见长，而以义理、学问、论事见长。从宋诗中可以见出宋代的政治、经济、道德、学术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有许多为史传所不载，因而可以作考据的资料。这是严羽所言“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诗辨》）的注脚。
紧跟唐诗以后所形成的宋诗这一高峰，更增加了古典诗歌超越创新的难度，所以明代的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清人赵翼说“好诗多被古人先”，“古来好诗本有数，可奈前人都占去”，“恨不奋身千载上，趁古人未说吾先说”。蒋士铨更是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辩诗》）。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准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一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广大前业之君。”事实也是这样，元、明两代诗人刻意要甩开宋人，但他们远离了宋诗的范囿，却在唐诗的藩篱中晃悠，结果成就不高，跟在唐人后面辗转。尤其是明人受严羽“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之论的影响，加上汉族统治的恢复激起了明代文人对汉唐盛世炽热的渴望，在文化层面，体现为复古思潮的泛滥；在诗歌领域，表现为对盛唐诗歌的无限景仰与逼真模拟。纵观有明一代，宗唐之风占绝对优势，宋诗则置于被委弃的角落，即便有人偶尔提及，也不过是一片嘈杂声掩盖下的一声无力的嗡嗡声而已。清人要在唐宋以后再在诗坛开辟疆域自然非是易事，无疑需要比唐、宋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没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天才很难取得成功。古典诗歌在唐宋两代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给清代诗人力图创新造成了不利条件。因此对清代诗人的每一寸新进展，所开拓的新的空间都不能低估其价值。
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两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闻先生的这段话须作三点来看：一是从唐诗到宋诗，由“以丰神情韵见长”到“以风骨思想见胜”，从“工于言情，美在情辞”到“长于说理，美在风骨”。由于唐宋各有独到的胜处，因而形成诗史上双峰并峙的局面。二是闻先生同情明清诗歌要开拓新局面之难，尤其是清代诗歌，时代留给清人在诗歌领域创新的空间几乎是微乎其微了，所以即使如叶燮所批评的“近今诗家，知惩‘七子’之习弊，扫其陈熟余派，是矣。然其过凡声调字之句近乎唐者一切摒弃而不为，务趋于奥僻，以险怪相尚，目为生新，自负得宋人之髓，同于句似秦碑，字如汉赋，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涩，真足大败人意”，清人取径再偏、再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三是闻先生认为明清两代诗人所做的工夫是无谓的挣扎，他虽然看到了明诗的不足，但是没领悟到清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压轴之戏，真可谓好戏还在后头，清人最终唱出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声音。他们是在“挣扎”，但他们的“挣扎”“有味”、“有益”且富有成果。
明代诗坛流派纷呈，明人实际上也在力图对中国古典诗歌作全面开拓，试图开掘出古典诗坛可供拓展的角落空间。结果“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无论是台阁体派，还是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都没有成功。事实上继宋以后诗坛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祧宋复唐，明七子尝试了这条路，结果是唐诗已没有可供再开垦的空间，他们跟在唐人的屁股后转，只学到唐人的皮毛，所作之诗竟成优孟衣冠，只能以假唐诗目之。二是什么都不学，率意而作，明公安派和性灵派试着走了这条路，“心灵无涯，搜之愈出”，只凭慧心独行，结果师心而妄，不是“俚俗”就是“僻涩”。还有一条路是接着宋人还没走完的路继续走，清人吸取明人的教训之后，选择了这条路。
从唐诗到宋诗，由“以丰神情韵擅长”到“以筋骨思理见胜”。唐诗的“丰神情韵”其实是积累了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多年的诗学精髓，唐诗确实已没有留下太多可供拓展的空间。唯有宋诗的“筋骨思理”才经过三百多年的积累，自然有可供开垦的町畦。“由情趣到理趣，宋人已经这样做了。但宋人的理只是玄学家与理学家的理，邵雍、朱熹大抵如此。另一些由读书或观物时感觉到的事理，王安石、苏轼的言理大多如此……（但他们）思想不够活泼，学问不够坚实，诗料不够丰富。”清人看出了其中可供开垦的大空间，于是诗歌根柢于学，大量引学入诗成为有清一代诗坛的风尚。
