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是汉末这个时代赋予的。
曹操写：“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他想要表达的是对穿着青衿的士子们的渴求，是他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宰相那颗求贤若渴的心。
可是，汉末时，太多穿着青衿的士子，在洛阳城里辗转蹉跎，洛阳城“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是如此的巍峨繁华，达官显贵们“冠带自相索”，而青衿的士子们却“洛中何郁郁”，是如此的忧郁失意。
他们是漂泊洛阳的“游子”。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社会矛盾激化，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频繁，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冗，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开始风起云涌，社会骚动，萧索动乱。加之两次党锢之祸，很多士子惨遭杀戮，幸存下来的也成了惊弓之鸟。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读经、习经成了社会风尚，也是下层的知识分子读书仕进的唯一大门，游学、游宦成了多数士子的生活状态，“游子”阶层也随之产生。到了东汉末年，“游子”们依然集聚在洛阳。盛世时，许多“游子”求宦无门；末世中，“游子”们更是举步维艰。
自东汉和帝始，外戚和宦官牢牢把持着朝政，“恩泽不被单门”，那些下层的文人根本没有仕进的机会，权贵和亲信们身居要职，整个社会滥举成风。桓帝、灵帝时，甚至流传着“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歌谣。但是，当时的公私学校却广收学徒，就连朝廷的“太学生”也往往“结发入学，白首空归”，更别说其他学生，只能是飘零异乡，四处碰壁了。时代动荡，仕进无门，没有安定的生活，没有正当的职业，那些脱离了劳动的下层士子们只能陷于有家不能归的悲惨境地。
外部世界的动荡不安，“游子”们悲惨的现状，多少削减了他们对经学的热情，转而开始关注自己的内部世界。他们需要把外部世界的种种不平和郁愤，化为内心奔涌而出的岩浆，去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
文学，任何时候，都是服务于人的思想和情感的。
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虽然有了动摇，但长期的濡染和渗透是悄无声息的。所以，“游子”们内在积聚了大量的岩浆，喷涌时却依然是儒家的“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依然是“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
另外，当他们始终失意无法解脱时，老庄思想也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灵魂的皈依。让他们在苦闷彷徨时，依然有勇气去关注自我，抒发真情。
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各种思想的碰撞和融合，也必然在文学上有所反映，这时的诗歌呈现出更加复杂而真诚的思索。
也就是说，在东汉的扰攘之中，下层文士们却在自己的内部世界里沉静下来，这种内心安静执著的追寻，充满着真诚坦白的力量，具有至情至性的魔力。
无怪乎清代的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妇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俱，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痛苦、彷徨和郁积，是肥沃的塘泥，让心灵的荷花挣脱了黑暗的羁绊，在清水之上，开出袭人的清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