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顺着诗歌的河流去溯源,最终总是会到达《诗经》这个源头。
《诗经》里的“十五国风”,是民歌的汇集,其中很多著名的篇章如《谷风》、《氓》等,都带着叙事的性质,但更多的诗歌都是抒情性很浓的,爱情的悲喜、相思的折磨、羁旅行役的辛劳艰苦、劳作生活的简单忧乐等。
中国文学史,是“风”、“骚”并行的,以《诗经》“十五国风”和《楚辞》的“离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诗歌源头,如山涧清流,一路穿行于青山秀谷中,不久就到了之后的“汉乐府”。
汉乐府是汉时乐府官署采制的诗歌,其中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和神明使用的郊庙歌辞,和《诗经》里面的“颂”是相同的;另一部分则是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被称为“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和“十五国风”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民歌,无疑有着传承和发展。它是继《诗经》之后又一次民歌的大会聚,《诗经》虽说是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却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手法,汉乐府民歌则更接近于现实主义,或者说是开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新风。
乐府民歌语言通俗浅易、情感真挚、不事雕琢、自然本真。收录的作品贴近生活,其中,女性题材作品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并且采用了叙事的手法,刻画了许多细致入微、性格鲜明的人物,而且还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比如《陌上桑》、《东门行》、《孔雀东南飞》等。这些作品不但故事性强,更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形式上也由四言、杂言渐渐趋向五言。这不仅标志着叙事诗的成熟,而且也是五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虽然统治阶级很看重贵族乐府,但谁也无法阻挡民间乐府的魅力。《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句话,不仅清楚地说明了民间乐府乃是汉乐府的精华,而且说出了汉乐府民歌最大的特色——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哀乐”就是广大老百姓最朴素最真实的感情,而“事”就是他们苦难的遭遇。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汉乐府把他们的苦难遭遇和由此产生的朴实真挚的情感融合在一起,通过朴实无华的诗歌形象表现出来,使人情为之陷、心为之动,似乎有切肤之痛。它既是汉代老百姓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诗人主观情感的真切流露。
《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汉乐府之后,从后来的六朝乃至唐、宋的记载来看,两者许多篇目有重叠的现象,如《孟冬寒气至》里有“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的句子,可是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里也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由此可见,这是套用了汉乐府民歌里的句子。
《古诗十九首》里的许多诗,都和汉乐府一样,“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便是从《诗经》的“十五国风”传承而来,经过汉乐府的培植、濡染,所以,说它是“风余”。
汉末,那些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备受压抑,需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倾诉方式,来抒发胸中的愤懑和抑郁。于是,他们丢弃了当时那种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的回言、骚体,以及汉赋的痼疾,开始倾心于汉乐府五言诗的浅显真挚,大胆钟情于汉乐府民歌,从而开拓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诗歌载体——五言古诗。
这些“五言古诗”,曾经被那些上层文人们称为“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却将分离了三百多年的文人诗歌语言和民间诗歌语言融合在了一起,赋予了它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五言古诗,既有民歌的痕迹,也有着文人的“用心”,它将民歌中的叙事和抒情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侧重于抒情,以情融事,浑然天成。它的语言出自天然、富有感染力,“质而不鄙,浅而能深”。明代的谢榛形容它为“若秀才说家常话”,但意境却是深远浑厚的,钟嵘在《诗品》里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
《古诗十九首》虽是“风余”,但与之传承的《诗经》、《汉乐府》却有着根本的不同,《诗经》、《汉乐府》是朴质浑厚的自然美,绝少雕琢和修饰,用唐代皎然和尚的话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可是,十九首的诗句已经有炼字锻句、谋篇布局的痕迹,同样用皎然和尚的话说,就是“始见作用之功”,当然,这和汉赋的刻意铺排和雕琢是完全不同的。
实际上,它开创了中古诗歌“以情融事,才情并重”的风气。这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讲求诗歌之“才”和“气”相契的传统,成了后世的楷模,也在前古和中古诗歌的重大转折中,处于枢纽位置。
难怪后来,陆机要拟之,刘勰要赞之,钟嵘要叹之,最后,昭明太子要集之。
用刘勰的话来说:“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所以,十九首既是“五言之冠冕”,也堪称“诗母”。
兼有“风余”和“诗母”两个美称,也算是在诗歌的长廊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