整个有清一代，尽管存在着唐、宋诗之争，但宗宋倾向更多，从清初钱谦益、黄宗羲、朱彝尊（晚期）、吴之振、查慎行，到清中叶的杭世骏、厉鹗、钱载、翁方纲，到晚清的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再到晚清的陈衍、陈三立、沈曾植，其诗歌艺术取向都是宗宋的。与其说他们崇宋宗宋，倒不如说他们看着自己在丰神情韵方面无法达到唐人的高度，唯有宋人开创的以学为诗这条路还可以走下去，还可走得很远，于是被“逼”得只能选定了这条路走。以学问为诗可以说是清人不得已而为之的制胜之道，所谓“竹垞以经解为韵语，赵瓯北以史论为韵语，翁覃溪以考据金石为韵语，虽各逞所长，要以古人无体不备，不得不另辟町畦耳”。钱仲联先生说：“中国诗歌发展到清代，前面已有从《诗经》到汉魏六朝、唐宋这样悠久丰富的传统，欲想另辟蹊径、再造天地，就非要具备厚实的学识与广博的艺术修养不可，这是古典诗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清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指出了清诗以学问见长是古典诗歌圆熟后要求得新生的必然途径。
宋代诗人中，许多大家、名家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他们以才学为诗成为一代诗坛风气。清代诗人继承并发扬了宋人这一特点。顾炎武等人提倡经世之学，风气所及，莫不重学。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及王士祯等无不积学为宝，深刻地认识到“诗”与“学”的关系。清代率先提倡宋诗的钱谦益，人们盛赞他“才大学博”（王应奎《柳南诗文钞·西桥小集序》）。朱彝尊“中年以后，学问愈博”，便“泛滥北宋”（《清史列传》卷71）。提倡宋诗的汪琬曾这样明确地指出：“唐诗以杜子美为大家，宋诗以苏子瞻、陆务观为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学赡，气俊而词伟，虽片言只句，往往能写不易名之状与不易吐之情，使读者爽然而觉，跃然而兴，固非饾饤雕画者所得仿佛其万一也！”他本人“平生穿穴经史，议论俱有根柢，虽被其龁者，终称许焉”。他的学生惠周惕是吴派汉学家，其诗“出于学人，弥觉隽永”。翁方纲以宋人为榜样，“研理日精，观书日富”，“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陆廷枢《复初斋诗集序》）。
学问已成为清代诗人们自觉一致的追求。如果说唐诗的倾向是诗人之诗，宋诗的倾向是文人之诗，那么清诗的倾向则是学人之诗。
二、清代士人对明代诗坛的反省
明代诗歌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中一个相对疲软的阶段。清初吴乔认为明代诗歌弊于三个方面，“一坏于洪武十七年定制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于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笔者认为吴氏确能点出明代诗坛之弊。
中国的文化是政治型文化，中国士人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对政治、功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知识分子通过“学”而“入仕”从而达到“入世”的目的，为“人君”所用，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也享受功名利禄带来的安逸与名誉。
从诗歌发展史来看，能体认诗文化的政治性和功利性的时代，往往是诗歌振奋的时代。唐代以诗赋取士，作诗是士人们取得功名的必要能力之一，所以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吴乔说：“唐人重诗，方袍、狭邪有能诗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犹然，以功名在诗赋也。既改为经义，南宋遂无知诗僧妓，况今日乎！”唐及北宋时代，由于诗歌能够给人带来实际的利益，所以受到重视。但自南宋以后，由于诗歌没有这种功能了，所以诗歌不再受世人甚至士人的重视。
明代科考主时文而摒诗歌对诗坛负面影响很大，科场只重时文，时文能够给人带来实际的利益，但诗歌却不能，诗歌失去了实际的功利作用，因而在世人心目中作得再好的诗歌也是无用的东西。年轻人习八股文被看作正道，习诗则被看作歧途，常常受到家长的反对。施闰章《汪舟次诗序》云：“尝见前辈言，隆、万之间，学者窟穴帖括，舍是而及它文辞，则或以为废业；比其志得意满，稍涉声律，余力所成，无复捡括。”士人们都致力于举业，从事于诗文就被看作是荒废学业，只是到中了科举以后，才开始作诗，但已是年老余力，率意而为，一般成就不大。陈子龙称其少时喜读李梦阳、王世贞诗文，想学作诗，但已是年老余力，率意而为，一般成就不大，但是，“是时方有父师之严，日治经生言。至子夜人定，则取乐府、古诗拟之”。白天受家长、老师的严厉管束，学习举业，不敢作诗，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偷偷作之，作诗如同作贼，可见明代诗歌地位之低。冯班云：“吾见人家教子弟，未尝不长叹也，不读诗书，云妨于举业也。”明代士人回忆少时学诗时说：“昔予之为诗也，里中父老辄谯让之，其见仇者则大喜曰：夫诗者，因能贫人贱人者也。