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认为中西文化有差异而无对立，这是他跨文化质素的又一个显著特征。但他把中西文化价值观中侧重精神和理想的层面与现实中那颓唐、靡朽的风尚对立起来，以致造成了在追求典雅趣味、崇尚格律形式与不能忘情于现实的文化情调之间的不可协调矛盾。而这种将现实矛盾转化为审美观照的文化态度，使闻一多充满了沉郁和激奋，也正是这一态度，使他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以理性的心态为国家、民族及其文化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也使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研究充满了生命力度。
闻一多认为，中国文化在周代就已经相对定型了。他认为，中国文化首先具有兼收并蓄的统一性，然后才是区域性，而且它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以其多元的文化视角，具体运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以及弗洛伊德的学说等，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伏羲考》和《龙凤》等文章，都是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的角度，进行诠释考证的。他研究古代神话的对象不在查明过去神话中的历史人物，而在衡量这些神话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这种诠释考证，在文化史上有助于对中国文化原始的表现形态、中国文化生命里最基本的观念形态的探索。例如，他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认为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灵之物，是华夏民族尊奉的一种图腾。龙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闻一多的回答是：“他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他从七个方面考证“夏封伏羲之后”，禹与伏羲原是一家人，伏羲的图腾是龙，那么禹的图腾也就是龙。夏为龙族，所以，龙族的诸夏文化是我们的本位文化，千百年来，华夏历代帝王自称是龙的化身，而中国人称自己是太古而来的龙的传人。闻一多从人类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人类学可供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而在《龙凤》一文中，他提出把“龙凤”二字，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认为：“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种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直到今天，龙作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图腾，成为中国人的永久的象征。闻一多从人类学的角度证明，中华民族是本地众多民族合力创造出来的，而不像西方罗马文化接受希腊文化，日本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那样主要受外来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原始精神，就是这样一种依附存在、缺乏自由意识的本位文化。
中国文化是多元的，闻一多对此有很多精辟论述。例如在《复古的空气》一文中，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复古空气活跃的原因和动机。一是与外人接触，发现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是太重了；二是凡是与外人接触较多的人，自然也就是饱尝屈辱经验的人；三是不少外国朋友捧起中国来，直使我们茫然，不料真有人盲从别人来捧自己，因而大干起复古的勾当来；四是一些“老先生”专门搬弄些“假古董”在国际市场上吸收外汇。于是他总结说：
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所以能存在到今天，自然有其生存的道理在，这道理并不像你所想的，在能保存古的，而是正相反，在能吸收新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如果是那样的，它早完了）最初东西夷夏两民族，分明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文化。
他认为，如果站在东方，以夷（殷人及东夷）为本位，那便是夷吸收了夏；如果站在西方，以夏（夏、周）为本位，那便是夏吸收了夷。但是这两个文化早已融合到一定程度，使得我们分辨不出谁是主、谁是客。一个民族的“古”是在他们的血液里，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要取消它的“古”是不容易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吸收新的，因为文化有惰性，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克服惰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如何继承传统、吐故纳新，掌握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闻一多十分关注的。
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坐标上，闻一多主要探讨了几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第一，周秦儒、道、墨、法几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贡献。他先后发表《什么是儒家》、《道教的精神》、《关于儒·道·土匪》等文章，论述了儒、道、墨、法各派的理念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一些封建买办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小背“子曰诗云”，耳濡目染，中毒太深。认为“儒家思想，正如上文所说，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它本身又是拥护奴隶社会的”。他们反对人民革命，一心想倒退。在国民党整天骂共产党为土匪时，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说“土匪最老实”，土匪的前身“动机也最光明”，并进一步指出：“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子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的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闻一多从文化学的角度，阐述了上述各派理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们在文化上的地位。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精神，如家族血缘关系、以孝道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宗法制度等，都是从儒、道、墨、法等各家的理念中产生的。正是这周秦文化维护了奴隶社会，也成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按照闻一多的说法，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汉代董仲舒的修正、神化，最后成为以治家之道治天下，实现了所谓“天下一家”的思想。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是一个居于矛盾的两极之间的缓冲阶层的后备军”，是站在“主奴”之间，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这种富有思辨色彩的议论，给人以极大的启发。他在《什么是儒家》中忠告人们：“切莫误会，中庸绝不是公平。公平是从是非观点出发的，而中庸只是在利害中打算盘。主奴之间还讲什么是非呢？”
