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俑坑的考古研究工作中，以及他们正式发表的众多研究材料中，见到队列就称之为军阵，见到车子就称之为战车，见到马匹就称之为战马，见到歪髻就称之为艺术造型需要，见到彩色服装就称之为秦王朝军队不尚黑。其实，对于俑坑展示出来的这一切，另外还有一种更能让人口服心服的全新观点。
据说，在秦俑的一号坑里面，整齐地排列着8000多名武士俑。到秦俑馆参观过的人，一定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到底象征着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它们是正规部队还是杂牌部队，是野战部队还是地方部队，是作战部队还是非作战部队？因为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会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有一些看法是互相矛盾的、对立的；有一些看法是专业的、理性的；有一些看法是具有争议性、挑战性的。好在这一些提出众多看法和意见的人，都是就事论事，就学术谈学术，凡是谈得对的，可供对方参考，谈得不对的，也完全是善意的。
197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材料称：“这军阵场面，再现秦始皇千里驰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的雄伟壮丽图景。”秦鸣先生在1975年11期《文物》上的一篇论文中说道：“秦俑坑为一行伍整齐、组织严密的庞大军阵。表明秦国军队装备的精良和杀伤力的强大。另一方面，反映了军阵部署的指导思想是进攻战。……秦俑坑大批兵马俑的军事阵容，正是秦始皇统帅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形象记录，是秦始皇法家军事路线的产物。”袁仲一先生主编的《秦兵马俑辞典》一书第78页上说：“一号兵马俑坑的排列特征，说明它是一个组织严密、排列有序的方阵。”
《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应该是袁仲一先生的代表作，书中提出他的重要观点：一是，秦代军队，战时由郡县调兵，战争结束，则兵归乡里，就是说没有野战性的常备军；二是，秦代规定，骑兵马高必须在五尺八寸以上；三是，士兵的服色没有统一规定，士兵的服装不是军服，而是常服，秦军的服装是自备的；四是，俑坑内有战车130辆、骑兵用马116匹，众多战车、骑兵和步兵，按照一定的队形排列，组成军阵。另外，袁先生在《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一文中说：“秦俑坑原来计划建造四个坑作为一组，即象征着军阵中的左、中、右三军，外加一个指挥部。”
秦俑坑里布置的，真的是一支象征着进行正规作战的三军部队？一般来说，凡是由军官、军佐、士兵组织而成的队伍，才可以称之为军队；但是在古代，“军”与“队”之间，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军”，是属于一种能够进行独立战斗任务的正规军建制，根据《周礼·地官·小司徒》记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由此可见，古代的兵制，500人为旅，2500人为师，12500人为军。在古代兵制中，只有“百人为队”之称。在诸侯鼎立的时期，各国君主都有自己的“侍卫部队”，但对于“军”的建制，自己是作不了主的。
三军之制，起源于殷商之际，到了周代就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规定。《白虎通》记载：“天子有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违背这一制度，就是犯上作乱，就要受到声讨。周朝天子，对大多数小国诸侯只允许建有一军。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土崩瓦解，诸侯之间纷争不止，攻伐不休，列国都在积极地扩军备战。春秋伊始，郑国和楚国首先建了三军，不久齐桓公组建了三军，宋国和吴国也有了三军。晋国在鲁庄公时期只有一军，10年之后增加为二军，再过20多年，又扩大为六军；一直到了秦穆公之时，秦国好不容易才有了自己正式“三军”建制的野战军。
由此可见，包括秦国在内的诸侯各国，在正式组建自己的“一军”、“三军”、“六军”之前，都在全力地“修其兵马、备其兵甲”，都有相当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都有攻伐征战，但它们仍不能称之为“军”，都不是按照“军、师、旅”规格编制而组建成正规军的。“军”和那些未经正式认可的部队，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尽管它们都有“军人”的形象，但是“军”和“非军”的“兵马”、“兵甲”等武事，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历代兵制》上说：“秦昭王始有虎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分为三军。”说明秦昭王时期，仍然只有“步、车、骑”组合的“三军”。
野战军是国家军队的主体，是国力强盛的第一标志，是国家建设的首要任务。先秦时期，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野战的，这从《史记·蔺相如列传》“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战国策·魏策》“赵安而我危，则上有野战之气，下有坚守之心”和《商君书·徕民》“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野战”方式存在的普遍性。谁不按照这一战争规律办事，谁就要被时势所淘汰。如果认定秦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那么就一定要把它与秦始皇征灭六国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看看它是否真正具有取得战场作战胜利的强大军力。
不知有何根据，不管大坑、小坑，不论已建成的坑、还是未建成的坑，反正每见到一个坑，都以“军”的建制规格去命名，这就叫做“无处不军”、“无坑不军”。同样，只要见到陶俑，就认为那一定是“步兵”；只要见到车子，就称它为“战车”；只要见到人和马，就说它是“骑兵”，只要见到队列，就断定为“军阵”，这又叫做“无处不阵”、“无坑不阵”。他们也不去认真地看看，真正的步兵、骑兵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不去认真地看看，真正的战车、军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俑坑的俑、车、马，都不是真正的步兵、战车、骑兵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免谈了。