若人而诗，吾知其长贫且贱矣。及遇亲厚者，则又痛惜之。以故吾之为诗也，非惟不令人知也，并不令妇知。旦日，妇从门屏视余之侧弁而哦，若有类于为诗也，则诟厉随焉，甚且至于涕泣。盖举平生之偃蹇不第、幽忧愁苦而不免于饥寒，而皆归咎于诗之为也。”在明世人的心目中，作诗是与贫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看见仇人作诗就高兴，见到亲朋好友作诗就痛惜。正因为如此，徐氏作诗不仅不敢让外人知道，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敢让她知道。而妻子一旦窥见他有作诗的样子，便诟骂相加，甚至痛哭流涕。如果不读到这段文字，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诗歌在明世人心目中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有人甚至说：“诱人子弟入饮博之门，其罪小。诱人子弟入诗文邪路，当服上刑。”
近人胡蕴玉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明兴，以八股取士，而文学遂衰。一时讲学之徒，高谈德性，耻言文章。经学非汉、唐之专精，性进袭宋、元之糟粕。而制科诸公，虽倡言文体，然而伏几面墙，困守帖括，文不征实，语多蹈虚，以讲章为圣经，经类书为贤传。统观二百七十余年间，论学之书，既繁芜而琐碎；应试之作，又谫陋而空疏。而一时号为能文者，或以摹仿擅长，或以趋时取巧……效仿得古人之皮毛，揣摹窥主司之好尚，论者谓科举盛而文学衰，殆其然乎！”张宗祥说明代“聪明才智之士，尽为制艺试帖所牢笼，目文章为古文杂作，目学问为杂学外道，故汩没于代圣立言之八股，翦裁工丽之五言八韵中，而文学遂不可问也”。
由此看来，明代士人舍诗歌而趋时文并非是兴趣使然，博取科名、养家糊口、光宗耀祖的功利性和世人对诗歌的价值观使得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日攻举业时文，诗歌不为所重。毛奇龄说：“当明崇祯间，访友来杭，人士纷纷多以艺文往来，每通刺后，必出所镌文互相质询，顾未尝及于诗也。即偶以诗及之，必谢去。”士人们见面，互相商榷的是举业文，而不是论诗歌，即便偶尔有人谈及诗歌，其他人也不愿意谈论，诗歌在士人中备遭冷落。毛奇龄又说：“崇祯之末，言帖括者诗不工，然亦无正言诗者。”正因为诗歌在世人心目中是无用之物，士人也不重视之。
明代士人即使学诗，或在中科举之后，或在举业无望以后，学诗也只是为了应酬而已。吴乔说：“诗坏于明，而明诗又坏于应酬。朋友为五伦之一，既为诗人，安可无赠言……唐人赠诗已多，明朝之诗，惟此为事。唐人专心于诗，故应酬之外，自有好诗。明人之诗，乃时文之尸居余气，专为应酬而学诗，学成亦不过为人事之用，舍二李（李梦阳、李攀龙）何适矣！”吴乔认为明人学诗的目的是为了应酬，七子派诗歌之所以风行于世，是因为他们的诗歌“易成而悦目”，适于应酬。这种说法虽不免有过激之处，但也指出了明人以诗歌为应酬之工具的事实。
诗歌上不能为统治者所用，下不能为世人所重，而只是应酬的工具。故有明一代诗歌可说是士人以微余之力事之，为应酬而作。这样的诗歌，不可能学力深厚，也不可能在诗歌领域内有大的创获。
明代诗学空疏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心学的影响。明代中期以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受到了王阳明心学的挑战。心学吸收了禅学佛性人人具足的思想，认为良知为人心所固有，圆满自足。儒家经典之于心学就像佛经之于禅学——既然佛性人人自足本具，成佛的依据在于个人自身，佛经对于成佛就不是必需的；从众生都具佛性而言，人人都是潜在的佛，那么对于心学来说，良知人人自足本具，成圣的根据就在于个人内心，儒家经典对于成圣就不是必需的，不读儒家经典也都可能成为圣人，故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圣心都可自成于心，诗歌自然可以师心而成。心学为晚明诗人轻学提供了学理依据。当心学发展到晚明王学左派，这种师心而妄的思想成为异端思潮的一部分。王学左派为士人轻视典籍、学无根柢做足了理论上的铺垫。李贽无疑是受异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李贽从“心学良知本有自足”的基本命题出发，反对儒家经典对人精神的内在束缚，对圣人与经典抱以嘲弄与轻蔑的态度。朱国桢《涌幢小品》称士人“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
受王学左派影响，有明一代学风浇漓，士人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实是明代尤其是晚明诗学学殖浅薄，俚俗率易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从明中叶诗人计起，除了王世贞和杨慎等人之外，共同的缺点就是学识浅薄或空疏不学，“其所谓经术，蒙存浅达，乃举子之经术，非学者之经术也”。七子派耽于格调模拟，公安派陶醉于师心非古，竟陵派偏嗜枯偏荒僻。他们或以诗学诗，学得窄而浅，或不学为诗，师心而妄。明七子高谈汉、魏、盛唐，号召人们不读唐以后书。