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不开的历史疑云
如果说《诗经》是一位荆钗布裙、不掩国色的乡野少女，那么《古诗十九首》就是一位不施脂粉、清丽明媚的没落贵族妇人。
汉末如同一幅放得旧了的霜绡，有着令人忧伤的暗黄色调，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烽烟乍起、政治昏聩的末世，抑或说就是乱世。按照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东汉初期，指的是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到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东汉后期，指的是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到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之后，虽然还是汉献帝时期，但是，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被划入了魏晋文学的范畴。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非一人一时之作。
但是《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这句话是说十九首里的《冉冉孤生竹》乃傅毅之作，他是东汉明帝、章帝时候的人。而徐陵编的《玉台新咏》中，收了九首枚乘的诗，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之内。无怪刘勰说是“两汉之作”，因为枚乘就是西汉景帝时的人。
可是，刘勰和徐陵虽然同为南北朝时期的人，刘勰写的《文心雕龙》在前，徐陵的《玉台新咏》在后，刘勰都说“或称枚叔”，他也是揣测的，后来的徐陵怎么反而确认就是枚叔呢？可见，不太靠谱。
还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比较谨慎，他从传世的无名氏的《古诗》中选取十九篇编入《昭明文选》，称为《古诗十九首》。给《昭明文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也比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也就是说李善也认为说那些诗是枚乘所作并不明确，是有疑问的。
而钟嵘的《诗品》又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也即，钟嵘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可能是建安时代的曹氏父子和王粲等人。尤其是，钟嵘说“陈思为建安之杰……五言之冠冕”，后人便疑曹植为十九首的主要作者。《涉江采芙蓉》便是“思甄之作”，与此类似的《庭中有奇树》也是，进而十九首中的女性题材，都疑似与曹植有关。奇怪的是，曹丕在一些文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子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一个人写过如此清丽的十九首诗。
于是，十九首便有了许多可能的作者，枚乘、傅毅、曹植和王粲。每一个可能的作者又都是疑云重重。历史就是这样，云烟渺茫，任你猜疑，它却拈花微笑，不露一丝玄机。
或许是读诗的我们太过执著，一定要揪出文字背后的隐秘，可是，揪不出也有揪不出的好——诗是一扇通向心灵世界的门，引领我们去看门内的风景。至于开门的那个人是谁，又何必非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