说秦俑坑里面排列着象征“三军”的作战部队，无非是这里有8000多个军人形象，有无数的军人、军车、军马。将这么多人、车、马，统统放在一起，它们不是作战的部队又是什么呢？不是作战的军阵又会是什么呢？这种理解和认定事物的方法，有时是很不全面的，人们如果仔细地去分析一下，由军人、军车、军马组合成的一支庞大队伍，除了出于军事作战需要之外，还有更多非作战性质的用途和安排。比如：古代帝王、大臣、将军，在自己掌控的疆域范围之内，去进行大规模的田猎活动、迎亲活动、归葬活动等，这时的军事队伍，是不需要具有攻坚作战能力的。
俑坑里有没有“军事方阵”？
《博物志·史补》记载：“赵襄子率徒以十万，狩于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赵襄子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君，他的狩猎队伍有10万人之多。《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看吧，齐王出去田猎，也是“车千乘、骑万匹”的。田猎的主要方法：一是追逐野兽；二是射伤猎物；三是捕捉动物；四是擒获鸟类。田猎可以驱驰骑射，围猎捕杀，而且还能模拟实战，调遣士兵，组织进退，甚至使用兵车围逐。可见，古代帝王进行田猎的队伍，规模非常大。
有无数的军车，有大量的骑士，它在集体演练过程中的排列阵势，与军事作战十分相似。但毕竟这是一种非战争行为，所以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田猎的捕杀和围捉的对象是野兽和鸟类，用弓箭、标枪、陷坑、火焚之类的行动，足以制伏猎物，田猎者本身不会受到任何来自对方的“回击”。而在真正对敌作战的战场上，交战双方都要做好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对于你的进攻，人家要进行拼死反抗，人家还要千方百计地将你消灭。所以，作战部队和田猎部队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必须要有头盔、盾牌等自身的防护装备，而后者自身根本就不需要“设防”。
俑坑里的这支军队，虽然有军人、军车、军马，有弓、戈、矛、铍的兵器配备，也排列成一定规律的队形，只要经过认真分析，就可以看出：俑坑里的队列，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阵”；俑坑里的车辆，根本就不是实战用的战车；俑坑里的马，根本就不符合战车用马和骑兵用马的标准；俑坑里的士兵，根本就缺少作战必需的基本装备。用这支部队去田猎、或者担负辎重任务，不会有多大问题，比如：《史记·穰侯列传》记载：“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要让它们去征讨当时的六国诸侯，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最早说秦俑坑里有作战“方阵”的，是《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它说：“前边三列南北横队，当为军阵的前锋，俑坑西端面朝西的一列横队，当是军阵的后卫；位于俑坑南北两边分别为面南、面北的各一列东西横队，当是军阵两侧的侧翼卫队。在四周严谨环卫下的中间38路面朝东方的锐士，是军阵的主体。这一军阵的性质似为《荀子·议兵》所说的圜居方止的屯卫方阵。”袁仲一先生的《秦始皇陵东侧第二、三号俑坑军阵内容试探》这篇文章中，也说“二号坑第一单元，即曲尺的东端，是由徒兵组成的方阵；第二单元，即曲尺的南半部，也是由战车组成的方阵。”
军阵，指的是古代军队屯营或者是作战的布兵队形；阵形，指的是构成军阵的基本阵图形状；方阵，即纵横队列齐等划一的布兵阵势。方阵，顾名思义，是一种严格地按照正方规则配置的屯营方式或者是战斗的队形。哪里有什么不是正方形队列的“方阵”。所以，在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2米的这个一号坑里面，不可能布置出任何一种“方阵”来。尤其是二号坑，明明是一个“曲尺形”的平面，根本与“方阵”沾不上一点边。仅仅有几百人，一二十辆车，根本是没有资格称“方阵”的，在战场上“方阵”是一个活动的军事堡垒，它必须有大量的兵员基础。
我国早在兵锋剑利的殷商时代，就有比较固定的作战队形了。到了春秋时期，各种军阵已普遍运用于实战中。至少从公元前13世纪开始，就出现了“大排面”的方阵。从《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和《孙膑兵法·十阵》所说“钩行之阵，前列必方，左右之和必钩”的情况看，它们的本体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方阵。“大排面”方阵上的“排面”有多大？《国语·吴语》记载：“阵，士卒百人以为彻，万人以为方阵。”《注》：“彻，通也。以百人通为一行，百行为万人，谓之方阵”。这就是古代军事“方阵”的基本兵力构成。
方阵，是临战前显示实力的战斗队形，它由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的队列组成。开战之后，它可以向各个方向的敌人发起进攻，当强敌来袭、自己处于守势时，可以立即收缩变为圆形军阵。这就是军阵必须具备的一种“变阵”的功能。《尉缭子·兵令》上说：“阵以密则固，常阵皆向敌，向外所以备外。”布阵为的是对敌，为的是备外，阵面不“向敌”、不“向外”，布阵还有什么意义。《淮南子·兵训略》记载，“变化无常，以应无方。”如果不能适应多变特点的阵，是没有资格称之为阵的。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军队作战队形，必须具有一种随时进行调整的机动能力。
俑坑里的所谓“方阵”，无论是一号坑还是二号坑，所有主战的“车马”都一律向东，几乎所有的武士均按一个方向排列。当遭受敌方四面攻击时，不能形成前、后、左、右四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部队。因此，一旦局部失控，它们就会自顾不暇，进而产生“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严重后果。由于俑坑里的“方阵”，有的“战车”密集地挤靠在一起，都朝一个方向排列，说明它们只能完成一个正面向前的作战动作，只能进，不能退，当敌人从后面或者两侧来袭时，它的“战车”和队伍丝毫都没有转向、掉头的能力。
所以，秦俑坑里面的所谓阵，是一个不能“变阵”的阵，是一个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阵，它在战场上，肯定是一个“败阵”或者是一个“死阵”。秦俑馆的考古学家们，过去都是站在“秦始皇兵马俑”这个角度，把秦俑当成秦始皇征灭六国诸侯的精锐三军看待的，人们当然要按照军事作战的规律和常识，来对它进行认真的识别和检验。经过人们的努力，证明了“方阵”之类的说法，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应该说，用这么一支不能打仗的军阵，去给秦始皇陪葬，是完全说不过去的。由此可见，拥有这支队伍的，肯定是一位与军事作战并无直接联系的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