这一主张实际是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严羽《沧浪诗话》云，“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并以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七子对严羽诗论作断章取义的理解，没有深刻体会到诗与学问的关系，体现在诗作里，就是学力孱弱，如被视为才高一世的李梦阳，其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缪挂略，不一而足”。到公安、竟陵二派横行诗坛的时候，也正是阳明末流狂禅泛滥的时候。公安派信奉李贽“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童心说》）之说，并推波助澜，袁宏道说：“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叙陈正甫会心集》）竟陵派钟惺于《诗归》序文中强调“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也是一种妙悟说，把诗歌缩小在狭窄的境界内，与“诗有别趣，非关学也”的片面理解并无异致。
经过明代众多流派的一番闯荡，留给清代诗人的反省是必须力戒虚浮，尊经复古，务实好学。历史的教训极端沉痛，清代士人认为明代诗坛“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必须“徐徐以经术实之也”（翁方纲《神韵论下》）。对“不根”、“不学”的诋责，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代诗坛趋近于“通经汲古之学”（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强调诗歌要根柢于学，清代诗歌呈现出明显的以学问为诗的特征，走向了学人之诗的道路。
作为清代诗坛“四海宗盟五十年”的钱谦益，猛烈抨击七子派和竟陵派不务经史之学，学殖浅薄：“正、嘉以还，以剿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万历之季，以谬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驯至于今，俗学晦蒙，谬种胶结，胥天下为夷言鬼语，而不知其所从来。”又说：“近代之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者，凡以与百年以来学问之谬种，浸淫于世运，熏结于人心，袭习纶轮，酝酿发作以至于此极也。”因此他以挽救诗坛颓风为己任，“仆以孤生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提出诗文须“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学”与“诗”就这样在一代诗坛耆宿那里得到了统一。
顾炎武针对王学造成明代学风浇漓痛心地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又说“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提倡“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力图把务实经世的学风引入诗文创作之中。
黄宗羲认为：“多读书，则诗不期而工，若学诗以求其工，则其不可得。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若只从大家之诗章参句炼，而不通经史百家，终于僻固而狭陋了。”这明显是针对明代诗学学殖浅薄、徒事辞章之学而发的。他在《范用宾诗序》中意味深长地说：“诗之为诗，以空灵为主，无事于堆积脂粉。空灵非多读书不可。”
王夫之在总结有明一代诗风时，深刻地指出空疏不学在诗歌领域的表现是：“如欲作李、何、王、李门下厮养，但买得《韵府群玉》、《诗学大成》、《万姓统宗》、《广舆记》四书置案头，遇题查凑，既无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则更不须尔，但就措大家所诵时文‘之’、‘于’、‘其’、‘以’、‘静’、‘淡’、‘归’、‘怀’熟活字句凑泊将去，即已居然词客……举世悠悠，才不敏、学不充、思不精、情不属者，十姓百家而皆是。”
朱彝尊大声呵斥竟陵派诗“专以空疏浅薄诡谲是尚，便于新学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读书识字，斯害有不可言者矣”（《胡永叔诗序》）。“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羽）‘诗有别才匪关学’一语致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楝亭诗序》）“诗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斋中读书》）
