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够证明秦俑坑的这支部队，并没有进行一场真正“车战”的任何能力，甚至能用确凿的材料，证明秦始皇时期根本就不具备进行任何“车战”条件的话，那么秦俑馆考古学家提出的“秦俑坑大量步卒围绕‘战车’，车战是最基本的作战方式”的结论，也就失去它的意义了。与此同时，如果能够证明“车战”兴盛的年代比较早，那么自然而然就能把秦俑坑本身的建造年代，大幅度地向前推移了。可以相信，这也是秦俑“定性、定名”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观点对立的双方，一定会在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一场全面的学术大争论。
著名历史学家蓝永尉先生认为：古代战车的乘法和使用情况，能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兵这里得到准确反映。尽管出土时木质车体已经朽毁，但从陶质的战马、甲士的分布情形可以看出：每乘战车仍然是前驾4马，甲士3人，战车的形制没有很大变化。秦汉之交，汉将樊哙曾以轻车和骑兵攻破雍南；汝阴侯夏侯婴善用战车，曾4次以战车突击立功；车骑将军灌婴以车骑追击项羽至东城。说明在汉初的战争中，战车仍然发挥着一定作用。到汉武帝年间（公元前140年～前87年），汉朝的军队为了与匈奴进行持续的战争，才发展大量的骑兵部队，此后战车便在战场上逐渐消失了。
袁仲一先生在《秦俑坑是始皇陵的陪葬坑》中也说：“战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在汉武帝时。在此以前。骑兵和步兵虽已成为独立的兵种，但未取代战车。如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周文，‘西至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就是证明。”张占民、何欣云两位先生在《秦俑坑年代考辨》中说：“就秦末汉初有关车战的记载，也不乏其例。据《史记·陈涉世家》载，葛婴‘行收兵，北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史记·匈奴列传》亦曰，‘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字面上看，学者们提出的材料依据中，确实都有“车千乘”这句话，难道凡是有“车千乘”三个字的，就意味着它一定是战车，一定是当时存在“车战”的凭证吗？秦末的农民起义军，都是临时汇集起来的饥民，没有和秦军发生过正面的交战，哪里有什么真正用于实战的战车，哪里有什么和秦军进行过“车战”的记录。再看《史记·穰侯列传》中有“穰侯出关，车千乘”的记载，这“千乘”之车是一种什么车呢？《史记·范雎列传》中说：秦相穰侯的车，只是一些老牛车而已。所以，以“车千乘”为依据，去认定那一定是“战车”，实在是一种凭空的想象。
直至汉代，确实还有“车千乘”的记载，但它们都不是能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车”。如《汉书·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与俱之临卭，尽卖车骑，买酒舍。……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汉书·卫青传》记载：“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汉书·李广传》记载：“陵至浚稽山，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妻子随军徙边者，大匿车中。”《汉书·爰盎传》记载：“客送丧车千余乘。”由此可见：汉代的车骑，是可以进行买卖变成私车、变成丧车的。即便是军车，它们也是一些用来进行田猎的车，或者是辎重、宿营、军眷用车。
“车”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车”的功能和种类，是可以不断地转化和改进的。在春秋的初期，中国境内有800多个诸侯小国，由于它们的疆域都很小，在一些地形较为平坦的地区，有使用战车攻伐敌国的有利条件，也有拒敌前来侵扰的设防对策。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仅存十几个诸侯大国，战争的规模无限扩大了，动辄双方要投入几十万兵力，经常要离开本土，到千里之外的地域去进行外线作战，加上山河横断、关隘闭塞，车辙狭小，战车根本就无法在敌国境内自由地通行，车战这种早年有效的作战方式，也不得不在实际的战场上逐渐地“消失”了。