这就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儒家提倡“中庸之道”的本质。
闻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阴阳家、墨家也作了分析，认为老庄的著作充满神秘思想，具有宗教精神。从灵魂不死的观念来看儒、道两家，似乎儒家所谓“死人不死”，是形骸不死，道家则认为灵魂不死。形骸不死，所以要厚葬；灵魂不死，则“葬以反真”。他说像《庄子·内篇》中的《齐物论》等，绝不是一般的寓言，应有它特殊的涵义。庄子的所谓“神人”、“真人”，是“人”的本然的超越性所具有的能力，而现实的人是被后天的道德仁义所戕害的人。他在《道教的精神》中说：
我们只要记得灵魂不死的信念，是宗教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对庄子这套思想，便不觉得离奇了。他所谓“神人”或“真人”，实即人格化了的灵魂。所谓“道”或“天”实即“灵魂”的代替字。灵魂是不生不灭的，是生命的本体，所以是真的，因之，反过来这肉体的存在便是假的。真的是“天”，假的是“人”。
这里，闻一多认为，道家或道教的思想是从宗教迷信、灵魂不灭的观念推衍出来的，庄子的思想中就充满了宗教观念。闻一多开始很赞赏充满神秘色彩的庄子思想，可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扬弃了庄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并引用韩非的名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来说明。他指出：“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文章深刻鞭挞了那些“身在魏阙，心在江湖”和“大隐隐朝市”的所谓名流之人，还引述英国学者作家韦尔斯（H。G。Wells）《人类的生命》（T he Fate o f M an）中的一段话：“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认为，如果把“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既没有损害韦尔斯的原意，更使那些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人感到顺理成章。闻一多剖析了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为研究中国文化学术提供了生动的、有价值的真知灼见。
第二，把文艺的社会功能，放在一个很高地位。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里，以世界文明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为例，说明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各自的发展路线都表现在文学上的观点。他说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四种文化同时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流传给后代。中国的《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梨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闻一多也论及诗的社会功能，他说：
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进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是唐朝。那是一个诗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
中国和其他三个民族一样，诗发挥过很大的社会功能。文化体系从一开始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到盛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繁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闻一多从文化的视角品论文学，在当时来说，不论是观念或方法都可以说是全新的。当代文学研究，最风行的就是以文化的审视点，做文学研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闻一多就已经开了先例。他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差不多都用的是这种方法，这是他对中国文化学术研究的一大贡献。
第三，多元文化观向文学的转化，还表现在对异质文化的“予”与“受”，就是鲁迅所说的“送去”与“拿来”。闻一多在考察四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演变后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史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测验。
这个观点与鲁迅《拿来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予”，只是“送去”，没有“取”，没有“拿来”，不能算是开发意识，也不可能进行文化转化。闻一多此种从心态上的研究，给他的多元文化观增添了具有说服力的内涵。
第四，在多元文化观与文学的转化中，闻一多更多地重视了宗教方面的问题。从宗教思想发展的程序和它的性质看，中国人没有宗教或者可以说宗教观念淡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信仰宗教，更多的是注重修身养性，而不是顶礼膜拜。我们只有精神不死和长生不老的观念，没有灵魂不死的观念。在中国原始思想的根苗里，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宗教。中国人的神，在民众中是妖灵精物，人鬼的变相，对于统治阶级，那只是观念神而非人格神。闻一多认为中国“既没有真正的灵魂观念，又没有一个全德与万能的人格神，所以说我们没有宗教”。他认为，首先，宗教本身尽管有很多缺憾和流弊，但产生宗教的动机却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宗教必须建立在灵魂不灭的观念上，他说：“以承认肉体的死为代价，换来了灵魂不死的信念，在实利眼光的人看来，是让步，是更无聊的自欺。在原始人类看来，却是胜利，因为他们认为灵魂的存在比肉体的存在还有价值。因此，用肉体的死换来了灵魂的不死，是占了便宜。”理智的压力愈大，精神的信念跳得愈高。因此“宗教崇拜的对象必须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万能而慈爱的神，你对他只有无条件的归依和虔诚的祈祷”。而西洋处处弥漫着上帝的气氛，有人说西方人的爱国思想和恋爱哲学，甚至他们的科学精神，都是他们宗教的产物，他们把国家、爱人和科学的真理“神化”了，这话并不过分。如果从宗教的角度论中西风格，那是完全不同的。其次，闻一多并没有把有无宗教作为衡量文化高低的准则，但他很重视佛教和基督教的输入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认为没有宗教的形式不要紧，只要有产生宗教的那股永不屈服、永远向上追求的精神，换言之，就是那铁的生命意志就行了。他说：“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中国本土不是没有讲故事与歌舞剧的雏形，但它们的形态不完备。从中外文化接触的全局看，如果不是佛教、基督教的输入就不会出现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如果没有后汉至盛唐的佛经的翻译，就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佛经想像力丰富，情节性强，且有因果报应、人生虚幻无常等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民族心理结构和审美趣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