对于“学”的问题，唐宋诗人固然从来不曾持过“不学”、“不屑学”的主张，可是也从未见过如清人那样视“学”为诗的生命，把“学”提到不“学”无诗、不“学”亡诗的严重程度。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彝尊、毛奇龄等大家，都是开创一代学风的学人，又是积极倡导当时诗风的诗人。由于他们大力批判明代空疏不学之弊，大谈读书的重要性，主张诗以学问为根柢，为清代诗坛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大批著名诗人也随之呼应。钱澄之说：“不读书，则词不足以给意；不穷理，则意不足以役词。”（《匏野集序》）杜浚说：“不读书，则不但率易无诗，即苦思力索亦无诗也。”冯班说：“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学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王士祯说：“诗未有不能达而能工者，故唯达者能工。达也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无不达矣。”“为诗须博取群书，如十三经、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所谓取材于《选》，取材于唐，未尽善也。”赵执信说，“诗人贵知学”，“文章原本六经，诗亦文也”。
总之，“明末清初以来诗学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注重诗人学问修养……如果我们把清初诗学领域里的这种重学问倾向放到明末清初学术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中来看，可以发现，诗学领域里的这种倾向与整个学术文化领域里反省明代学术空疏之习，倡导博学于文的思潮是一致的”。
三、清朝统治者的“文治”政策和手段诱导着士人以典籍考据为诗
（一）统治者倡导以学为根柢的诗风
清朝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了以汉人为主的明王朝，建立政权后，惩于元朝马上得天下、复于马上治天下的教训，他们并不满足于以武力征服中原，他们在文化上也要与汉族士大夫竞争，从文化心理上彻底征服汉族士人，以便更好地实行学汉以治汉的政策。
诗文化作为汉文化一个重要的环节，自然不会被清朝皇帝忽视。如果我们把清朝政权同蒙元政权作个比较，我们就不能不说清朝皇族兴起的诗文化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说到底，这是高明狡黠的满族皇权集团疑惧汉人素持的“夷夏之防”观念在心理上的阴影，推促着他们急遽糅合自信而又自怯、自大而又自卑的心态。要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必须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的同时，迅速辅以“文治”来收揽压服民心。推重“文治”，强调其与“武功”并重。诗作为心灵之窗，作为高层文化之一种，特别又与科举文化密相复合，实在是变演风气、制约心态的关键之环，足以带动其他“文治”之事，在“文治”的长链中，控制住诗这一最敏捷、最灵动、最易导播的抒情文体，就制约、笼络、消纳了汉族士子心性，也就把握了一种主动性和控制权。爱新觉罗氏皇族在整个统治时期从未轻忽松动过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的控制力，在前期尤为突出。在康、雍、乾三朝即已建构成庞大的朝阙庙堂诗歌集群网络，覆盖面极为广阔，其所呈现的翰苑化、贵族化、御用化风尚是空前的，随之而鼓胀起的纱帽气、缙绅气同样是空前的，诗文化也就达到了空前的盛况。
为了获取汉族士人的认同感以巩固统治，清朝皇帝对汉族文人视为身份象征的吟诗作赋津津乐道，清朝几乎历代皇帝都有诗，前期诸帝尤好诗，于政事之暇，笔耕不辍，以他们一代圣主的政治情怀及渊博的学识，留下了相当丰富的诗篇，“庙堂巨制，炳若日星，鸿博两征，召试累举。柏梁联句，朝元歌咏，雅道既兴，流飚斯广”。清朝历代皇帝都能作诗，其诗要宣扬皇威皇仁，欲作廊庙之音，必然要典雅和庄重，这就离不开从汉文化典籍中去寻找故实字句来装扮润饰，因而他们的诗歌也是学有根柢，不作泛泛的风云月露之词，体现出在学问陶冶下的质厚堂皇之状。沈德潜说：“国朝圣圣相承，皆文思天子。以故九州岛内外，均沾德教。余事做诗人者，不啻越之镈、燕之函、秦之庐，夫人能为之也。”据徐珂《清稗类钞》载：“高宗《御制诗》五集，至十万余首。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皆莫晓。上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又出《汙巵赋》试词臣，众皆误为窳。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汙巵赋》也。彭文勤尝进呈百韵排律，上读之，曰某某出韵。后考之，信然。”
又据赵翼《檐曝杂记》云乾隆皇帝于燕闲之时，“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从木兰时，读御制《雨猎诗》，有‘著制’二字，一时不知所出。后始悟，《左传》齐陈成子帅师救郑篇‘衣制杖戈’注云‘制，雨衣也’。又用兵时，谕旨有朱笔增出‘埋根首进’四字，亦不解所谓。后偶阅《后汉书·马融传》中始得之，谓决计进兵也。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身为皇帝，既要在一班文臣面前卖弄诗词里的学问，又要考查词臣的学问，于是上行下效，诗歌中以学问相高几成一种风气。
在清帝及宗室的带动下，整个纱帽诗群都重学勤学。不论是内阁朝臣，还是外任督抚，他们不以功名累学，也不以政事废学，成为当时诗坛博学之士的领袖人物，所谓“身履缨绂之路，而泊乎若忘；器蕴汪洋之波，而渊乎莫罄”。他们以学深质实的诗歌应承了朝廷主子博雅好文的风范，也为士人的以学为诗树立了典范。
（二）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广大诗人埋首于经籍章句之中