《文献通考》上明确记载：“盖古者车战之法，前后整齐，必有护卫，前后行列，元帅未易动摇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车伍不整，而元帅每以车逐利，混然左右，率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车战之……车战之法废矣。”秦汉实行“车同轨”制度，全面改造、整治道路系统，“车”才可以通向全国各地，面对北方匈奴强大的骑兵，“车”仍然不是“骑”的对手。《文献通考》指出：秦汉的车，“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其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车战方式早就过时了！
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得更清楚了：“三代至春秋时，用兵率以车战，秦汉而后，以骑兵为便。故兵车之制，车战之法，今皆不传。汉有武刚车，晋有偏箱车，然不过行载辎重，止为营卫而已。其出击仍以骑兵，故能制胜。唐房管击安禄山，用春秋车战之法，卒以取败。春秋时，敌国皆车战，皆战于平原旷野，其兵将亦皆素练车战之人，故宜之。管以车，禄山以骑，时异势殊，故用有利钝，非车之罪也。今中国击胡，欲用车战，此最不通时宜者。”杜甫《兵车行》中“尘埃不见咸阳桥”上的兵车，最多也只能是一些临时运兵车、辎重车、后勤用车。
有些车能承担部分军事用途，可以称为军车、兵车，但不能称之为战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记载，“凡车利行平地；古者，秦晋燕齐之交，列国战争必用车，故千乘万乘之号起。自战国楚汉血争，而后日辟南方，则水战用舟，陆战用步马，北边交使铁骑，战车遂无所用之。”秦俑坑出土的车，即使在车战兴盛的年代，也不符合军事作战需要。战车的乘法是，每乘必须有甲士3名：左方甲士持弓，主射；右方甲士执矛，主击刺；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手。但是，在《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却明确地写着，秦俑坑的战车上“原立有铠甲武士俑两个”。
俑坑里根本就没有“战车”
在当前的考古工作中，经常出现一种偏向：有人见到一个“车”字，就认为它一定是“战车”；有人只要挖出一辆“车”，就认为它一定就是“战车”，这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实在是很固执、很机械、很不妥当的。比如说，秦俑坑里挖出那么多的“车”，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车，它们到底能不能用于实战，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车”，本来就值得人们去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现在，还是让人们来看看秦俑坑出土的“车”为什么都不是作战用“车”的各种事实和证据吧！应该说，用它们去否定和推翻秦俑的那一种“定性”结论，实在是不可缺少的，
中国古代，用于进行拼杀的“战车”，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要有满足三名甲士在车上完成各项战斗动作所需的内部空间，不然就无法进行战场格斗；其二，要有适应在外域疆界特殊车辙前进的通行能力，如果战车都开不到敌国，哪还有什么“车战”可言；其三，要有极其平坦开阔的、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场地，在作战区域之内，不能有河沟阻断，不能有崎岖地形，否则遇到的麻烦就大了；其四，要有足够的主战兵器以及弓矢器材的储备，装备不全的甲士，到战场无疑是去送死。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验证一下秦俑坑里面的“车”。
古代木制战车，是相当笨重的，一乘车的车体宽度，不应少于2米，驾驭战车的四匹战马，横向活动空间也在3米以上。春秋时期的战车，轮径大多都保持在2米左右。这种车的自重，再加上各种兵器，重量实在太大，战马拉着它要取得很高的速度，是很困难的。车体又不能太宽，轮距也不能过大，否则拐弯调头都很困难。秦俑坑所谓“战车”，车舆的宽度和进深尺寸是：1.00米×0.90米、1.10米×1.00米、1.20米×1.00米、1.30米×1.20米、1.37米×1.10米、1.40米×1.08米、1.43米×1.08米、1.45米×1.10米、1.50米×1.20米。难道这样一些尺寸的车，就能作为真正的战车，在战场上进行拼杀吗？
如果它们确实是秦代的战车，那么就应该按照秦王朝的法令去行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而舆六尺。”《睡虎地秦墓竹简·工律》中，也有“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的规定。这是说，秦王朝制造的所有车辆，尽管用途各不相同，但车舆的主要尺寸、车轴长度、车轮轮距，必须按照标准化、系列化要求，以统一制定的基本尺寸，去安排和组织生产。任何有违法律和制度的车辆，是不允许出厂，不允许上路的。即使它们上了路，也是无法在秦代统一固定的“车辙”内自由通行的！