清代终其一朝，文网森严，文字狱不断。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趋迎帮凶，利用汉族士子的诗文大做文章，苛求字词，刻意附会，捕风捉影，深文周纳，株连无辜，备极阴毒。遭罪士子活者或杖毙，或绞死，死者则剖棺戮尸。子孙亲戚抄家灭门，或发配充军，或点配为奴，无不血雨腥风，惨不忍睹。尚未罹祸的士子们或彷徨失依，或进退维谷。于是一种前所少有的旧巢覆破、新枝难栖的惶惑、惊悸、幻灭、失落之感，伴随愤激、悲慨、哀伤、寒苦等心绪，缠绕紧裹着南北各层面的知识分子，从而更变着相对稳定的明代中叶以来士人群的文化心理结构。康、雍、乾三朝文网高张，空前的株连杀戮，进一步威逼劫持着几代文化人的心灵，“士”的生气活力被深深地戕伤，士人噤若寒蝉，“开口便触忌讳”，“人人都有戒心”，于是绝口不提国事，转而埋首于古籍的考订与整理中，从而生发出一种别样的华夏文化的氛围，考据之学应运而兴。学术一途由鼎革之际的经世致用逐渐转入饾饤琐碎的考订细究，日积月累的故纸堆的钻研从深层次上改变了文人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训诂考订之学几乎内化为一种思维模式。梁启超说：“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胡蕴玉说：“乾、嘉之世，文网日密，而奇才异士，无以自见，争言汉学，析辨异同，以注疏为文章，以考据为实学，琐碎割裂，莫知大体。”陈衍也说：“康、乾间文字之狱既盛，浸假而各种考据之学勃然兴起矣！然则各种考据之学，非自上之提倡使然。类之思想，必有所用，不用于此，则用于彼。康、乾间各种考据之学勃然兴起者，盖惩于文字之狱，不得不向此烦碎而远于政治之一途发展，其势使然也。”由云龙说：“迨文字狱兴，学者始钳口结舌，遁于声音考据之学。乾、嘉之际，虽词章经术，飚起云涌，但多摭拾细微，少言经世，苟以耗日力，明哲保身而已。”蒋寅也说：“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网罗天下名士，后屡开诸馆，命编艺文类大书数十种，康熙五十二年（1713）戴名世案后，文网日峻，清学遂一变为乾嘉之学。”
清朝统治者除了对士人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摧折外，还辅以精神心灵上的麻醉和欺骗。为了表明自己的“稽古右文”、“优待士人”的文治政策，统治者拉拢一批文士编辑大型典籍，以此安排一些文士，免得他们流落民间，成为与朝廷对立的力量，这也是实行文化专制的一手。清朝编纂了一系列的大型书籍如《佩文乐府》、《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康熙字典》、《全唐诗》、《历代题画诗》、《历代咏物诗》，修《明史》，后来编《古今图书集成》，编刻“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和续“三通”等，指不胜屈。直到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把古今所有书籍集为一编，搞了一个旷世未有的巨大“工程”，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子都被笼络进去，授以四库馆纂修、编修、翰林院庶吉士头衔。
这些别有用意的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给包括广大诗人在内的清代士人两个导向：一是借以向世人显示，只要安心做学问且学有所成的人，都能为朝廷所用，做官享禄，光宗耀祖。二是不要谈时政，埋头于“好古”。于是经史、小学、金石、音韵、校勘、辨伪、辑佚、方志、地理、谱牒、历算等领域成为清代士人寻求独善其身，躲开身心摧残，挥洒生命精力的最佳场所，“束发就学，皓首穷经”。备受统治者关注的诗人自然同其他士人一道，被驱进这片狭小的天地中。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既然他们生活在这样一片天地之中，诗歌内容日益脱离现实，以前诗歌所承载的政治功能被严重削弱，民胞物与的士人怀抱被掩抑敛藏，诗人转而向典籍考据寻求诗材，所作出来的自然是晦涩难懂、学究味十足的学问诗，这也就难以责备诗人们漠视现实、忽略性情了。清代诗歌的学问化倾向不但响应了统治者“文治”的号召，而且是对“文治”背后所隐藏的恐怖作了文化人特有的屈服。缪钺先生说，“一时代之诗，亦足以见一时代之心也”，此言得之矣。
四、试帖诗促使士子必须以学问为诗
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考恢复类似唐宋时的“试帖诗”，在乡试、会试中加入五言八韵诗一题。此后各地“童试”须考五言六韵一首，生员例行岁考、科考以及考贡生、复试朝考等，均用五言八韵一题加考。官韵只限一字，所谓“得某字”，用平声；诗内不许有重复的字；所出题目必有出处，或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
清代科举会试加五言八韵诗，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宣布废除试帖诗，有清六代帝王142年之间举行的67场会试（包括正科与恩科），诗题完整保存在《清秘述闻三种》中，这67场会试试帖诗考题除乾隆四十年（1775）的《灯右观书，得风字》一题属于帝王的随意性命题外。
以经部为出处的诗题：《诗经》2次、《尚书》3次、《礼记》2次、《周易》1次、《春秋》1次、《中庸》1次、《论语》1次、兼用《诗经》和《论语》1次。
以史部为出处的诗题：《国语》、《晏子春秋》、《春秋》、《汉书》、《旧唐书》、《吕氏春秋》、《左传》、《史记》、《后汉书》各1次。
以子部为出处的诗题中除《邓析子》、刘向《说苑》各两次外，李斯《谏逐客书》、葛洪《抱朴子》、王充《论衡》、张君房《云笈七签》、《管子》、《太平御览》各1次。从中可看出，子书数量繁多，内容庞杂，许多书不在士子基本阅读范围之中。虽然这10道诗题所讨论的内容很普通，但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考场上很可能睹试题而不知其出处，也就很难把诗作得熨帖得体。
以集部为出处的诗题：乾隆年间3道题，诗、赋、骈文各居1题，均为中唐之前的作品。嘉庆年间7道题，四诗二赋一文，诗赋出处为汉魏六朝至初唐人作品，一文出自《朱子》。道光年间6道题，均出自诗歌，其中以宋人诗歌为多，这是嘉、道以来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命题倾向。咸丰年间3道题，皆出诗作。同治年间6科会试，诗题皆出集部，除了2道题出自宋代吕公著《进十事·无逸》奏折，其余全出自诗歌。光绪年间10道题，均出自唐、宋人诗作。
清代科考重视把诗题出处列为试帖诗的潜在考核项目。比较清代试帖诗的六代，乾隆年间会试诗题出处最为广泛。乾隆帝在清代帝王中堪称博雅，平日作诗好用廋辞僻典，且以考问侍从文臣为乐事。会试命题既是高宗自炫渊博学识的一个机会，亦是借科举之力影响广大学子博学好求的一种方式。
乾隆帝恢复中断了七百年的试帖诗科考，将科举功利重新引入诗的领域，科考指挥棒直接刺激了士子们博览群书的兴趣，其主要目的当然是实行文化统治、钳制才思的特定需要，但改变了明代诗歌的无功利化状况，使得诗歌几乎取得了与八股文一样的地位，诗歌被堂而皇之地端上了广大士人学子的书桌，再也不用躲躲闪闪了。清代诗歌的繁盛与此是有很大关系的。而考题必有出处，或是经、史、子、集语，或是前人诗句，无疑加重了诗歌学问知识的含量，作好诗必须以博览群书为前提，必须讲究根柢。八股文、试帖诗都讲求严格的对仗，而讲求对仗必须先对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四声、词性等各方面皆有确切掌握，这是文字上的扎实基础，同时还要进一步掌握活用典故的本领。
试帖诗实施于科举考试，乃是诗坛纱帽气和学究气进一步流延汇合的一个关键性契机，它刺激和逼迫了广大学子必须浸淫于经、史、子、集四部之中，广泛涉猎，才不会对试题茫然不知所出，以免作答时牛头不对马嘴，功利化因素诱导着清代诗歌走上学问化之路。严迪昌先生在分析翁方纲“肌理说”诗学观的时代背景时就指出：“把诗与考据训诂并视为一，抹煞诗歌的抒情特质……恰恰是顺应‘试帖诗’重行的孪生形态。”
还要补充的是，清代诗学兴盛，同清王朝实行博学鸿词选拔制度也有一定的关系。清代学者兼诗人郑梁就指出：
三四十年来，士人之没溺于科举者，不知何故，以诗为厉禁，父兄师友，摇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当此之时，诗学几亡。戊午、乙未之间，天子命内外臣工各举博学之儒，进之于廷，而亲试之以诗赋。其中选者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否亦优赐品服而归。一时海内荣之，咸共叹息以为作诗之效。于是攘臂而起，倡和纷然，几于家李、杜而户岑、王矣。
郑梁此文作于庚申年，前此一年即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试题为诗、赋各一篇，赋题为《璇玑玉衡赋》，诗题为《省耕诗》，体裁限五言排律二十韵。不考策论而考诗赋，与宋代以还的进士试不同，倒与唐时的进士科相近了。因此，当时读书人受此鼓舞而潜心于诗赋。又其晚年所作《四明四友诗序》中亦云：“自鸿博之途一开，邀荣竞利之徒，始有夸声律，以取妍当事。”
五、清诗坛坫为学人所把持
在清代学风兴盛这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清代儒林与文苑的融合，诗人的学人化比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明显，“学人与诗人二而一之”。翻开《清诗纪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学人参与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忙碌身影。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载江、浙两地的汉学家几乎皆通诗文，且有诗文集、论诗专著传世。王昶《湖海诗话》中为清六百余名诗人立传，覃精经史者不下百人。
清代学人兼诗人的成员中，相当一部分要么是朝廷馆阁之臣，要么是都抚重员，他们凭借自己精深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在清代诗坛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清代诗学趋近于“通经汲古之学”（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强调诗歌要根源于经史之学，清代诗歌走向了以学为诗的学人之诗的道路。也有一些是学术大师，通过学派的推重、师承关系的流传，在诗坛上挟他们的学名之重。清诗坛坫逐渐为学人所操持，他们或累掌文衡，或为士林耆宿。
清代诗歌总体上呈现出学人之诗的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代诗歌的主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名重学深的学人，也许他们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他们有政治精英和学术权舆的社会地位，影响大大超过数量众多的诗人，他们在清诗坛上是“舆论领袖”，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初为朴学的启蒙阶段。遗老名儒，越在草莽，砥砺名节，耻事新朝，相率刊落声华，专治朴学。惩明儒之空疏无用，其读书以通大义为先，唯求经世之务，因痛宗社之变，则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山川阨塞，以为匡复之图。因读古书欲求真解，则好研究训诂名物典章制度诸学，而从事考证。凡斯诸端，实开清代朴学之风。事学之余，心胸郁塞，匡救扶危之心，学术经世之志，发之于诗。清代学者作诗兼谈诗的风气，至此已开。朴学对诗学的影响，除了以朴学具体学识入诗，还将朴学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渗透到诗学中。这一时期，成就较大的学者型诗家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彝尊、毛奇龄等。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期，朴学进入全盛期，诗学也极为繁盛。朴学首推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戴震为首。承吴、皖两派之余绪，在扬州发扬光大的有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焦循辈，称为扬学；在浙东，继黄梨洲、万斯同的史学大业，卓然有建树的有全祖望（乾隆元年被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章学诚（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等，可称浙学。
吴派是诸派中参与清诗坛活动最多的一个流派。吴派宗师惠栋曾为清诗坛一代正宗王渔洋著作作注，撰成《王文简公精华录训纂》24卷，极为精审。他还为一些诗话作序，如赵执信《声调谱》之序。惠栋与当时诗坛盟主沈德潜共同执教于吴中的紫阳书院，一起培养了大批既治经术又通辞章的吴中才子，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吴中学者诗人群。当时四方名流，鸿儒骚客，皆往来吴下，或拏舟过访，或讲席书院，诗酒流连，文风鼎盛，成儒林文苑之盛事。这些学者中诗学有较大影响的有王昶、洪亮吉、钱大昕等。
除吴、皖、浙、扬四派以外，清中叶还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型诗家，如翁方纲（后有详论）、赵翼、纪昀、梁章等。
这一时期，学者型诗人还有李调元（曾官考官司员外郎）、朱筠（翰林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安徽学政）等。
晚清朴学的规模气象已大不如清中叶，是朴学的衰变期。这一时期操持诗坛的“旧式”学者有程恩泽、祁隽藻、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沈曾植等人；“新式”学者有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
由于诗坛为学人所主持，故当时主流的诗学观非常注重诗歌根柢于学问，“论诗也以取材博者为尚”。他们论诗与学问的关系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不谋而合，如“今之诗家空疏浅薄，皆由严仪卿‘诗有别才匪关学’一语启之，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诗篇虽小技，其源非经史。必也储万卷，始足供驱使。”“夫诗尚比兴，必傍通鸟兽草木之名，既不能无所取材，则不可一字无来历矣……《传》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读诗且不可不博依，而顾自比于古妇人小子之为诗也哉？”“夫煔，屋材也；书，诗材也。屋材富，而杗瘤桴桷，施之无所不宜；诗材富，而意以为匠，神以为斤，则大篇短章，均擅其胜。”他们以书为诗材，以学问为中心来评定诗歌的价值，以学人之诗高于诗人之诗。当然清代学人论诗以学问相高所带来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
学人们精湛的学术研究和典籍整理，一方面融会贯通于他们的诗歌之中，大量资之以为诗，少有“风云露月之词”、“俭腹咨嗟之吟”；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囿于汉学家见地。必考证尊于词章，而后能使词章体尊”，诗歌过多地注重学问的阐释、字句的来历、格律的得失，太厚重质实，忽视了诗歌空灵圆润的艺术特征。特别是大量以金石考据入诗，可以说是以才学为诗、以学问为诗的极致，许多诗歌具诗形而乏诗质，流于有韵的学术文章，“读之令人不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